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历史源起及深层意蕴

2016-05-24 00:23王祥
求实 2016年5期
关键词:现代性

[摘 要]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其当代性源起于时代诉求、实践发展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之中。作为人类最高智慧成果之一,马克思哲学始终属于当代哲学的研究视域,对其当代性的深层意蕴探讨是关系到马克思哲学理论命运和未来社会实践发展的重大问题。实践唯物论的哲学根基、本真批判精神二重性的科学态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洞察使马克思哲学始终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各个历史时期保持着自己的创新活力,确证自己的“在场”和当代性。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所含的深层意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导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历史源起;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5-0025-06

[收稿日期]2015-05-15

[作者简介]王祥(1978- ),男,江苏涟水人,法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世界观层面探索世界本原及对人生原初存在形态进行合乎理性的基础性、根本性的解读和反思,从而构造接近于真善美的终极理性关怀,为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理性论证和价值支持。这种以不同理论形态表述的哲学话语体系又在不断接受着社会特别是科学实践的诘问和考量,通过不断变更自己的提问方式、解读范式、问题视域和思维方式来应对具体实践经验的累积,不断适应着社会认知能力巨大跃迁所带来的思想结构和理论形态的变革。作为真正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在适应时代变迁和哲学理论形态的变革中完成,在充分把握社会实践所造成的思想资料和认识成果中不断地进行哲学反思和理论凝练,从而始终以无可辩驳的姿态“活在”当下。究其原因,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无疑是最具使命感和说服力的重要命题。于是,澄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在理论层面上关系到哲学变革意义的科学考量,同时也关系到其在今天如何以新的表征方式和价值关怀去探讨现实问题,以期继续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可靠的话语权支持和理性指导。

一、马克思哲学变革中当代性的历史源起

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说,其理论意义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共通性,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顺应“世界历史”时代要求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哲学承袭着西方哲学的历史源起,但是马克思没有就此沉迷于对以往西方哲学合法性的价值论证,而是不失时机地对近现代西方哲学进行超越和变革。正因如此,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其时代意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近现代社会发展之中,而是以当代性的理论形态延存,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在哲学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总是在原有的理论解释现实生活或新的事实产生矛盾,亦即认识和实践造成冲突,并且思想变革的现实条件已由时代、社会实践提供了某种准备的时候,它才能接受实践的召唤呼之即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在时代和实践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其产生具有时代的历史逻辑和学理的必然性。

从理论源头来看,马克思哲学承继于西方传统哲学的衣钵。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深深地镌刻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印痕,承袭着自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路,而且每个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中都透露着对古典哲学的检视和哲学变革精神。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对法国启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超验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试图用浪漫主义的理性观念来构建自己的未来生活图景,虽然这带有朦胧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禁锢的人文环境下已经有违世俗的偏狭。进入柏林大学后,马克思开始全面接受黑格尔思想的熏陶,深刻反思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关系上的主客二分性及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深刻矛盾。而此时的马克思并非全盘接受黑格尔的观点,而是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和有保留的态度研习黑格尔哲学,另一方面又对以往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开展更为细致专门的探究。应该说,从1839年开始,马克思的研究范围就囊括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到伊壁鸠鲁、斯多葛,从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罗塔克到卢克莱修、西塞罗等人在内的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以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影响最为突出。

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理论体系中,率先将实践引入其哲学论域。他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行区分,强调后者在层次上高于前者。因为实践理性直指生活世界,具有支配人的意志,规定和推动人的行为,将思想现实化的功能。显然,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没有越出伦理实践的窠臼。对此,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伦理实践进行了扬弃,把实践论引入劳动一类对象化活动的理解中,将人的内在力量和目的性以实践的形式进行表征,使自然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人所需要的变化,并以此确证人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是要消除主观世界的片面性,让思想吸收客观内容而具有真实有效的客观性。而实践理念则要通过手段对于目的的贯彻,按主观的内在性与规定性去改造客观世界,从而扬弃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对此,他指出:“实践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点的资格……行动的推理不仅形成逻辑的规律,而且检验着人的认识。”[1](P523-524)黑格尔在实践理念和理论理念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思考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让马克思开始强烈地关注起包含理论元素的现实生活,萌发了马克思对实践唯物论的原初性思考。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就开始娴熟地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来认识思维的历史方面,这也为后来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用唯物辩证法来解释现实生活开启了思想先河,自然也迈出了马克思哲学关注社会生活、担当当代性使命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哲学革命肇始于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实践批判,深刻揭示了黑格尔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图式对存在的超验理解和理性遮蔽,将这种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与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为解决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现实问题厘清了未来哲学的发展理路。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性批判并非他的哲学目的,这种脱离时代需要的形而上学理论形态最终会走向消亡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还原社会本来就有的现实内容,在于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来适应这个时代的新需要,换言之,就是如何使哲学话语真正服务于现实生活和服从当代性的客观需要。对此,马克思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满: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2](P14)。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着眼点就在于打破传统哲学摒弃时代诉求、满足于自我封闭式理性构建的理论藩篱,建立起以当代性为研究蓝本,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全新哲学话语体系。应该说,基于当代性的哲学变革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其主导语境具有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包括生存伦理抑或价值哲学的显著特征,而是建立在实践唯物论基础上的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对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又作为抽象固定下来并且被想像为独立的活动,即干脆被想像为活动。”[2](P333)这种活动被传统西方哲学超验化理解为绝对主体的纯粹活动或抽象的精神劳动。近代西方哲学在理解现实的“劳动”时,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于是,主客体的对立和冲突在日益物质化的社会关系中变得更为显性突出,以至于完全被世俗的利益关系所吞噬和埋没,人的异化愈加严重。

