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范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战场上的贵族风度与言辞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令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于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快步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识见不榖（国君自称）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趋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事故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摘自《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张宏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