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解析

2016-04-11 07:34孙宝林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政治体制中国特色

孙宝林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100029)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解析

孙宝林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五一口号”为起点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该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反映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又能集中实现统一治理,提高办事效率;既能防止一党专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能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低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现今正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政党制度

当今的人类社会是政党政治的社会。目前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政党政治,也就是说,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我国也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在我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即所谓的1+8模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政局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特殊作用。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和合”文化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出现政党和实行政党制度,相对于西方国家要晚一些。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从此拉开了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序幕。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颁布了一个临时约法,提出在中国任何人都有结社和组党的自由。此后不久在国内就出现了三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这些政党和政治组织大小不一,其成员多的有几万,少的几十个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政党就是国民党和社会党等几个政党。在民国的议会当中,国民党通过竞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国初年实行的多党竞争和议会制度,相对于过去实行的封建君主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由于封建反动势力特别强大,使得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行了一年多时间就夭折了。

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在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实行不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必须要有资产阶级作阶级基础,但是由于近代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得很晚,而且力量也比较薄弱。毛泽东同志讲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它不能成其为多党制和议会制的阶级基础。孙中山先生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中国的风土人情与欧美不一样,所以,管理国家的形态也不能一样。也就是说,国情不一样,实行的政治制度也就不一样。中国搞过多党制和议会制,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行不通。事实还证明,一党制在中国也行不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与共产党搞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说,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成果。国民党执政后,很快就变成了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了所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策,当时的共产党人被屠杀了约二分之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专制实行了22年,最后的结果是政治腐朽、经济崩溃,战乱频仍、人民饥寒交迫。实践证明,在中国搞一党独裁专制也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1948年4月30号,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总共有23条,其中的第5条就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来,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协商建国大计,共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表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一口号”的重大意义,不仅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起点,而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点。在“五一口号”之前,中国的政党与政党之间是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现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之间也是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在我国为什么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因为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年轻的成员必须了解多党合作的历史,尤其是要了解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这段历史,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科学理性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如何处理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当时民主党派的一些人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了,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也已经完成了,民主党派面临着存废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毛泽东同志很明确地表示要保留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针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共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并且把八字方针写入八大的决议中,使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尤其是把民主党派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由过去阶级的联盟,即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变成为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转变,使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上把八字方针拓展为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此外,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两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始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1989年12月31号颁布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多党合作的综合性文件,即14号文件。新时期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很多方针政策,特别是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源自于14号文件。今天把民主党派界定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在国家和社会政治事务当中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作用,也都是在14号文件中提出来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我国政局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局稳定的制度保障。所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了《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坚持和发展下去,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我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承和发扬我国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颁布了两个5号文件,胡锦涛同志多次就多党合作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可以这样讲,我国目前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尤其是参政议政基本上是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政治协商非常规范。据有关部门统计,由中央召开或者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谈心会平均每年都在18次左右。由总书记每年亲自组织召开的协商会议一般是六次,如果有特殊重大事件就要达到七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回答了什么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如何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等重大问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

我国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昭示人们,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顺应历史发展的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伟大的创造。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初期,发展完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从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权,到1949年协商建国,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探索,到被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写进党代会文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伴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拓展着多党合作和民主政治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创性,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现在全世界有六千多个政党,所实行的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我们国家实行的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全世界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形式。(2)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在我们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那种两党制和多党制之间互相倾轧、相互争斗的关系,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是一种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关系。(3)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哪个政党的领袖在大选当中获得胜利就决定了哪个政党是执政党;哪个政党在大选当中失败,哪个政党就是在野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美国每隔四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有一场竞争,共和党获胜,民主党是在野党。民主党获胜,共和党是在野党。我们国家不搞轮流执政,新中国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共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民主党派的一份功劳,只要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就是参政党。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是有机统一的,民主党派参政是共产党执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政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4)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现在民主实现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投票选举,即所谓票决民主或选举民主。西方选总统、选州长和选议员都是一人一票。与西方相同的是,我国也采取选举民主的形式,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表决时也是实行选举制度的。与西方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人民政协这种协商的专门机构,就产生了协商民主的形式。我国的协商民主是有基本政治制度作保障的。我们国家在一些重大政策和措施出台之前,在人民内部通过认真讨论和广泛协商而取得共识,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协商民主。我们的协商民主是从团结合作的愿望出发,达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目标。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者结合的优势就在于它既能够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能照顾少数人的要求。西方社会无论是实行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通用的都是选举民主这种形式,选举就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西方社会这是一条铁律。所以,选举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例如美国选举的时候,拥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基本上是各占一半,51%比49%。在这种意义上,选举民主就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而把票决和协商两者结合起来,既能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能照顾少数人的意见,从而实现一种最广泛的民主。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概而言之: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反映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又能集中实现统一的治理,提高办事效率;既能防止一党专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能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低效。《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对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一是政治参与的功能。我们的政党制度,为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提升了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二是利益表达的功能。多党合作制度能够畅通和拓宽社会各方面利益表达渠道,有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诉求,协调利益关系。这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很明显的优势。比如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这些提案不仅涉及到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面对金融危机,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调整经济结构、如何促增长,维稳定、保民生、促和谐等方方面面。

