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汉中《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汉中《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丽,雷勇

(陕西理工学院 三国文化研究所， 陕西 汉中 723000)

由陕西理工学院三国文化研究所和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5·汉中 《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15-18日在三国文化名城汉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121篇，分别就《三国演义》、三国历史、三国时期的文学、三国文化与汉中、三国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三国演义》研究

关于《三国演义》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沈伯俊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不在“谋略”而在“政治智慧”，突出表现为六点：(1)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2)善于协调君臣同僚，和衷共济；(3)善于治理，造福一方；(4)善处得失，知所进退；(5)善于识才，后继有人；(6)高风亮节，遗爱千秋。齐裕焜《正确评价〈三国志演义〉里的谋略》认为，罗贯中是用“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来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它围绕着人心、人才、谋略这三个基本点，总结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段庸生的《从〈三国演义〉看联盟抗敌的政治思想》指出：《三国演义》既描写了联盟抗敌的兵家谋略，更丰富和发展了联盟抗敌的政治、外交谋略而成为政治思想，镜视《三国演义》联盟抗敌政治思想的内涵，对于在今天世界多元格局中如何审时度势立于不败之地有积极意义。杨建文《以“天道”的名义重读〈三国〉》指出：明清六大古典小说，都关乎着“天道”，其中《三国》是“争行天道”，以“天道”的名义重读《三国》，关注“三国苍生苦”，当可拨正“君贵民轻”的错位，加深“民贵君轻”的认知。新加坡学者辜美高的《〈三国演义〉中的民本、自由法律理念探析》，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民本、自由法律理念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鲁德才的《性格决定命运——三国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认为，“朝代兴亡成败”并非罗贯中“终极的关注点”，罗贯中不仅忠实地叙述了诸路豪杰争夺霸权的过程，而且也写出了成败的原因——人的因素，罗贯中突破了用忠奸斗争诠释社会成败原因的模式，他不采信因果循环论的噱头，而着重探寻了悲剧性格怎样铸成悲剧命运。戴承元、叶根虎的《〈三国演义〉谶言研究》从天心、民意两个角度研究了《三国演义》中的谶言，认为天心谶言体现出了一个以北斗星为核心，其他星象为辅助的中心-边缘层级结构，而民心谶言则模仿“天心”谶言，构建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的等级有序的人间社会，应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探索“人”的边界，拓宽“天”的蕴含。罗陈霞以《三国演义》中管辂的筮占之术为切入点，对宋代占卜术中的显术——轨革卦影术与周易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和阐释。陈国学认为《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在天理与天数的关系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观念，《三国演义》主张服从天理，但对天数无可奈何；《封神演义》则更多强调天数的重要性，武王君臣在天理上似乎略输一筹。但二者的思想其实是同源的，是在皇权独大、理学横行的时代对忠诚的绝对强调。

人物形象研究仍是研究的热点。董国炎《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认为，在诸葛亮形象的处理方面，文人作家把他写成理想化的儒家文人，而民间说书却突出他身上的侠风，东汉末期至三国，儒家经学衰微，狂放好侠成为一种潮流，很多贵胄子弟、疏放官员和有抱负的文人卷入其中，众多富有侠风的文人共同烘托渲染，推出诸葛亮其人。李丽平《〈三国演义〉中士人描写简论》指出，《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突出了三方士人的作用，这些士人因价值观念之不同而结成不同的集团，在战争决策阶段、战败之后交叉起作用，从而使小说在大致相同的情节中表现出了不同。伍大福的《〈三国演义〉叙“士”刍议》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士”之群体为表现对象的古典名著，士人追求功名富贵颇为独立自主，由“士”产生的自觉流动性表现为：一方面士人可以作上下阶层的纵向流动，另一方面士人也可以作不同集团之间的横向流动。孙启祥《曹操的历史形象及〈三国演义〉对其的塑造》认为，历史典籍和古人眼中的曹操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和两面形象的典型人物，他既是奸臣，又是英雄。近现代以来，时不时、有意无意出现替曹操“翻案”、张扬其英雄业绩而淡化其奸臣行为的现象，缘于崇拜强权的文化心理和标新立异的学术风气。杨明贵、戴承元的《论孟达真实面目及其叛蜀之原因》认为，就武功、谋略和才情而论，孟达是蜀中士族中的出类拔萃者；孟达叛蜀投魏，既反映出蜀汉定鼎西川之际上层集团中政治斗争之激烈和残酷，也反映出孟达作为前蜀中将领在新政权体系中所处的悲剧性境遇。石玲的《孔融的前生今世》认为，孔融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文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进谏、规劝而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与此同时，他的特殊的孔子后裔身份又赋予其道德的使命，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道德判断。吕政轩、杜娟的《从刘备之泪看其权术谋略》指出，雄踞一方的刘备在那乱世中将眼泪作为斗争“技艺”，演绎了一出又一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刘备极其善于用“眼泪”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以期达到一种充满政治目的的斗争艺术，并且在仁义贤德、爱才重义这广为人知的优秀品德的隐藏之下为自己的事业夺取着一片天空。

