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

薛以伟

[摘要]“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关键词]“明遗民”；“贰臣”；交游；人格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090-06

交游是考察一个人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视角与线索，所谓“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1]（《管子》p.94）。“明遗民”是明清鼎革之际具有反清复明思想或行为的爱国志士，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是备受世人褒奖、宣扬和尊崇的楷模。“贰臣”是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臣僚①，是恋慕名利、贪生怕死、丧失气节的屈膝投降者，是为人所不齿的被定格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两截人”。令人费解的是在“明遗民”群体中，许多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却与大节有亏的“贰臣”有着广泛的交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阎尔梅、万寿祺、傅山、归庄等“明遗民”均与许多“贰臣”有交游，有的关系还甚为致密，甚至有生死之托。而钱谦益、龚鼎孳、曹溶、周亮工、吴伟业、王永吉、陈名夏等“贰臣”又有许多“明遗民”友人。“明遗民”与“贰臣”本应势同水火，泾渭分明，格格不入，为何能在持身立场上超越“名节”达到程先贞所说“胸中无炭亦无冰”[2]（p.35）的境界？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折射“明遗民”与“贰臣”何种心理动机？本文拟通过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和诗文作品管窥明末清初“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历史情形，探讨“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因所在，论析这一并非个案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一、“明遗民”与“贰臣”交游之情形

在明清鼎革之际，阎尔梅奔走呼号，成为抗清志士的中坚者，拒绝出仕的坚定者，怀念故国的咏叹者，其交游遍天下，可考证者多达500余人。交游对象有遗民、方外、乡绅和清朝官吏，令人费解的是，具有坚贞民族气节的阎尔梅竟与近30位大节有亏的“贰臣”有交游，在“明遗民”中极具典型意义。

从时间上看，有的“明遗民”与后来仕清的“贰臣”在入清前已有交游，已结成同学、同年关系，在经历明清鼎革之后，并没有因政治操守的不同而形同陌路，在故友成为“贰臣”后，“明遗民”仍继续与之交往。阎尔梅在明亡后，积极从事抗清斗争，因联络“榆园军起义”事败而被捕入狱，后脱逃，亡命天涯，四海为家，为了生计和人身安全，常常主动投奔故交，而这些故交中有的已仕清为宦，如与汪作霖②的交游。阎尔梅《江西集》有多首诗作记录与汪作霖的交游，《汪雨若招饮即席分韵》诗题注云：“雨若时为德化令。”[3]（卷五《江西集》）《除夕与谈长益同宿雨若署中分韵》诗中注云：“辛卯除夕与长益共卧京师真空寺，今辛丑矣，可叹。”[3]（卷五《江西集》）此诗后有《辛丑元旦与长益雨若同赋》诗。由以上诸诗及小注可知，阎尔梅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岁暮、十八年（1661年）（辛丑）岁首沦落天涯时，尝投奔汪作霖，客寓其江西德化署中。有的则在入清后始与“贰臣”有交游，如阎尔梅与魏裔介在京师的交游，阎氏有《出都谢魏相国龚尚书兼示伯紫仲调》诗。

