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研究述评

顾克勇,丁　鑫

(1.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2.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邸报研究述评

顾克勇1,丁鑫2

(1.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2.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邸报作为现代报纸的原始形式，一直受到新闻史研究者的重视。但是，邸报作为古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在起源、内容、发行制度等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议。邸报作为朝廷发布的官方文书，它的实录性能更加清晰地揭开历史本来的面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的重大事件，也为文学提供了相应的创作素材。在明清的小说戏曲中，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邸报的影子。所以，不管是从新闻学、史学还是文学角度来看，邸报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邸报；新闻史；文学；古代报纸

邸报是我国古代官府发布人事及其他新闻信息的重要载体，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发布皇帝谕旨与官僚奏议的重要工具，被大部分研究者视为中国最早的报纸。不论是邸报的起源、发展、发行、管理等角度，还是邸报的内容、形式等方面，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查询，篇名带有“邸报”字眼的学术研究论文共有81篇，其中以“邸报”或“邸钞”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6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邸报进行研究的论文共有70余篇。虽没有关于邸报的专著问世，但在许多新闻史专著和史学书籍中都有对邸报进行专章介绍,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漫《元代传播考》等。

目前学者对邸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与文学两个不同领域，前者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邸报进行研究，后者从邸报与文学之间关系这个视角来对邸报进行研究。本文在整理已有的邸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这两条不同的研究走向，并尝试分析前人研究的不足及原因，针对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邸报研究现状分析

邸报在明代以手抄为主，只有一些极少的珍贵邸报资料才会用到雕版印刷。已被发现的完整的邸报原件留存并不多，学者对由明代邸报采编而成的《万历邸钞》和《天启四年邸钞》及其他史料进行分析考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和文学领域。

(一)邸报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

1.邸报的起源时间

“邸报是我们最早的报纸”这一观点是目前我国新闻界所普遍认可的。作为我国古代政府的官报，邸报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对于邸报的起源问题，新闻史学界至今都没有达成共识。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许多有见解的学术观点，例如“周代说”“战国说”“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则属“汉代说”和“唐代说”。

(1)“汉代说”

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把“邸报”的出现作为“官报独占时期”的开始，他推断中国报纸可能起源于汉代，其依据之一就是汉代有“邸”，并根据《西汉会要》中记载和昭帝时燕王旦告霍光谋反的事件，假想汉代可能已有邸报的存在。[1]方汉奇指出“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被称为‘邸报’的宫廷报纸，它们是一种由地方藩镇派驻在首都的‘邸吏’，用竹简把朝廷的命令传报给地方的官报。”[2]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认为汉代几乎不可能有邸报的存在，“邸”的设立也并不等同于邸报的产生。黄春平认为汉代的邸本身并没有“通奏报”的职能，“邸报的出现必须要具备高度发达的官方新闻传播系统。”[3]

(2)“唐代说”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写到：“唐《孙樵传》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4]方汉奇认为邸报作为封建王朝的官报大约起源于唐朝，是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纸。而“邸报”这一名称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它是由地方诸道与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负责传发的。[5]李东认为唐代是古代官报的萌芽时期，因为唐代以前并不具备出现邸报的客现条件。并且唐代以前既没有邸报实物进行佐证，也没有相关的历史文献对邸报进行记载。[6]李亚菲谈到虽然唐朝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名称，但已经出现了实际的生产活动——进奏院状。它正是宋代邸报的雏形。[7]

2.邸报的发展

虽然邸报的起源尚未得出一个定论，但是方汉奇说：“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这是古代人对封建官报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5]73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关于“邸报”名称首次出现时间的最为权威的论断。郑传斌认为宋代邸报是官报，但是只是“进奏院状”的一个支流。[8]邱理和牛钰认为宋代的新闻活动是由官方邸报和民间小报共同构成的。[9]所以在宋代，作为官方权威的邸报和民间自营的小报一直是共同发展的。陈晨指出宋朝政府制定了“定本”制度去控制舆论的导向，要求进奏院向各地抄发的内容必须来源于“定本”。南宋晚期，市面上还出现了“买朝报、消息子”等职业化的趋势。[10]

