从《元史》的编撰看冯子振的籍贯

蔡堂根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310018)



从《元史》的编撰看冯子振的籍贯

蔡堂根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310018)

冯子振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其籍贯最早见于《元史》，但明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因此怀疑《元史》记载的准确性。从《元史》的编撰情况看，《冯子振传》可能出于宋濂之手，其位置编排亦经过仔细考虑，出错的可能性极小。明初的《半轩集》和攸县当地家谱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佐证《元史》之说。因此，《元史》关于冯子振籍贯的记载是准确的，冯子振籍贯的“攸县说”可信。

元史；冯子振；籍贯；攸县

冯子振(1257-约1348)，字海粟，号怪怪道人，又号瀛洲客等，有《海粟集》传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曾与大书法家赵孟頫等交游。但其籍贯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据统计，共有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东海说、双峰说、长沙说等多种观点[1]，除“东海”在今江苏省外，其他几处均在湖南省境内。其中，攸县说和湘乡说影响最大，其他几种均属偶有记载，且多为明显的误记或理解上的差异，影响较小。目前，学术界多围绕攸县说和湘乡说展开讨论，且涉及《元史》记载的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拟从《元史》的编撰入手，探讨冯子振籍贯“攸县说”的可信性。

一、针对“攸县说”及《元史》记载的质疑

“攸县说”最早见于《元史》，这也是最早明确记载冯子振籍贯的权威文献，《元史·陈孚传》后附《冯子振传》，载云:“攸州冯子振，其豪俊与孚略同。”[2]4340后来的志书和相关著述多持此说，如《明一统志》《嘉靖长沙府志》《乾隆攸县志》及明人邵经邦《宏简录》、清人陈焯《宋元诗会》等皆持此说。“湘乡说”最早见于明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其后《嘉靖湖广通志》《康熙湘乡县志》《乾隆长沙府志》等方志亦持此说。在当前学术界，“攸县说”和“湘乡说”仍相持不下，马积高《<海粟集辑存>序》、王毅《冯子振年谱》、桂栖鹏《冯子振生平三考》、张昌红《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等持“湘乡说”，刘洪仁《冯子振生平初探》、易小斌《冯子振籍贯与生平新证》、刘一闻《<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翰墨》等持“攸县说”。总体而言，古代文献中“攸县说”是主流，当前学术界则“湘乡说”占上风。

质疑“攸县说”的主要依据是：湘乡有《山田冯氏续修族谱》(修于光绪年间，始修于康熙年间)，该谱对冯子振的生平世系等有明确的记载，湘乡县志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而攸县找不到记载冯子振世系的冯氏族谱，县志的记载也不如湘乡具体、详尽，故受到质疑。马积高《<海粟集辑存>序》称：“攸县县志虽也载有海粟传，认为是攸县人，然并不能确指其居于攸县何地，其中说到曾发现所谓海粟墓碑，语尤模棱，既说字迹模糊，又谓可以辨识，可见是弄虚作假。而湘乡县志和家谱则不仅明记其乡里，又明载其墓地所在。”[3]2同时，必然会对《元史》的记载表示怀疑，如马积高《<海粟集辑存>序》提及王夫之的相关记载后称：“尽管作《元史》的宋濂等距离海粟生活的年代近，船山及其友人距离海粟的时间远，但我们却宁相信湖南人的船山，而不相信浙江人的宋濂。”[3]3

其实，《元史》作为最早记载冯子振籍贯的官方文献，不管是支持“攸县说”还是质疑“攸县说”，都必须认真面对。支持“攸县说”必然认可《元史》的记载，质疑“攸县说”必然怀疑《元史》的记载；如果《元史》的记载无可怀疑，也就不会质疑“攸县说”。因此，我们可以从《元史》的编撰入手，看看《元史》记载的可信度。

对《元史》的质疑，张昌红的《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最具代表性，不妨详细引述其观点，以见一斑：