从交游双方的主动性看，亦有主动与被动之别。有的是“明遗民”主动与“贰臣”交游，例如，阎尔梅与王含光王含光，字表朴，号似鹤。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西猗氏县（今临猗）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中举，四年（1631年）成进士，十四年（1641年）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清顺治二年（1645年）秋，“按部者以地方人材荐，催檄叠至”，不得已北上京师，被清廷授予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十三年（1656年）出任河南按察史。康熙四年（1665年）移住王官谷山庄，日与诗友游览唱和，著有《谷口集》。、李如瑾李如瑾，字怀仲。明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清顺治十三年至十六年（1656—1659年）任西安府永寿县令。的交游。顺治十二年（1665年）阎尔梅自济南狱中出逃后，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春下榻王含光“遂初园”。阎尔梅有《遂初园诗》诗八首，诗前小序云：“遂初园者，猗氏县王似鹤别墅也。丁酉秋在河南，与似鹤为范张之约。己亥春乃始登堂，因下榻园中月余……即景命题，主宾赓和，亦客游乐事。”[3]（卷五《山西集》）阎尔梅尝至陕西永寿县投奔李如瑾，有《永寿令李怀仲政绩序》，赞其哀民多艰，开荒凿井，多有善政。其《过永寿赠李怀仲》诗前小序云：“永寿县在乾州西北，古麻亭镇也。乱后，虚无人……黄冈李怀仲，尹之三年，颂声作焉。予喜赠之……己亥仲夏中伏日。怀仲名如瑾。”诗末注云：“永寿有武陵山寺，予寓焉。”[3]（卷四《陕西集》）有的是“贰臣”主动与“明遗民”交游，如韩诗、丁耀亢、孙承泽、曹溶、宋德宜等“贰臣”与阎尔梅的交游。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四月，阎尔梅将归沛，韩诗韩诗，字圣秋，号固庵，陕西三原人。明崇祯举人。清顺治间官兵部职方司郎中，又尝出使江西。等“贰臣”主动为其酌酒饯行。阎尔梅《北直隶集》有《韩圣秋谈长益丁野鹤公酌饯余于真空寺作此别之》《同年孙北海招饮偕李武曾朱锡鬯分赋》等诗。当然，有些交游很难说谁是主动者，彼此交往，各取所需而已。如阎尔梅与龚鼎孳的交游就属于这种情形，李文静等已有详细考述，兹不赘述。

从“明遗民”所交游“贰臣”的官阶看，有的是府县官吏，如李如瑾、张呐夫；有的为清廷显宦，如钱谦益、龚鼎孳、曹溶等。从“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密切程度与频率看，有的“明遗民”寄食“贰臣”府邸数月，有的偶然相遇，有的并未谋面，仅仅是诗词投寄、书札往来。“明遗民”与“贰臣”交游活动最多的是雅集唱和。阎尔梅久负诗名，交游中多为诗人，与“贰臣”王含光交游诗多达52首，其中，阎尔梅22首，王含光30首。从交游的动机看，“明遗民”或依靠“贰臣”周济生活、保护人身安危，或托付“贰臣”照顾家人、谋求子孙仕进，抑或心忧苍生，为民请命，如阎尔梅与龚鼎孳、白梦鼐等“贰臣”的交游。“贰臣”主动为“明遗民”提供帮助，排解内心苦楚，寻求心灵慰藉，借“明遗民”声望淡化、弥合世人对自己的谴责，龚孳、周亮工、曹溶等“贰臣”与阎尔梅、万泰、金堡、俞汝言等“明遗民”的交游即如此。下面主要以“明遗民”为考察视角，论析“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因。

二、“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因

许多“明遗民”在明亡后与“贰臣”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游，如阎尔梅散尽家财，致力抗清，事败被捕，后从狱中脱逃，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谓“一驴亡命三千路，四海无家十二年”[4]（卷九之四《河南集》）。这样一位具有坚贞民族气节，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甚至在死后还让家人用汉族“覆斗方形墓”安葬自己的抗清志士，又为何会与那些变节的“贰臣”交游呢？是在何种境况下交游？又有着何种动机？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分析与思索。纵观“明遗民”与“贰臣”交游，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怀念故旧，二是寻求救助，三是联络抗清。

