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泛滥映射美国的“迷失”

黄靖

3日，在获得美国东北部5州的胜利后，特朗普拿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已无悬念。以此为代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谓“乱象横生，民粹泛滥”。过去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向中间路线靠拢的传统趋势，在这次大选中荡然无存。民主党阵营中，伯尼·桑德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主张绝对平均“泛社会主义”，获取了民主党大票仓青年人的拥戴，给希拉里造成巨大的威胁，极大地分裂了民主党阵营。共和党阵营更是一片狼藉，曾被精英们讥讽为“政治小丑”的特朗普和原教旨主义的克鲁兹，分别以极右和更右的姿态获得了共和党草根大众的支持，造成共和党领导层和基础民众之间前所未有的分裂。

美国朝野对未来发展陷入整体“迷失”

如此乱象，其实反映出美国朝野对未来发展的整体“迷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战略共识的丧失。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精英决策者们无论左中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长期保持共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对内对外战略决策——门罗主义、光荣孤立、马歇尔计划、对前苏联的围堵和对中国的开放——都是战略共识的结果。这使美国长期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然而，战略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已消失殆尽。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苏联垮台后美国患上“无敌人综合征”，而恐怖主义则使美国难以真正战略聚焦，有力使不上。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以融入（而非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方式快速和平崛起，不仅导致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相互依存，而且极大地分化了美国各利益集团的政策取向：由于各利益集团在中国快速发展中获得的利好不对等，导致各政治势力在对华政策上莫衷一是。其结果是对华政策长期缺乏一以贯之的战略构想，朝令夕改。

在美国国内，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政治正确”滥觞以及堕胎和性取向等伦理问题的泛政治化，使得国内政治中出现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近年来，美国两党一方面在国会中长期恶斗，决策议程几近瘫痪，几度导致政府关门。这一前所未有的乱象，正是战略共识沦丧的表现。

其二，举国上下的沮丧和愤怒。曾几何时，美国如日中天，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将以美国霸权的永固而终结。但是，经历布什和奥巴马短短两位总统，美国的衰落令人瞠目结舌。政治上，中东乱局前所未有、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恐怖主义祸及全球，美国的硬实力也由当初踌躇满志地覆盖两个战场沦落到连应对一个战场——无论是中东还是亚太——都捉襟见肘的状态。经济上，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元的信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由于经济长期不见起色，大批中产阶级面临跌入贫穷阶层的边缘。美国朝野怨声载道：“为何我们这么短时间内搞得这么糟？”，民粹泛滥正是这种沮丧和愤怒情绪的必然体现。

其三，前所未有的反体制力量。美国大众对所谓的精英阶层表现出了极端的不信任，甚至到达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正是这股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将特朗普、桑德斯等人推向了前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发起颜色革命，如今自身却面临着一场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反体制革命，这种局面不但会对美国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还会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下一任美国总统面临两条道路选择

但是，总统选举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覆美国的地位和形象。美国的霸主地位使得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其高度现代、多元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使之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战略精英团队，正是这个团队（而非美国总统）决定了美国今后对内对外政策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是希拉里执政，还是特朗普上台，美国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在于领导人组建的团队，而非总统本人在竞选时的承诺和取向。所以，要准确评估美国今后的对内对外政策，还有待于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提名后、竞选者团队的形成。

美国战略精英及其倚赖的政治势力错综复杂，但就政策团队而言，大体分为四套人马，哪套人马能够受重用对判断美国今后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其中，民主党的两套人马分别是以比尔·克林顿阵营为首的“南方团队”和以新英格兰/中西部民主党大本营为首的“北方团队”。希拉里若上台将可能结合两个团队的力量。特朗普目前则与共和党的传统力量几无渊源。

鉴于目前美国复杂的国内政治局面和普遍蔓延的沮丧和愤怒，为化解这种对执政极其不利的负面情绪，下一任美国总统面临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方面扭转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对美国经济结构进行大范围的深度调整，重新恢复强大的实体制造业。第二条是向外寻找战略关注点，以此来凝聚国内力量：一方面扭转“无敌人综合征”所导致的战略失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各利益集团找到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目前看来，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刚上任的总统很难有这样的经验、能力和本钱去实施如此重大的国内改革。因此，下一任美国总统必然向外寻找关注点，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成为这个关注点的首选。从这个意义上看，下一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应该是意料之中。

事实上，除奥巴马外，美国自里根以来历届总统新上任时都对中国强硬，而后来都因中美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和不可逆转的互相依赖而趋向理性。然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焦虑情绪很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战略共识。因此，必须对美国对华强硬态度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这种强硬的态度是否会转换成长期的围堵政策？还是仅为下一步讨价还价做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第二种判断更具有实践意义。围堵政策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制定、互相独立的经济体系以及黑白分明的军事对抗阵营。而当今世界、包括中美两大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利益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比意识形态更重要。势不两立的对抗阵营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因此，美国以其仍然具有的霸权和强势地位，争取在与中国讨价还价中长期保持优势，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战略课题，也是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氏基金会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