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入洛动机及时间重考

钟思远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陆机入洛动机及时间重考

钟思远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陆机入洛事件作为归晋孙吴士人投奔新朝的典型个案，对魏晋易代时期的士人心态影响较大。对此次陆机入洛的动机及其具体时间问题，后世学者多有探讨。在陆机入洛的动机问题上，通过对陆机入洛前后生平事迹、诗文创作情况的重新整理和述析，能够证明陆机在成年后离乡入洛的动机以“应辟”出仕最具可能。在陆机入洛具体时间问题上，重新考辨目前流行较广的各家代表观点之得失，也可以作出更具合理性的推断。

陆机入洛；动机；具体时间

西晋灭吴后，在守土拒迁与易朝出仕的问题上，“陆机入洛事件”对孙吴归晋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因此，关于“陆机入洛”的动机及其具体时间，成为了后世学者讨论的重要问题。所谓“陆机入洛事件”，乃是指陆机成年后的首次入洛。因为此时的陆机入洛事件才具有作为其人生转折点的历史标志意义，也是陆机作为归晋吴士代表投奔新朝的实质性发端。所以，即便陆机在写给二弟陆云的《赠弟士龙诗十首》其四中有：“洪波电击，与众同泯。”［1］155及“颠簸西夏，收迹旧京。”［1］155等句对自己少年时“被俘入洛”的经历有所隐含暗示（此处“旧京”既可能指东汉旧京洛阳，也可能指孙吴旧京建业，不能确知。），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能使少年陆机被俘入洛一事成为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对象。对此值得稍加说明之处仅在于，陆云诗作《答兄平原》中亦有云：“予昆乃播。爰集朔土。载离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驾言其归。”［2］48由此可知，陆机因受俘而到过北方地区应是事实，故其少年时期途经洛阳的可能性不宜绝对排除。

一、陆机入洛动机以“应辟说”最具可能性

求解陆机入洛的动机，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应辟”与“应诏”两种文献记载可信度的辨析上。其中，“应辟说”在古文献方面的直接证据至少有三处：

其一，《文选》第十六卷载陆机《叹逝赋》注引王隐《晋书》曰：“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少为牙门将军。吴平，太傅杨骏辟为祭洒，转太子洗马。”［3］723

其二，《文选》第十七卷载其《文赋》（并序），注引臧荣绪《晋书》亦曰：“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徵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3］761

其三，陆机所作《诣吴王表》中有言：“臣本吴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远人，绥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东到淮南，发诏以臣为郎中令。”［1］175可知其先应太傅杨骏之征，而后转任别职。

另：陆机赴洛途中写就的《赴洛》《赴洛道中》二诗及后来写给陆云的《于承明作与士龙》一诗中都有词句可以表明其迫于征命，入洛出仕的心境。《文选》第二十四卷所载《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中也有：“长离云谁。咨尔陆生。鹤鸣九皋。犹载厥声。况乃海隅。播名上京。爰应旌招。抚翼宰庭。”［3］1152-1153的语句，可以作为其“应辟”出仕的旁证。

“应诏说”的主要文献证据是源于《晋书·武帝纪》。其载太康九年事曰：“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蚀之。诏曰：“兴化之本，由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4］78于是，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将此与《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所载：“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张华荐之诸公。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4］1472-1473一事相联系，作为陆机于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入洛的证据链。但细读《晋书·陆机传》所载陆机、陆云造访张华之事可知，其文意上似乎显示二陆入洛后经张华推荐方被征辟，但真实情况很可能是人未到、声先传，所谓“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者，即是形容彼此神交之貌。真实的历史情形很可能是：张华闻二陆之名后便在朝中为他们扬誉，于是杨骏等权贵得知后，便指名道姓地下了征辟令。

