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国内《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邓楠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长沙`410004)

内容摘要：《巴黎圣母院》被誉为雨果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国内学界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克洛德、爱斯梅哈尔达、加西莫多等人物，成为了评论者必谈的话题，也被视为雨果这部小说的亮点和最为出色的地方。当然，学界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个性刻画、克洛德复杂的心理描写艺术等缺少深入的探究，至今仍是研究的盲区。

关键词：《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1802-1885)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据现有资料，从1901年起，我国就开始了对雨果的小说进行翻译出版。而1923年愈忽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活冤孽》，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巴黎圣母院》译本。1928年，真善美书局出版了东亚病夫的译本《钟楼怪人》，它是《巴黎圣母院》在国内发行的第二个译本。1948年，上海骆驼书店出版了陈敬容先生翻译的《巴黎圣母院》，它被认定为解放前我国最为完整的译本。1949年，国内又出版了黄峰翻译的《巴黎圣母院》。解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外国文学翻译受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才真正“解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属于这种状况。1980年，经陈敬容先生多次修改的《巴黎圣母院》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管震湖的译本(1990年)。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潘丽珍的译本。199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施康强和张新木的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则发行了陈宗宝的译本。1998年，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李玉民的译本，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唐祖论的译本。1999年，孙娟翻译的《巴黎圣母院》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胡宗泰的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倪维中的译本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陈筱卿的译本则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200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安少康的译本。2008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萧菲的译本，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林珍妮的译本。2009年，杨君的译本由万卷出版社印行。2010年，哈尔滨出版社又出版发行了李艳的译本。由此可见，国内出版《巴黎圣母院》的情况是何等之壮观。在翻译出版的盛况之中，国内对雨果及这部名著的研究同样不可小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5年，恰逢雨果逝世50周年之际，当时学界纷纷撰文，并形成了雨果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如上海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连续发表了关于雨果的文章，主要有马宗融的《法国小说家雨果》、《现代法国人心目中的雨果》等。南京的《文艺月刊》发了专号，登载了徐仲年的《雨果论》、郎鲁逊的《雨果研究》、徐心芹的《雨果社会学观之评价》、李丹的《关于雨果》和李青崖的《雨果年谱》等。《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也对雨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样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纪念雨果的活动。①这些文章都涉及到雨果的政治思想、浪漫主义特色以及代表性作品《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研究则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艺术上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深刻的反封建反教会主题，成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也被视为雨果这部小说最有成就的地方。

一、小说主人公之争研究述评

同文学史上任何一部经典名著一样，《巴黎圣母院》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争议。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争执不休，众说纷纭。把涉及到人物形象的问题加以归纳，主要表现在：第一，小说主人公之辩。谁是《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是爱斯梅哈尔达还是克洛德？传统的观点都明确无误的肯定小说的主人公是爱斯梅哈尔达。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不少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或者说主人公是克洛德而不是爱斯梅哈尔达。第二，克洛德的形象、性格以及悲剧性问题之辩。克洛德这一人物仅仅是封建教会恶势力的反面形象和代表吗？作者在作品中，到底把他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来加以塑造？学者们对他的多重性格和悲剧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克洛德形象的争论几乎成为了这部作品中的核心问题、焦点问题，发表的文章也最多。第三，爱斯梅哈尔达与加西莫多的性格与悲剧性问题。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与悲剧，也是读者普遍关心的话题。回答清楚了这些问题，《巴黎圣母院》主题思想的概括和提炼，就水到渠成。

国内出版的权威教材都一直首肯爱斯梅哈尔达是《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这一认识的坚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学者们解冻了。胡常英在1982年《湖南师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也谈〈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的形象》的文章，可以说开启了国内研究《巴黎圣母院》两个方面的先河：第一是在改革开放仅几年之后便把克洛德作为一个话题来谈，不再按照阶级论的政治模式去评判克洛德，即不再将克洛德作为反动宗教恶势力的代表看待，而是认为他身上也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从批判与同情的角度分析了克洛德的危害性与进步性。这在当时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具有吃螃蟹的勇敢精神。第二是从反封建反宗教主题和小说的具体篇幅来看，提出了克洛德是雨果着力描写的人物，虽然未提出克洛德就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或主人公，但作者的意思是明了的，即克洛德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了爱斯梅哈尔达。此后，学者们在谈论克洛德这一形象时，思想比较开放地使用了克洛德是小说“主人公之一”这一概念。而真正专门把克洛德作为小说“中心人物”议题而谈，是孔建平和殷大云两位老师。他们在1985年的《扬州师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巴黎圣母院〉中心人物形象辨》一文。大胆地提出小说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是克洛德而非爱斯梅哈尔达”。他们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圣母院和中心人物形象的关系来看。圣母院在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并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法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象征，又成为了小说人物克洛德生活、成长与活动的重要环境。圣母院与克洛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克洛德的性格形成、心理的矛盾发展都与圣母院休戚相关。其次，从故事情节与中心人物形象的关系来看，推动这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是克洛德而不是爱斯梅哈尔达。爱斯梅哈尔达所发生的人生变故、法比与加西莫多的被卷入、宗教世俗政权的干预等等情节，都是克洛德的操纵。同时，克洛德在小说的中心地位还与作者对他复杂的矛盾心理描写有着关联。雨果每描写克洛德的一次行动，总要回过头来挖掘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这些心理描写占据了小说的大量篇幅。再次，从“对比”原则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来看，克洛德是雨果运用美丑对比美学原则表现人物性格和突出小说主题的中心。克洛德自身的二重性格形成了对比，同时又与爱斯梅哈尔达、加西莫多、法比形成对比，从而使作者的主观意图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孔建平和殷大云两位老师的论述是严谨而周密的，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依然对小说的主人公问题产生出了浓厚的兴趣。如罗君发表的《试论〈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的人物形象塑造》一文(《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着重指出小说的主人公是克洛德而非爱斯梅哈尔达。并围绕克洛德这一主人公，分析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同年，杜思梅撰写了论《克洛德形象再认识》(《镇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的文章，她一开篇就描述了文学评论界对《巴黎圣母院》中的两个热议不停的问题：一是克洛德是否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二是克洛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尽管杜思梅没有提供新的佐证材料，仍旧按照孔建平和殷大云所阐述的三个方面来论证，有依葫芦画瓢的嫌疑，但是，她特别赞同小说的主人公或中心人物克洛德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再次拓展了对克洛德形象的研究。