（一）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

在“明遗民”交游的“贰臣”中，有很多在明王朝灭亡之前就已有交游，有的感情深厚。明崇祯三年（1630年），阎尔梅与张呐夫、孙承泽、殷岳为同年举人。入清后，张呐夫为武功令，阎尔梅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访之。阎尔梅《武功赠张呐夫》诗题注云：“己亥六月游太白，道过武功。同年张呐夫为令，因访之，两人皆不意也。盖别来三十有二年矣。结夏入秋，留诗而去。”[3]（卷四《陕西集》）《北直隶集》有《同年孙北海招饮偕李武曾朱锡鬯分赋》诗。《寅宾录·孙北海帖》云：“四十年老兄弟始得一浃谈，惘惘如前生矣……弟泽顿首。”[5]（p.636）孙承泽，字北海孙承泽，字北海，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山东益都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起授吏科都给事中。。由诗中“同年”及《帖》中“四十年老兄弟”看，阎尔梅与孙承泽当为明崇祯三年（1630年）同年举人。其他在入清前就与阎尔梅有交游的“贰臣”还有殷岳殷岳，字伯岩。直隶鸡泽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其父忤杨嗣昌，系狱死。遂与弟养死士，谋复仇。甲申避乱广羊山，结茅椓地，绝意仕进。京师陷，谋为崇祯发丧，举义兵讨贼。事败，遁走江南。顺治初，谒选睢宁知县，未一载，辞官隐居小砦。、龚鼎孳等。阎尔梅《云间遇同年殷伯岩》诗，其一云：“庚辰二月集燕京，别后中原楛矢鸣。君改冠裳非得已，予抛松菊岂无情。逃名塞外怜初志，握手云间哭再生。嘉遁看来容易了，樵山渔海事平平。”诗末注云：“殷仕睢宁县令，故三句及之。”[3]（卷四《南直隶集》）“庚辰”当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此时阎尔梅与殷岳已有交游，后同为明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阎尔梅在《永寿令李怀仲政绩序》中云：“永寿令李君怀仲，黄冈人，皇明名孝廉也。生而有至性，敦孝友，读书立言，一以自爱为务。遭国变，遁山中十载。家甚贫，至无以为菽水资，勉强上公车，不第。遂谒选，得陕之永寿县，奉老亲就养焉。或谓初既不仕，即当以不仕终，奈何仕？既而仕，即当择善地而仕，奈何永寿？予曰：此所谓不得已而为之者也。”[3]（卷六《序》）从“君改冠裳非得已”和“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看出，阎尔梅对殷岳、李如瑾等同年“不得已”而仕清是理解和同情的，虽然友人变节仕清，而自己一心反抗清廷，双方背道而驰，但阎尔梅难忘昔日的情谊，在自己流落他乡困顿之际，主动与他们联系，而没有轻易割席断交。

“明遗民”方以智、方文与陈名夏的交往甚早，堪称少小知己。“明遗民”杜濬与龚鼎孳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就相识于京师，杜濬在《哭龚孝升先生文》中称“与先生定交，自壬午都下”[6]（《文集》卷八p.84）。他们并未随着明清鼎革和彼此道路选择的不同，而断绝旧日的情谊，仍然继续交往。王泽弘在为“明遗民”方文所撰《北游草序》中，道出“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委，也给予恰切的评价。“不知先生者……谓先生以处士而与公卿大夫游，又入其名诗题中，以此为垢议……先生虽与公卿大夫游，其所赠答诗，无一阿之语，自负甚高，寄托甚远，与昌黎所上宰相书等。不为公卿大夫所忌讳亦幸矣，其肯以此取悦乎？况所谓公卿大夫，皆先生向时风雨寤寐、数十年不渝之交，如其仕隐殊途，遂欲与数十年朋友之交绝，其于诗人忠厚和平之意远矣” [7]（p.536）。

（二）“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困顿，遂主动投奔“贰臣”

