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儒故里觅薛瑄遗踪

2016-04-13 05:47谢振中
支部建设 2016年30期

■ 谢振中

真儒故里觅薛瑄遗踪

■ 谢振中

(文清祖茔牌楼)

在万荣县城北面,有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落,绿杨疏柳掩映着一处处瓦舍泥墙。这就是明代大儒薛瑄的故里。

这里是因明代大儒薛瑄故里而遐迩闻名的平原村。回乡省亲之际,我特意重游故地,再次寻访这位以操守品节、治学育人而称著的明代廉吏遗踪。

两道圣旨

对平原村我并不陌生,数年前粗略看过几处知名的文物古迹。一是“真儒里”碑楼。额题“薛文清公故里”,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将军手书;碑文“真儒里”三字,系明嘉靖三十五年山西提督学校按察司副使陈棐所题。二是“薛夫子家庙”。位于村子正中,系明万历二十八年薛瑄六世孙薛兰创建。三是薛瑄墓地。位于村西一公里处,由“尚书陵”石牌坊、“文清祖茔”牌楼、神道和墓地四部分组成。明宪宗成化年间所建,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是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明代陵园。四是《薛文清全书》木刻雕版。系清代薛氏后人系统整理薛瑄著述,刊印成书后留存的刻板,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

走在街巷里,一切风物依旧,却又隐然不同。不仅路面整洁了许多,街边墙壁上,还增添了一栏栏饶有情趣的廉政小诗。后来得知,2013年,这里的家庙和墓地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子还被当地辟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进村不远,就遇到迎候我们的东道主,薛瑄第十四代孙薛吉生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薛瑄故居。

这是一所坐西朝东的小院,红墙青瓦,清雅幽静。院落不大,仅百十平方米大小。门楼正中悬着“文清公故居”金字木匾,院内四株古柏峭拔挺直。大门正对着三间西房,房内除薛瑄著作外别无他物,给人一种寒素之感。据薛吉生介绍,这里即是薛瑄祖居之所,数百年来始终维持原状。薛瑄因丁忧守制等原因,先后在这里生活过近20年。这里还是薛瑄致仕荣归后讲学和终老的地方,公元1464年农历六月十五,76岁的薛瑄自知大限已到,勉力正襟端坐,提笔写下“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的诗句,“通”字最后一笔未写完,就溘然长逝。真难想像,这样一个看似简陋甚至寒伧的地方,竟会是封建时代官居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的朝廷大员最终的病老之所。

就在我们唏嘘慨叹之时,薛吉生先生戴上白手套,在屋内桌上缓缓铺开两幅卷轴:这竟是传说中明代皇帝封赠薛瑄及其家人的两道诰命文书!围过去细看,两道圣旨全用五色纻丝织成,自右至左,依次织成靛蓝、明黄、橙红、灰白、赭褐五色,其间有提花式编织错间排列的白色云纹。左右两端织有升降状双龙,双龙间绣有“奉天诰命”小篆文书。正文从右至左毛笔小楷竖式书写,其略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云云,全文皆用墨书。落款时间分别为“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成化元年三月初五”,其上压盖着“制诰之宝”朱文大玺。据薛吉生先生介绍,这两道圣旨,一件是1455年薛瑄任大理卿时,明代宗对薛瑄祖父母及考妣的追赠;一件是1465年,即薛瑄殁后次年,明宪宗追赠其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公”的圣旨。在薛瑄及其之后,全族共有16人12次受到皇帝褒封,不过保存下的诰命文书仅此两件,距今已有550多年的历史,堪称无价之宝!

薛瑄故居、墓地、家庙、碑楼,还有他的著述及刻板,加上这两道圣旨,算得上是一条完整的文物链了!

一生传奇

我们在小院古柏下坐定,和聚拢的村民聊起了薛瑄。

“你们怎么看这位先祖呢?”我问。“我觉得文清公就是一个传奇,至少有四个地方是难以比拟的。”薛吉生不假思索,侃侃而谈。

一是天赋异禀。文清公小时候跟祖父学习,过目成诵,十多岁就会写诗。那时他的父亲在云南为官,当地士绅们常派人把他背到家中,请他写诗谈文,晚上再奉上一头小猪把他送回来。17岁时父亲转任河南,有官员写诗说“绿水无忧风皱面”,怎么也想不出下联,薛瑄听了,脱口即道“青山不老雪白头”,被传为一时佳话。

二是志向远大。小时候听大人聊天,说这个是古之大儒,那个是当今名士,他就发誓说:“他们都是人,我也要通过学习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学习,十几岁就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20岁遇到几位理学宿儒,听了他们的见解后说:“这才是真学问!”于是烧掉以前所作诗赋,潜心攻读理学,由此通晓了经史子集百家之说。他不仅酷爱学习,而且身体力行,一言一行不合礼仪就睡不着觉,这样内外兼修,终成一代大家。