事实上,黑格尔对以往哲学中主客体裂变关系及其消极性早已觉察,而且极力以“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来消弭这种裂变性,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裂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现实,因而并没有从哲学当代性的角度去深刻把握历史自身的运动,无法真正做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去考察私有财产的历史命运以及由此所引申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事实上,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构建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关联,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入超现实的明显有别于真实生活的“此在”领域,而在于历史自身的运动,在于对哲学当代性的实践把握。

二、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历史源起于理论诉求、时代本质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必须深刻把握其当代性的深层意蕴,并以此为深入研究的契机来真正推进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化和本土化进程。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唯物论根基之上,这是其始终“在场”的哲学根源。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深层意蕴在于其鲜明的实践品性,在于其将实践确立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这种理论品性绝不会仅仅满足于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必然要求从实践上对存在的现存状况进行检视,时刻反思自己面临的时代诉求,确证自己的当代性和合法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以改变世界为价值旨归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它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的狭隘性,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和主客二分的弊端,从而使哲学第一次真正走出企图建立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狭隘眼界。正因为马克思哲学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也不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模型,这就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提供了“在场”的合法性根基。

理论与实践存在相关性,由此催生了实践唯物论的生成和发展,这种学理的必然性还源自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发展,以及英法社会变迁及其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哲学中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生成得益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实践性呈现。这一呈现过程无疑受到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去形而上学化影响,人们更多地将社会生活的实践方面和世俗内容显性化,在此情形下,“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3](P162)。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英法唯物论思想发展的理论过程也将哲学的时代性诉求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表达出来,“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3](P164)。资本主义工业化实践的突飞猛进和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以往被信仰时代遮蔽的经济利益和人的价值理性重新在英法这些富于生活实践经验的国家开始凸显和复归,并且逐步将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在此基础上,“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而人的智力存在天然的平等性,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是完全一致的过程”[3](P165-166)。

当然,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还同马克思本人的实践经历密切相关。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尝试着回答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在面临理论困惑的同时,马克思更加关注社会的经济现象,关注社会生活的物质实践本质,关注工人阶级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获得解放的事业。在此后的《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将实践与社会生活、人的本质、思想认识、世界本体和对象化的客体等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等多重维度上批判离开实践谈论现实问题的巨大危害,着力由工人的生存实际引出对社会的实践批判,进而将实践唯物论思想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内在结合起来。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将理论的前提和思想发展的实践驱动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从理论的方面去寻求实践的支持与价值的澄明,又从实践的方面去寻求理论的求证与方法,从而更加自然地将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内在结合起来。由此可见,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厘清了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内在关联,深刻阐明其中的逻辑建构和事实与学理依据,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共同轨迹与趋势上将时代精神和时代的现实生活导引到一种全新的历史境界之中,在社会实践中张扬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结论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坚强基石。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得益于马克思本真批判精神二重性的确立和张扬,这是马克思哲学始终处在“当下”的活力源泉。

马克思哲学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思想武器。马克思毫不隐晦地将自己的哲学精神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将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的有机统一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现实路径。在马克思哲学中关于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探讨和研究无一不同其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理论佐证和实践指导。诚然,这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为最高境界的哲学话语体系本身就是批判的时代号角,在人类解放之前的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都是马克思哲学所必须关注和批判的对象内容。因此,在人类解放、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研究品性,包括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不会真正“出场”,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所内蕴的批判性具有本真的二重性特征,即实践的辩证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统一。

在马克思之前,启蒙运动对传统的理性批判就已经开始,并且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启了马克思告别传统,终结形而上学的思想源头。这种囿于抽象理性价值判断的纯粹精神批判在当时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为近代欧洲哲学奠定了思辨理性的研究基调。“启蒙运动的普遍倾向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4](P349),但是“理性批判”在注重思辨性的同时又脱离了现实的生存环境和历史的合法性,以至于在面对感性世界延伸出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时无法给出合理性解释,甚至陷入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漩涡之中。马克思很早就对启蒙运动理性批判的局限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接触现实环境的斗争中,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辨理性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从而为克服启蒙运动理性批判的局限性找到了对现实达到真正批判理解的道路,即实践批判。这种实践批判并非是对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学派纯粹逻辑批判的完全否定,而是在充分吸收了他们的辩证批判的精神内核,在理论批判和现实的物质环境之间建立起符合实践原则的内在关联。实践的辩证批判开启了对人们的生活、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超越启蒙运动狭隘立场的深刻反思和历史检视,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一定要彻底颠覆和变革现实存在物的论断。