“生计是清初遗民群体面临的最大困境与矛盾”[8]。大多数“明遗民”衣食无着，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已而寄食“贰臣”家中。鲁一同的《白耷山人年谱》顺治元年（1644年）载：“山人遂尽散家财，阴结死士，为国家报仇。”[5]（p.574）阎尔梅散尽家财，失去生活依托，只得四处投奔。顺治十二年（1655年），阎尔梅自济南狱出逃后，隐姓埋名，亡命天涯，衣食无着，处境险恶，时常寄身于“贰臣”府署之中。阎尔梅尝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下榻王含光“遂初园”月余。王含光《同藏若游王官谷兼赠别》其一诗云：“与君经月对林皋，宾主不分有德操。”[9]考阎尔梅《河南集》《山西集》以及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阎尔梅至河南杞县，易姓名为翁藏若，避于按察使王含光官舍；十六年（1659年）（己亥），客寓猗氏王含光遂初园，时与王含光、荆国光往来唱和。[康熙]《猗氏县志》载：“阎尔梅……避地至猗，易姓名为翁藏若，寓王似鹤先生园中。诗酒自豪，刻烛百韵立就，唱酬年余乃还。”[4]（卷六《流寓》）二人分别后，虽天各一方，阎尔梅仍念念不忘王含光对自己危难之时的救助，其《春日寄怀王似鹤》诗云：“延年有意曾相馈，靖节何尝自说贫。”[3]（卷四《南直隶集》）王含光的《谷口怀藏若》诗云：“一别山中六度秋，归鸿无字过南洲……东篱黄菊看成径，岁岁迟君霜满头。”[9]《寅宾录·王似鹤帖》云：“山中醉别，倏逾一纪。别后鸿踪时得于游客之口，私心固无日不悬念也。忽接瑶函，如从空坠……承喻荒园诸咏，存者共得一十四首，录呈别楮……他日面颌棒喝，尚冀有少进也。良晤匪遥，扫榻以候，弟光顿首。”[5]（p.647）阎尔梅在猗氏寓遂初园，岁在己亥，至辛亥游晋阳正逾一纪，故此《帖》当作于康熙十年（1681年）（辛亥），可见二人感情之深。武功县令张呐夫与山人乡试同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夏秋之交，阎尔梅在张呐夫府邸住了一段时间方才离去，其《武功赠张呐夫》诗末注云：“呐夫以笔墨茶鲚见馈。”[3]（卷四《陕西集》）康熙四年（1665年）阎尔梅游历至淝水，重阳日袁于令袁于令，字令昭，号箨庵。苏州吴县人。曾为明国子监生，入清官荆州知府。等人为其馈赠酒肴。曾灿《六松堂诗集》卷六有《乙巳九日淝水同左子直张公上沈馨闻杜沧略携尊登杨将军庙访阎古古而袁箨庵亦移肴至限重阳登高四韵》诗[10]（p.222），阎尔梅有《过袁箨庵邸中听吴歈》诗[1]（卷三《南直隶集》），阎尔梅在游历逃难期间，还到过王云龙、汪作霖等“贰臣”府邸，寄食于其家。

清初许多“明遗民”生活困顿，张岱诗云：“乱来家愈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11]（p.2）又云：“温饱得一年，一生亦不负。”[11]（pp.31-32）王猷定尝寄书周亮工，直言自己的贫病交缠与家庭不幸，“连年贫病交缠，心血枯耗”[12]（p.87）。纪映钟在《拜玉庵歌为栎园司农作》诗中云：“忆昔我友旅堂子，著书怀古不入市。崎岖谒公缘食贫，脱手千金如敝屣。”[13]（p.42）说的是“明遗民”胡介因贫困而主动向“贰臣”周亮工谋食，周亮工慷慨解囊相助。杜濬曾主动向龚鼎孳等“贰臣”友人求援，作有《今年贫口号计二十四首》，其二十一有“多乱余生重苦饥”[6]（《诗集》卷九p.162）之句，而龚鼎孳亦有《反乞食》诗，以玩笑的口吻应答，且慷慨给予帮助，其在《游子岁晏冰雪载途盎粟行尽饥驱无所见杜子于皇乞食诗恻然心伤为赋反乞食诗用渊明原韵》诗中有“食客参差来”[14]（卷一）的实录，在这些“食客”中不乏“明遗民”，方文、顾梦游在困厄急难之时，均受过龚鼎孳的馈赠和接济。方文《龚孝升总宪以古色轻容褥见惠谢之》诗云：“嘉贶意何厚，深辞惧不恭。”[7]（p.585）顾梦游《病中柬龚孝升中丞》诗云：“尚有支床骨，难忘急难恩。”[15]（卷五）吴伟业在《龚芝麓诗序》中云：“身为三公，而修布衣之节……故人老宿，殷勤赠答，北门之窭贫，行道之饥渴，未尝不彷徨而慰劳也。”[16]（p.665）康熙五年，屈大均因生活所迫尝投奔时任山西阳和道的曹溶，邬庆时《屈大均年谱》有载[17]（p.112）。

在反清复明的抗争中，“明遗民”写下了大量诗文，隐晦地记录历史时事，曲折表达内心的苦闷，却无力付梓流传，不得不向财力丰厚的“贰臣”求助。《寅宾录·叶眉初帖》云：“刻赀如约送用。”[5]（p642）叶方恒，字眉初叶方恒，字眉初，号学亭，江苏昆山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康熙八年任莱芜县令。。《寅宾录·宋蓼天帖》云：“忆自壬子秋，追陪色笑，忽三年于兹矣……讽读所梓诗稿，格律精严，沉郁顿挫，诚合青莲栗里为一人，弇陋如侄，厕名其间，愧悚何如，至剞劂枣梨，所费不赀，当与诸同志共商之，以图续报。薄俸十金，聊将远念，幸勿鄙弃。临颖依切。年侄德宜顿首。”[5]（pp.656-657）宋德宜，号蓼天宋德宜，字右之，号蓼天。江南苏州府长洲（今苏州）人。十三岁入籍崇明为学官弟子。清顺治五年（1648年）乡试中举。十二年（1655年）为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由以上文献可知，康熙十四年（1675年）阎尔梅刻印《白耷山人集》时，尝得到叶方恒、宋德宜等“贰臣”的资助。

