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赐福堂

诸荣会

一

我寻访“赐福堂”，是从南京到苏州，再从苏州到吴江，最后又从吴江到黎里的。一般人不知道赐福堂，但是都知道柳亚子——因为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还有《浣溪沙·和柳亚子》：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赐福堂现在是“柳亚子故居”，就在黎里镇上。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1887出生于一耕读之家，12岁时随家人迁到黎里，并在那儿长期赁屋居住。柳亚子的父亲中过秀才，思想开放而进步，母亲贤淑；柳亚子幼时从母亲学唐诗，同时受父亲影响，少年时即赞成变法维新，醉心于当时《新民丛报》等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

黎里是吴江的一个小镇，而吴江又属于苏州，苏州又属于江苏——现在是这样，当年也是这样——但是当年柳亚子却很少去苏州和南京，青年时代的他似乎总在黎里和上海之间奔走。

柳亚子第一次离开黎里去上海是在1902年，那年他16岁，在这一年里，他先是考中了秀才，但是他并不想在科举的道路上走下去，所以他又考取了上海的“爱国学社”。黎里离上海不远，坐船大半天时间就可到了。那时没有汽车，所以柳亚子第一次去上海自然是坐船去的。虽然只是大半天的行程，但对于并没真正出过远门的柳亚子来说，还是很让他激动的，因为早在1900年，年仅13岁的柳亚子便曾私撰《上清光绪皇帝万言书》，主张废黜西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维新；而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那儿聚集了许多进步人士，几乎是各种进步思想的策源地；此行上海，他相信一定会走进一片人生的新天地！

果然，来到上海后不久，他便结识了有着“革命军中马前卒”之称的邹容，并成为好友；后又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等，思想便很快随之完成了由维新到革命的飞跃。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他不得不退学回到黎里，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反清诗文，并一发而不可收。当章太炎、邹容下狱时，正值慈禧生日，柳亚子赋诗痛抒一腔愤激之情：

胡姬也学祝华封，

歌舞升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

神州学界尽奴风。

这年他才17岁，其诗不但显示出了过人的诗才，且矛头直指慈禧，更显示出了超凡的勇气和胆量。1906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在沪淞口的海轮上秘密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就此正式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他早年的老师、也是著名诗人陈去病等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内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柳亚子、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黄侃、胡朴安、吴虞、黄兴、苏曼殊、欧阳予倩、李叔同、黄虹宾、杜国庠、杨杏佛、刘大白、陈望道、沈尹默、吴梅等人，他们均为我国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名家，一段时间内，南社与同盟会，一文一武，互为犄角，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传与组织作用。而这一时期的柳亚子，以笔为枪，写出了大量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鼓吹国民革命的诗文，被誉为“游侠诗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柳亚子在上海创办《警报》，专门报道起义后革命形势的发展，除刊登大量新闻照片和诗词、歌曲外，还大量刊登要电、消息、通讯、时评、专稿、译稿，图文并茂，深得读者追读，一时影响很大。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柳亚子被任命为“大总统秘书”，但因孙中山有欲让临时大总统位与袁世凯，他仅仅在“大总统秘书”任上三天就病辞回沪了，并坚决反对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写下了著名的那篇《孤愤》：

岂有沐猴能作帝？

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

北伐声中起誓师。

孙中山退出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柳亚子虽然仍不时以诗文为武器进行着战斗，甚至还曾一度在《天铎报》报上写诗作文，先天天大骂南京政府，后更骂袁世凯、张勋之倒行逆施，但同时他却陷入了苦闷与消沉中。这段时间虽然他还是不停地在上海与里黎间奔走，但住在黎里的时间似乎更多。他在黎里还组织了一个“酒社”，整天喝酒吟诗，痛骂袁贼，寄沉痛于逍遥。1922年，他租下了镇上的赐福堂，将全家搬了进去。赐福堂内此时可谓是日日谈笑有鸿儒，天天酒香溢四邻。

赐福堂原是一个叫周元理的邑人的老宅，其人乾隆时曾任工部尚书。此职有点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长兼建设部长和交通部长，曾执掌大清朝水利工程建设和水陆漕运事务等，自然是个肥缺，因此他能造出这么一座大宅子。