三是社会整合的功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并与各民主党派广泛合作,其目的是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社会发展的各种政治力量都纳入现有的政治体制。

四是民主监督的功能。在政协的三大职能和民主党派的三大基本职能中,都有民主监督这一项。当初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要保留民主党派,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普通人一样,耳朵里面需要有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声音才能不犯错误,也就是现在讲的民主监督。通过民主监督,能够起到单靠共产党自身难以提供的监督,尽量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相对于参政议政来说,民主监督是个难题也是个弱项。这与我国的监督体系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我国整个监督体系建设而言,至今仍然是一块短板。关于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民主监督的法理基础,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民主监督和西方的监督的区别等问题,在理论上都有待深入研究,在实践上更有待深入探索。现今政协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都还停留在通过参政议政来实行民主监督的层面。其实,民主监督是一种政治监督,这种监督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民主监督无疑是个发展方向,民主监督这个瓶颈不突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不可能往深度发展。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着手逐步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国家机关的巡视工作明显在加强,并取得初步成效。但这还属于执政党自身的监督的范畴,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待实践上新的突破。

五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具有的功能。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制度设计至关重要,我国的这一制度设计,就避免了政党之间互相倾轧所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等恶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乱,能够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前几年中央统战部的一个代表团去南非和埃及访问,南非共产党的总书记会见他们,在谈到关于政党制度的情况时,南非共产党总书记讲了一席话让人很惊喜,他说:“我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能够连续保持9.6%的速度发展,会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当时中央统战部的同志就问他:“总书记,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外国人表扬我们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接触过很多的外国代表团,包括一些国外的学者,很少说我们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好,都是怀疑,都是在问为什么你们不能搞多党制,唯独您是表扬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度。请您再给我们讲得深入一些。”他说:“我给你们讲,我们南非也是搞的多党,叫非国大联盟,五年选举一次总统。西方选举的时候政党都是选举的工具,政党要动员一切社会的政治资源,所有资源都要挖掘出来,为打赢这场选举战而奋斗,选举的前两年就要到处去拉票,去拜票,哪有精力去搞经济建设。一般选举完了以后,很少有一个政党能够自己单独治国理政,都要搞一些政党联盟,大选获得了胜利以后,要切蛋糕,要进行利益分配,谁当内阁成员等都要进行权力分配。过去为了大选的胜利大家能够合作在一起,选完了以后政党联盟就开始破裂,不断地讨价还价,打得头破血流。利益分配完之后,再来重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五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都耗费在选总统这件事情上。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实行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在处理一些重大事件之前,都要跟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广泛的协商,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都能够很认真地提意见,提建议,提完了以后各个部门去研究、修改、吸纳。一旦共产党作出决定以后,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没有杂音,用你们的话叫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优越性,只要不带偏见,只要全面了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只要认真地看一看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取得的成就,他就会承认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实有独特的优势。南非共产党总书记上述这番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关于这一点,德国原总理施罗德也深有感触,2002年12月他参加了上海磁悬浮列车(连接上海市区与浦东机场的高速列车)的启用仪式。有媒体问他,为什么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列车最终由中国而不是德国购买并投入使用。施罗德答道:“因为德国修建这样的项目有太多争议。首先是费用,其次是环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顾及。中国则不同,中国由政府决策,如果有需要,那么就修建。在中国,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独特优势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帮助我们不断解决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概念是党的十六大后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深化了这个概念,不仅坚持使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提法,而且强调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走这条政治发展道路。要坚持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本国国情出发,搞好制度建设

