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解密

唐学锋

70多年前，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也是惨遭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城市。为了保卫重庆，一批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聚集在这里，与来犯的日机展开殊死搏斗，其中不少人血洒蓝天，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勇士们的丰功伟绩和英勇献身的精神，特在重庆的汪山（今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修建了一座空军烈士公墓。

由于历史的缘故，这座公墓后来历经劫难，成为一座空坟。2008年，由重庆市政府出资1300万元，在原公墓的旧址上整修了空军坟，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因时间久远，且缺乏历史资料，相比原公墓，重建公墓的样式已大变，且无法弄清原公墓中究竟安葬了多少位烈士，这些烈士具体又是一些什么人。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空军抗战史研究，并一直关注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的相关信息。通过查阅重庆档案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与《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以下简称《次序图》）原保存者之一的白中琪先生合作，以及在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栏目记者的帮助下，笔者对《次序图》进行了初步研究，力图恢复原公墓的一些真实面貌。

《次序图》来源

截止目前，共有两张《次序图》被发现。

第一张《次序图》，是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北京人于2008年在香港荷李活道古玩街一家古董店发现的。与这张图在一起的还有一批应属于空军烈士戴荣钜的书信、慰问函、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会员证、《航空委员会非常时期空军烈士遗族生活补助费办法》等资料。据此可推断，第一张《次序图》的原始主人应是戴荣钜家族的后人，是有关当局在1946年3月29日于重庆举行的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上，为方便空军烈士家属准确找到烈士的墓穴，而发给家属的。

第二张《次序图》，由台湾著名收藏家白中琪于2014年底在台湾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与这张《次序图》在一起的还有抗战时期著名空战英雄周志开烈士的一批遗物。笔者因缘与白中琪相识，成为至交，并联合展开了对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研究。2015年5月，白中琪专程飞到重庆，将《次序图》及周志开烈士的遗物，捐赠给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笔者有幸见到了这两份《次序图》，并对照在重庆档案馆保存的一份《黄山空军烈士公墓征购地亩面积图》，大体可以还原当年空军烈士公墓的轮廓。

应该说，当年有关当局将空军烈士公墓选建在重庆汪山长房子放牛坪是很讲究的。它背靠南山，面向东去的长江，隔江就是重庆主城区，天空晴朗时，这里可眺望空中勇士们曾经战斗过的广阳坝机场。公墓的脚下，是一条从南岸海棠溪至广阳坝的必经公路。无论是从南山，或从市区过江走陆路至广阳坝机场，都会经过空军烈士公墓。

根 据 《 黄山空军烈士公墓征购地亩面积图》所列，公 墓 依 山 而建，经过一条交通道路后，即 是 一 个 平台。平台的右边建有一个停柩室，旁边为一个厕所；左边建有一个来宾休息室，旁边 为 一 间 厨房。经过这个平 台 再 上 台阶，又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建有专门为空军烈士举行祭奠活动的祭堂，祭堂后边便是依山形而建的墓地。这张图与《次序图》中烈士墓穴的排位大体一致。

两张《次序图》，其大小、内容均一致，长38厘米，宽28厘米，为蜡板刻写，油墨印刷。图的上方印有“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下方落款“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备会典礼组制”，时间为民国35年（1946年）3月29日。《次序图》下方还印有两项说明事项，其一为“1号至125号为已葬公墓”；其二为“126号至130号为新葬墓穴”。

墓穴的排列以4墓为一组，左为双数，右为单数，沿山坡由低向高，一共布置了10排。然后又从下向上，在已建墓穴两旁，仍以4墓为一组，各自布置了6排。最后，在外侧由下向上的第7排单独安排了第129、第130号墓穴。

《次序图》刊误

《次序图》上标明的空军烈士姓名及墓穴号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但要一一考证、核实并复原这些空军烈士的生平，却是一件十分困难或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笔者曾经以为，在《次序图》中所列的烈士全是飞行员，故以此为主要线索，查阅了“中央航空学校”“广东空军航空学校”“广西空军航空学校”等毕业后曾参加过抗战的学员名单。结果，笔者在这些学员名单中，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于是，笔者又联系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请他们对照《次序图》上的姓名，看一看南京方面能否有比较完整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其结果仍然令人遗憾。