宅名“赐福堂”，也有来由。众所周知，乾隆虽然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制造文字狱、屠杀文人的皇帝之一，但是他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作诗写字的皇帝，尽管他的诗和字写得都不怎么样。据说，每年十二月初一，乾隆总要在漱芳斋“亲挥宸翰，书福龙”，亲写“福”字赐予有功之臣。但是那些得到“福”的大臣，虽然当面会以激动的语气山呼“谢主龙恩”，但是心里却并不一定高兴——一年忙到头，竟就给几个字就打发了，既不用银子也不用花翎，对于皇帝来说真是合算，但是这纸写的“福”毕竟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去换银子使，还得保存好——若是或丢失了，或虫蛀了，或鼠咬了，那就是大不敬之罪，便是杀头之罪。那每一个福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呵！

周元理为官一生，小心翼翼，他也因此而得到了13个乾隆所赐之“福”，为了表达对这些“福”的尊重，他选出九个，制成匾额高挂于厅堂，厅堂遂以“赐福堂”名之。大堂之中，一“福”一匾，再加“赐福堂”，便共有十个 “福”，所以“赐福堂”又名“十福厅”。十福毕齐，想来周元理定是想福延子孙吧！

然而，柳亚子住进了赐福堂，便注定它就不再属于周元理而属于柳亚子了；或许本身也正是柳亚子的赁它而居，才使得它能站立到今天。

二

我终于来到了当年的赐福堂、今天的“柳亚子故居”门前。

真不愧是尚书府第，用院大宅深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宅子坐北朝南，临水而建，前后四进，中有天井相隔，大门正对着的河埠头也是一个小码头。我站在小码头上眺望，见缓缓地流动的河水，将小镇一分为二，鳞次栉比的阁楼重檐夹岸而建，看上去小河滋润着小镇，小镇村也呵护着小河，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因为今天小镇“镇”之行政建制已撤而并入相邻的北厍镇，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村了，所以眼前看上去并无多少人气。河边有妇人跪在麻黄石砌成的河埠头上或淘米，或洗衣，浮在河中的几个鸭子，有时会突然游过来衔走浣洗妇人搁石板上的抹布之类，惹得妇人一阵追打，打得鸭子发出呱呱的叫声，这声音在石驳的河岸间回响，更衬托出这里的安静。已是深秋时节，风里已带有湿湿的寒意，河边朝阳的屋檐下，已有人在晒太阳了，在近午的阳光下，女人边打着毛衣边互相聊着那些比河水还长的话题，男人们就着张小方桌，边搓着麻将边说着些比身后老屋还要古老的故事。真想象不出，在当今经济发达的上海与苏州之间，竟还有这么一块似乎是世外桃源的天地；更想象不出的是，正是这样一方天地，当年竟然成了柳亚子的“磨剑”之所。

不错，这儿的确是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世界，更是自古以来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们操着吴侬软语、崇尚诗书传家；但也同样是这块土地，往远了说，也曾孕育出因刺杀王僚而引得“彗星袭月”的专诸；往近了说，清人南侵时，也曾崛起过陈子龙、夏完淳等一批铁血诗人，使得中国东南方这隅稻香荷风中的土地异常坚挺，当然浸润它的鲜血也异常浓烈。因此，往深处想，从这儿走出个游侠诗人柳亚子也原本是一点不值奇怪。

我就这样站在河边的小码头上遥想着，遥想着当年的柳亚子，不但就是在眼前的这幢深宅中日日纵酒，而且还尽情挥洒风流的情形。

我去过不远处的周庄，那儿有一座迷楼，便是柳亚子挥洒风流的见证。

柳亚子邀南社社友陈去病、王大觉等访游周庄，在周庄贞丰桥畔那幢两楼两底名叫“德记酒店”的破旧小楼里欢饮，更纵论时事，抨击时弊，鼓吹革命。酒店的主人是个寡妇，她还有个年方十八的女儿唤作阿金。柳亚子一行每至小店，阿金姑娘端茶送菜，有如轻燕；她送上桌的每一盘虾糟螺、蛳头肉、笋剥塘里鱼等，都是那样的鲜美；还有她斟的每一杯绿茶、黄酒，竟也让人觉得特别的醉人， “窈窕佳人劝酒缘”，阿金姑娘遂成了南社诗人们的梦里佳人，而这座小小的酒楼竟也成了他们的“梦里迷楼”。