在小说艺术研究方面，郑铁生对三十年来关于《三国演义》虚实叙事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态势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过承祁对《三国演义》中的琴做了专门研究，认为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琴这一道具来提升小说的艺术水准，琴的出现增添了《三国演义》的小说魅力。雷勇的《〈三国演义〉战争书写及其范型意义》认为，《三国演义》为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型。小说能紧紧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来展现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运用、战争形势的转化以及战争结果，重在对战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作者以人物为中心，善于通过战争刻画人物性格，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在战争叙事中坚持以“智谋”为核心，注重对哲理性内容的阐发，能给读者一种经验性的示范效应。描写战争的方法灵活多变，善于根据不同的战争状况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因此，作品中的战争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蔡美云的《〈三国演义〉中的“的卢”故事及其叙事功能》认为，的卢马故事承载了比较特殊的叙事功能，作者利用这个故事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借此生发并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进一步发掘了“马跃檀溪”故事背后的意义，渲染了刘备“真天子”的神奇，凸显了作品“拥刘反曹”的主题。作者还充分利用了的卢“妨主”的故事刻画了刘备、刘表、徐庶等形象，突出了人物性格。张淑蓉的《“衣带诏”系子虚乌有的矫诏》指出：《三国演义》中许多情节起着强化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小说中的“衣带诏”事件是一个没有历史实证的矫诏，经小说家的选择与艺术处理后，便造成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在《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欧阳健认为《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可以肯定的，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向来以“施罗二公”并称，各种资料证明，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而后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涂秀虹的《在建阳刻书文化背景上讨论“三国”小说之三题》指出：叶逢春本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建阳书坊刊《三国志演义》，它和嘉靖壬午本是源自同一祖本却具有不同特色的两种版本。建阳书坊刊刻的《三国志演义》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如情节上增插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如上图下文版式，以及其他通俗化的处理方式。同时，建阳书坊刊刻《三国志演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余象斗刊刻的两个版本非常具有代表性。萧相恺首次介绍了周邨先生所藏的两种《三国演义》版本，认为“郁文堂本”是个未见著录的本子，最少是个罕见的本子；所藏残本似系《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系统中之一种。宋克夫《尹直〈名相赞〉与〈三国演义〉研究述评》认为：《名相赞》的羼入是在弘治甲寅(1494)之后，即《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因而不能作为考量《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依据。《名相赞》的羼入属于《三国演义》成书后的一种版本现象，成书时间和版本流变属于两个有关联但又具有各自内涵的不同概念，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关于《三国演义》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石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学影响三题》列举了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的一些实例，如：刘玄德马跃檀溪的描写影响了《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中的李世民三跳涧；十七镇诸侯每人名字前面冠以八字定语的写法影响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征播奏捷传》；而《续儿女英雄传》中对于十三妹的一次战斗描写却同时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和张飞夜战马超的精彩场面。日本学者伊藤晋太郎的《“三顾茅庐”与志怪小说》指出，在“三顾茅庐”情节单元中，作者将诸葛亮、司马徽等知识分子写得颇有仙风，将卧龙冈等写得恍如仙界，这受到了以仙界为题材的志怪小说中处处可见的中国传统神仙形象和仙界形象的影响。孙勇进《〈三国演义〉在韩传播的若干问题》结合新发掘的材料，就《三国演义》与朝鲜女性读者、《三国演义》与朝鲜王朝的满文教育、《三国演义》的铜活字印刷、《三国演义》与朝鲜正祖“文体反正”、《三国演义》的清廷出口禁令、《三国演义》在朝鲜之诵读讲唱等问题，做了研讨。梁冬丽《论〈三国演义〉与泰国文学融通的榕树模式》认为，《三国演义》与泰国文学融通具有“独木成林”的特性：落地生根，水、陆、空全方位扩展，繁荣昌盛，自成一体，旁及众体。王燕的《汤姆斯与〈三国演义〉的首次英译》认为，汤姆斯翻译的《著名丞相董卓之死》开启了《三国演义》的英译史，文章结合《三国》原著，深入分析了汤译《三国》的翻译情况及其文化影响。桦桢的《日本吉川英治三国小说中的首尾问题》指出：吉川英治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在诸多方面对《三国演义》原著进行了改写，其改写除了基于现代连载小说的特性与日本的本土化移植等因素外，与其参加侵华日军“笔部队”并以文学“协力”侵华战争有着极深的关系。韩国学者闵宽东对韩国关羽庙的相关资料做了调查，对关羽庙建成的历史背景和受容情况做了分析，并对韩国历史上出现的有关关羽的民间故事做了系统的介绍。