有时“明遗民”主动与“贰臣”交结是为了托付子孙。顺治十四年（1657年），阎尔梅逃至河南，寓按察使王含光官舍，将长子阎炅、次子阎焸托付于王氏教读。黄宗羲在明亡后，讲学不出，但平时却有意交结“贰臣”等官员，为长子黄百家铺垫道路，在当时颇招物议。“明遗民”冒襄次子冒丹书在京，曾受“贰臣”魏裔介、龚鼎孳的照拂。冒襄《与曾庭闻书》云：“次儿在都，依柏乡、合肥两公。”[18]（卷三）“明遗民”陈贞慧与龚鼎孳为故交，其子陈维崧处境潦倒，康熙七年（1668年）冬入京，龚氏不但在生活上予以周济，而且对其诗词遍为誉扬，尽力照顾提携。陈维崧在《贺新郎·事已流波卷》小序中云：“戊申余客都门时，风尘沦落，而合肥夫子遇我独厚。”[19]（卷二十八）顾炎武、傅山等“明遗民”都与“贰臣”有广泛的交游，为其子孙请托。当然，有些遗民与“贰臣”交游，是为解救生民疾苦，为百姓谋福利，甚至“以经世之才用于地方事务”[20]（pp.325-326）。诸如魏礼、陈确等“明遗民”认为，借当事之力以纾民困，无妨于个人的遗民操守。

除了生活无以为继，“明遗民”的生存处境十分困顿险恶，常常遭到清廷通缉，性命难保，不得不投奔“贰臣”，以求庇护。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载，阎尔梅逃亡河南，春“至杞城，主按察使王似鹤官舍……八月至禹州，主巡道沈绎堂署中……十二月，布政使杨犹龙见招”[3]（卷一）。顾炎武、屈大均等“明遗民”因反清复明，数十年逃亡在外，与“贰臣”多有交往，得到其资助与庇护。清廷认为，“明遗民”对于其统治是最危险的，必须时刻监视和提防，甚至随时对他们通缉逮捕，“明遗民”不得不投奔昔日相识而今已成“贰臣”的府邸，以此作为庇护之所。“明遗民”主动与“贰臣”交游，绝不仅仅是为了活命，更不是苟且偷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贰臣”为掩护，迷惑清廷，使清廷误以为他们已渐渐放弃反清复明的志向，从而对他们放松警惕。“明遗民”忍辱负重，躲避追捕，保全性命，是为了东山再起，完成心中反清复明的大业。