21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学界再一次把小说的“中心人物”克洛德这一话题的研究推向高潮，刊登的文章不下10余篇。主要有高德强的《〈巴黎圣母院〉主题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冷和平的《克罗德是人，还是恶魔？》(《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武凤珍的《为克洛德讨一个公道的说法》(《陕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曲玉红的《也谈堂·克罗德的恶与善》(《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张志学、石定全合写的《从学者到魔鬼——堂·克洛德·孚罗德副主教人物形象思考》(《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专刊)、刘向宏的《人性与信仰的矛盾》(《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他们都一致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克洛德而不是爱斯梅哈尔达。其实，围绕着小说的主人公而展开的争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可以确定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为什么把他作为主人公，肯定有其用意。其次，可以概括出小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主人公的刻画往往与作品的主题思想表达不可分割。再次，研究的重心得以充分的体现，为读者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学者们之间发生的争辩对学术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把克洛德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这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理由也是十分充足的。第一，小说的标题已经显示。小说就是围绕着圣母院中的人物来展开的，克洛德作为圣母院的副主教，不可能撇下他而把别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加西莫多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爱斯梅哈尔达是后来流浪到圣母院来的，她的性格的形成应该与圣母院没有多少关系，把她作为圣母院的中心人物显然不太合适。第二，主题表达的需要。反封建反宗教一直是雨果创作的重心。雨果在《海上劳工·序》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有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便是教条、法律和自然的桎梏。在《巴黎圣母院》中，我控诉了第一种桎梏。在此，雨果就非常明确地把矛头对准了宗教，而巴黎圣母院就是宗教权威、宗教教规的象征，克洛德是宗教教义的宣传者、传道者、宗教法规的执行者，对宗教罪恶的清算，这一主题的体现，必定与克洛德紧密相关。把他作为主人公，也顺理成章。第三，雨果曾提及小说创作的缘起，因为看到圣母院墙壁上有手刻的拉丁文“‘AN’ATKH”(意思是“命运”、“命定”或“宿命”)一词，于是产生了创作《巴黎圣母院》的灵感和冲动，这一词就是克洛德亲自刻写的，小说主要描写了他的“宿命”、“命运”，从而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克洛德的命运引起雨果的关注，使他产生创作灵感。可见，克洛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第四，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克洛德所占的篇幅最多，作品以他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情节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动力，整部作品写了他的童年、青年、壮年，一直到死，写得相当完整，他是文中的主角，而不是配角。由此看出，克洛德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是实至名归。

二、克洛德形象研究述评

《巴黎圣母院》出版后，克洛德就一直被认定为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受到读者的唾弃和批判。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敢对克洛德这一人物给予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这种一边倒的评论，克洛德始终是具有残酷、伪善、凶恶性格的反面人物。我们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学人严厉谴责克洛德的词句。“他是封建教会的化身，是个道貌岸然、内心毒辣的伪君子，一个恶的代表，一个‘阴森可怕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自私、好色、贪财、野心勃勃、诡计多端、残酷无情的害人的恶魔、虚伪的道德君子。”②这位学人的眼中，克洛德不仅浑身肮脏透顶，而且完全可以拉出去枪毙，是一个恬不知耻的恶棍。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批评发生重大的变化。尤其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能够进行客观、科学、中肯的评价。克洛德这一人物就属于拨乱反正的比较典型的形象。对学者所认定的克洛德那种单一的“作恶”性格，受到了广大批评者的质疑。首先，大多数论者认为克洛德不是单一性格的人物，是一个内心行为充满矛盾、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格的人物。《巴黎圣母院》之所以深刻，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雨果塑造了克洛德这一深刻复杂的人物形象。陈进漪、哈若惠和王圣思三位年轻的本科生，于80年代初发表了《雨果笔下的克罗德》(《名作欣赏》，1981年第3期)一文，对传统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雨果笔下的克罗德既是“宗教势力的代表者，但也是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克罗德并非天生的恶人，在他的成长路上其实做了不少的善事；他开始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与追求同样包含有真爱的成份，这是不可否认的。当他得不到爱斯梅哈尔达的爱之后，他就变得疯狂，于是加紧了对美少女的迫害，宗教的异化作用，使他的感情表现出了“阴险、狂野、残暴”。他们的观点的确令人深思，而且在当时环境下不失为一声春雷，高举了重新估价克罗德的大旗。文章略显不足的地方是对克罗德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作者为什么将他塑造成这样一个人物，缺少深度的分析。此后的研究者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对克罗德予以重新定位和评价的。如胡常英发表的《也谈〈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的形象》(《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就针对传统“恶势力代表”的说法，进而阐述克罗德不是“罪恶的纵欲者”，“而是一个有真爱、博学的、受封建宗教毒害的悲剧人物”。克罗德既然是一个悲剧人物，那他身上就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他的毁灭就值得人们的同情。一味对其指责和批评反而不切合作品的实际描写。胡常英在纠偏的过程中，自然放松了对克罗德违反人性的不道德行为的批判，从而搁置了克罗德的危害性。