这是衡量政党制度的标准。各国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政党制度的模式也不会千篇一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普遍的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用西方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标准,要用我们自己的国情标准和实践标准。我们不仅要敢于使用自己的标准,而且还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标准。美国有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问我们中央统战部一位领导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试试搞多党制、议会制,现在西方搞了三百多年了,你们为什么要搞共产党一党专制?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说,我们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道理很简单,世界丰富多彩,各国的风土人情是不一样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政党制度,白皮肤的美国人也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政党制度,同样黑皮肤的非洲人也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政党制度。就像你们美国人,习惯于吃西餐,而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吃中餐是一样的道理。中国如果生搬硬套,搞多党制、议会制,会水土不服。所以我们必须多宣传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之所以要攻击我们,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的习惯造成的偏见。西方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两党制、多党制,西欧搞了三百多年,美国人也搞了近二百年,接触到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就不习惯。此外,中华民族特有的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也很难被西方人理解,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很多人不认同,对共产党的政权更是看不习惯,这些是习惯造成的偏见所导致的,偏见比谬误离真理更远。二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西方人经常把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归咎于政治制度。比如腐败问题本来就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把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共产党一党执政混淆在一起,说中国的腐败是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如果搞多党制就不会如此。其实,腐败问题并不与政党制度有直接关系。新加坡长期以来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非多党轮流执政。但是,新加坡实现了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喜人景象。新加坡用理性执政、托管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同时,用道德、高薪、法制、竞争等手段来保证执政党的廉洁,这是其保持廉洁的根本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人民行动党注重坚持观念转型、强调经济优先、以文“化”人、以家庭为根和依法严管,保持了新加坡社会的稳定。新加坡的治理经验表明,一党长期执政同样可以保持廉洁与活力,这为通过治理创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经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显示出了极高的制度创新能力,中国是所有新兴工业国家中发展得最快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始终没有改变,而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对西方人把不同的问题相混淆必须予以批驳。

(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但不照搬别国模式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模式,始终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不害怕仿效外国,但又反对片面克隆。对西方的政党制度,我们要理性地对待,客观地分析其弊端对我们是有警醒作用的:

1.西方政党制度的第一个弊端是有短期行为

每个政党在选举前都向选民许诺好处,最后只能靠借债来维持高福利。执政党只做眼下对本党选举有利的事,缺乏政策的长期性和连贯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想采取较大的国家动作,比如说推进改革,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不仅很难形成各政党的共识,而且还会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目标,无形当中就加大了社会变革的难度。比如,日本的小泉,一上台就高举改革的旗帜,但是在野党不配合,到最后他被迫下台,改革也没有成功。再比如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面对金融危机国内各政党应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可是,也是由于在野党不配合,支持他信的那一帮人把机场包围了,东盟的七国峰会被迫取消,对国家来说是有损尊严的。惟政党利益至上,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事情在西方社会比比皆是。

2.西方政党制度的第二个弊端是只注重局部利益

由于美国的议员是地方产生的,所以特别重视地方的利益,对于是不是符合整体的国家利益,议员们一般不予考虑。各个在野党为了争夺执政权,刻意对执政党进行攻击和刁难。众所周知,美国的两院和两党,可以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喋喋不休吵个没完没了,不惜以政府关门为代价。比如美国金融风暴开始的时候,奥巴马刚刚上台,就提出七千亿救市,共和党的议员不积极地去审议,急得奥巴马直跺脚,他说这是关系到美国人民利益的关键时刻,但是共和党却不管那么多,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他们照样百般地“挑刺”和刁难。我们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根据当时金融危机对国内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党中央在作决定之前,先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作集中,最后中央拍板投放四万亿。决定下来以后全党上下全力配合,很快就扭转了下滑的趋势。连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人认识快、决策快、行动快,让西方望洋兴叹。党的十八大后,面对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现状,党中央又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叫“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正在平稳地推进。