二、 《三国志》与三国历史研究

台湾学者瞿正瀛的《“威震华夏”钩沉》从《资治通鉴》着手，以《三国志》等史料比对，勾勒了关羽“威震华夏”的全貌，认为关羽这一形象不仅为低估其人者所未详，甚至也超越了崇敬关羽者的认知与想象。台湾学者王北固的《魏延冤案中的费祎与吴懿》认为，吴懿在魏延兵变及其冤死案中很可能发生过一次配合费祎、杨仪行动的关键作用，稳定后孔明初期的蜀汉政权，过程更为复杂。杨继刚的《诸葛亮与李严权争新论》指出：诸葛亮与李严同样忠于蜀汉政权，却未能精诚团结，在主政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二人来自蜀汉集团内部不同的利益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这种以政治内耗换得政治均衡的安排者，正是蜀汉政权的创立者刘备本人。洪卫中《论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的文化因素》认为：曹操在征服群雄、争取全国统一过程中，除了以卓越的政治谋略取得成功外，文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儒、法文化的利用使曹操有效地稳固了统治、整顿了吏治、扭转了社会风习；对道教等文化的接受和利用不仅使曹操整合了黄巾军、臣服了张鲁，也使他以之为代汉的舆论工具；对兵家和形名思想的吸纳利用不仅成就了曹操的军事才能，也使之更为有效地进行了国家治理。梁中效的《试论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及影响》认为：曹操的蜀道战略是继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后曹魏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蜀道战略的实施，巩固了曹魏在关中的统治，增强了曹魏的综合国力，积累了山地作战经验，但也加快了蜀汉立国的进程。萧明忠《从蜀、魏、吴三国经济社会发展看“三国鼎立”对历史的贡献》认为：“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后，蜀、魏、吴分别采取保境安民的有效措施，恢复和发展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从而在汉、唐之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积极作用。