20世纪90年代，克罗德形象的评析，依然是热门的话题。如李晓卫就尖锐指出：“在我看来，克罗德作为一个由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人物形象，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特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具有多面意义和深刻思想内涵的人物形象，而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邪恶势力的化身和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③这种高度概括式的评价，使我们清楚明白论者并没有简单武断地给予克洛德贴上一个“反面人物”的标签。这种独特的见解，令人深思，对深化和推动克洛德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触及到了关键性的问题。王学文在他的文章中也十分明确地谈到：克洛德是一个双重性格的矛盾组合体，作者深刻地描写了克洛德灵肉搏斗的痛苦灵魂，一方面他的人性复苏，使他不顾一切，勇敢地去爱，是个敢爱敢恨的“勇夫”，另一方面，他又不懂得如何去爱，采取威逼恫吓的手段去获取；一方面他是施爱者，另一方面他又是爱的“刽子手”，善与恶交织在他身上。如果不顾作品实际的描写，就独断地下结论说他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或残酷的恶魔，这的确有失公允。④

对克洛德这种矛盾集合体性格的分析，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解读。侯翠霞则从社会道德评判的角度对克洛德的二重性格给予了精彩的分析：克洛德是一个苦学、博学之士，是一个博爱、怜悯善良之人，但当他的爱得不到时，他由爱而恨，不惜一切手段来迫害、恫吓爱斯梅哈尔达。“他既是教会的代表，又是教会的牺牲品；他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又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他既有人性的合理因素，又有社会的非理成分；他既是善与恶的统一，又体现了美向丑的转化；他实际上是一个被教会扭曲了的人物形象。”⑤

这一说法是很辩证的。但明显受益于陈进漪、哈若惠等学人的启发。的确，克洛德是善恶美丑的交织体，他的性格是矛盾的、丰富的。雨果把他的人生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35岁前为第一个阶段，35岁后为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描写了三件事。一是童年至青年时对知识科学的追求。他还少不更事时就被父母送到修道院接受宗教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育，培养起了对宗教与科学热爱的浓厚兴趣，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个博学之士。二是青年时抚养小弟若望。正在成长之中的克洛德，突遭父母双亡的家庭变故，他不得不挑起抚养弟弟的大任。三是收养弃儿加西莫多。在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众人要将一个奇丑无比的小孩用火烧死，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把丑陋之人归到自己名下予以收养。这三件善事完整地揭示出了克洛德的性格，他本性善良，而且怀有仁慈之心。求真向善是青年时期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当然，这三件善事也掺杂着许多杂色，并非完美无缺。其一，克洛德求知是追求科学的进步行为，但又蹈于炼金术的泥潭，沉迷于黄金梦想，此行为乃与科学精神相违背。其二，克洛德对若望深情意绵，温馨感人，寄予厚望，然而，他实际采用的是宗教的严厉苛刻要求来教育弟弟，他用自己接受教育的方式向弟弟灌输，这种教育非但不成功，反而使得若望背离他的初衷，越来越滑向世俗的泥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其三，克洛德一心一意照顾加西莫多，倾注了不少心血。对克洛德照顾加西莫多这一举动，王学文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见：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克洛德的怜悯与仁慈之心，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加西莫多态度粗暴，把他当作下人和奴狗来使唤。⑤

美与非美集于其一身，而他的美在这个时期却占居着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主要描写他对爱情的追求。尽管宗教禁欲主义压抑了他身上的情欲，使他对男女之肉欲未有非分之念，但当美少女爱斯梅哈尔达出现在面前时，他不得不为之动心。他陷入一场发狂的追求之中。在恋爱中，他不断向少女表示他的真情、他的苦闷、他的痛悔、他的善意，但是，他的种种外在行为却又演绎着他的仇恨、他的迫害、他的恶毒、他的虚伪。爱与肉体之欲都从其体内爆发出来，而且让后者占了上风，使他不能自已，最终导致“我得不到她，谁也别想得到她”这种狠心的毒誓。他由一个背叛宗教信条的爱情追求者，完全变成为肉欲狂、迫害狂。他在毁灭所爱之人时，也在毁灭着自己。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爱恨相交、善恶相生。⑥所以，我们说克洛德是一个具有双重的、矛盾的、复杂性格的形象。这一“圆形”人物具有十分丰厚的内涵，令无数的读者惊讶、感叹、唾弃。

