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后期的官场中,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义已经丧失殆尽,很多人将其当做一桩买卖。自弘治以后,由于科举导致学仕分离,人才登进存在的弊端,考察及监察的缺失和官俸的微薄最终导致官场病的形成,且至嘉靖、隆庆以后更为严重。面对日益沉重的官场病态,明代的士大夫群体出现两种应对之法:一则是消极逃避,视官场为活地狱;二是积极应对,且提出诸多的治疗方案。
(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5期,作者: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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