新闻史学界普遍认为：有元一代，没有邸报。姚福申断定“元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内部文件的机密性，决不会允许将官文书作为邸报，抄传于汉人与南人官吏之手。”[11]陈云峰认为元代没有邸报，因为现存的证明材料只有一条，而把这条史料作为孤证是十分不合理的。[12]但是孔正毅认为元代是有可能存在邸报的，只是“元代的邸报并不发达，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范上，邸报不可能像宋、明、清三朝那样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也不大可能具有定时定量的常规性和制度化。”[13]

明代是邸报快速发展并且开始逐步定型的时期。这时的邸报不仅仅是官方政策的传声筒，还出现了新内容，即社会新闻。

清代统治者继承了明代邸报的编发制度，但它的传抄制度比起宋、明两代则显得更为严格。金玲指出邸报在清朝时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称谓，例如“京报”“邸钞”“阁抄”。而一些军政机密、皇帝的密谕则直接由军机处封缄发出，称为“庭寄”。[14]廖欣也认为京报是由官方认可的民间报房合法发行的，是一种半官方性质的报纸。[15]京报是邸报由官办走向民间的重大飞跃，是邸报的复制形态。同时，市面上还有民间小报的存在，它们与京报的内容来源都是邸报，但是不同的是民间小报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

3.邸报的异称

邸报的别称有很多，如：邸抄、朝报、条报、杂报、状报、报状、阁抄、塘报、京报等等，其中以“邸报”为最常用的称谓。

廖基添认为“朝报”一词不仅仅是指称官方发行的邸报，也被用来指称官方认可的报房发出的报纸和民间小报。[16]焦中栋认为“朝报”这一名称来自于“朝廷之报”，原因是进奏院报纸是经过中央政府认可发行的，是宋代新闻管制的产物。[17]笔者认为朝报即邸报的另一称谓,两者之间不宜也无法作严格区分。

高歌认为塘报是在军事系统内部发行的一种专业性传播工具。它的内容与普通的邸报不同，主要是传递军事方面的消息，如军事情报、战况等等。[18]塘报在消息来源、消息内容、语言风格上都与邸报大相径庭。

关于明代时期“京报”的性质，目前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黄卓明认为“京报”是民间报房合法经营刊售的，它的内容来源于官方邸报。[19]尹韵公也认为“京报是朝报的延续和翻版，根据是明末史籍中曾多次提到报房，报房是民间的，京报亦是民间；既然同属民间，又同在抄报行，它们二者之间肯定有一定的联系。”[20]姚福申认为京报只是邸报的另一种称呼，它与邸报没有任何区别。同时他也否认明代出现了民营报房这一事物。[21]孔正毅也论述明代的京报应该分为两种类型来看待。一种是官营的，也就是俗称的“邸报”，还有一些是非官方的，是一种民营性质的。[22]方汉奇推断当时的部分读者还是有时会把京报混称为邸报，并且，他发现乾隆之后的京报基本上都是以印刷为主，以盈利为目的。[23]廖欣认为京报进一步发扬光大却是在清朝。但是京报的内容没有突破邸报范畴，也没有谈及一些国外的事务。清代的提塘报房和民间报房是同时存在的，并且认为一部分民间报房是由提塘报房转化而来的。[15]美国耶鲁大学学者乔纳森·奥克库在《The British Museum’s Peking Gazette》中谈到了清代邸报的存佚状况，并推测同治之后，邸报的发行版本就已经不只一种类型。[24]

4.邸报内容研究

目前关于唐代邸报的史籍记载和实物发现主要都是进奏院状。它的主要内容是地方派驻在京城的进奏官为藩镇长官搜集的各方信息，主要功能是帮助节度使在了解形势后迅速作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定。李东把进奏院状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官吏的迁降任免、大臣的奏章上疏、皇帝的言行举动、朝廷的政策规章法令，以及其他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6]同时，他也发现进奏官会对与所属地关系密切的或是节度使感兴趣的信息进行连续、集中地报道。

宋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邸报这个传播平台，利用邸报来传递政治信息，以巩固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李亚菲在《宋代邸报研究》中提到宋代的邸报主要内容如下“皇室动态、时政近事、人事任免、军事战报、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7]

明代邸报经过宋元和积淀与发展，在内容上有了巨大的进步，题材十分的丰富，但还是以各级臣僚的奏章为主。陈晨将邸报的内容主要分为“朝政信息、人事信息、经济活动、军事信息、文化信息、社会信息。”[10]

清代京报的内容十分广泛。廖欣将京报的报道范围大致分为了四大类，即皇家活动类、人事司法类、民生灾异类和军事外交类。”[15]它的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5.邸报制度与新闻管制