所以，上述“应诏说”的证据链相当脆弱，而其所依傍的直接史料证据属于孤证难立。与之相较，“应辟说”更具合理性与可信度。

二、陆机入洛时间诸说辨

陆机究竟何时入洛，当今学界的看法仍不统一。其中主流为两种：一是太康十年入洛说，一是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或永熙元年（太熙元年四月，晋武帝驾崩，惠帝继位，改元永熙。）入洛说。前者以姜亮夫、姜剑云、刘运好为代表，后者以曹道衡、徐公持为代表。现分辨如下：

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认为陆机应于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首次入洛，主要依傍的是前述《晋书·陆机传》和《晋书·武帝纪》中的相关记载所结构的证据链［5］。此推断显然与前述陆机应辟入洛之说迥异，相较所本文献，陆机应辟而非应王命的可能性远胜。且《晋书·陆机传》言及此事所述内容与《三国志·陆逊传》裴注所引杂书《机云别传》极其类似，使得该推断的可信度又降低了。

姜剑云和刘运好均认为陆机首次入洛是应杨骏的征辟。但姜剑云的论断虽提及杨骏官至太傅乃是永熙元年五月之事，却并未清楚地说明其与“太康十年入洛说”的相应关系，判断较为牵强［6］。刘运好在其《陆机籍贯与行迹考论》一文中则认为王隐《晋书》及唐修《晋书》所谓“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之事，所言乃是杨骏官至太傅前，闻二陆声名而下令征辟，所许官职或为其它。谓之“太傅杨骏”，其意似乎以为此记载乃是史家循著书旧例以杨骏在陆机就任太傅祭酒后所任的官职对应称呼［7］。相较徐公持仅据王隐《晋书》与唐修《晋书》成书先后而认定陆机于永熙元年入洛［8］，刘运好的判断显然是更加严谨的。

然而，刘运好较难解释的问题仍有两处：

其一，臧荣绪《晋书》为何会有二陆于吴亡后“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之语。因为《晋书·陆机传》所载“太康末”既是虚数，其所云陆机“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4］1467的“十年”也可能是概指，而臧氏所言“十一年”却是实数。且《世说新语·尤悔》第三之“华亭鹤唳”条注引《八王故事》亦云：“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9］1050此处记载虽出于杂书，但意指却与“十一年”之数相契。所以，曹道衡据臧荣绪《晋书》判断陆机入洛是在杨骏任太傅后，并认为这也与陆机被迫应征的心境相合。曹道衡还引用陆机《叹逝赋》中的句子作为旁证，《叹逝赋》云：“余年方四十，而鼓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1］24曹道衡按曰：“陆机生于吴永安四年（公元261年），他四十岁那年为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从此上推十年，正好是太熙元年或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他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十年，就因为他是在太熙元年离开家乡。”［10］188曹氏之说，看似合情理地解决了臧书与唐修《晋书》在陆机入洛时间陈述上的矛盾。

不过，曹道衡为了兼顾“太傅”杨骏征辟陆机之说，却很可能犯了一个知识错误。其言：“因为陆机从家乡出发的时间大概是在太熙元年，而据《赴洛》第一首‘谷风拂修薄，油云翳高岑’；《赴洛道中作》第一首‘哀风中夜流’；第二首‘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句看来，当为夏历八月间景色。”［10］188于是，他认为陆机赴洛时间应在杨骏官至太傅后。刘运好对此提出异议，其言“谷风拂修薄”中的“谷风”乃是东风，所写之景乃是春景，所以陆机赴洛是在春天，故而曹道衡所谓陆机应“太傅”杨骏征辟于太熙元年入洛说不成立，其入洛当在太康十年春。在刘运好的判断中，对“谷风”之意的考解很合理。《诗经·国风》之《邶风》有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11］639郑笺曰：“东风谓之谷风，阴阳和而谷风至。”［11］639孔疏继而又云：“习习然，和舒之谷风，以阴以雨而润泽行、百物生矣。”［11］639陆云在其诗作《赠郑曼季》中亦用到“谷风”一词，有句曰：“习习谷风。扇此暮春。”［2］48从二陆的学统上可以做出一个常识性的推断：他们在上述诗中对“谷风”一语的使用应当都本自《诗经》。所以，“谷风”在陆机诗中应释为东风或春风才是合情理的。曹道衡对其所引陆机诗句的意指只下判断，未作分析，故其所谓陆机历夏入洛之说较难让人采信。