（三）“明遗民”伺机而动，请兵抗清，希图恢复故明

清王朝建立后，南明苟延残喘，在南北对峙之际，一些南明将领已存贰心，左右摇摆，而那些誓死抗清的遗民并没有走向颓废的遁世之路，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反清复明的大业。阎尔梅虽知刘泽清、王永吉、田仰等人已降清，却主动奔赴军中，请兵抗清。孙运锦《白耷山人别传》：“四月十四日迁家入桓山，步行过下邳赴淮，淮之拥重兵者，尚有东平伯刘泽清、漕抚田仰，欲就画战守策，则已遁海上矣。五月二十六日大兵入淮，淮人降。山人率壮士数十人，欲由庙湾渡海，风逆不果，寄吴琜伯署中。闰六月，漕抚赵福星遣官来聘，山人力却之。复北走海上，遇刘泽清等归淮乞降，劝其反正，不可，醉山人以酒，弃之小舟去，而扬州已破，南京遂亡。”[5]（pp.743-744）阎尔梅有《东平伯刘泽清漕抚田仰巡按王燮遁海予至乞师不得》《至东海遇刘泽清率总河王永吉暨诸将官复归淮上乞降余止之不得诗以叹之》《秋夜赠蔡际飞盖追忆乙酉在清河事也时王永吉刘泽清自海上投降故诗中及之》等诗，其《崖山吟为刘泽清王永吉诸人作》诗云：“有心存赵祀，生死不相关，至今南海人，流涕说崖山。”[3]（卷二）《至淮与东平伯刘泽清漕抚田仰按院王燮总河王永吉极言恢复不听未几率属官东遁叹之》其二诗云：“鼓角仓皇下海濒，全淮一夕径沉沦。从来卿相偷生者，谁是千年不死人。”[3]（卷三《南直隶集》）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入徐州，阎尔梅自故乡沛县赴淮安“乞师”，王永吉王永吉，字修之，一字六谦，号铁山，江南扬州府高邮州人。明天启四年（1624年）乡试夺魁，次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南明弘光元年六月随刘泽清等人一起投降清朝，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生平详见《满汉名臣传·王永吉》。著有《尊水园集略》。、刘泽清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州人。南明朝封为东平伯，驻军淮安。顺治二年（1642年）清兵南下，迎降，封三等子爵。生平详见《满汉名臣传·刘泽清》。、田仰田仰，字百源，思南人（今贵州省德江县长堡乡）。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2年），率部下三千降清，时任明朝漕抚。等人东遁海上，阎尔梅极力劝说其抗清，却以失败告终。在这些诗作中，无不体现阎尔梅对王永吉等人降清行为的失望与痛恨。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这些阵前倒戈、屈节事敌的叛将“贰臣”，阎尔梅是不会原谅他们的，以后遂不再交往。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顺治二年（1645年）载：“山人南走淮安，就刘泽清、田仰，画战守策，不听，遁海上。五月二十六清军入淮，山人率河北壮士盘桓城外，淮人惧为累，将出首，羽士陶震寅庇之。清巡抚赵福星来招，山人痛哭为书谢之……既而东走庙湾，居吴来伯官署中。”[3]（张相文《白耷山人年谱》）阎尔梅极力劝说刘泽清等人抗清，未果。后来又被巡抚赵福星招降，严词拒绝后，无法藏身处，只得投奔到吴汝琜家中，其《庙湾即事》诗题注云：“时在吴琜伯署中。”[3]（卷三《南直隶集》）吴汝琜，字琜伯，一作来伯。顺治二年（1642年），吴汝琜投降清朝，官居庙湾同知，阎尔梅“乞师”尝至庙湾，居其署中。

在“明遗民”心中无时不萦绕着反清复明的使命，在投奔“贰臣”作为“保护伞”的同时，也在试探和争取“贰臣”，一旦捕捉到“贰臣”懊悔和彷徨的心迹，便会主动劝说“贰臣”反清复明，伺机而动，密谋大事。顺治五年（1649年）（戊子），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祺反清复明而牵连入狱，“明遗民”林古度、盛集陶感其苦心忏悔，随即前来探望。钱氏《新安方氏伯仲诗序》云：“戊子岁，余羁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偻行相慰问。桐皖间遗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时过从。”[21]（卷二十）康熙二年（1663年），阎尔梅避迹吴下，拜会钱谦益。阎尔梅《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诗云：“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昔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22]阎尔梅《严白云诗集序》云：“癸卯避迹吴下……然予与牧翁言不契，临行遗书诮让之，牧翁滋愠，武伯曲为调剂。”[23]（卷首）阎尔梅与钱谦益分别后，钱谦益还致信问候，《寅宾录·钱牧斋帖》：“风烛之年，死期已至，虽欲寻好死不能得矣。辜负德音，不胜痛惜。”[5]（p.635）钱氏另有《复阎古古》《与阎古古》等书札[24]（第八册《牧斋杂著》p.887）。