宋代统治者通过邸报统一发布朝政信息，严格控制邸报的内容，禁止在邸报上刊登不利于政府统治的消息。李四明归纳“宋代邸报上的新闻主要的限禁有：灾异、军情、朝廷机事、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等”，在文章中他还提到了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机制——“定本誊报制度”，这个制度是为了更加严格地控制邸报内容，彻底贯彻政府推行的禁令。[25]

到了明代，新闻传播的氛围不似宋朝那样严格，一些大胆的政治言论也会出现在邸报上，有的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权臣和皇帝。但是这并不代表明朝没有新闻管制。明朝采取公开的特务制度，并在文化上加以适时的控制，使得邸报的内容与传播范围受到限制。

清王朝的新闻管理方式与明代大体相同，对邸报的传播和内容有相应的约束和限制。史媛媛指出不管是邸报还是京报，政府的都是一方面允许它们发行，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它的发行范围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26]清代邸报严格限定内容，所传报的只有谕旨和章奏，只能誊抄传播政府所公布的信息，严禁伪造御批、折奏和其他报道失实的消息。金玲认为在《东华录》中记录的清朝两次有关伪传邸钞的事件，影响范围之大实乃历史罕见。[14]法国学者弗朗斯瓦·魁奈也曾提到清朝的的两位编撰者“因为刊登了某些经证实是不确切的报导而被判处死罪。”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伪造邸报是一项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27]

6.邸报的发行以及受众

唐代的邸报由地方官员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地方传发的，它的读者主要是地方节度使和藩镇长官，也许还有可能扩散到普通的士子和有阅读能力的百姓中间，帮助他们了解政治局势。

到了宋代，邸报在政府中枢部门的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由不定期发行转为定期发行，但是前后的刊期没有完全统一。杨红、晓庄认为进奏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邸报的编写与刊发，以及办理其他的一些行政事务。[28]读者也逐渐由地方节度使扩展到京朝官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

明代的邸报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统一安排发布、抄传等事宜，基本上是每日发行。尹韵公把明代邸报的传递方式分为了三种，即官员内部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官员与同僚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平行传递、知识分子群体间互相借阅和互相寄看。[29]

清代邸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都沿袭明代的规格，逐日发行，读者主要是在京的各级政府官员。但一些市井商人和来华的外国人可以通过购买京报或者是民间小报来观察和搜集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信息。

7.邸报与报纸的关系

学者在对中国古代新闻史进行研究时，一般都默认“邸报是古代报纸”。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的这个观点之后就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把它作为传统新闻史研究框架的基础。方汉奇虽然不认同戈公振的“邸报起源汉代说”，但是他对于“邸报是报纸的前身”这一看法还是默认的。他把“进奏院状”作为“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报纸”。[30]焦中栋认为唐代的开元杂报可以看作是报纸的雏形，但进奏院状则更接近于“新闻信”，而不是“新闻纸”。但他同时认为宋代的邸报是公开发行的，且连续、定期面世，内容也“以时事新闻与社会新闻为主”，所以断定宋代的邸报已经不再是“官文书”，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报纸”。[17]

但是学界针对“邸报是否是古代报纸”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张国刚认为把“进奏院状”当作最古老的报纸是一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莫大误会。他从分析两份现存的“进奏院状”入手，对它的作者、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进奏院状’只能是公文而不是报纸”的结论。[31]廖基添也认为邸报并非是古代报纸。[32]蒋金戈指出邸报的用途是信息传递，但是信息不等同于新闻，传递信息的载体也并不是只有报纸一种。而且邸报的传递范围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阅读邸报来获取信息。[33]

笔者比较认同“邸报是古代报纸”这一观点。广义上的“邸报”并不仅仅指称的是官文书性质的邸报，还有民间小报。到南宋晚期的时候，古代报业也出现了例如“买朝报、消息子”之类的职业化的趋势。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报房所发的官方报纸的复制形态也称为邸报，其内容来自于明清官方邸报，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合法经营。明清时期的下层文人已经能够接触到邸报，大量阅读邸报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说明在明清时期邸报已经可以进行广泛传播，并且由《天历邸钞》和《皇明从信录》上的记载来看，邸报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事件，还出现了许多的社会新闻。虽然因为时代的不同，邸报与现代报纸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作为新闻传播媒介，它们的基本功能是相似的。