不从曹道衡之说，刘运好的推测是：臧荣绪《晋书》所谓“十一年”之数很可能是其认为陆机被征辟乃是永熙（公元290年）五月杨骏任太傅后发生的事，由此时间倒推至吴亡而陆机退居旧里之时，正好得出。对于《文选》第二十四卷所载《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中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所云：“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3］1154的说法，刘运好认为此系李善引书有误，因为杨骏任太傅时，西晋已经改元永熙，依循史例，应言“永熙初”。在刘运好的这一推测中，对于李善引书有误的判断是极具合理性的，故而可以怀疑臧荣绪《晋书》所载陆机在吴“积学十一年”这一说法乃是其自行推定的产物。但在没有可靠的直接文献证据的条件下，刘运好的推测仍止于合理假设的范畴，并不能全盘推翻臧书“十一年”之说。

其二，即便承认刘运好推测的正确：陆机入洛乃是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春之事。那么陆机到达洛阳后尚距杨骏官升太傅有近一年时间。其人既应征辟而来，为何所有史籍文献皆未记载他在就任太傅祭酒之前所居何职呢？视陆机之故有身份地位、志趣性格以及赴洛途中的心境，他都不该是盲目应辟之人。既有所应，当有所职。所以他在那近一年的时间中，不应是闲游士林，坐等朝中安排的状态。虽然，就陆机初入洛后“不推中国人”的态度，以及与洛中士人常有言语或行迹对抗的情况而言，不能排除其或因不满于赋闲被冷而借机发怨的可能性，但这也仅止于合理假设，不足以使陆机于太康十年春入洛的判断更富实证性。

三、陆机入洛时间新断

通观曹、刘二人之说，各有理据，也各有缺陷。于是笔者认为：陆机是否会在太熙元年春入洛的问题，是值得留意的。结合陆机一生恋乡情结的诸多表现以及当时被迫应征的心境，可以在历史场景中作出这样一种新的推断：陆机收到杨骏的征辟令应在太康十年岁末，思虑再三，于乡里守岁，年过方始启程入洛。由此，其人于太熙元年初春出发，在暮春或初夏抵达洛阳。入洛时，西晋已改元，杨骏已官升太傅，恰可谓被“太傅杨骏”所辟。在当下没有其它更加可靠的资料证据出现前，本言之有据的态度调和各说，暂将陆机入洛时间具体到这一时间段应该是更加合适的。

［1］陆机.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陆云.陆云集［M］.黄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3］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房玄龄，褚遂良.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二十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31.

［6］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6-237.

［7］刘运好.陆机籍贯与行迹考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27-128.

［8］徐公持.浮华人生——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79.

［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曹道衡.中古文史丛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11］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刘小燕）

A Study on Motivation and Specific Time of Lu Ji's First Trip to Luoyang

ZHONG Si-yuan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Shaanxi）

As a typical event，Lu Ji's first trip to Luoyang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s of Wu Kingdom who surrendered to Jin Dynasty.There were many studies about the motivation and specific time of the event.Through the study of som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Lu Ji and the study of some Lu Ji's poems and articles，we can prove that the motivation of Lu Ji's first trip to Luoyang is most likely to be recruited.At the same time，we also can make a reasonable judgment on the specific time of that trip.

Lu Ji's first trip to Luoyang；motivation；specific time

I206.2

A

1674-0033（2016）05-0018-03

10.13440/j.slxy.1674-0033.2016.05.004

2016-05-16

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5SKY027）

钟思远，男，四川成都人，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