经过白中琪、汪治惠等人的努力，在台湾出版的《空军忠烈录》以及“国民革命忠烈祠”中，共查询到与《次序图》上同名的77位烈士的资料。笔者再通过查阅《空军抗战三周年纪念专册》《国父与空军》《中山文史——香山航空人物录》《中美空军混合团英勇战斗纪实》等资料，又找到与《次序图》相关的15位烈士的生平资料。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初步研究，笔者发现，当时的重庆空军烈士公墓里埋葬的不全是因作战或飞行失事的飞行员，还有许多人是为空军服务的空、地勤人员。如葬在第10号墓的钟宝金，广东蕉岭县人，生于1907年11月6日，毕业于广东测量学校第10期，曾先后在陆军测量局、军政部航空署、航委会第二科、航委会机械学校、航委会侦查班任职。1943年1月1日，钟宝金因公翻车殉职；葬在第14号墓的周士锋，浙江东阳县人，生于1917年，毕业于航委会通信人员训练班第4期，任航委会二级通信员，在空军第3路司令部服务。1943年11月14日，周士锋在乘机由成都飞往湖北恩施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葬在第41号墓的张鸿，江苏泰兴县人，生于1923年1月28日，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后勤部汽车学校少尉技术助教（卒于何年何月没有记载）；葬在第55号墓的郭浩然，江苏东海县人，生于1922年10月20日，毕业于江苏东海师范学校初中部，历任军政部准尉特务长、联勤总司令部少尉军需及空军地面警卫第6团特务长（卒于何年何月没有记载）。后两位烈士均不是飞行员，也不是为飞机服务的通讯、机械等技术人员，且死亡时间也没有记载。但他们能入葬空军烈士公墓，很大原因可能在于，当时重庆附近的机场经常遭受日机的轰炸，两人也许是在日机的某次空袭事件中牺牲的。

因此，我们目前仍无法找到《次序图》中其余烈士的资料。估计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飞行员，而是在机场服务的地面人员。我们对《次序图》上人名的刊误工作，主要针对飞行员这一部分，那些或许在日机轰炸机场时遭遇牺牲的地勤人员，已无法考证了。

当时，由于处于战争状态，作为《次序图》的制作方——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备会典礼组，没有条件和时间向空军烈士生前的单位一一核实准确情况，这也是《次序图》上烈士人名与真实人员出错的原因之一。笔者对《次序图》（不包括空墓）中明显出错的地方进行初步更正（见《<次序图>人名及序号更正对比表》）。

经初步刊误，一共更正烈士姓名错误21位，墓穴号错误8个。现在，除3处空白墓穴（第35号、第39号、第43号）外，仍然没有找到烈士生平资料的人员共35人，他们是：沈尔滤、林合凌、王曾溪、叶鸿光、□超、曾汉光、金辅臣、刘福元、张春、丘鹤轩、路启光、冯七、苏荣、叶能洪、高立信、黄元照、周宪章、范迪献、黎乐声、李如萍、文治安、许本恭、饶复新、李重德、姚大山、温代憐、龙云泽（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墙上有其名）、梁兆琛、刘梦晋、何国瑞（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墙上有其名）、王少禄、田玉琛、贾国忠、胡晓光、欧阳。

《次序图》中烈士殉难原因的分类

通过对《次序图》的仔细研究，烈士殉难的情况大致可分为5类：

一、空战阵亡。

在空战中阵亡的空军烈士，又大体分为在重庆境内和重庆以外两种情况。如梁添成、张哲、杨梦青、彭均、刘英役、余拔峰、陈少成、康宝忠、丁寿康、雷廷枝、许晓民、苏任贵、段克恢、李志强、王云龙等人，均在重庆（及附近）上空与来犯日机的空战中牺牲；周志开、张传伟、杜兆华、郑兆民、姚杰、谭明辉、戴荣钜等人，则在重庆以外（主要是湖南、湖北）空域与日机作战或遭遇日军地面高炮射击而中弹牺牲，其遗体被运回重庆安葬。

二、执行公务过程中遇难。

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技术条件十分落后，在机场起降设施、通讯、气象预报等方面，都无法给战机以充分的保障，导致坠机事件发生得极为频繁。陈其芳、周诚勋、刘依均、张慕飞、杨华焯、贺炘、金有德、狄志扬、刘继昌、丁炎、柳东辉、吴积冲、聂学勤、李俊民、易莹贞、赵凤歧、曹光桂、陆钜熙、刘一爱、王汉勋、唐元良、孙钟岳、许葆光、吴之骅、贺瑞华等人，均是因起降、通讯失灵、气候恶劣导致飞机迷航、撞山而牺牲。