(二)邸报在文学领域的研究

现有论述邸报与文学关系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分别是陈力丹的《<金瓶梅>中的邸报新闻》、沈文凡的《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和刘勇强的《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加上其他学者在其研究论文中稍稍提及的邸报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邸报在文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邸报与邸报诗

邸报诗，顾名思义就是“邸报”与“诗歌”的结合，更准确地说它描写的是诗人在阅读邸报后的直观感受和心理变化。沈文凡指出它与其他文体不同在于它“更多地是通过形象化描写的方式，揭示个人的生活轨迹、心灵历程，诗人的邸报情结随着邸报作用的增强而日益加深”。[34]宋代的邸报诗数量众多，内容十分丰富。李亚菲按照邸报诗的内容，把它大致分为了五类：皇室动态、时政近事、人事任免、军事战报、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7]邸报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题材受到历朝诗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在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成熟。刘勇强指出：“邸报在当时起到了传播时事的重要作用，诗文中因读报而抒怀寄慨之作亦多。”[35]邸报开阔了文学家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邸报诗也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在诗坛上构成一个独特的系列。

2.邸报与明清小说戏曲

明清时期的小说普遍写及邸报，几乎在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邸报的影子。罗维特别提到了《金瓶梅》中的与西门庆生活有密切关系的6则邸报，并点出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提到邸报是有特别意图的，即试图将读者在阅读心理拉向北宋。[36]陈力丹认为《金瓶梅》是我国最早提到邸报的长篇白话小说，“虽然它所提供的邸报新闻是作者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而杜撰的，但是它却表现了宋明两代邸报的基本特征，不失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报纸的重要材料。”[37]作者巧妙地将邸报这一承载着时政信息的载体穿插在小说当中，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厚重感。

明清之际大批时事小说与邸报关系则更为密切。几乎当时所有重大的政治斗争都有相应的时事小说加以反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邸报的大量发行为时事小说提供了写作素材。顾克勇认为时事小说的快速问世与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及邸报的发展有重大的关系。邸报发行范围的扩大，使许多时事小说作者通过阅读邸报而获得创作的素材。[38]李超提到邸报为魏忠贤题材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便于这些小说快速问世。[39]吴珺琴也认为作者有想反映政治斗争和读者有想了解事件细节的双重需求，就要求时事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这就要求创作者掌握详实的史料，而邸报就是这类史料的提供方。[40]唐亚蕾和顾克勇论证了“明朝邸报形成的舆论场激发文人们对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情”、“明朝邸报提供时事小说创作素材”、“明朝邸报影响时事小说创作风格”。[41]

刘勇强指出像《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之类政治倾向十分鲜明的戏曲作品，都非常迅速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政冶斗争。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邸报，但它们所反映的事件，大都在邸报上报道过，作者又多是同时代的人，完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邸报上获取创作的素材。[35]朱恒夫认为剧作家也会因为这些看官的期待而创作出具有真实性的作品。同时，他在之后点出“邸报为官办报纸，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至于正史，更是本于事实之作；即使是野乘，也决不会像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随意编排。”[42]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分析

首先，现存的邸报史料不多。邸报实物原件现存很少，关于邸报记载资料也较为零碎，资料之间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宋之前邸报资料多来源于官方史书文献，来自文人的作品记载较少。明代之后，虽然关于邸报的记载增多，文学作品中涉及邸报的次数很多，但散布于群册，收集起来不太方便。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没有足够多的重视。这需要研究者结合古代文人的稗史杂记、小说戏曲来对邸报进行研究。

其次，目前研究邸报的成果较多，但是对邸报进行考查分析的角度单一，不是纯历史文献学的史料探索，就是对新闻学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少有学者用多重视野的研究思路去考据、分析现有的邸报史料。邸报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应用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表现最明显的是，学者没有重视邸报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现有邸报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目前主要是刘勇强《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沈文凡《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以及一些学者在研究明末时事小说中所提到的小说题材多取自邸报等论述，对于邸报和文学的关系并没有系统全面地展开，邸报对文学作品结构、艺术形式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在现有研究成果中都没有涉及。