以上仅仅是对克洛德这一人物性格的认识所生歧义的简要概述。其实，文学批评界对他这一形象角色的定位发生的分歧更是一言难尽，把这些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

首先是传统的说法。批评界认为克洛德是“教会罪恶势力的化身”、“是淫邪、虚伪、凶残的化身”。对这种看法，我们用不着举例说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材均沿用此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在我国统治了很长的时间，但历史车轮前进到20世纪90年代，针对此派意见，学术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产生了与其完全相反的另外两种观点。

三、小说中其他人物研究述评

在《巴黎圣母院》中，除克洛德为批评界作为重点人物研究之外，爱斯梅哈尔达与加西莫多同样为学界所看重。

无论在出版的教材和发表的文章中，爱斯梅哈尔达几乎成为了“美丽”、“善良”天使形象的代名词，这种一边倒的评论占据着学界的主流。如张铁夫、王田葵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就把爱斯梅哈尔达看作是一个“美”的典型形象，她不仅有美的外貌，而且有美的心灵，是“奇迹王朝”一颗白璧无瑕的明珠(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37页)。王瑞璜写作的《读雨果〈巴黎圣母院〉——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赞扬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道：“美丽可爱，纯洁善良，热情奔放，……她外表美，内心更美。她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王亦农在其文章《伟大和真实的统一——浅谈〈巴黎圣母院〉的思想和艺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中，则对爱斯梅哈尔达的性格之美予以了高度的赞美：“她的性格美在于，一方面，她善良、纯真、温柔，另一方面，她又坚贞刚毅、果断。作家将善良作为她的主导特征，并突出了善的自然性和纯粹性以及善与恶抗争的道德力量。”像这样的溢美之词比比皆是，虽然较为切合文本中的爱斯梅哈尔达的形象，但多多少少让人觉得评论者对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挖掘不够，仅仅捕捉到到了爱斯梅哈尔达的一些行为表象，深度性的东西探究极不充分。如对爱斯梅哈尔达爱情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就缺少细致入微的剖析。若只是一味地唱赞歌，那肯定是对人物的片面理解与认识。