三、发生机械事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空军飞行员在空战或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因飞机突然发生机械事故而导致伤亡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中共秘密党员）、副大队长陈盛馨等人均是在驾驶美国援华的P-43战斗机过程中，发生机械事故而坠机身亡。在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中，官招盛、许成棨、周士锋、王中明、张肇龙、王远波、程益顺、石泰庚、沈允哲、何祖璜、曲士杰、赵圣题、周励松、李景熙、郑文达等人，皆因这种原因而导致坠机失事。

四、飞行训练过程中出事。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在日常的飞行训练过程中，发生机毁人亡的事件也不在少数。符保卢、李家蓁、梁季崇、符家兴等就是在飞机长途飞行、夜航、着陆训练过程中牺牲。

五、其他。

此外，殉难原因还有车祸（钟宝金）、疾病（欧阳璋）或其他不明原因（疑为日机轰炸为主因，有谢玉辉、张鸿、郭浩然、张长龄等人）等。

《次序图》中的著名空战英雄

在《次序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埋葬在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中的中国飞行员里，有15人担任了战斗机或轰炸机中队副队长以上职务。他们是：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副队长杜兆华，第5大队第25中队队长刘依钧、第25中队副队长张慕飞，第4大队第22中队队长王远波、第24中队队长杨梦青、第23中队队长周志开、第23中队副队长程益顺，第11大队第47中队副队长刘继昌，第5大队第26中队队长姚杰，第11大队大队长（兼驱逐总队副总队长）王汉勋，第1大队参谋主任（空运队总队副）唐元良，第4大队第22中队队长王庆利，第11大队第41中队副队长李景熙、第42中队队长吴越，第3大队第8中队副队长杨元丞。

埋葬在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中的中国空军最高官阶者有3人，他们分别是欧阳璋（曾于1940年至1941年期间，任中国空军第4路司令长官，后任航委会法制委首席委员，官衔为空军上校）、丁炎（曾任中国空军第1路副司令兼参谋长，官衔为中校）、王汉勋（历任中国空军第5大队副大队长、第11大队大队长、驱逐总队副总队长、空运队队长等职，官衔为中校）。

在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还埋葬了一批在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中国空军空战英雄，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梁添成、周志开、姚杰、吴积冲等人。

《次序图》仍待考证的几个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法寻找到《次序图》中所列大约30多位烈士的任何信息。尽管《次序图》未能完整还原这些英雄的事迹，却为我们寻找抗战时期的重庆大空战留下不少的线索。

一、空军烈士公墓建于何时？

目前，关于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建于何年有两个说法：一说是1938年；一说是1939年。但两种说法都没有任何资料佐证。

《次序图》也很难给我们提供破解这一谜团的信息。《次序图》上1—30号墓穴埋葬的烈士牺牲时间分别是：官招盛1号（1942年11月18日）、许晓民4号（1943年2月24日）、杜兆华5号（1943年5月25日）、陈其芳6号（1943年6月16日）、符保卢7号（1943年7月8日）、苏任贵8号（1943年8月23日）、段克恢9号（1943年8月23日）、钟宝金10号（1943年1月1日）、许成棨11号（1943年11月14日）、周诚勋13号（1943年11月14日）、周士锋14号（1943年11月14日）、王中明15号（1943年11月14日）、张肇龙16号（1943年11月14日）、刘依钧17号（1939年1月11日）、王远波19号（1939年8月20日）、张哲20号（1939年5月3日）、梁添成21号（1939年6月11日）、张耀南22号（1939年11月2日）、李志强23号（1939年8月4日）、杨华焯25号（1939年 1 月 1 1 日 ） 、 王 云 龙 2 6 号（1940年7月31日）、谢玉辉30号（1938年11月1日）。

很显然，在祭奠灵堂后面的墓地中，沿中轴线而上，前两排左右16个墓穴主要埋葬的烈士牺牲时间大约在1942年底至1943年底之间；17—30号墓穴中的烈士，其牺牲或失事的时间大约在1938年至1940年之间。若按常理推断，公墓前两排（1—16号）墓穴里安葬的烈士牺牲时间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11月之间，则公墓建成的时间应在1942年下半年；公墓沿中轴线向上第3、4排（17—32号）则安葬的是最早一批在重庆牺牲的空军英雄，应属迁坟方式。

