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系统关系研究

2016-04-07 02:42热娜古丽·卡德尔
商业会计 2016年6期
关键词:管理控制维度管理者

热娜古丽·卡德尔

摘要:关于国家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系统的关系一直备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国家文化价值观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至今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回顾以往国内外关于国家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系统的关系,分析管理控制系统结合跨文化研究的现状,并指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国家文化价值观 管理控制系统

近30年以来,国际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理论是学术界一直关注并持续研究的领域之一。其中一些理论已被管理者尝试运用并得到学术界和跨国经理人的支持。民族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企业营销实践和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我们似乎看淡了民族文化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控制系统(MCS)普遍适用于任何一个组织甚至是更小组织的所有情境(merchant &vander stede,2007)。MCS的各种因素、特征对管理控制系统效果的影响取决于任何一个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文化价值观(merchant &vander stede,2010),相同的MCS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下可能会产生差别化的效用。因此,我们需要多加关注国家文化价值观对管理控制系统带来的不同效果。

一、国家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系统概念界定

(一)民族文化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被定义为一个有意识和潜意识地持有一套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信念与准则——通常锚定于道德、法律、习俗和社会实践——并明确普遍优先选择(Adler,2002)。关于民族文化价值观,olie(1995)指出,大约有190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定义用在目前研究中。其中,Hofstede的研究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文化价值观界定为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规避、权力距离和阳刚。之后他在之前的四个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维度,分别为长期导向、纪念主义、纵情与克制(Hofstede et al,2008)。

(二)管理控制系统

管理控制作为管理的核心职能,蕴含着与技术相连的各种控制、奖励和报酬、行政和文化控制的耦合(Malmi and Brown,2008)。从控制特征对管理控制各种方法如活动监控、业绩评价和激励的归类有很多。Anthony(1989)提出了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Anthony and Govindarajan(2003)认为,一般情况下,无论怎么执行控制过程,正式与非正式控制是并存的。管理控制系统结合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既包括人员控制(Merchant,1985)、宗族控制(Ouchi,1980),又包括绩效评估体系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根据Ouchi(1979)的说法,在一定的情况下,文化能够给予控制系统一种协同元并且促进控制系统的运行。文化由各种因素构成,包括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验证民族文化与管理控制不同方面的关系。学术界早些年就开始关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与管理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研究。

早期跨国比较研究中,whitt(1979)发现不同程度的预算参与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差异。同时chiu and chang(1979)也发现美国与中国台湾公司中管理会计技术的不同。但他们的研究由于没有对文化进行维度分类受到过质疑。之后Hofstede把文化分为四个维度,发现在一个跨国企业内显著的文化差异。在他的这项研究中,民族文化解释了50%的员工的态度与行为差异。David S. Murphy(2003)把墨西哥和美国公立大学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他们之间的管理控制偏好差异。结果显示,美国学生比墨西哥学生更偏好于人际评价与个人主义,而墨西哥学生更偏好于以团队为本的报酬。Rodrigues and Kaplan(1998)假定不确定性规避可以是一个组织正规程度的预测器并研究了不确定性规避与组织正规程度之间的直接关系。因此,他们预期不确定性规避与组织正规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Harrison(1993)通过比较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管理者,研究会计绩效指标与低相关工作压力和高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加坡管理者更为偏爱这种关系,这是因为这些管理者持有低个人主义和高权力距离。OConner(1995)认为低权力距离的西方母公司将能支配高权力距离的新加坡当地子公司,因此要提高母公司MCS的有效性。Merchant、Chow and Wu(1995)在现有关于民族文化差异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探析美国与中国台湾公司在衡量、评估和奖励利润中心管理者之间的差异。在他们四个研究命题当中只有“比起美国管理者,台湾管理者很少使用长期指标(业绩衡量)得到验证”。Jansen、Merchan and Vander stede(2009)发现与美国公司相比,荷兰公司不太可能以任何方式给管理者提供激励报酬。郑石桥等(2007)以新疆地区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研究对象,提出三个研究命题,包括这三个民族的工作相关文化价值观是否存在差异;他们之间管理控制偏好是否有显著差异;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其管理控制偏好。结果发现,这三个民族文化价值观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一定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一定的管理控制偏好,但不是所有的都会影响到管理控制偏好。丁宏凯、郑石桥(2009)以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文化价值观对预算控制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作相关民族文化价值观对预算控制偏好存在重要显著影响。

在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内比较权威的文献如表1所示。

二、研究展望

Chenhall(2003)这样总结文化与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1)大部分研究并没有考虑hofstede的所有文化维度。国内外对hofstede最后一个维度即纵情与克制的研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2)大多数文献研究国家文化差异时,没有直接对该国现持有的文化价值观进行直接评估与测试。只是根据hofstede之前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分数确定各国文化价值观。对于以上两点,Chenhall指出这很可能会对相关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很多文献只是把不同国家作为对象,而没有以文化理论为基础研究文化差异与企业MCS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文化价值观对管理控制的影响还有待研究,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参考文献:

[1]Merchant K A,Vander Stede.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Performance Measurement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s[M].Harlow,UK:Financial Times/Prentice-Hall,2007.

[2]Whitt J D.Motivating lower level management of Mexican affiliates[J].Management Accounting,1979,(60):46-49.

[3]Murphy.Management control preferences: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J].Management Research News,2003,(26):78-95.

[4]Chow C,Shieldes M,Chan Y.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controls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1b(16):209-226.

[5]Chow C,Kato Y,Shieldes M.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control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firm-labor market interface[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4,(19):81-400.

[6]Merchant K A,Chow C W,Wu A.Measurement,Evaluation and Reward of Profit Center Managers:a cross-cultural Field Study[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5,(20):619-638.

[7]Ueno S,Wu F H. The comparative influence culture on budget contro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1993,(28):17-39.

[8]Jansen E P,Merchant K A,Vander Stede.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centive compensation practices:The differing role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9,(34):58-84.

[9]Chow C,Kato Y,Merchant K A.The use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s and their effects on data manipulation and management myopia:a Japan vs U.S.comparison[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6b,(21)17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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