一味偏信宋濂所修《元史》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元史》开馆于明洪武二年二月，由从各地征起的“山林遗逸之士”非仕元者十六人具体负责纂修工作，当年七月即告成书。《元史》编纂如此仓促，并且纂修之人非堪史才，所以谬误很多，成书不久即遭人垢病。顾炎武曾指出《元史》“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一人两传”及“重书年者”。……宋濂生活时代虽距冯氏为近，但修《元史》他只是挂名，并未亲自撰写，加之《冯子振传》又附于《陈孚传》之后，位置甚微，修史者仓促之间因资料取舍不当或其它原因，导致误载其籍贯是完全有可能的。[1]

这里对《元史》的评述是否确切，笔者暂不评论，我们还是先看看《元史》的编撰情况，以便对冯子振的相关记载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元史》编撰的相关情况及其缺陷

洪武元年(1368年)，明兵攻克大都，获得元十三朝《实录》。洪武二年二月即第一次开史局编修《元史》，八月结束。因元朝刚刚灭亡，许多材料很不完整，《元史》编修亦未完善，如末代皇帝元惠宗3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可信的文献而无法编写。后经专门采集，于洪武三年二月再次开局编修、补充，当年七月全部完成。第一次编修时，宋濂、王祎任总裁，参与者有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谢徽、高启，共16人。第二次编修时，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参与者有赵壎、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15人。赵壎前后两次均参与其事，因此，除两位总裁外，真正参与《元史》编修的共30人[4]。关于这30个修史人员的情况，学术界有较充分的研究。

首先，从身份看，他们都是身无官职的“山林遗逸之士”。宋濂曾说：“乃洪武元年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删之公也。”[5]赵汸亦说：“乃诏修《元史》，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6]也就是说，这些修史人员既未曾在元朝担任行政职务，也不在明朝政府中任职。据说这一选择标准是朱元璋亲自制定的，以便对元朝历史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其次，从籍贯看，他们多是江浙人。“从已知26人的籍贯来看，其中渐东9人(胡翰、陶凯、陈基、张文海、王廉、傅恕、朱右、朱世濂、张孟兼)，浙西11人(宋僖、徐尊生、傅著、谢徽、高启、贝琼、王彝、张宣、张简、杜寅、殷弼)，江东3人(汪克宽、赵汸、李汶)，江西2人(赵壎、曾鲁)。以上都是长江以南人。两位总裁都是浙东人。唯一例外是高逊志，他是萧县(今安徽萧县)人。……但他长期在嘉兴、‘吴门’(平江，即苏州)寓居，在那里读书，实际上也可归入浙西之列。这就是说，《元史》的编纂班子实际上是由江南、特别是两浙(浙东西)的文人儒生组成的。”[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明朝初期建都南京，江浙是其政治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当时江浙地区的文化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有一大批知名的文人儒生。而且，主修《元史》的宋濂、王祎两人都是浙东人，他们和江浙文人儒生有广泛的交游，他们所组织的编修人员自然会以江浙人为主。

再次，从学识看，他们都是极具才华的文人。总裁宋濂和王祎的诗文、经术成就自不必说，其他30人在诗文、经术领域也都有一定的声望。“编纂班子中的大多数(或者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享有一定声望的文人儒生，有的擅长辞章，有的则以经术著称。不少人著作等身，胡翰、陈基、张孟兼、朱右、宋僖、高启、贝琼、王彝、张宣、汪克宽、赵汸等人，都有诗文集流传至今。其中如汪克宽、赵汸的经学，张孟兼的辞章，高启的诗文，曾鲁的博学，在元明之际是有盛名的。”[4]这一判断在明清时期就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可，如朱彝尊称：“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7]

这一豪华的编修团队按理说应该编出一部较好的史书，但事实并非如此。元王朝刚刚灭亡，许多史料来不及收集整理；朱元璋设置的许多条条框框，束缚了修史人员的手脚；这些“山林遗逸之士”未在元王朝当过官，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这些江南人不懂蒙古语，许多蒙古人的典章制度得不到正确的解释，等等。由于这诸多的原因，《元史》确实存在许多缺陷，如有的人该立传而没有立传，有的人一个人立了两个传，有的蒙古语译名前后不一致，有的人物、事件考订不仔细等。后人因此对《元史》有较多的批评，尤以钱大昕的批评最极端，他说：“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寻扯，无不差谬……综前后仅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8]232