但这种推论，并没有其他的资料予以佐证。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关于在黄山墓地举行重庆空军烈士公墓公祭典礼致重庆市政府的函，由“航委会30年（1941年）重庆空军烈士公葬公祭典礼筹备会”于1941年3月23日发出。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有关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最早档案，内容大致为：“公葬公祭典礼定于3月29日（1941年）上午10点在黄山墓地举行，恳请重庆市政府赐予挽联或花圈”。再结合《次序图》上所提供的第3、4排烈士的相关信息，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合理的推测：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落成于1940年，首先入葬公墓的一批烈士遗骸被安置在第3至4排，为以前年度在重庆牺牲的空军烈士迁坟而来。

1938年8月，中国空军正式驻防重庆。10月4日，中国空军才与日军在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上空交过一次手，中国空军并无牺牲的飞行员。因此，在当年就建空军烈士墓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1939年5月3日，中日空军在重庆上空爆发一次大空战，双方交战飞机达82架。中国空军当场击落日机2架，中国空军飞行员张明生、张哲阵亡。但在《次序图》中，我们找不到张明生的名字。与他同时牺牲的张哲，埋在第20号墓穴。两人是在重庆空战中同时阵亡的第一批起。这说明，他们牺牲时，重庆还未建有空军烈士公墓。与张哲葬在同一排的王远波，牺牲时间比他晚，墓穴号却在他之前（19号）；胡润枢牺牲时间比张哲早，墓穴号却在他之后。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这里不是他们牺牲后埋葬的第一地点，而是迁葬而来。紧接着，他们墓穴的后一排，即出现1940年牺牲的烈士。

每年的3月29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都要举行大型活动纪念黄花岗革命烈士，并公祭在抗战中阵亡的同胞。在1939年、1940年重庆本地举办的相关纪念活动中，我们未查阅到有关公祭空军的信息。而从1941年开始，重庆每年都会举行空军烈士公葬公祭活动（固定在3月29日这一天）。这一点可以印证：1939年，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还未完全建成。

二、公墓里有无苏、美飞行员？

1939年5月，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进驻重庆，一直战斗到次年初，才撤防回国。1944年4月，随着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3大队主力，以及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308大队进驻重庆，大批美国飞行员也来到重庆。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在重庆牺牲或失事，但在《次序图》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有人据此质疑《次序图》的真实性。

苏联空军援华具有秘密性质，因此，当飞行员牺牲后，多半是就地入葬，且全用的是假名。如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驾驶的飞机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长江水面失事后，其遗体被打捞上来，在最早的碑文上并没有“库里申科”这个名字，而是“古大队长之墓”。1940年11月15日和1941年5月11日，在重庆牺牲的两位苏联飞行员卡特诺夫和司托尔夫，我们也是在60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为科托鲁密科·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和斯科科夫·彼得·拉普连奇耶维奇。两人牺牲后，最初埋在重庆袁家岗宽仁医院旁边的一座无名山头，后迁至江北杨家花园陵园，均未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1944年10月14日，美军第444轰炸机大队第678轰炸机中队的1架B-29轰炸机在四川武隆（今重庆市武隆县）羊角镇罗家村4组茶盆岩坠机，机组人员9人当场身亡，遗体就地葬入羊角公园，并砌了一座砖塔纪念碑，碑的正面刻着“援华美国空军殉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抗战胜利后，美军专程派人来移走遗骸。

这说明，苏、美两国飞行员在重庆作战期间，牺牲后就地埋葬是一种惯例。同时，就地埋葬也是为了保密起见，防止日本间谍刺探情报。因此，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里没有外国飞行员很正常。

《次序图》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其烈士牺牲或失事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重庆、川东、湖南、湖北、贵州地区。这刚好是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国空军第一路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凡是在上述地区因空战、飞行或训练，以及其他原因殉职的空军所属系统人员，均可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1938年5月30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空军烈士埋葬办