三是成就巨大。文清公一生学业精专又笔耕不辍,著有《文集》24卷,《读书录》及其《续录》23卷,《从政名言》《理学粹言》等其他作品数卷,共百余万字,是众所公认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从思想成就上看,他是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开明代道学之基”,被尊为“明代理学之冠”。他继承发展宋代程朱理学思想,提出了“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唯物主义气理观;他倡导“复性”说,主张躬行实践真理,开启了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被尊为“实践之儒”。

四是备极哀荣。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了官职、谥号,为他修建了陵园、祠庙,这都是非常难得的礼遇。但还有两项荣耀更值得一提。一是他过世不久,他的著述《读书录》就被公开刊刻发行,充作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的教材;二是在他去世百年后的隆庆五年,朝廷降旨将他从祀孔庙。他不仅是明代明旨从祀孔庙的第一人,还是我们山西继王通、司马光后从祀孔庙的第三人。这里头也能看出他颇高的文化地位来。

三个名号

薛吉生讲得有味,大伙也听得入神。看他停下来,我又问:“怎么不讲你们先祖的廉政故事呢?”“这也是我要给大家汇报的重点哩!”薛吉生笑着呷了口水,接着讲了下去。

他说,薛瑄一生陆续居官24年,担任过大大小小官职近10种。不论出任何职,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正廉洁都是其为官施政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薛瑄的清廉,不是矜于名节,也不是畏于法度,而是对自己“读正书、明正理、亲正人、存正心、行正事”主张的躬行实践,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或对理念的坚守,尤为难能可贵。

薛瑄的廉政故事很多。从三个名号就看得出来。

从“河东布衣”看他的清廉。薛瑄一生以“河东布衣”自许,安贫乐道,清正廉洁,对生活条件从不计较。担任京官五年,才在京城买了间房子,小得仅能放下一张床。屋里光线昏暗,又没钱买窗,就找了一只废车轮装上。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车窗记》,满意地说:“是居虽小而心则大也。”甘守清贫自然为官清廉。他任监察御史时,曾监管湖广银场,管辖湘西20多处银矿。许多人都觉得是件“肥差”,但他却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坚持一介不取。在任三年,“黜贪墨、正风俗”,有效规范了银场秩序;离任时两袖清风,写诗明志说:“莫言白笔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纷纷建造生祠纪念他。

从“铁汉公”看他的刚直。薛瑄主张“为政以爱人为本”。在都察院、大理寺任职时,执法如山、刚正不阿,坚持为民请命、平反冤案,在任上“平反全活无数”。任大理寺卿时,曾发生了一件苏州饥民火烧富户房屋潜逃的案件,内阁大臣将事件定性为叛乱,无辜牵连的百姓多达500多人。薛瑄据理力争,坚决依法办案,最后仅惩办了几名首犯。他的刚直还体现在不畏强权上。明代特务机关横行,多数人都畏而却步。但他刚到大理寺任职,就平反了锦衣卫制造的冤案十多起,引起了锦衣卫头子、大太监王振的嫉恨。不久,王振的侄子串通他人诬告一名妇女杀人,判了死罪。薛瑄仔细剖析案情,洗刷了其中冤情。王振更加恼恨,就唆使一帮官员弹劾薛瑄贪赃枉法,将他打入死牢。薛瑄泰然自若,说:“辨诬得咎,死何愧焉!”每天手捧《周易》诵读不休。事迹传开,人们就尊他为“铁汉公”,纷纷出面搭救。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将薛瑄罢官了事。

从“南京好官”看他的规矩意识。现在我们强调讲规矩,薛瑄当年就最讲规矩,从不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三拒杨士奇”的故事,就能反映薛瑄的原则性。杨士奇是当朝首辅大臣,声望很高。薛瑄考取进士后,杨士奇听说他学问很好,就想聘他训导子弟,薛瑄以祖父母亡故,要回乡守孝为由推辞了;守孝期满,杨士奇举荐他担任监察御史,并派人邀请,希望结识薛瑄,薛瑄却说“我的职责是弹纠官员,按规矩不能私谒公卿”,再次拒绝;后来杨士奇在朝堂上看到薛瑄,上前表达结交愿望,薛瑄又以“朝间会见,不合朝仪”为由拒绝。“三拒杨士奇”不仅使薛瑄名声鹊起,也使他受到杨士奇等一批正直大臣的敬仰。后来他到南京做官,恰逢太监金英来视察,当地官员奔走趋奉,只有薛瑄不予理睬。金英不以为忤,反而感叹说:“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其身正,不令而从”吧。

待到故事讲完,众人也渐渐散去。我独自站在几株古柏下沉吟起来。薛瑄一生喜爱松柏,曾写下“松柏每期冬雪茂,春花不逐艳阳开”等著名诗句。这一株株老枝铁干、挺拔向上的古柏,不正是他伟岸人格的写照吗!

(责编:于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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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河津南薛里(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永乐十七年,河南乡试解元,次年甲榜荣科,考取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山东督学佥事、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右丞、大理寺卿等职,官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天顺元年(1457年)致仕,天顺八年(1464年)464亡故,享年76岁。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又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1571年)从祀孔庙。薛瑄一生陆续居官24年,大多执掌监察、法纪,期间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