三、《冯子振传》的特殊性与可信性

由于《元史》存在许多缺陷，人们对《元史·冯子振传》准确性的质疑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冯子振传》是一篇特殊的小传，其特殊性决定《元史·冯子振传》完全可信。《冯子振传》附在《陈孚传》之后，全文如下：

攸州冯子振，其豪俊与孚略同。孚极敬畏之，自以为不可及。子振于天下之书无所不记。当其为文也，酒酣耳热，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子振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尽。虽事料浓郁，美如簇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2]4340

这篇人物小传仅仅涉及冯子振的籍贯、性格、文章特点等基本内容，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

其一，《元史》整体上的重大问题很难在该传中出现。这里不需要对蒙古语的了解，不需要对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的阐释，也与整个元王朝的史料无关，与朱元璋的各种限制无关。编修史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去撰写，也完全有能力撰写好这种人物小传。在这种人物小传中，很难出现明显的问题。

其二，修《元史》者多是江浙人，都是“山林遗逸之士”，且时间太近，元王朝结束的第二年就开局修史，很多材料来不及收集整理，很多问题来不及沉淀梳理，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元史》缺陷的重要原因。但是，就《冯子振传》的撰写来说，这些因素都是有利的，它们确保了《冯子振传》的准确。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第一，冯子振自皇庆元年(1312)南下寓居苏州，直到至正八年(1348)前后去世，极大多数时间都活动于江浙地区。以江浙人为主体的修史团队自然对冯子振有较多的了解，能够把《冯子振传》写得更准确。第二，冯子振生活于江浙时已经罢官，他所交往的多是佛道、隐逸、文人画士等人物，这些人物与《元史》修撰者的“山林遗逸之士”是一致的。换而言之，修《元史》的“山林遗逸之士”本来就与冯子振“臭味相投”，相对其他群体来说，他们对冯子振的了解最多。第三，洪武二年(1369)开始修《元史》，如果冯子振确实去世于至正八年(1348)，中间仅相差21年，部分《元史》修撰者可能见过冯子振，甚至与冯子振有过交往。这些人对冯子振很了解，由他们出手写个短短的《冯子振传》，应该不会出现明显的错误。