马克思哲学批判性不仅仅指向外部生存状态和生产方式,并不是仅仅包含外向性的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其理论批判的魅力还在于其特有的内向性批判,即理论上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使马克思哲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是其在产生后的各个时代保持当代性的关键所在。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求理论创新必须不断跟进,不断以新的存在形态对“当下”和未来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解释和预见,在不断自我追问中实现自我批判,而不是简单地构造什么一劳永逸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体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在于其能够不断地反思和检视自己的研究论域,通过高度的理论自觉来确证自己的“在场”,这是其始终保持当代性的合法性的深层理据之一。马克思哲学所代表的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着眼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自己本身并无任何私利可言。因此,它能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中实现理论的创新性,不断总结新的实践成果,确证着自己的当代性和“在场”。

第三,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和客观理性洞察,这是马克思哲学跨越历史境域、确证当代哲学身份的重要标志。

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性一直是一个从未终结的研究领域,对现代性的探讨一直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现代性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衡量一种哲学思想能否“在场”的重要标志。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最先赋予现代性以理性主义的元叙事性质,将理性上升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将理性作为实现人的价值理想的根本途径和手段,对理性至高无上的崇拜引领着近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潮,由此开启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在经院哲学中被长期压抑的人的“自我意识”逐步膨胀为热忱的“主体”运动,主体本体论、主体形而上学成为西方现代性大业的思想支撑。在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思辨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阐述被引向极致,实现了主体对人自身、自然、社会乃至整个生存世界的绝对专制。黑格尔就是理性不遗余力的拥簇者,在“精神现象学”的方式下,他构筑了从意识到自我意识再到理性的严密的概念体系,建立起理性原则和现实原则相关联的同一性世界,理性化由此成为西方哲学表达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此得以建立,黑格尔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奠定了最坚实的形而上基础。然而,看似严整的理性形而上学却充满着虚幻性和专制性,它所体现的是特殊有产者的利益和意志。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从劳动出发来揭示人的本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的哲学研究理路表示赞同。但马克思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尖锐地指出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即“劳动辩证法”的抽象性对感性生活的遮蔽,指出它导致了抽象与人的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错位,用“想象主体”内部运动吞没了“现实的历史”外部运动。此种超然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哲学表达戕害了历史运动的固有规则,它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原则进行预设和辩护的同时却忽视了其现实生活中的虚妄性。由此,它只能采取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加以表征,“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2](P318)。正因为黑格尔抽象地剥离劳动的双重性特征,因此对资本主义生活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无法进行理性承诺的兑现。由此,现代性在黑格尔那里始终未能得到现实生活的印证而变得苍白无力,近代以来现代性所宣扬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更是无从谈起。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是最早洞察理性价值的抽象性和虚幻性的人,他对现代性采取了客观公正的批判态度,既肯定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的积极意义,又不局限于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家们对现代性的抽象式理解,坚持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深层矛盾的剖析出发,揭示现代性理念中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异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建立起以资本为核心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体系。这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具有以往古典哲学所不具备的现实针对性,它一扫以往现代性理念的纯粹思辨的阴霾,将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与人类解放的发展道路——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找到了实现现代性理想和扬弃异化的根本路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它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命运。打破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人才能真正成为生活丰富性和全面性的存在物,现代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超越,一种使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才能得以生成。只有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所开启的现代性理想才能成为人的现实需要,人才能变成更加丰富、全面和自由的真实存在。

马克思始终将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对象加以研究,将哲学本体的批判和现实生活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其直面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全球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指称现当代社会的标志性符号并没有真正溢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根本性解决。只要现代社会资本逻辑、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没有消失,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和危机,作为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批判有力武器的以改造世界、使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就不会真正淡出人们的视野,不会仅仅作为理论表征存在于历史的逻辑之中,它仍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当代性仍然存在。

三、基本结论

中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关键时期,我们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的最高智慧成果之一,经历了诞生以来近170年社会实践的严格检验,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价值和时代意蕴。实践唯物论的哲学根基、本真批判精神二重性的科学态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洞察使马克思哲学始终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各个历史时期保持着自己的创新活力,这种活力源自于深厚的实践哲学基础和高度的理论自觉精神,源自于对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执着追求,源自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科学本真的研究态度。

今天我们确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更多地是要继续发挥其对当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指导意义。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性、经济市场化、知识科学化、政治民主化以及人的个体化等问题将更加突出,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价值,坚持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去认识和解决现实发展问题,仍然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汲取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精髓,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并且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现实生活和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思考和研究,不断推动其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及其价值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它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仍然能够葆有其智慧生命和创新活力。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郑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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