“酒不醉人人自醉，风光宜人还迷人。”柳亚子的一首《迷楼曲》，叫无数人记住了阿金姑娘，也让历史记住了这个叫做阿金的村姑。

但是柳亚子日日风流的背后，并没忘了夜夜磨剑——他将自己的书房起名“磨剑室”，这便注定了他虽也纵酒吟诗，但决不会成为一个只会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人！他的诗是他手中的剑，他是诗坛游侠，他剑锋所指，风惊鬼泣！

“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再次走出“赐福堂“来到上海。此时的南社早已名存实亡、盛况不再。鲁迅先生在《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曾分析过南社极盛而又速衰的原因时说：“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了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运动的反动者。”面对如此情形，柳亚子再次仗剑挑头。1923年10月，柳亚子与同乡叶楚伧等人在上海组织“新南社”，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白话诗文，并明确提出该社的宗旨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终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同时他还受到十月革命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年12月，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从事江苏省党部和吴江县党部的筹备活动，成为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领导人，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有一首题名《空言》的诗，就是写于这一时期：

孔佛耶回付一嗤，

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

独拜弥天马克思。

尽管有人曾指责的他直将政治概念和政治人物名字入诗，显得过于直露而少诗味，但是许多年后，当有人曾他“先生诗数千首，哪些是代表作”时，他毅然说：“倘本诗言志之旨，这首题为《空言》的诗，勉强可算代表作。”由此可见，他最为珍视的并不一定是这首诗本身，而是诗所表现的那种思想；也可见，他对自己这一段思想有着决定性变化的人生的珍视。

正是他的这一转变，将自己完全放置到了与国民党右派越来越对立的地位，以至被国民党开除，成为彻底的民权斗士而回到人民的阵营中，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

望着眼前“柳亚子故居”的大门，我觉得它或许正是一个时光隧道和伟大心灵的入口，只要我们走进去，就可以走进一段历史，甚至可以走进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心灵。我脚下的河水轻轻拍打着石驳的河岸，发出的啪啪声响，也似历史轻轻的诉说。哦！坐上一条小船，在桨声欸乃中慢慢向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出发方式。我似乎看到在一个个或月色朦胧黎明，或月黑风高的静夜，柳亚子悄悄地走出赐福堂，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停在门前河埠头下面的小船，或走向一个个黎明，或逃往一个个黑夜。

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政变，柳亚子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对他又恨又怕，欲除之而后快。一天深夜，趁着月黑风高，陈群派军警摸到这儿来捉拿他，柳亚子躲进宅内的一处复壁才得以脱险。那处复壁想来现在还在宅中吧！

我走进了大门。第一进大厅内，最显眼的除了柳亚子塑像外，要算是左边墙壁上红丝绒底子、金黄色大字的一首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这让许多人为此而不解——柳亚子的故居内，为什么要放置这么一首毛泽东的词呢？要放也应该放那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或《浣溪沙·和柳亚子》呵！

这样的疑问不无道理，但我想柳亚子故乡人这样的布置也并非绝毫无道理。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柳亚子赶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其相会长谈，他佩服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赋诗相赠：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乱尚休。

后毛泽东又亲自到柳家回访，与他一起分析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更坚定了诗人的信心。在重庆期间，柳亚子请来名家为自己崇敬的这位老友刻印画像，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将一首旧作抄在了一张信笺上交给柳亚子，一首千古名作便因此而传世，它就是这一首《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因此，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既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柳亚子与毛泽东一段友谊的见证，更是属于柳亚子的一份光荣，的确应该放进他的故居。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在这儿看到毛泽东的那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我想即使是柳亚子本人在世，让他选择，他也会选这一首的吧！

那么他的故乡人为什么不愿将它放进这儿呢？或许在他们看来，在这首诗中，他们的这位老乡毕竟是受毛泽东批评了，放进这儿有点不合适吧！

的确，毛泽东在这首诗里是批评了柳亚子，那两句批评他的诗还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但是这有什么呢？甚至我以为，唯有“牢骚太盛”的柳亚子才是最真实的他，他的牢骚和他所有过激的言论都是他爱和憎、仇和恨、喜和乐等情感的真实表露。他是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诗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会去玩政客的一套。