其三，《冯子振传》仅百来字，且附在《陈孚传》之后，很不显眼，因此有人认为，这会造成“修史者仓促之间因资料取舍不当或其它原因，导致误载其籍贯”[1]的现象。这其实是想当然之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冯子振以百来字的小传进入官修的《元史》，不是委屈了冯子振，而是拔高了冯子振。《元史》列传分为后妃、宗室、诸臣(有较大影响的大臣)、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烈女、释老、方技、宦者、奸臣(包括奸臣、叛臣、逆臣)、外夷十四大类，冯子振可能进入的有诸臣、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释老等七类。冯子振只任过集贤待制的闲职，且无任何突出的政绩，想进入“诸臣”或“良吏”是不可能的；冯子振晚年与佛道人物有联系，有点像隐逸者，但既不属“释老”，也不是“隐逸”，这两类也进不了；在“忠义”、“孝友”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因此，冯子振只能归入“儒学”。《元史》的《儒学》虽说包括一般正史中的“儒林”、“文苑”两类，但实质上几乎都是“儒林”人物，传主或者在学习、研究儒学中有成就，或者在传授儒学方面有贡献。在《元史·儒学》的各传中既未署官职，又与儒学毫无关联的，似乎只有冯子振一人。但冯子振在诗文词曲等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十分突出，在艺术水平上，其诗文等“ 律之法度未免乖剌”[2]4340；在文学成就上，逊色于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名家。关汉卿等人均未能在《元史》中立传，冯子振能够立传，显然是《元史》编撰人员的偏爱。冯子振既为《元史》编撰者偏爱，是有意安排的，其小传就决不会随意处理，以致“取舍不当”。第二，《冯子振传》附在《陈孚传》之后，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元史·儒学》人物传的安排是有规律的，在《儒学》卷(包括一八九、一九〇两卷)中，凡是本人之传很短，要附在他传之后的，附传和主传之间一般都存在关联，包括父子兄弟、师友同乡等关系。如《胡长孺传》之后附胡之纲和胡之纯的合传，开篇即云：“其从兄之纲、之纯，皆以经术文学名。”[2]4334《刘诜传》之后附龙仁夫和刘岳申的合传，开篇即云：“同郡龙仁夫，字观复。刘岳申，字高仲。其文学皆与诜齐名，有集行世。”[2]4342冯子振与其他的主传者之间不存在这种“师友同乡”等关系，只好以“ 其豪俊与孚略同”而附在《陈孚传》后；这种以性格相似而附在一起，在《元史·儒学》卷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而且，《冯子振传》附在《陈孚传》之后，很可能与他们早年的冲突有关，《元史·世祖本纪》载：“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2]362也许因为存在这样的过节，《元史》编修者才把二人联系在一起。显然，《冯子振传》附在《陈孚传》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元史》编修者既已破例在《元史》中为冯子振立传，又深思熟虑地把它附在《陈孚传》之后，小传开篇的“攸州”两字如果是误记，不可能不引起注意。

其四，《冯子振传》的形成，可能与宋濂有关。宋濂作为编修《元史》的总裁，既负责过全书体例的设计，也对《元史》人物的取舍有决定权，如《元史》中的《戴表元传》就是宋濂指令相关人员访求搜集而编入《儒学》中的[4]。另有一些人物传记的初稿则直接出自宋濂之手，如《胡长孺传》、《郑文嗣传》、《余阙传》等[9]。

《冯子振传》的撰写同样与宋濂有关系。宋濂生于1310年，至冯子振1348年去世时，已近四十岁，很可能见过冯子振。宋濂有《题冯子振<居庸赋>后》一文，云：

海粟冯公以博学英词名于时。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发，一挥万余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遗墨之出，争以重货购之，或刻之乐石，或藏诸名山，往往有之，则为人之宝爱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极为珍秘，今以归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赏识之。斯文为有所托矣。友生金华宋濂跋。[10]

此文表明，宋濂曾长时间拥有《居庸赋》，并极其珍爱，这无疑会提高冯子振在宋濂心中的地位，因此可能破格把冯子振纳入《元史》。另外，《题冯子振<居庸赋>后》与《冯子振传》对冯子振的描述基本一致，只不过因表达的需要，一个简约概括，一个具体细致：如“博学”与“天下书无所不记”；“英词”与“事料浓郁，美如簇锦”；“酒酣气豪”与“豪骏”、“ 酒酣耳热”；“一挥万余言”与“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尽”；“为人之宝爱可知”与“人亦以此少之”等，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有变化，但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换而言之，《冯子振传》很可能是根据宋濂的《题冯子振<居庸赋>后》完成的，甚至是由宋濂亲自撰写的。如果这种推测成立，冯子振的籍贯更不可能出错。

最后，即使“攸州”二字出错了，这个错误也不可能是由“湘乡”两字错过来的。造成地名错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即地理位置紧邻，难以区分界限；读音相同，在口耳相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字形相同，在传抄过程中易造成混淆。但攸州与湘乡相距很远，不存在地理上的区分困难；它们的字形和语音相差很大，把“湘乡”错念成“攸州”或错写成“攸州”都难以想象。从这个角度看，《元史》编修者不可能因笔误或口误等原因，把“湘乡”写成“攸州”。

总之，《元史》中的《冯子振传》是经过编修人员认真审核而留下的，不存在疏忽大意、草率了事之说，“攸州”二字不可能是“湘乡”二字的误载。“攸州冯子振”的记载完全可信。

