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投资下降倒逼的三大改革: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政府重塑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人2016年,中国出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出现严重的下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1-4月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出现明显下滑。5月初上报以后,遂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5月9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谈经济,就讲中国经济9大困扰。我很注意9大经济困扰的排序,权威人士把民企投资增速的大幅度下滑列为首位,可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但是,人们在研究这篇东西的时候,关注点并未聚焦在民企投资增速下滑方面。聚焦哪里?一是所谓“L形”;二是所谓“不刺激”;三是所谓“不搞半夜鸡叫”。不少解读文章大多聚焦到这三条,第一位的民企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问题反而被忽略了,尤其是下滑背后的制度性的问题被忽略了。4月份问题没有解决,继续下滑,5月份、6月份、7月份,到7月底,更加恶化。

这就需要研究,为什么在2016年会出现这么一个很令人担心的现象?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营经济的下滑对整个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在资产结构上,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类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为30.2%,这就意味着非金融类“广义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类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近70%。现在是7:3的这么一个大格局。这是资产的构成比例情况。

第二,在GDP结构上,据《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狭义民营”(非公经济)这块已经占到60%以上。按此计算,2015年全国GDP为67.7万亿,其中公有经济(包括国有+集体+各种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份等)占40%,约27万亿元;非公经济(狭义民营)已占60%,约40.7万亿元。如果按国有与非国有划分,非国有部分(“广义民营”)估计也在70%以上了。

因此,在民营经济占这么大块的情况下,它的下滑对整个经济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其下滑的原因相当复杂,我在此只强调一句:推进结构性改革,急需发挥“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作用。

针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提出“三不变”(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没有变,促进发展民营经济方针政策没有变,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没有变)。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三不变”的指导下,我们需要哪些制度性的变革?我提出三大改革。

一、产权保护:矫正社会预期

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再往深处说,我认为,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而且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基石。没有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难以建立起来。理论和实践一再说明,只有对产权予以严格的保护,才能稳定人们的社会预期(包括投资预期),才能规范并保障各种主体的行为(包括经营行为),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秩序)。

孟子有句名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孟子所提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值得决策者反思。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而没有恒心,人们就会“放辟邪侈”——放荡呀、怪僻呀、邪恶呀、奢侈呀。

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与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护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关系。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些公权力对产权保护并不到位,一些政府自身的违约和政策不稳定,侵害民营企业合法产权和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不同所有制产权保护不平等,总的来说,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弱于对公有特别是国有产权的保护。当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腐败问题也存在。可见,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折射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相当深刻的。它表明,民营投资者投资预期不佳。既然预期不佳,何来投资信心?基石不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完善?一整套制度如何成熟、如何定型?

我只从经济学分析,我们需要严格的保护产权,包括公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权,严肃查处侵犯公有和非公有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该再盲目的翻旧账,要增加人们的安全感。有关方面应该大力度出手,根据法律来完善产权制度,矫正并稳定社会预期,给整个社会派发“定心丸”,给整个社会打造“定星盘”。当然,并不是说要超国民待遇,重点是公平——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第一,权利平等;第二,机会平等;第三,规则平等。尤其是强调废除各种违反公平原则的不合理规定。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里提出,“包容国有与民营”,“国有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尽管对此有争议,但我还是坚持此观点。

二、市场准入:尤其是垄断部门

我这里把它简要地归纳成“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人,即非禁即人。禁止是明确的,允许也是明确的,但是政府的视野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把天下的事都考虑得那么周到,还有“非禁非允类”,应抓住“非禁即人”。第二个,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中改院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服务业市场开放”。只要是向外资开放或者承诺开放的服务业,今天都要向民营资本开放。

市场准人,尤其是要打破垄断。当前重点可锁定六大领域——电力、电信、交通(民航、铁路、邮政、港口、公路)、石油、天然气、市政。民营企业下一步应参与到这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中去。现在情况怎么样?可见表1。

表1 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2014)

突破口在哪?在这些基础部门。基础设施领域现在巫待引进民资,但民资真正进去多少?从上表可见,除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外,其他行业民资进人较少,航空只有4.5%,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只有4%,城市的公共交通只有2.3%,铁路运输业只有2.2%,微乎其微。民营资本在基础领域的投资比重如此可怜,怎么样发挥民营的作用?现在督查各地落实促进民资投资政策,我建议要制度化。

三、政府重塑:发挥好“辅”的作用

本次会议前一阶段,重点讨论政府体制怎么改革,这很好。这里侧重从政商关系探讨政府重塑问题。

现在有关方面已经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新在哪里?一个叫“亲”,一个叫“清”。我的理解,“亲”应该当成自己人,你亲我,我亲你,但实践中,政府对国企尤其对央企确实很亲,但对民营企业亲得不够。“清”是搞清楚界限,官是官,商是商,你是你,我是我。现在,一些地方与民企界限划得较清,不接触也不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所有制歧视?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政商关系除了“亲”“清”,我也提一个字:“辅”,政府重塑一定要树立“辅”的理念。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很有哲理,他说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这个“辅”是《道德经》一大亮点。“圣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可以看成政府、决策者、管理者,要把握“辅”的奥妙。

奥妙一,摆正位置。不要搞“政府主导型”,尤其对民企更不能搞“政府干预”。现在的问题依然是权力干预过多。有人提出,在“市场决定论”上再搞一个“政府驾驭论”,由政府驾驭着市场去做决定。如果这样,那“市场决定论”就变味了,那就是政府“乱作为”了(《道德经》:“弗敢为”)。衷心希望政府能放下身段,按照中央的市场决定论精神,担负起一个“辅”的角色。

奥妙二,真诚辅助。“辅”并不是责任减轻。真正辅佐好天下,十分不易。政府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辅助好企业和社会,这方面需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建立管用的公共服务平台等。这个“辅”字,是治国理政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