21世纪之初，对爱斯梅哈尔达的赞美之声依然不减。例如，吴亚芝发表的《外美内秀的完美结合——浅析〈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拉尔达形象》(《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可以说是揭示爱斯梅拉尔达之“美”最全面的文章。论者强调小说着力描写了爱斯梅拉尔达的外在之美与内在之美。雨果花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她的外在美。这种外在美使人一见就无法忘怀，是人见人爱的大美人。但她的美更在于内心之美。这种内在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爱斯梅拉尔达作为一个在流浪的吉普赛人中长大的女子，与人为善，以诚相见，其天性中自有天真热情、坦率开朗的资质，在她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同情和互助的。其次，爱斯梅拉尔达不仅心地善良，勇于舍己救人，她还是外柔内刚的女子，有着坚贞不屈，刚强的一面。在克罗德的淫威面前，她宁死不屈。再次，爱斯梅拉尔达又是一个纯洁而执着的女人。她爱法比不仅执着，而且至死不渝，没有谁能动摇她的那颗执着之心，为爱情殉死，视爱情为唯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三个方面的概括很全面，足以显示出爱斯梅拉尔达的美丽。再如，武红霞的《〈巴黎圣母院〉中艾斯美拉达的纯与美》(《文学教育》2014年第11期),就从“纯洁”和“美丽”两个方面论述了爱斯梅哈尔达的人格特征。从“纯洁”特性而言，论者主要分析了爱斯梅哈尔达心灵之“纯”、情感之“纯”、贞操之“纯”。从“美丽”特征来看，论者重在阐述爱斯梅哈尔达的“外貌美”、“才艺美”、“心灵美”。武红霞所勾勒出的爱斯梅哈尔达形象特征也是很全面的。如果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爱斯梅哈尔达的这些美的特征，其实不少评论者也都或多或少的在文章中涉及，只是未能在一篇文章中像上面两位作者这样全面的加以阐述。作为批评者，我们从总体上来加以衡量他们的观点，的确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进行了归纳总结性的工作，向读者强化和加深对爱斯梅哈尔达美丽形象的认识。在对吉普赛女郎的一片赞美声中，周招芬则洞察出了学界对爱斯梅哈尔达的偏爱、甚至溺爱，以致不敢对其缺陷提出异议的弊端，她非常聪明而委婉地道出了这个美女的不足。在她所撰写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论〈巴黎圣母院〉的爱斯梅哈尔达》(《宁波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里,她首先充分果断地肯定了爱斯梅哈尔达是一个“妩媚、纯洁、善良的女主人公形象”，“心如明镜，美似白玉”，是“真、善、美的融合”。显而易见，这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和总结，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主张。其次，作者接着探究了爱斯梅哈尔达的悲剧因素。她认为外在客观因素固然存在，但她身上的个人内在因素不可以绕开。爱斯梅哈尔达以外表美作为衡量美的标准，这是十分片面的审美观，这就导致了她的内在悲剧。这种审美观使她在爱情问题上，显得太天真、盲目，甚至有点愚昧。她对法比的爱情是天真少女的盲目、痴情与野蛮人的耿直、自尊之间的矛盾统一。这种正反因素的模糊集合，正是吉普赛女郎的形象特征。论者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应该说是新颖独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批评界都存在着一种顾忌，许多批评者都有一种担心，害怕指出正面人物的缺点与不足，从而损害了这个人人都叫好的人物的形象和声誉。周招芬却大胆地捅破了这层天窗，为学界引来了明亮之光。紧随其后，宋何勤对爱斯梅哈尔达的批评语词就激烈得多，不再像周招芬那样措词委婉。在其《明珠的瑕疵与明珠的陨落——读雨果美丑对照原则下的爱斯梅哈尔达》(《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爱斯梅哈尔达是一颗具有瑕疵的明珠。这种瑕疵集中表现在：一是在爱情对象选择上表现出了她的平庸，二是在对爱情关系的理解上表现出了她的卑贱。在法比的面前，她自觉自愿地扮演了奴隶、奴仆的角色，并同时把法比推到神明、主子的地位，这是缺乏理智的、疯狂的观念，充分显示出了爱斯梅内心深处的妇道与奴性。法比不愿接受爱斯梅哈尔达的爱情，这除了他们之间的地位、财产等方面的差异外，更重要的还是她自身的弱点，即只看重对方外表，不管对方内在品质；只求两人合一，不求两人平等的非理性爱情观所造成的。宋何勤的观点对读者如何评价爱斯梅哈尔达具有启发性，为学术自由争鸣打开了良好的局面。但在貌似合理正确的观点背后，依然存在逻辑悖论。爱斯梅哈尔达爱得单纯、天真，这何罪之有？她的可爱就在于没有染上世俗的尘念。如果她也学会了世俗圆滑，那么她的爱情就不会那么纯洁，她可能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她就会依从克罗德，她就会在泥淖中沉沦。她恰恰保留的是坚贞执着，才有她的不媚俗不弯腰。虽然她有一些不明智，但这种局限瑕疵决不是造成其悲剧的主要原因。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封建教会、封建制度等对美的摧残。她个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否则，她就不成其为美丽可爱的女性，她就不成其为人见人爱的人物形象。紧随宋何勤之后，姚燕又发表了与宋何勤相似的观点，但她的看法显然要公正合理得多。她在《白璧上的瑕疵——论〈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哈尔达的审美悲剧》(《昆明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中，首肯爱斯梅哈尔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首先与虚伪的教会和残暴狠毒的封建制度脱不了干系，但爱斯梅哈尔达自己审美追求的内在性境界层次使她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导致了她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所以，她的悲剧，既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也与其本人有一定的主观原因。为了得到法比的爱，她宁愿作他的情妇，宁愿被玷污受歧视。这种落后陈旧的观念，成了她的硬伤。她以貌取人的审美观，使她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爱，这种盲目之爱加速了她的悲剧到来。她讨厌克洛德是因为克洛德黑沉沉的教士服使她觉得阴森可怖，她不喜爱加西莫多是因为他外表丑陋。她的审美追求只能从形貌上排斥克洛德和加西莫多。“爱斯梅哈尔达对美的认识停留在表面上，她对美的追求没有一个由表及里的升华过程，正是这一点瑕疵，造就她独特这一个典型，使她不失‘真实’人物形象”,如果把她塑造成十全十美的人物，反而会失真。黄涛梅也基本持有与姚燕相似的观点，她认为爱斯梅哈尔达是“人间精灵，是完美的化身”，“纤尘不染，超凡脱俗”，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人”，作为自然人她就会对世俗的东西不加理会，因而“作为自然人所与生俱来的人性缺陷，是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巴黎圣母院〉人物新论》，《甘肃高专学报》2002年第3期)。作者甚至提出，造成女主人公的不幸，不是一两个克洛德、法比造成的，即使没有他们，爱斯梅哈尔达自然人的属性，浅薄愚蠢的爱情观，同样还会遭遇不幸。在这里，论者把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推向爱斯梅哈尔达本人，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关于“自然人”优缺点，陈海华也作了专门的论述。她写作的《自然人的理论探究与形象塑造——〈巴黎圣母院〉的重新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12期)，对自然人的理论思想背景和爱斯梅哈尔达、加西莫多两个自然人的特征做了详尽的分析。爱斯梅哈尔达保持了自然人的纤尘不染、纯洁天真，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但另一方面，她没有经过文明的熏陶，没有文化教养，一切出自天性，这就使得她在认识世界和人的时候必然带有其无知肤浅的一面。“质朴纯真”和无知肤浅交织在她的身上，雨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陈海华的观点应该是切合文本实际的。然而也有论者对爱斯梅哈尔达这一形象给予了完全的否定。郑汉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爱斯梅拉达形象新探》(《重庆职业技术学院》2008年第3期)一文里，对传统“美丽天使”形象进行了反驳，大胆提出了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是一个思想意识落后的人物，徒有华丽的外表，根本不值得同情。为此，他阐述了两点理由：首先，爱斯梅拉达缺乏西方女性向来较强的自我意识。她把所爱慕的男性当作神明崇拜，完全依附于男性，而且屈居于奴仆的地位。其次，爱斯梅拉达缺乏西方向来注重自身人格独立及反抗意识，特别是男女反抗意识。她是一个无知、愚蠢、空有驱壳、没有灵魂的女人。给她下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结论并不为过。郑汉生的观点虽然富有创新性，但论据并不充分，只是抓住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并未能读懂文本中爱斯梅哈尔达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作者的意图和人物形象本身的特征都被论者所误读。论者否定爱斯梅哈尔达的反抗性，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认为爱斯梅哈尔达的反抗意识与反抗行为是非常强烈的，她三番五次拒绝克洛德的威逼利诱，就是明显的例证。所以，论者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总而言之，不论爱斯梅哈尔达有多少缺点，她外秀内美的本质特征是不可抹杀的。