四、“攸县说”的其他佐证材料

尽管《元史》中的“攸州冯子振”是可信的，但如果找不到其他可印证的材料，这从学理上看，仍然难免孤证之嫌。因此，我们也按常规，另外列出几条可资佐证的材料。

其一，元末明初的王行《半轩集》之《沈荣甫墓志铭》中有“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之语。沈荣(1306-1376)，苏州长洲人，其父沈富，即沈万三。王行，字止仲，号半轩，与沈荣同乡。王行在元末即有文名，曾在沈家担任沈氏子弟的教师。入明后，曾在凉国公蓝玉家坐馆授徒，因蓝玉的推荐而得到朱元璋的召见，后在“蓝玉案”中被杀。王行的《沈荣甫墓志铭》全文如下：

荣甫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国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叶氏，先卒。丈夫子二：长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适何，德美适张，德仪适周，德谊适钱，皆同郡也。孙男三：经、綖、绅。女二：徽、徴。以九月甲子葬尹山乡长山之原。呜呼，荣父考诸其乡，盖所谓善人者矣。初，荣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大先志，又以最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故得优游暮年，克享耆寿。夷然委顺，全之以归，亦可以无憾矣。宜铭曰：好善人之所同，为善吉之所锺。吁嗟而翁，繄善之从。天年既崇全厥终，铭辞永古昭幽宫。[11]

后世的很多文献提及冯子振籍贯时，往往援引《元史》之说，因此无法作为《元史》“攸州冯子振”的旁证。本铭完成于洪武九年，距离《元史》成书的时间很近，考虑到当时雕版、印刷、发行的周期，作者撰写此铭时应该未受《元史》的影响。也就是说，“长沙攸县人冯子振”应该是另有来源。另外，冯子振既然经常来沈家，沈富及其家人对冯子振的籍贯应该很清楚。沈荣生于1306年，冯子振去世时他已经40多岁，沈荣无疑见过冯子振，他的年长的子女也应该见过冯子振。而且，冯子振题的“积善”二字被沈家作为“以承大先志，又以最其后人”的匾额，受到特别的尊重，沈荣的子女儿孙即使没有见过冯子振，也应该清楚冯子振的籍贯。在这种情况下，王行如果受《元史》影响而把冯子振的籍贯错写成“长沙攸县人”，必然会受到沈荣儿孙等家人的质疑。这表明，曾与冯子振有密切交往的沈富及其家人都认为冯子振是攸县人，与《元史》的“攸州冯子振”之说一致。

其二，《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中收录了两篇署名冯子振的文章，即《宋攸令始祖旸泰公二世祖文轩公合沟记》和《爱云逸叟记》。该谱修于民国年间，谱前有李东阳、杨一清等人的序，故其始修当在明弘治年间或更早。

《爱云逸叟记》的主人公即陈允恭，字彦敬，别号爱云逸叟，与冯子振同时代，是攸县东门陈氏的第四世子嗣。陈氏族谱中有贺守贞撰写的《陈允恭传》，称其：“体貌魁梧，寡言笑酬酢，时与冯子振、周自强、刘畊孙辈相赓唱。”*见：《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卷一，民国刊本。陈允恭未曾为官，一直在攸县县城东皋一带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东皋与攸县上云桥乡冯家坳村邻近，据说冯子振的老家就在冯家坳。冯子振居攸县冯家坳之说尚待考证，但《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中两篇署名冯子振的文章是确凿的。该谱的始修时间很早，主人公陈允恭与冯子振的时间也相当，可信度很大。这表明，冯子振确曾在攸县生活过。

