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子三畏到廉政心理的重塑

张景萍 刘东梅 罗萍

摘 要：君子三畏既是廉政心理之本，又是廉政心理产生的社会效应之末。腐败的滋长，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无所畏”。在我们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重提“君子三畏”，强调底线意识、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从理想信念、思想道德、法治文化等方面重塑廉政心理，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君子三畏；廉政心理；重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042-02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指具有超越性的客观必然性和趋势，对于人来说就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大人”主要指具有功德的统治者或位高权重的人士，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人格代表。“圣人之言”是社会秩序、精神秩序、心灵秩序的人格代表。由此可见，天命关乎信仰，大人关乎社会政治规则，圣人之言关乎道德规范。正是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才构成了君子存在的现实基础和自我约束的前提和机制。

君子三畏用时下流行语言来阐释便是“不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经济发展时说“不能那么任性了，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有权不可任性”。王岐山书记谈反腐时讲，对触犯纪律的党员干部“决不能放任自流”。那些有钱就任性，有权就任性者，正是因为“无所畏”，认为钱大于理，权大于法，心中缺少法律的防线和道德的底线，恣意任性，胆大妄为，一个人说了算，其结果是害党、害国、害他人、害自己。

敬畏之心的缺失，正是腐败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深层次原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腐败就是最典型的权力任性。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只有常存敬畏之心，才会时刻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此务必谨记于心，保持在权力面前的“有所畏”，明白“权为民赋，责重山岳”的道理，心里时刻装着“敬畏”两字。敬生廉，廉生畏，明朝的郭允礼曾撰写《官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我们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敬畏之心是廉政心理重塑的根本，也是增强抵御腐败思想的能力，筑牢廉洁自律的内在防线。面对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重温孔子的“君子有三畏”，重塑廉政心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敬畏神圣，以坚守信仰重塑廉政标准

（一）信仰是确保廉政的内在力量

信仰和外界的强权无关，是发自内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信仰对于个人，是生命之光；对于国家，是民族之魂。信仰便是要相信神圣，相信真善美的存在，信神圣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的人生质量取决于灵魂生活的质量。灵魂生活，是比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本质的内在生活。周国平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所以没有敬畏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人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既不能让他们敬，十八层地狱也不能让他们怕。不要规则，对规则怀疑、放弃甚至违逆规则，成为当下很多人信奉的生存之道。腐败现象的背后正是动摇了廉政的思想根基，藐视党纪法规的尊严，亵渎人民赋予的权力，把个人的私利置于人民的公利之上。没有了信仰，行为便找不到边界，为所欲为。

（二）敬民心畏民意，坚持廉政自律宗旨

有信仰才能有所敬畏，有敬畏才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才能在诱惑面前守住灵魂的纯净。民心即人民思想、感情、意愿的体现，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民意的指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和我们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和我们长期贯彻的群众路线，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分不开的；和我们对民心民意的敬畏是分不开的。今天，中共中央新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廉洁自律的新的要求，把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敬民心畏民意作为廉政自律的宗旨。

二、敬畏良心，以道德自觉重塑廉政防线

（一）道德是确保廉政的恒久动力

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它具有社会其他意识形态（例如法律、政治）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即自觉性。道德不仅是社会意识，更是人们最普遍的行为规范。“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维系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秩序。现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提出了20个字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成为我们自觉重塑廉政防线的前提。高尚的道德情操能抵御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让一切腐败行为在它面前自惭形秽，自觉退出人生的舞台。

（二）敬人言畏己知，坚持廉政自我监督

人言在这里并不是指流言蜚语，而是我们社会舆论的力量，社会舆论是社会对个体行为和社会组织的活动施加精神影响的手段，是道德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对群体执行着调节、教育与管理的职能。社会舆论的力量可以影响个体的社会态度与自我监督能力。敬人言，实则发挥了很好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同时，人们的行为还受内在良知的影响。良知是基于良心的判断力。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因为有最基本的良知，丧失了良知的人和禽兽无异。良心是人自我净化的武器，一个人做了恶事，或许会一时侥幸逃过法纪制裁，却逃脱不了良心的责罚。敬畏不是敬天畏地，而是无颜面对自己的良心，无法丧失自己的人格。清代的叶存仁，为官三十余载，甘于淡泊，毫不苟取。离任时，僚属们趁夜晚用一叶扁舟送来临别馈赠，他即兴赋诗一首以据赠：“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这种“畏己知”的畏惧具有内在的自律功能，它与党纪国法和内外监督的他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社会舆论的力量互补，形成一个笼罩在主体人身上的足以抗拒任何诱惑的保护罩。这样的保护罩不是被保护，而是自觉地保护，在这样的保护罩下为官、为政，才能保持自身的清廉、干净。

三、敬畏规则，以严格的法纪重塑廉洁底线

（一）法纪确保廉政边界底线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敬畏法纪”就是要划出做人的边界线。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无以六律，不正五音。法纪是保证社会安定有序的利剑。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在人类大同之前，必须靠法律对全体国民的言行加以规范与约束。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公民，只有共同遵守社会的公约，才能构建安定的社会，享有幸福的生活。今天，依法治国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掀起的反腐风暴中，无论“打老虎”也好，“拍苍蝇”也罢，只能一时，要长久震慑，只能靠法律和制度的健全，以及人们内心对法律的敬畏。

（二）敬党纪畏国法，坚持廉政规矩意识

党纪保证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底线；国法体现国家意志，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底线。王岐山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执政党而言，这个笼子首先是纪律和规矩。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给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明确提出了党纪高于国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党纪国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前，官员腐败呈高发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金钱和利益的冲击下，传统的敬畏心理被打破，新的敬畏标准没有建立。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认为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那必将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四、敬畏传统，以优秀文化重塑廉政风气

（一）树立理想信念根基

理想信念，既是我们的信任所在，同时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它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不但赋予道德以自律的本性和意义，而且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道德选择的坐标。这就要求我们从理想信念教育入手，强化理论学习，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我们精神上的寄托，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利用课堂上和课堂外的多途径熏陶，在社会环境、人际交往、文化构建等多方面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传播氛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育理想信念的根基。

（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良心既是自律的根基，又是教化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从传统的优秀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养分，不断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塑造道德人格。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从思想上树立自律意识，把良心作为我们道德的标尺，凭良心做人、依良心做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势在必行，必须牢固筑起思想上自律的防线，严于律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弘扬法治文化精神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法治教育的宣传，形成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治精神是对法治的崇尚、遵守、捍卫的心理状态的内、外部表现，法治文化则是对法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沉淀和积累的总和。只有树立了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构建起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法治文化。只有这种规则意识成为一种习惯，才会进入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人们就不会感受到一种外部力量的强制和制约，而是顺其自然地去遵守。

廉政心理重塑的目的是从每个人的心正意诚到整个社会的风清气正。如果每个人都能怀揣“君子三畏”，时刻保持“头顶三尺有神明”的警醒，就能在敬畏之心的构建下，重塑廉政心理。

参考文献：

[1]余卫国.敬畏之心的存有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湖北社会科学，2011（6）.

[2]罗安宪.孔子的君子论及其现代意义[J].探索与争鸣，2009（3）.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華书局，1980.

[4]陈天庆.试论“君子三畏”：孔子天命思想的存在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9（4）.

[5]弓月亭.释“君子有三畏”之“畏”[J].汉语学报，2007（3）.

[6]吾淳.春秋末年以前宗教天人观的形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