除了爱斯梅哈尔达这一重量级的人物受到关注之外，加西莫多也同样为学界所瞩目。无论在论述《巴黎圣母院》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的文章中，还是涉猎有关美丑对照的论文与专门谈加西莫多的论文中，他都被圈定为“丑的极致，美的典范”。我们例举一些文章的论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况。杨茂林、李文田合著的《美与丑的辩证法》(《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就特别谈到生活中外形与内心的美与丑，有时候并非统一一致。艺术家正是运用和提炼了生活的素材，有意把精神同形体的美丑放在同一形象中，使其在尖锐的对比中，收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加西莫多同菲比思，“从外表看，一个是奇丑无比的丑八怪，一个是年轻英武的‘美男子’”。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菲比思渐渐暴露出了其虚伪、丑恶的真面目。而加西莫多虽然外表丑陋，但他有一个高尚的灵魂：正直、忠诚、善良，随着情节的发展，他的形象愈来愈可爱可敬。“雨果正是用外形的美，衬托灵魂的丑；用外形的丑，映衬出灵魂的美。”好看并不等于美。丑的外形也并不是体现美的唯一形式，但因为有了强烈的对比，美丑就显得更突出了。金湖对杨茂林、李文田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在他写的《论加西莫多式的美丑对比——雨果美学思想管窥》(《安徽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中，他认为加西莫多外形丑陋是造物主的奇迹，加西莫多更为光彩照人的是他的美丽的心灵。雨果通过加西莫多营救爱斯梅哈尔达到圣母院避难、帮助女郎寻找情人法比、用插花提醒女郎如何识别情人、将克洛德推下钟楼摔死等一系列的行动，渲染了加西莫多的心灵之美。为什么用外形之丑来映衬心灵之美？这是雨果要回答的问题。其一，人的心灵与外表虽然紧密地统一于生命，但心灵的价值比身体的价值重大。其二，从审美功利性看，人的外表美虽然对社会有作用，但它的功利性首先属于单个人。而心灵美的功利性则首先属于他人。其三，审美经验告诉我们，外表美引起的美感在短时间内可消逝，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心灵美引起的美感却因非常强烈而使人终生难忘。心灵美是人美的主要原因。外表美和心灵美谁重要，当然是心灵美。这就是雨果获得成功的原因。雨果抓住了美的主次问题，他就抓住了关键。这一点金湖比杨茂林们更清楚。金湖辨别清楚了对比不是目的，仅是手段，而杨茂林们却只看到对比。那么，加西莫多的心灵美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多数评论者认为是加西莫多的忠诚之爱、奉献之爱和崇高之爱。如叶继宗的论文《从加西莫多到关伯仑——兼谈雨果的同类人物对照》(《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认定“加西莫多属于外貌丑心灵美的典型”，并评价“他有纯洁高尚的灵魂”，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救助爱斯梅哈尔达于危急之中，他把女郎从绞刑架下抢到圣母院“圣地”避难，他无微不至关心、帮助女郎，为了不增加她的痛苦，他宁愿自己承担全部的痛苦，他为爱斯梅哈尔达的生存、幸福勇敢地抗争。这一段文字，我们觉得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没有超越文本所刻画的人物性格特征。但也有对加西莫多的内在美，特别是“爱”的问题，表现出“过度阐释”的情况。如康红在《卑劣与高尚——克洛德和加西莫多爱情观的对照分析》(《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中，对加西莫多的爱情观倍加赞美：雨果力图把加西莫多的爱表现为一种人世间罕见的伟大的感情，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爱情已成为加西莫多其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他的生命不可分割。这种感情的特点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献身他人的无私品质。这种品质表现在占据他心灵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康红的言辞不免有些夸大。因为任何单相思的人都有一种从外观到内心对相思人的艳羡和博取回报的心态。纯粹的无私是难以存在的。无私只是相对思念的对象而言，如果对所有世人都是如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博爱。加西莫多还没有上升到博爱的典型。他仅仅是对所爱恋的美少女表现了他的全部爱而已。他把对其他人的爱都转移到爱斯梅哈尔达的身上。加西莫多的爱，令许多人产生震撼。钟春燕在比较加西莫多与克洛德时，同样说了这样的话：“在爱情的追求中，卡西莫多散发出灵性与善行之光，它们遮蔽了他丑陋的躯壳，闪耀着一种纯净的灵魂之美；克洛德恰相反，原有的善行与理性之美逐渐褪尽，进而衍化出狰狞的恶行，在人性的走向上，二人呈现出上升和沉沦两种迥异的向度”(《人性的上升与沉沦——〈巴黎圣母院〉卡西莫多与克洛德之比较》，《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这种比较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没有过度的主观夸张。加西莫多为什么令我们击节赞赏？这肯定与他的心灵美休戚相关。但加西莫多的出场并不是那么光彩照人的。雨果完整地展现了他性格的转变过程。吴彩琴写下《“丑”的提升与高扬——走进加西莫多的精神世界》(《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一文，专门探讨了加西莫多性格转变的过程，从而完成由丑陋到美丽的转变过程。论者从六个场景的揭示，把脉了加西莫多的性格特性。第一，出场：卑贱的生灵。加西莫多的出场是被众人推选为“愚人王”，丑陋的外形受到人们的嘲弄与奚落，被打入到社会底层的底层，属于人类的非人类，与兽无异。第二，劫持：奴役的人性。副主教为爱斯梅哈尔达的美貌所动，于是指使加西莫多劫持爱斯梅哈尔达，他惟命是从，那时，他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有盲目的服从。第三，赏识：觉醒的人性。加西莫多在广场上受到鞭刑，口渴难受。爱斯梅哈尔达不计前嫌，送来甘泉到加西莫多的嘴边。他为之而感动，平生中留下了人生中第一次泪水。他的心灵发生变化。他要为爱斯梅哈尔达奉献生死。第四，救护：良知的回归。爱斯梅哈尔达因为屈打成招，被法官判处绞刑。加西莫多只身劫法场，抢走女郎进入圣母院“圣地”，让她受到庇护，生命得以延续。第五，共鸣：精神的仰视。加西莫多在圣母院甘心情愿地为女郎做一切事情听从女郎的调遣，以取悦女郎的好感，每为女郎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无比快乐。他认为他受到了女神的青睐与赏识，与之产生精神共鸣。第六，相伴：高贵的殉情。爱斯梅哈尔达死后，加西莫多也消失，他与女郎相拥而卧在墓室之中，他兑现了向女郎许诺的“你死了，我也死”的诺言。吴彩霞从情节和人物性格转变的过程捕捉到了加西莫多内心之美的根本所在，文章事出有因，很有说服力，比以往的论文更显理由充分，没有堆砌抽象的“心灵美”的花样翻新的概念、词藻。在众多的文章中，实在难得一见有如此写实的论文。