其三，攸县钟佳桥平分田《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卷五)提及冯子振，该谱《湖溪总系》在欧阳仕龙的小传中称：“欧阳仕龙，字应运，生元延祐庚申(1320)。好学深谋，勇略拔萃，推授百宰，倾义兵守醴陵白关铺，保障一邑，民恋不忘。明洪武丙子(1396)卒，葬潭头，壬丙向。配冯，系银坑冯朝卿第四女，乃元集贤院待制冯子振字海粟之孙女，生元泰定丙寅(1326)九月十三寅时，明永乐己丑(1409)七月初十子时卒，葬方木冲菱角塘，巽乾向。生子时安。”*见：攸县《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卷五，民国刊本。作为欧阳仕龙在族谱中的小传，其配偶的情况似无作假的必要；《湖溪欧阳氏族谱》始修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与“冯氏”卒年仅相距15年，关于“冯氏”的记载应该不会出错。因此，欧阳仕龙之妻冯氏、岳父冯朝卿和“集贤院待制冯子振字海粟之孙女”等内容应该可信。《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的载述表明，冯子振确是攸县人。

五、攸县地方文献缺失的原因

攸县地方文献对冯子振的记载确实很有限，清代以来，攸县的部分文化人士都不知道当地曾经有个冯子振。蔡而伟(1597-1667)曾写过冯子振《梅花百咏》的和诗，并留有《次冯子振海粟先生梅花百咏小序》，在蔡氏族谱上，该序的后面附有蔡上桂(1674-1754)的按语，说：“余观斯题，始知冯先生出自攸邑，为元时大学士。惜其诗与文见重于当时，未传于后世。即余涉世多年，访问乡城庠友，无有知者，竟成湮没。兹补刻房祖雪航先生(即蔡而伟，笔者注)《梅花诗序》于谱，俾后生披阅，固不忘雪航祖之诗，亦不泯冯学士之学也。”*见：攸县《渌田蔡氏九修族谱》卷一，2001年刊本。攸县地方文献对冯子振的失载可见一斑。这种地方文献的缺失，成了质疑“攸县说”的重要依据。

这一现象的形成，应该与冯子振晚年的经历有关。冯子振自皇庆元年(1312)罢官南下到其去世，其间虽曾北上大都，有过短时间的逗留，但极大多数时间还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活动于江浙地区。其有确切时间可考的最晚的两篇序记，即七十三岁(天历二年)时的《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记》和八十一岁(至元三年，1377)之后的《<本草元命苞>序》，均写于江浙地区。

冯子振晚年的作品多提及其寓居扬州，如六十九岁(泰定二年)的《题赵承旨白鼻騧图》末署“书于维扬寓室”[12]6，七十三岁(天历二年)时的《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记》中有“广陵之城隍西庑旧构祠，严事云长甚谨”[12]76之语，张伯雨有《寄冯海粟待制附天目僧过广陵》等诗，说明冯子振一直客居扬州。冯子振约于至正八年(1348)去世，其去世的地点也应该在扬州。这可以从朱德润《挽冯侍御》中找到一些线索。朱德润与冯子振关系密切，冯子振初到江南就在苏州见过朱德润，并为他作过《赠朱泽民序》，后来冯子振去大都，朱德润作过两首《送冯海粟待制入京》，故朱德润的《挽冯侍御》完全可信。为分析方便，全诗抄录如下：

登高原而怅望兮，陨乔木于江城。谓耆德之方茂兮，将縯年而百龄。奚巫阳之下招兮?返帝阍之高明。哀吾邦之群彦兮，俾何从乎老成?昔公周流四方兮，涉世路之险平。乐林泉而栖遅兮，友渔樵而忘形。望笋舆之不再兮，揭丹旌于邮亭。故乡遥兮亲戚惊，九原邃兮閟泉扃。惨物交兮鸟悲鸣，嗟孝子兮心茕茕。[12]97

