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贺雪峰

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称，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只有50%，并提出了如何加快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争取走出中等收入的建议。这场演讲很快引起轩然大波，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有没有？中国该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诸如此类的问题再次激起热烈讨论，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内容。

新加坡是少数成功由中等收入跃迁至高收入国家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来的。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会相对较慢”。[1]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阶段。正因如此，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从最高层到一般百姓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入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2]

华生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保持警惕。他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我们看到，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慢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假说并不成立。” [3]

朱天也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非要做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4]

无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自二战以来，很少有低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二战以来，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极少。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其实在19世纪末，日本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能力已能与欧美相媲美。换言之，在20世纪初，欧美日已是发达国家，除日本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亚非拉的一些资源型国家通过资源出口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GDP也一度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其经济结构大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也只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真正完成了工业化，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上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而其余发展中国家均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四小龙”的情况比较特殊：第一，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也只有5000万人口，最小的新加坡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台湾人口是2000万，香港人口是700万，“四小龙”人口总计才8000万，不到中国大陆人口的1/15;第二，“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冷战。“四小龙”几乎都处在冷战最前沿，韩国在“三八线”与朝鲜对峙，台湾是美国封锁中国大陆第一岛链的咽喉地带，香港可谓是毛时代中国大陆与西方贸易交流的唯一通道，新加坡则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在冷战时期，“四小龙”这类比较小的经济体能够通过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换代，最终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越进发达国家或地区。

当前世界体系大致是在19世纪末定型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亚洲的日本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二战以后，苏东社会主义体系成型，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竞争关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1989年的苏联解体，其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从此以后，冷战结束，一分为二的世界体系又复合为一。这时，美国一家独大，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苏东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以后，至今仍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发达国家体系（七国集团），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国家（四小龙）进入到这个体系的上端以外，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变化不大。近百多年来，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国家几乎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体系是相当的坚固有力，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欧美日与亚非拉，可谓是界限分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一度改变世界体系的格局，且正是这一冷战背景为亚洲“四小龙”从发展中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提供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体系恢复至20世纪初的结构，只是以欧洲为首变成了以美国为首。

这个坚固有力的世界体系决定了金字塔中不同国家的位置。欧美日的塔尖位置一直不曾动摇，塔底和塔身国家很难突围赶上塔尖国家，更不可能替代塔尖国家，这一结构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相对来讲，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发达国家在产业上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塔底国家要么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要么集中于低端制造业，这个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近百年来，只有“四小龙”成功进入发达国家的塔尖位置，这又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的塔尖几无变化，塔底与塔身却有巨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再存在，相比于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在政治上更为平等。

塔底与塔身的第二个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已成功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进入到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的中上收入国家，由金字塔的塔底进入到塔身。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当前的世界体系。中国崛起是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先例的大事件，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由发展中国家真正崛起为发达国家，就一定不是一个常规的事件，也不符合一般的常规逻辑。如果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跻身到塔尖，整个金字塔就会成为倒金字塔，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就会被重塑。

概言之，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显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不可能如朱天所讲，是一个必然结果。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指人均GDP达到一个阶段后，就难以持续增长，这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即经济增长率比较低，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二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因此被越拉越远。

在笔者看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全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随着经济越来越开放，中等收入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相对优势，从而拉动经济成长。但随着经济的成长、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却未升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由此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利益结构的刚性化，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状况的恶化。经济停滞又会进一步引发社会不满、政治失序，中等收入国家从而陷入发展困境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产业分工，塔尖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价值链高端，塔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中在价值链低端。因此，在国际贸易结构中并不存在真正平等，一方面是高端的低竞争、高利润的产业，另一方面是低端的高竞争、低利润的产业。这样的贸易结构就会生产出新的不平等，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现存世界体系中，初级产品和装配制造等低附加值产品的供给极大地增加，从而加剧了低附加值产业的竞争性。

发展中国家因其产业附加值低，缺少从世界体系中获利的空间，因此，工人无法获得高工资，政府不能收取高税收。高竞争必然集中在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由此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无法获得高工资，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就难以在城市体面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低税收则使国家无力建设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如果国家有能力将加入到世界体系中所获收益，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提升其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从而改善自己的国际处境。如果主要的收益都用于消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陷于停滞。