3.西方政党制度的第三个弊端是金钱政治

无论是布什,还是奥巴马,每次选举花费都超过二十亿美金。2012年的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一次选举,“据选后统计,民主党和奥巴马共筹集资金12亿美元,罗姆尼和共和党则以11.8亿美元略逊一筹。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两党候选人募款双超10亿美元。民主党和奥巴马方面共花销11.1亿美元,罗姆尼和共和党方面共花销9.28亿美元,总开销超过20亿美元。这只是总统的选举,如果包括联邦议员的选举,则竞选共花销了42亿美元。而上次这一数字是38亿美元。加上各州政府为选举所花费的钱,此次大选花费将达创记录的60亿美元”[1]。布什能拿出二三十亿来参加选举,钱是共和党给的。现在美国选举花钱越来越多,花钱越多就越要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权力的寻租。前几年美国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起韩国青年学生枪杀30多名学生和老师的校园枪杀案,令整个世界震惊。对此,当时的世界各国知名人士包括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提出,美国应该修改宪法,使私人不能拥有枪支。然而,现在美国平均一人1.5支枪,每年死于枪杀案件的有三四万人,但宪法却始终不能修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步枪协会(NRA)势力强大、组织严密、财力雄厚,长期通过捐款、馈赠、社交、支持和拉拢国会议员等手段,设法推动或影响有关法令的制定和通过。卖军火会给美国步枪协会带来高额利润,挣的钱非常之多,他们专门豢养了一个游说团,其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国会里游说议员。有一次游说团游说后,议员们承诺,保证否枪议案不会提到国会去表决。退一步讲即使否枪议案被提出来,他们就会反驳说枪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持枪的人。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奥巴马也曾试图解决美国“控枪”这一老大难问题,他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此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妥协。然而,贫民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控枪法案”胎死腹中。

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揭示了利益集团是如何绑架政府和法律法规的。例如,如果美国五大航空公司的CEO们决定,他们想向政府争取一项1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他们会集中资源雇佣一个游说公司,十分强硬地告诉国会:如果不给这10亿美元,他们的公司就活不下去,就会集体破产,后果很严重。于是五家航空公司每一家都得到了2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著名报刊撰稿人比得·巴恩斯在200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3.0》中曾写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前共和党战略家凯文·菲利普斯就列举了一些:“采伐业曾为了争取保留价值4.58亿美元的采伐道路补贴而花费了800万美元,他们的投资回报是5725%。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投资120万美元,赢得对ZANTAC(葛兰素生产的善胃得泡腾片)的专利延长了19个月,价值10亿美元——他们获得的净回报是83333%。烟草业花了3000万美金得到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减税——回报率高达167000%。而广播业花费了区区500万美元,就得到了免费的数字电视许可证,得到拱手相送的价值700亿美元的公共财产——不可思议的百之一百四十万的投资回报。”可见,美国的重大事件很多受利益集团的操控。

4.西方政党制度的第四个弊端是政党恶斗泛滥

良性竞争应该产生正能量,然而,西方政党之间的竞争是恶性的,恶性竞争产生的却是负能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为了上台不择手段,采取攻击、贬低对方的行为愈演愈烈。有时个别政党还要利用民众的心理,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仇恨情绪,挑起谁更爱国来进行互相攀比,走向了极端主义的危险道路。自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党派斗争恶化。结果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总统难有作为,奥巴马最想做的医保改革几乎流产,学习中国的高铁计划也只能束之高阁。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时期,15天里面曾经换过5任总统。阿根廷世界贸易组织的主席对中央统战部访问团的同志说,阿根廷之所以会出现社会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听了老布什的话。当时老布什建议阿根廷的前任总统梅内姆,在政治上搞自由化、多党制和议会制,在经济上搞自由经济。梅内姆实行了老布什的那一套,结果阿根廷就乱了,导致梅内姆下台。阿根廷一共有五百多个政党,总统位子只有一个,所以,恶性竞争必然泛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国两位知名学者采访时曾经说:“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但实际上美国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从来不是。美国之所以长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冲突分隔开来的两大海洋。”在谈到美国认为新加坡独裁时,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的建议。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经证实的理论。”[2]

(三)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

民主党派现在发展得很快,已经由建国初期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今天的八十多万人。多党合作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派成员素质和水平的高低。鉴于此,现在民主党派也特别注重自身建设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提出要搞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活动,要实现在新老交替基础上的政治交接。通过这些教育活动,使各民主党派的新成员,能够了解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传统,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更加巩固。现今民主党派成员跟以往民主党派成员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民主党派成员是在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今天民主党派成员则缺少这方面的历练。他们的优势是: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知识更加渊博;其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的了解,二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各异。所以需要进一步地通过政治交接主题活动来全面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组织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基础,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的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这是在201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四种能力的基础上,第一次增加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的提法,是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四)深入进行政党理论研究

多党合作理论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党理论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政党理论体系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总结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将其转化到统一战线的制度层面;另一方面提升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在实践上对多党合作进行有效地指导。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方能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权,对于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海平.美国大选是金钱政治吗?[J]炎黄春秋,2014(9)。

[2]詹得雄.中国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J].红旗文摘,2013(9).

(责任编辑:张迦寓)

作者简介:孙宝林(1958-),男,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收稿日期:2015-11-17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16)01-0027-08

DOI:10.3969/J.ISSN.1672-0911.2016.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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