1925年，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为了反对蒋介石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他在会场上放声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随后他又邀约侯绍裘和朱季恂一起去见蒋介石，怒问道：“你到底是总理的叛徒，还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坚决地执行三大政策。”直问得蒋介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压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柳亚子气愤地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恽代英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日后必然为祸！”并直言不讳，建议共产党“以重金雇枪手将其干掉”。

1937年“八一三”之后，日寇占领了上海，作为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社会名流的柳亚子自然有太多的机会离开上海，但他就是不走。他效法明代王船山和清代的嵩亭和尚，自署其居室为“活埋庵”，以明他决不同日寇合作之志；1939年5月，汪伪政权把叛国活动的中心转到了上海，上海的环境更加险恶了，血雨腥风，杀机四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夜光》主编朱惺公、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庭庭长郁华（著句作家郁达夫的哥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等著名人士连续遭到暗杀。柳亚子自知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到不测之祸，于是，他在1939年10月毅然写下了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书付儿辈。

亚子

他将此遗嘱一式两份，一份交长女无非，一份寄给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儿子无忌。寥寥不足百字，且无一豪言壮语，但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共同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杀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并声言除非国民党政府对事件表示“悔过”，否则就不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恐怕柳亚子不参加会议，便派吴铁城来“促驾赴渝”。吴铁城还邀来了杜月笙，威胁利诱一起上，但柳亚子全不吃，他在客厅里拍着桌子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蒋介石）暗杀，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并大骂蒋介石的说客走狗“滚出去！”。蒋介石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中央以柳亚子“诬蔑中央”、“违反国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而他却公开宣布：“宁可食草采薇，决不向小朝廷求活也。”而事实上，他当时生活来源无着。

……

发生在他身上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这些故事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分明的爱憎，虽然其表达的方式有出于他诗人的激情和义愤而显得有些过激，甚至并不一定合适。如他向恽代英提出的暗杀蒋介石的建议，恽代英虽然深为赞许他的看法，但并不同意他提议的做法；毛泽东也为此与他共同饮茶谈心，这才多年后他有“阔别羊城十九秋”的诗句赠毛泽东，毛泽东也有“粤海难忘共品茶”的诗句赠他。然后这就是柳亚子，真实的柳亚子，一个有着“游侠诗人”之称的柳亚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敢想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当，不平则鸣，一鸣惊人。

1949年，柳亚子等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开国的一系列工作。柳亚子为此而异常兴奋，他写道：

六十三年万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

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烟台登陆后，每到一地，柳亚子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但到了北平以后，柳亚子却因为他自我觉得政治上未给他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地位，生活上没给他应有待遇，便以诗代言，作《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送给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冯谖，并说要回江南的故乡隐居。

当然，如果说从前他的那些或“骂惊四座”，或“目无余子”的言语与举动，虽更多的是出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受憎的分明，那么这一次他的“狂怒故态”和“不自讳其狂”，却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激情诗人的“易于冲动，喜怒哀乐皆形于色”了。毛泽东当然理解他的这位老友，因此，尽管此时正值百万大军即将下江南之际，可谓日理万机，但收到柳亚子的诗后，仍亲自向有关部门询问情况，嘱其在生活上尽量给予优待，并作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当天就让秘书送去给柳亚子。

在这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对柳亚子虽确有批评，但在毛一方但并无苛责厉言，而在柳一方也并无丢一丝尊严和面子的地方；再则，柳亚子事实上也欣然接受了批评，他在步毛诗原韵赋又作了一首和诗，明确表示他并无归隐之意：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火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因此，毛泽东的那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既见证了一段佳话，也见证了一个最为真实的柳亚子——怎么也应该将它刻在“柳亚子故居内”呵，我以为！

三

柳亚子故居的中间两进，被布置成了图片和文物陈列室，里面陈列着许多的图片和文物，见证了一位诗人兼革命活动家丰富而多彩的一生，只是我一时只能将它们粗粗看过。

来到了第四进，那“磨剑室”不能不看。看过柳亚子许多诗文的末尾，都有着写于磨剑室的字样，这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究竟是一间怎样的屋子，竟让柳亚子在其中成就了那么多喷涌着鲜血与烈火的诗篇？还有，柳亚子心中的那一柄长剑，他到底有没有在此磨成呵？