加入到世界体系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因为国际贸易极大地提高了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会提高所有人的利益预期，还会带来城市化，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结果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一方面工资上涨，之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所有人的利益预期提高。即一方面是经济剩余无法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是社会分配经济剩余的要求快速增加，到一定时点就会产生利益冲突。为了争取有限的经济剩余，以利益划线的各个阶层、阶级开始结盟，形成明确的阶层或阶级阵营，以增加自己所属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分享能力。阶层和阶级意识的明确必然造成资本外逃，从而降低经济剩余的生产能力，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失序，乃至政治对抗和失序，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加入到世界体系中，并从中获益;[5]第二，将从国际贸易中所获收益主要用于发展经济，从而逐步升级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第三，国内具有可控的政治社会环境;第四，不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宝贵资源用于生产垃圾GDP，而是一心一意地升级产业结构。没有发展的增长最终将无助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从以上四点来看，亚洲“四小龙”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大致有五点：第一，冷战时期，“四小龙”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员，享受到了比较大的贸易优惠，通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剩余;第二，“四小龙”将经济剩余主要用于包括产业升级在内的经济发展;第三，“四小龙”相对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兼顾了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关系;第四，其国内个人收入相对平等，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起飞时期未通过民主体制释放出各方面的利益需求，社会利益刚性不强，社会结构有一定弹性;第五，“四小龙”在起飞时均为开明专制体制，对社会政治的控制比较有力。

与“四小龙”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相对应的，拉美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即所谓的“拉美陷阱”，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拉美开始以出口为导向时，恰遇中国改革开放，在国际贸易中，高度竞争的加工制造业使拉美国家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剩余;第二，因为过度城市化，大量人口进城，他们生活贫困，加剧了社会对立与冲突;第三，民主制度进一步释放出刚性利益要求，国家有限的资源主要被用于满足这些刚性的利益要求;第四，国家无力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无法为其产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提供位置;第五，经济增长赶不上刚性利益需求的增长，为了争取刚性的基本利益，社会群体越来越紧密地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竞争，这甚至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典型例证是有民意支持的政变;第六，拉美国家普遍未经过资产阶级性质的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大土地所有者占有了过多的经济发展剩余。相对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土改，基本上消灭了土地食利阶层。

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情况与拉美十分相似，其在起飞时期正好遇到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加入到世界体系中，从而压缩了“四小虎”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从世界体系获利的能力。乌克兰、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在当前已经形成的高度关联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要想跻身发达国家，必须要做到以下五条：第一，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从现有世界体系中获取较为丰厚的经济剩余;第二，将获取的经济剩余主要用于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第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以保持到高附加值产业最终替代低附加值产业之时;第四，社会结构具有弹性，政治稳定;第五，进行过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土地食利阶层。

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到世界体系时，从中所获资源相对有限，也无力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产业升级上，从而在劳动力不再廉价时可以有新的比较优势，并最终进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获得有保障的人均高收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目前情况而言，1900年前后形成的世界体系至今仍然相对稳固，除亚洲“四小龙”由发展中国家成功跻身发达国家以外，其余近200个经济体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日发达国家集团在近百年几乎没有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又能否顺利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呢？

中国之路

1980年代，中国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中，在不长时期内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大约200美元，到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由全世界最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上收入的国家。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在短时间内就从世界体系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剩余（也可以说是“血汗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有直接关系。后者为前者准备了大量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包括廉价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中国土地制度和政治稳定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功不可没，但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主要依靠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虽然中国制造的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严重，但中国具有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加优越的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条件，“中国制造”很快便天下无敌。

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耗竭，以及经济水平的日渐成长，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相对于越南、孟加拉、缅甸以及印度等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已数倍于这些国家。但中国制造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其中关键有三点：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形成了产业集群，三是政治社会稳定，这让中国制造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当前的中国制造中，虽然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很低，农民工家庭有能力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家庭仍然有务农收入，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返回农村，尤其是在年老的农民工失去其城市就业优势时，和在周期性失业中，农民工可以退回农村老家，这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国家，都十分重要，农村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当前中国未完成的城市化（半城市化），即农民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耕，使中国具有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而使中国可以保持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国家在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同时，实施高强度而且可持续的科技进步战略，将“中国制造”所获得的经济剩余转向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产业就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由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向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迈进。当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展出越来越多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利润、低竞争的产业，中国经济能在结构上成功转换，其自然就有能力向劳动力支付高工资，向国家缴纳高税收。