“明遗民”与“贰臣”是清初两个阵营庞大的特殊群体，尽管“名节”问题在“明遗民”与“贰臣”的交往中无法回避，却并未构成双方交往的障碍。谢正光指出：“清初士人于政治操守之外，尚另有所实爱。政治上所做的选择，亦并无碍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认同。亭林和秋岳对民生利病所共有的关怀，以及他们在汉唐碑刻和修撰先朝历史的声气互通，都说明了‘遗民和‘贰臣之间，在政治立场以外可以建立起种种的共识和认同。”[25]（p.220）除了承认这些“共识和认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二者的交游放到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许多“明遗民”是因难忘故交，是为保全身家性命，而与“贰臣”交游，也确实受到“贰臣”的救助与庇护；“明遗民”与“贰臣”交游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才去主动接近“贰臣”，刺探“贰臣”的心迹，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贰臣”降将参与反清复明的大业，甚至会招致被“贰臣”驱逐杀头的窘境。鲁一同《白耷山人年谱》顺治二年（1642年）载：“海上军将降，山人与王永吉、刘泽清同舟居，阴察知诸帅意，山人引义劝止，泽清怒，欲兵之，永吉曰：‘义士也，不可。则醉而置诸舴艋间，扬帆去。”[5]（p.578）

三、“明遗民”与“贰臣”交游之评价

朋友为“五伦”之一，而遗民以气节为重。在明末清初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社会伦理、个人气节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和艰难的抉择。许多坚贞不渝的“明遗民”却主动与“贰臣”交游，确实令人费解，甚至产生对遗民人格的怀疑。应如何看待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陈寅恪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评价“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亦应抱有“了解之同情”，方能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6]（p.279）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云：“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27]（《后集》卷二）又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云：“名节之谈，孰肯多让？而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药裹。许迈虽逝，犹动定省；伯鸾虽简，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27]（卷四）黄宗羲借为他人“盖棺定论”，向后人说明自己作为“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委、苦衷与无奈。在“明遗民”看来，人各有志，只要自重其“明遗民”身份，不背弃自己坚贞的气节，只要自己“不仕”清朝，与“贰臣”交游并无大碍，也无可厚非。

从“明遗民”与“贰臣”的诗歌唱和、书札往来及相关传记文献中可以看出，许多“明遗民”生存艰难、处境险恶，是“不得已”而寻求“贰臣”的援助与庇护。有些交游更是用心良苦，是在争取“抗清”的力量，共谋“复明”的大业。许多“明遗民”身为清廷缉拿要犯，如果没有“贰臣”的庇护，可能会丧命囹圄。何谈反清复明？为了保全性命，为了忠贞的理想，忍辱负重，以待东山再起，又何尝不可？“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占整个交游的比例仍然很小，并非所有“明遗民”与“贰臣”都有交游，同一位遗民也并非随意与任何一位“贰臣”交游，与“贰臣”的交游是有选择的。“明遗民”忠于故明，义不仕清，二者的交往主要在生活方面，“明遗民”很少“入幕”，为清廷出力卖命。

“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但终非同路之人，也非亲密无间，更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明遗民”对于“贰臣”的失节问题，其态度是相当复杂而有变化的，对于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能坚守臣节、改变政治立场的“贰臣”，并非没有微词，在交往中常常夹杂着鄙薄与惋惜、讥讽与理解的复杂情绪，甚而至于交恶。方文作于甲申的《除夕咏怀》其二诗云：“降志但知夸卫律，渡江谁复慕刘琨。乘轩争乞新朝宠，对酒都忘故主恩。”[28]（《嵞山集》卷六p.494）“老而益贫，贫而益狂”的杜濬对钱谦益的慕名来访，“拒不与见”[29]（pp.184-185）。阎尔梅与钱谦益因“言不契”而“遗书诮让之”，还与陈名夏逐渐疏远，以至绝交。不仅“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心态复杂，其抉择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对“贰臣”的“失节”是不解与谴责；另一方面，对“贰臣”的出处之痛又予以同情与谅解。康熙五年（1667年）龚鼎孳南归葬母，阎尔梅、方文、杜濬、纪映钟、唐允甲等许多“明遗民”前往送葬，方文《合肥投赠龚芝麓尚书》云：“今年龚司寇，葬母肥水陬。送者亦千百，执绋皆名流。”[28]（p.645）坚守遗民苦节必将面临生存的困境，迫于生活压力和抗清使命而与“贰臣”交游，又常会遭到世人的指责、非议和误解，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

“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并不能完全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标准，只能作为评价的一个参考依据，不能因为“明遗民”与“贰臣”有交游就全面怀疑其人格气节，不能因为“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而影响对其人格气节的评价，更不能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明遗民”的人格气节是永远值得敬佩与尊崇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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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