再次，由于史料的匮乏，视野的局限，关于邸报研究的诸多问题，还没能得到实质性解决。这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问题，或者各执其说，莫衷一是；或者含糊沿袭前人的观点或资料，低层次重复。前者如邸报的起源何时，元代有无邸报等问题，后者如邸报发行传递流程中，通政司、六科、提塘官在其中发挥的职能如何，塘报与邸报有无区别等问题，目前还没有让人信服无疑的论述。由于缺乏深入系统性的研究，整体梳理邸报框架的专题论著也未问世。

三、邸报研究前景展望

(一)挖掘史料价值

“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43]邸报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很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信息，都可以把邸报作为第一手资料。史书上有类似记载的，如果没有邸报记载得详细，还可以用邸报还原更加真实的历史场景。“《明清史料》中的很多内容就是摘自当时的“邸报”、“京报”、“塘报”等古代报刊。”[44]

虽然邸报不是正史资料，也不能覆盖全部的历史，但是它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直观地记录了当时的时事新闻。相比有时还会遭到篡改的正史来说，邸报的实录性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历史本来的面貌，具有极高的证史和存史价值。虽然邸报也有一些漏报和误报，但是它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有着拾遗补缺的珍贵价值。在凭借邸报梳理历史的同时，也要对邸报进行考据辨伪，不能扭曲历史，这样邸报的历史价值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

(二)考察邸报的社会舆情传播

邸报内容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具有纪实性和新闻性的特点，这给当时文人了解国情、积极“入世”提供了可能性，邸报成为官场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纽带。随着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传播渠道的扩大，邸报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明朝中晚期,官员们时常为各自的党派利益借灾异上言、荐举本党派官员、引导舆论,邸报传播影响到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在专制时代，邸报的舆情传播也存在着舆论控制严格、传播范围受限、传播虚假新闻等不足，因此，也不宜作出邸报有很大舆论影响的断定。[45]

(三)研究邸报与文学的关系

邸报使宋代文人能够更迅速地了解时政事件的经过并对此发表议论，致使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宋代邸报诗出现。文人阅读邸报之后，通过写作诗歌发表看法，抒发心情，这些抒怀感慨之作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宋代邸报诗流传于世，这不仅使得邸报中的消息增添了一抹文学色彩，也大大体现了宋诗“以议论为诗”和忧患爱国的特色。

明清之际，大批时事小说应运而生，它们也多直接或间接、主要或部分取材于邸报。邸报激发文人们的创作热情，时事小说的写作与邸报的发行传播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种现象在晚清的时事小说家创作上表现尤为明显，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互为推广的关系”。[46]因此，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时事小说正是中国早期的报告文学，晚清时事小说甚至被研究者誊为“在西风劲吹下发出的第一声呼应，其勃勃生机预示着平民文学的时代曙光。”[47]邸报的行文风格对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的叙事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

四、结　语

纵观邸报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刊载内容、发行制度，还是社会影响都在不断变化，更加贴合受众的需求。邸报的读者群也从朝廷官员扩大到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开明的乡绅和百姓。阅读邸报不仅可以知晓朝廷政事，还能观闻天下事，所以邸报也就成为了文人之间公共信息共享的平台，而邸报也对他们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也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

近年来，学界从新闻传播学和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邸报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使人们对于邸报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邸报存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可以单纯地以新闻传播或是史料文献等单一视角去审视、研究它。学者不仅要通过搜集更多资料去还原千百年前人们从事邸报传抄、发送的发展过程，还要从史学、文学、传播学等多个视角对邸报进行多面的透视。学界把邸报作为考察古代政治、经济、文学的窗口，使今人对先人的文明成果多了新的研究视角，而对邸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方面细微关系的考察，则无疑会促使邸报研究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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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中峰)

Research Review of Dibao

GU Keyong, DING Xin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School of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China, Nanjing 210023, China)

Dibao as the original form of modern newspapers has been valued by the researchers of journalism history.However,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erms of its origin, content and other publishing system.Dibao served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publish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its real-time recording function more clearly disclosed the history.So, it has great literature value.Meanwhile, Dibao recorded great events at that time and also provided corresponding writing materials for the literature.It is not difficult for as to perceive that Dibao has shown up in almost every literary work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e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urnalism, history or literary, Dibao always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Dibao; journalism history; literature; ancient newspaper

10.3969/j.issn.1673-3851.2016.08.012

2016-04-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ZW043)；教育部基金项目(10YJC751022)

顾克勇(1973-)，男，山东邹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传播方面的研究。

G215

A

1673-3851 (2016) 04-0389-07引用页码：08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