原来赫赫有名的磨剑室竟是一间十足的斗室，大不过十平米，门锁着，好在门上“磨剑室”三字的匾额尚在。这就够了！我将锁着的门推开一道缝隙朝里张望，见一床、一桌、一椅，桌上还有一灯、一笺、一砚、一笔，笔帽已除下放在一旁，笔则搁在笔架上，似乎主人刚刚离去，随时都会回来，坐在眼前的椅子上，拿起笔来……四壁的粉墙或有驳落，或有漏痕，看上去倒虚虚实实的，倒有点巧合着水墨山水的笔法，只是不知当年是不是就是这样，更不知磨剑其中的主人可曾在上面看到江山万里和风起云涌！一缕阳光透过天窗照在桌上的笺纸上，上面没有字迹。

那复壁在哪儿呢？解说员让我找，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终于还是在她的指点下我才发现了它，原来是两座山墙夹着的一个仅可容身的如缝隙一般的巷道，有一个并不能算着门的短门通入其间。无论是在屋外，还是在屋内都很难发现它——谁能想象到，这架梁的山墙怎么会有并排的两座呵！

1927年“四·一二”政变，绝密通缉令上柳亚子名列21位。5月8日夜半，已熟睡的柳家人忽然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叫骂声惊醒。柳夫人第一个立即意识到一定是抓她丈夫柳亚子的人来了，也许是早有所料，所以她显得异常机智和镇静，她迅速移开橱柜，让柳亚子通过短门藏身复壁，然后将橱柜依原样放好，丝毫不露痕迹。

军警很快便闯进了内室，到处搜查，他们手拿着柳亚子的照片，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挨个寻问，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人出门很久了，连当时只有12岁的小女柳无垢和年幼的外甥，并无人教他们，但他们竟也像大人一样如此回答，未露半点破绽。

藏在复壁内的柳亚子对于外面的一切当然听得清清楚楚，我很想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于是我也走进了复壁，但是里面的黑暗和憋促让我除了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以外，几乎别无感觉。然而柳亚子却在墙上留了《绝命诗》。借着手电的光亮，我看到这样四句：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

杨恽是司马迁外孙，因文字为汉宣帝腰斩。祢衡是汉末名士，击鼓羞辱奸雄曹操，被曹借刀除掉。柳亚子在这里自比杨恽、祢衡，并将国民党反动派比作是滥杀好人的昏君与奸雄。大难几乎就在瞬间，竟还能吟诗，还能引经据典，我真是难以想象！看来我只是一个俗人。

我当教师教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时，常常会有学生问：文天祥的南逃可谓九死一生，而在那样的境况中，他为什么竟然还有吟诗记行的雅兴呵？我常常的问答是，因为他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柳亚子亦是！

正当柳亚子在复壁中吟就了绝命诗准备命绝今日时，外面却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军警，看到一家人中只有柳亚子的妹夫凌光谦穿着长衫，举起手上拿着的相片看了看，又看了看他，觉得有点像，可也不太像，便大声喝问他是不是柳亚子，凌光谦自然不作回答。这时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你看这家伙不会说话，这不正是柳哑（亚）子嘛！”于是众人上前，七手八脚，将凌光谦五花大绑押走了，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抓错了人，不得不放了。这个几为笑话的故事十分有趣，但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现已成为公案。倒是这复壁，不知道当初周元理建它是出于什么心理与目的，但只是因为柳亚子在其中一坐，便留下了一首名诗、一个笑话，当然还有一位游侠般的诗人和共和国的一位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如此说来，这周元理也算是有功了。

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有关方面给他的最终称谓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

走出赐福堂时，我禁不住想，作为一个“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的柳亚子，他如果再活几年，他的命运会如何呢？面对大炼钢铁的万丈炉火和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还有后来的无疑是革文化的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或许会再次吟出豪情万丈的诗篇，或许会再次“骂惊四座”大发牢骚，二者皆有可能。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以为，以他的性格取后者态度的可能性极大。若真是如此，那么那时候，别人还能容忍他的“牢骚”吗？想到这儿，我觉得从赐福堂走出的他，死在那时真是恰到好处，或许那真的是上苍赐予他的“福”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