法》，曾有如下规定：

一、航空委员会所属官兵及外员抗战阵亡或因公殒命，其埋葬事宜均适用本办法。

二、埋葬地点除立有遗嘱，准由家属自行领回择葬外（但依遗嘱有困难时仍照下列规定），概依下列规定办理。

⒈死亡地点在飞行场附近十公里以内者，由各该站场长负责办理。

⒉死亡地点距飞行场十公里以外者，由县政府或地方机关派员收殓，通知附近空军站场会同埋葬。

⒊死亡地点在作战前线者，英雄，而张明生未与张哲埋在一由友军派员收殓，通知空军站场会同埋葬。

⒋2、3项死亡地点因交通或其它关系来不及通知空军站场者，由县政府或地方机关或友军代为埋葬。

其埋葬地点应参照下列标准办理：

⒈当地有空军烈士公墓者，附葬空军烈士公墓。

⒉当地无空军烈士公墓者，寄葬陆军阵亡将士公墓。

⒊当地无陆军阵亡将士公墓者，附葬地方公墓。

⒋当地无地方公墓者，采公地埋葬，埋葬坟墓应加置固定辨认标识。

显然，上述在重庆牺牲的苏、美空军飞行员，就是依照“埋葬标准”的第4条执行。

这个《空军烈士埋葬办法》也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次序图》中找不到张明生的名字？张明生是空战英雄，曾击落2架日机。牺牲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将重庆的白市驿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1939年“5.3”空战中负重伤，经送医院救治不及，于次日死亡。与同日空战中阵亡的张哲不一样，他的家人当时已迁住重庆。张哲的墓，以后移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第20号；张明生的墓未迁入，一定是他的家人不愿意惊动已安息的英灵，而有关机构尊重了其家人的选择。

1940年“9.13”空战，中国空军惨败，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宝忠、雷廷枝、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等10位飞行员阵亡。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这10位飞行员的遗骸全部找到，均以上等棺木入殓，并由空军当局用车运走。但在《次序图》中，我们找不到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的名字，而《次序图》中只剩下第35、39、43号墓穴没有刻名字。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墓地，却有这10人完整的墓碑。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根据《空军烈士埋葬办法》，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4位烈士中，至少1至2人有家人在重庆，应家属的要求就地埋葬，或另择地埋葬。抗战胜利后，应政府要求，又统一迁葬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其情况与张明生的情况大体一致。

同时，通过对《次序图》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还有相当多的为保卫重庆而牺牲的飞行员，没有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如苏显仁、穆郁文、张学澄、聂学勤、韩金榜、李宝诚、刘汉垣、郭岳生、莫同淅、叶望飞、严桂华、高春畴、黄光润等。这还不包括苏、美两国飞行员。

所以，《次序图》只是让我们部分了解了当时在中国空军第一路辖区范围内牺牲的空军烈士情况。还有许多烈士因无法寻找到遗骸或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三、空墓的主人会是谁？

在《次序图》中，第35、39、43号墓穴位置是空白。有的研究人员根据邻近墓穴（38、40、42、44、48号）主要埋葬的是“9.13”璧山空战牺牲的飞行员，认定这3个墓穴埋葬的是在这次空战牺牲的曹飞、武振华、何觉民。加之，他们认为，第41号的“张鸿”应该是“张鸿藻”。这样，这次空战中牺牲的全部飞行员就完整地入葬了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第一，“张鸿”确有其人，已在台湾的《空军忠烈录》中找到他的生平；第二，笔者通过对《次序图》的深入研究，发现凡是当时出现一次性死亡在5人以上的“空中事件”，并不是全部遇难人员都入葬空军烈士公墓。如1939年1月4日，一架中国空军的运输机从广阳坝机场起飞，拟飞广西桂林。飞机起飞时，即发生事故，坠落江中。搭乘此飞机的刘依钧、张慕飞、杨华焯、胡润枢等人均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却不见同机的穆郁文、张学澄等人。1944年6月7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的一架运输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至梁山机场，在途中发生坠机事件，同机的15人当中，有13人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独不见李颂平和张矩熙两人；第三，有资料记载，1940年9月14日，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党政军民及中国空军代表等曾在当地召开公祭大会，为避免老百姓知道空战惨败实情，亦防止日本特务刺听我军实际损失，仅以4车载棺木4具前往，并下葬当地。这一情况，与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仅下葬“9.13”璧山空战6位烈士相符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9.13”璧山空战牺牲的全部烈士也统一迁葬南京。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第35、39、41号墓穴中的主人之一是翁心翰。

翁心翰，浙江鄞县人，生于1917年，毕业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8期。他的父亲是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地质学家）。翁心翰曾任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26中队飞行员，曾多次参加成渝两地的对日空战，并有击落日机的记录。1943年初，翁心翰因战功升任新建的中国空军第11大队第41中队副队长。1944年9月16日，翁心翰在执行作战任务后，因燃油将尽，迫降贵州三穗县时失事殉职。他的弟弟翁心钧手上有一份当时重庆赴贵州处理翁心翰善后事宜的电文原件，说明了翁心翰的遗体运往重庆的过程。当时的贵州，属中国空军第一路管辖，其阵亡或失事的飞行员遗体运回重庆安葬也是符合情理之事。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曾作诗一首，纪念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儿子。

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

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拼命捍防贼。

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

任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放牛坪，就是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所在地的小地名。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