陈辉的《论汉晋南北朝统治者的道教政策选择》认为：东汉末年，统治者武力镇压黄巾起义，封建王朝和道教处于敌对状态。三国时期，魏蜀吴统治者改变政策，对道教加以适度利用。到了两晋，统治者开始积极招揽道教人士加入到政治活动中来，道教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出巨大作用。南北朝统治者进一步深化与道教关系，将道教组织纳入到国家体系中。曾祥旭《论汉末曹氏集团和刘备集团对道教的不同态度》认为：东汉末年，汉中和冀州分别形成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教和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其政治组织和宗教影响相当强大。囿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历史视野，曹氏集团和刘备集团对这一重要宗教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即：前者妙用，后者冷漠，这直接影响了两大集团的政治命运。朱健文的《东吴孙权时期的奇术及其高度繁盛的原因浅析》指出：东吴孙权时期，神算奇术丰富多彩、神奇精工，其高度繁盛的原因有三：一是孙权家族本身具有深厚的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为东吴奇术的生长壮大提供了充裕的阳光；二是孙权本人对道术的信仰与追捧起了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三是东吴民间重视、尊敬道学的传统社会习俗，是东吴奇术大放异彩的重要土壤。

杜小安的《论关公信仰与中国古代英雄崇拜》认为，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英雄崇拜最典型的表现之一。郑先兴的《概念史学视域下的关公与关公文化》指出，关羽死后成为三教合一的信仰神圣，其文化价值包括了“忠、义、仁、信、勇、智、礼”等义项，其艺术形象构成了京剧中的“长髯、红脸、禄袍、赤兔马与青龙偃月刀”等文化元素，其神格则为儒家的武圣人、佛教的珈蓝神与道教的崇宁真君，尤其是成为民间的最为灵佑的正义、助学、祝福与助财的庇护神，其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则有其家乡山西的运城、湖北的当阳与河南的洛阳，与遍及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山陕会馆与关帝庙，以及与其忠义相关的文化品牌。刘森垚的《历代刘备崇祀与三国文化》指出：历代统治者对待刘备的态度往往反映了当时官方对待整个蜀汉人物的态度。宋元以后，刘备形象中的“仁德”被彰显突出，这也巩固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同样也推动了整个蜀汉人物崇祀与三国文化的发展。王国巍《论我国民间传说中的赵云形象》对15则关于赵云的民间传说做了分析研究，指出赵云是胜利和平安的象征，他的一生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完美的人生的典型。

此外，梁满仓对曹操建安二十一年发布的关于春祠的诏令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该文校勘中的一些问题。陶喻之对诸葛亮《远涉帖》的本事做了比较详实的考证。郭荣章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真谛管窥》认为，两《表》语气虽有不同，但兴师北伐这一主旨却是很鲜明的。叶周杰、蔡东洲的《孙吴扬州各郡太守考述》梳理出了孙吴扬州18郡91任太守的姓名及其籍贯、官任等。赵彬的《诸葛亮南征区域辩疑》认为，诸葛亮南征的区域是东汉后期的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胡宁提出张飞、张郃对峙之地在今四川省巴中市平梁山，决战之地则在今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王巧林、韩进林以及王前程等对赤壁之战发生地做了考证，王巧林、韩进林认为文武赤壁皆黄州，王前程也认为，所有的江南“赤壁”均非三国赤壁之战古战场。游胜华的《以一当十论损益连弩》和李遵刚的《论诸葛亮木牛流马》则对诸葛亮的连弩和木牛流马做了研究，并提出了复原的方案。

三、 三国时期的作家与作品研究

关于三国时期的作家和作品研究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范子烨从“感甄故事”文本的生成机制入手，指出这个故事产生于唐代传奇作家之手，认为它并不具有历史真实性，而所谓“感甄说”也是后人据此编造的谬说。史继东的《刘桢诗赋艺术特征新探》将刘桢诗赋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三个方面，即：重“气”、“情高会采”和悲壮之美。徐玉如、高振的《诸葛亮散文文学地理解读》认为，诸葛亮的散文虽写于南方，但其质朴坦率的风格，简约严明的逻辑，忠君爱国的内容，充分体现出琅琊及荆襄等乡风对他的深刻影响。张兰花的《汉魏易代与祥瑞文学的肇兴》指出：汉魏易代之际，曹魏文坛出现了大量祥瑞颂德和述论兴替内容的诗赋奏表，文章剖析了这些祥瑞文学作品的文学特征和文化意蕴，分析了士人借祥瑞证实天命在曹魏的趋同心态，诠释了三国文学史上祥瑞文学肇兴的深层动因。李青石的《建安文人与汉中》对建安文人在汉中的经历以及相关作品作了研究。梁中效的《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认为，建安文学的健将如曹植、王粲、陈琳、阮瑀、徐幹、应瑒等都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四、 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