最为幸运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中国经济成长，正是因为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形成越来越坚固的既得利益结构，整个社会仍然保持弹性与活力。所以即使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其制造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仍是“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中国内部并没有随着经济成长步伐的放缓而出现尖锐对立的阶级冲突，更没有因此出现政治社会的动荡。反过来，中国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下行周期的能力。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按世界银行人均11000美元的高收入标准，中国经济再按每年7%的增长率增长七八年，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过去30年间，中国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现在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仅仅是城市化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就足以保证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此外，通过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通过鼓励全民创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以及将几乎是海量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推向市场，将创造出极大的货币资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国GDP的总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走出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范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应是不难的。

当前政策部门和学界主张刺激消费、推动农民土地权利财产化和加速城市化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使中国人均GDP持续提高，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对策存在极大的误区，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并不在于人均GDP的数量，而在其中的质量或结构。总体来讲，中国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中国制造无敌于世界，中国因此获得了大量经济剩余。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将经济剩余转向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最终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由世界体系金字塔的塔底跃升至塔尖，其前提必然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没有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当然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时期，如果为了保持经济增速，而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化（也就是市场化，从而达到周其仁等人所说的财产“显化”），推动农民一次性进城，这虽然可以造成GDP统计数据的大幅度上涨，但农民全家进城却会导致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不复存在，农民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会极大地提高，反而会降低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而若农民进城失败，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又不可能再返回农村，他们也就必然会落入到城市贫民窟。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就会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因为农村不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一旦发生经济的周期性下行，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就可能加剧危机，甚至可能诱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失序。

当中国农村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制造亦因为廉价劳动力优势渐失而缺少国际竞争力，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仍未占到相当比重，之前为保持经济增长率而推动的农民不可逆的进城，现在变成了城市局促空间中尖锐的阶层或阶级矛盾的源头，国家有限的资源不得不更多地用于缓解冲突，而无力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这反过来又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剩余生产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要求分享利益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且不可调和，另一方面是可以生产出来的利益越来越少，结果就是中国陷入到系统性的社会、政治困难中，也就落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

除此以外，鼓励消费（尤其是发展消费性第三产业）会极大地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影响经济持续成长的投资基础。从短期来看，旺盛的消费可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在没有经济结构升级的情况下，内需就会将宝贵的、用于支持国际竞争产业的资源浪费掉了。当前尤其要警惕的是，为了拉动内需，甚至中央也将“三旧改造”、“城市化”、“消费性第三产业”、“房地产”等作为发展战略，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在中国建设强度不够的情况下，以“拆村并居”、“改造棚户区”名义进行大拆大建，动辄将数以亿计平方米的建筑拆除，这虽然增加了GDP，却并没有真实地将经济成长的物质成果保存下来，造成经济资源的严重浪费。

换句话说，当前中国政策部门和学界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增长率的做法在短期内也许可以奏效，甚至可以让中国顺利达到世界银行所划定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但这种不顾后果地保证经济增长率的做法会破坏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会让中国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会使中国经济更加难以通过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转移而实现产业升级，最终更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率而在于结构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中国保护农民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具有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强大得多的调整结构的能力，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应当将主要资源用于支持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真正推动中国产业升级，而不是像当前一样过于注重表面上的经济增长率，过于注重垃圾GDP的生产。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1] 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评论回应》，《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

[3]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4] 朱天：《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ZhuTian/2014_10_17_274362.shtml。

[5] 这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关系。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主张，一种是进口替代，一种是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在二战后的进口替代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亚洲“四小龙”乃至后来的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大陆都通过出口导向，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没有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进口替代的积累，出口导向的战略可能很难真正发挥最佳效果。同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进口替代为东亚“四小龙”、“四小虎”提供了比较好的国际贸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