“故乡遥兮亲戚惊”，说明冯子振是客死他乡；“嗟孝子兮心茕茕”，孝子“心茕茕”，没有其他亲友的帮助，同样说明冯子振客死他乡。冯子振客死于何地呢？朱德润写《挽冯侍御》，应该在冯子振身边或离冯子振不远；朱德润生活于苏州，冯子振应当去世于苏州或其周边地区。另外，“哀吾邦之群彦兮，俾何从乎老成”，说明冯子振去世前一直是“吾邦之群彦”依从信赖的“老成”者，冯子振去世前一直与“群彦”在一起；“吾邦”显然指朱德润所在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这同样说明冯子振客死于苏州或其周边地区。冯子振的相关作品表明，他晚年曾长时间寓居扬州；“陨乔木于江城”说明他去世的地点是一个沿江的“江城”，与扬州吻合，且扬州离苏州不远。由此推断，冯子振当客死扬州。

冯子振的遗体后来是否运回攸县，已不得而知。从“故乡遥兮亲戚惊”，“嗟孝子兮心茕茕”等语看，冯子振的遗体很可能没有运回攸县。冯子振去世之时，正是元末开始动荡的时期，在这种时局下，要把遗体从遥远的扬州运回攸县，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难以想象的。据《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记载，冯子振儿子冯朝卿后来移居银坑，说明冯子振儿子辈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富裕，要长距离运回冯子振的遗体，恐怕很困难。既然冯子振的遗体没有运回攸县安葬，再加上他晚年一直寓居苏州、扬州等地，攸县当地自然不会留下多少遗迹。

六、结　语

冯子振籍贯的“湘乡说”在明朝景德年间就见诸《寰宇通志》，后来的《嘉靖湖广通志》《康熙湘乡县志》《山田冯氏续修族谱》等文献均有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冯子振与湘乡应该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尚有待于全面深入的考察。但是，为了坐实“湘乡说”而简单地否定《元史》的记载，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元史》在编撰过程中，确实存在编撰时间仓促，史料收集不全；编撰人员都是江南的“山林遗逸之士”，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掌握不全面，对蒙古人的典章制度理解不透彻等问题，影响了《元史》的总体水平。但是，这些“问题”对于《冯子振传》的撰写来说，却是难得的有利条件，能够保证《冯子振传》记载的准确。《冯子振传》很短，该传收入《元史·儒学》，并附于《陈孚传》之后，都是 由编撰人员精心安排的，出错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同时代的《半轩集》可以为之佐证，攸县当地的家谱也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可以断言，《元史》关于冯子振籍贯的记载是准确的，冯子振籍贯的“攸县说”可信。

[1] 张昌红.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234-238.

[2] 宋濂，王祎，陶凯，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 马积高.《海粟集辑存》序[M]//冯子振.海粟集辑存.王毅，编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0.

[4] 陈高华.《元史》纂修考[J].历史研究，1990(4)：115-129.

[5] 宋濂.文宪集：卷五·吕氏采史目录序[M]//四库全书.文渊阁.

[6] 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M]//四库全书.文渊阁.

[7]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五·元史类编序[M]//四库全书.文渊阁.

[8]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M]//孙显军，陈文和，点校.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 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J].史学史研究，1983(4)：41-48.

[10] 宋濂.文宪集：卷十三·题冯子振《居庸赋》后[M]//四库全书.文渊阁.

[11] 王行.半轩集：卷九[M]//四库全书.文渊阁.

[12] 冯子振.海粟集辑存[M].王毅，编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任中峰)

Discussion on Feng Zizhen’s Native Place from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AI Tangge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

Feng Zizhen is a famous litterateur in Yuan Dynasty, whose native place can be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at the earliest.But his native place has been always on debate sinc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so that someone doubts the accuracy of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From the compiling sit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the Biography of Feng Zizhen might be written by Song Lian, and its position arrangement is also considered carefully, which makes it has limited possibility to make a mistake.The Banxuan Corpu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some related records in local genealogy of You County can also support the statement of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So, the record of Feng Zizhen’s nativ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is accurate, and the version that Feng Zizhen’s native place is You County is credibl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Feng Zizhen; native place; You County

10.3969/j.issn.1673-3851.2016.08.011

2016-04-06

蔡堂根(1967-)，男，湖南攸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和地方文化方面的研究。

K820

A

1673-3851 (2016) 04-0382-07引用页码：08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