汉中是三国圣地，很多学者撰文论述了三国文化与汉中的关系。刘桂海的《“股臂”与“鸡肋”：三国时期汉中战略地位的地理释读》提出：“股臂”与“鸡肋”是蜀汉集团与曹魏集团对汉中战略地位的差异性认知，这两种认知的形成过程深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咽喉”、“天狱”等不同的地理意象直接影响了魏蜀的军事决策，曹魏与蜀汉集团也因此对汉中作出了不同的战略抉择与部署。瞿正瀛的《交通史著述启发的三国史书写》利用交通史著述研究了蜀汉北伐的历史。付兴林的《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管窥》对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做了分析，认为诸葛亮自择墓地于汉中乃基于以下复杂的心态和慎重的思考：汉中是忠魂守护蜀汉的战略重地，汉中是失意英雄醉卧疆场的理想归宿，汉中是权臣忧患意识中的避风港湾。李宜蓬的《勉县武侯祠的文学书写》对勉县武侯祠的诗篇做了研究，认为透过武侯祠的文学书写，可以认识到历代文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也可以了解武侯祠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这是研究武侯祠历代兴废的重要材料，也是感受诸葛亮人格魅力、考察诸葛亮历史影响的重要材料。王建科对汉水流域的三国戏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指出了汉水流域三国戏的故事渊源，认为这些剧作一方面扩大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和互动，另一方面重写中融入了地域和时代的特色。邵金金、白丽艳的《论汉中三国戏对〈三国演义〉的改编》认为：汉中地区的三国文化崇拜催生了当地三国戏的繁荣，这增加了三国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并在主要故事线索与《三国演义》一致的前提下，重新构造情节逻辑，完善了《三国演义》的局部剧情。

五、 三国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三国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清华认为勉县三国史迹文物在七个方面位居全国第一。张东的《汉中三国遗存类别和文化类型概述》对汉中的三国文化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这些遗存的文化类型进行了分类叙述。马强的《秦巴山地三国文化资源的特点、价值与保护》指出：从三国物质文化上说，三国历史遗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而三国文化的非物质遗产则有世代传承的三国民间信仰、三国故事传说和秦腔与川剧中的三国戏剧、历代有关三国人物和故迹的诗歌等。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三国文化资源正在加速频临萎缩乃至消亡，因此应深入研究、保护和开发。徐卫民《汉中三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指出：要作好汉中三国文化旅游开发，必须做到：加强保护；加强宣传；改善交通，将三国文化的多个景点通过畅通的交通联系起来，形成三国文化一日游系统；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梁中效的《汉中两汉三国文化资源及产业化开发》提出汉中文化产业开发的关健在于突出两汉三国文化特色，打造“西三角经济区”的两汉三国文化体验中心、休闲度假中心和养生养心天堂。符丽平《试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对成都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提出：透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可以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需要的几大关键要素：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黎藜的《新媒介语境下三国文化去经典传播》以游戏平台为基础，分析了三国文化去经典传播中呈现的经典性、娱乐性、视觉性特征，并对经典文化游戏传播中存在的隐患提出了质疑，认为专业研究者应当以文化精英的身份介入经典传播，在适应大众文化需求的同时，推动经典文化与时俱进的更新，赋予其更长久的生命力。

此外，周文业《三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介绍三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设想。骆炳浩等人的《舌尖上的三国》对《三国演义》与饮食文化做了研究。詹学德《三国文化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培育》论述了三国文化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建科责任校对：王建科陈 曦]

[作者简介]蒋丽(1977-)，女，陕西汉中人，文学硕士，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雷勇(1964-)，男，陕西洛南人，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史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3

[修订日期]201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