在诸多论加西莫多心灵美的文章中，也有对加西莫多爱情悲剧探讨的论文。黄涛梅写作的《人类不幸的象形符号——克洛德与加西莫多》(《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就认为加西莫多的悲剧是源于人类审美偏差而导致的悲剧。人类的审美总是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形式到内容。外表美往往能使人得到精神愉悦和快感；如果外表丑，则会使人产生厌恶之感。这种先入之见往往阻碍了人们的审美观，以外在表面印象代替了对人全面本质的了解。所以，驼背、独眼、跛脚、耳聋的加西莫多，不可能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他内心充满细腻、善良和聪颖的品质，人们依然远离他，嘲弄他。这样一来，爱斯梅哈尔达只能爱英俊潇洒的法比，而决不会多看几眼加西莫多，这就很符合情理了。这是加西莫多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加西莫多的爱情悲剧当然不会纯粹的这么简单，除了客观社会的因素，克洛德的奴仆式的教育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潘道正也对加西莫多的爱情悲剧产生浓厚的兴趣，发文予以探究。在《爱与丑的永恒的矛盾——论卡西莫多的爱情》(《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外形丑陋的人始终难以获得爱情。卡西莫多无论心灵如何善良、忠诚，但其外形的丑陋，也不可能博得埃斯梅哈尔达的青睐、欣赏和喜爱。爱斯梅哈尔达注重外表的美丽。所以，丑成为了挡在卡西莫多人生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他永远无法克服。这就是他的爱情悲剧。他有爱的权力，但爱上爱斯梅哈尔达只能成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典型。他对爱情的专一，以及不染任何杂质的爱情观，只能成为浪漫爱情的幻想。潘道正的主张与黄涛梅的想法何等相似！只是引述的角度不同。前者从人们的审美偏差着笔，后者从西方传统文化着眼，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么，不足也是明显一致的。

在赞美加西莫多无私、崇高爱情的众多之论中，惟有一位作者对此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这就是年轻的学人夏晓。在其发表的《寻常而不崇高的爱欲——加西莫多爱情的人性本原及其扭曲显现》(《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中，他果断地提出了加西莫多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与普通人的爱情无异，仍是一种凡人寻常的爱情，还不能上升为无私与崇高的境界，而且加西莫多的这种爱情与克洛德相类似，是严重人性压抑的扭曲表现。文章是这样立论的：我们从小说的情节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展示中，不能不看到，由惊羡于爱斯梅拉达美貌，发出“美……美啊……”的由衷感叹，到爱斯梅拉达死后随其化作尘埃，实现深藏心底的夙愿，加西莫多的思想情感及其种种表现，并没有超脱人类爱情私欲的惯常轨道；实际上，加西莫多的种种付出，是期望有爱的回报的——虽然他所期望得到的、或能够得到的回报极其有限。加西莫多这种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爱”的“索取”，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他这些所作所为的重要原动力所在。应该说，他对爱的向往与追求、付出与索取心理，与常人无二；而他的“爱”的种种特殊表现，则与其自身的特殊条件相尾随，二者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在论者看来，人们所认为的加西莫多的崇高、纯洁的“爱”的表达式，实际上与克洛德“爱”的表达式有着同工异曲之处——都是一种基于天然人性而不得不扭曲变形的状态。克洛德囿于其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殊身份，乃宗教禁欲主义与人性欲求、“理”与情之间不可调和矛盾下的变态行为；加西莫多乃丑与美、卑贱与“高贵”天渊之别两极反差的奉献是出于“感恩”，作为一种报答行为，也并不显得“崇高”的话，那么，他出于对爱的“索取”而付出的哪怕是超量的奉献，就更难说是“崇高”的了。但这种并非“崇高”的行为，却比我们所一贯认为的超凡脱俗的所谓“崇高”的行为要显得更真实、更有人味。如果从常人爱情的角度看，爱情肯定是排他性，并且是自私的。这个根本的“私有”属性，决定了从加西莫多爱上爱斯梅拉达那一刻起，他为后者所做的一切，无论他怎么付出，付出了多少，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都不会、也不可能与“崇高”、“无私”这些字眼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亲情均具有人类共通本能的“私有”性，其很难越出其专有的小圈子；没有了这种“自私”，所谓爱情、亲情也就无从显现。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超凡脱俗，而自由从私有性这一基本的藩篱中逐渐超脱出来，进入如“友情”、“博爱”领地，“崇高”、“无私”这些字眼才可能寻得其安身立命之处。所谓崇高的“友情”、“博爱”等等，只有在与“爱情”、“亲情”不发生矛盾时才可能散发出其纯正的光彩，从座次上看，爱情、亲情很自然地居于友情之上，如果反之，有人宁愿为友情牺牲爱情、亲情的话，那么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他的爱徒有虚名，纯属谎言；要么便是自欺欺人的作秀。读罢全文，有几点感想。首先，论者运用批判性思维，很有创建性的提出新颖之见，其勇气可嘉，对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论者提出的两个观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夏晓说加西莫多的爱情与凡人无二，并不具有“无私”、“崇高”的意义。人类发展史上，流传了许多千古传唱的无私与崇高的爱情故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这是不用否定的。同时，爱情可以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可以成为人对事业追求的动力。爱情需要爱慕者的付出，同样也期望被爱慕者的回报。加西莫多因为想得到爱斯梅哈尔达的哪怕是“一颦一笑”的回报，难道其行为就显得不“崇高”、就不“无私”了吗？按照夏晓的观点，只有精神恋爱者这才可能有“无私”和“崇高”的品质存在；凡有欲望的爱情都不“崇高”；爱情的“私有”属性决定了爱情没有崇高性。这纯属无稽之谈。加西莫多的爱情明显打上了浪漫主义领袖雨果的理想色彩，如果社会人都能够像加西莫多一样默默付出，那么，这个社会是和谐的、美好的。问题是当时法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平，社会充满了邪恶，导致了加西莫多、爱斯梅哈尔达等底层人们的悲剧。夏晓说加西莫多的爱情表达方式与克洛德的爱情表达方式都属于变态的扭曲的表现。这一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必须承认，克洛德的爱情表达方式是扭曲变态的行为。他在宗教的束缚与影响之下，他的人性受到禁锢，这是实情。当他回归到凡人人性的时候，他就饥渴难忍。而且人性禁锢得太久，爆发力愈强烈。他对爱情的理解就是占有女性肉体。而这种肉体不为他所有时，他就要采取各种见不得光的阴谋手段而毁灭之。显而易见，这就是克洛德的变态行为。而加西莫多是这样所为吗？回答是否定的。他是历尽所能来保护所爱之人。他看清了恩人克洛德的阴险毒辣的面目，他就勇敢站出来用力将克洛德推下钟楼，为心爱的人报仇雪恨。加西莫多的爱情行为是正常人的行为，没有扭曲变态的成份。夏晓论述的观点很新，但没有一个观点论述透彻，论述充分，因而，他的观点站不住脚也是符合常理的。

综上所言，国内学界对《巴黎圣母院》人物研究的过程中，明显表现了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少对爱斯梅哈尔达性格丰富性的挖掘，二是缺少对克洛德复杂心理艺术的探究。今后的研究必须在此方面着力。

注释：

①王琼：《雨果作品在旧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王瑞璜：《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关于小说中的人物》，《教学研究》1982年第2期。

③李晓卫：《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对〈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形象的再认识》，《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⑥杨书平：《论克洛德形象的模糊性》，《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⑦许丽娟：《一个被宗教扭曲了的灵魂——浅谈〈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唐都学刊》1991年第1期。

⑧金朝霞：《被宗教异化了的悲剧人物——克洛德形象再认识》，《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⑨郭秀媛：《论雨果之克罗德形象》，《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⑩鲁春芳、郭峰：《从神性到人性——克罗德矛盾统一性格解析》，《学术论坛》2005年第10期。

A Research Review of the Figures in Notre Dame de Paris in Our Country

DENG Nan

Abstract:Notre Dame de Paris is Hugo’s master work. Th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had deep and intensive exploration on the figures in this novel. And the figures such as Claude, Esme Halda are the common targets of the observers and are considered the highlights in this novel. Nevertheless, the scholars have not had a deep research on Esme Halda’s individuality, Claude’s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nowadays it’s still a dead zone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Notre Dame de Paris, figure,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52(2016)01-0009-08

作者简介：邓楠(1962—)，男，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文学博士，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建立科学的文艺评价体系研究”(15WTC11)。

收稿日期：201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