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遗产理论与保护方法评析

赵晓梅

摘要：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一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遗产价值评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利益相关者珍视的价值往往不同。自19世纪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活态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通过对遗产使用功能的延续来表达其文化重要性。在全球化与地方文化复兴的新世纪，ICCPCM建立起基于非西方保护实践的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HA），它突出核心社区在遗产决策中的话语权，不惜以物质替换来保证功能的延续，并将此视为对文化价值的阐释。在我国保持活态文化的遗产地，应当考虑将遗产社区纳入遗产管理体系之中，尊重他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的表达与实践。将权利共享与地方发展相结合，以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遗产保护的目标。

关键词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遗产价值；保护理论；文化遗产保护

一、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价值认识的发展

文化遗产是“从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现存的并将传至后辈的物质遗物及其无形的特征”…，这些物质遗物或无形特征之所以被称之为“文化遗产”，正是我们发现、珍视并希望保护它们所具有、所携带与所表达的价值，使我们与我们的后代能够享用遗产的价值。遗产价值是我们保护遗产的原因，也决定了我们对遗产采取的措施，直接影响保护决策。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之中，我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中不断变迁，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根据目前遗产保护学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探讨，可以将遗产价值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即一种客观存在；另一种则为人们赋予遗产的价值，不同时代、不同群体能够感知、理解的遗产价值差异颇大，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实，在我们将某一物质或无形要素定义为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即将我们的主观判断“强加”给了它们，即使是遗产固有的客观价值也必须通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够得以发现并加以阐释，因此可以说很难做到对遗产价值完全客观的评判，其中必然带有价值评判者的主观意图。价值评判也取决于评判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正如梅森fRandaIl Mason）所说，只有通过对遗产的社会、历史甚至空间背景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并定义遗产的价值，价值产生于思想与物质的连接关系之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受到社会背景、学科发展、哲学思潮以及地域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于遗产及其价值的理解呈现多元的状态。

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发展促成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概念与范畴的扩展，从原先的“纪念物、建筑群与遗址”扩大为“文化过程”（culturaI process），即“纪念与创造记忆的过程”，体现了有形遗产与无形文化的交互作用，强调文化的延续过程。从对遗产价值的研究来说，不同时代的学者为遗产价值构建了不同的类型框架（表1）。总体来说，研究者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从固有的客观价值慢慢扩展为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并重，并将不同群体对遗产的不同认知与利用纳入评估体系，突出遗产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同时相对于此前单纯的价值保护，目前更加关注对于遗产价值的阐释，因而在价值展示中不仅仅展示有形的遗产实体，更加强了对遗产蕴含的无形文化的呈现。

在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中，对于遗产价值的关注从使用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保护慢慢转向对于文化价值的阐释之上，突出文化多样性在遗产理解与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在方法论方面，转变了“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materiaI.based approach），形成“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value—based approach），这也是我国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制定准则。然而，由于“保护专家”在价值评估中仍占有“强”话语权，未能体现遗产不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对于价值认识的多元性，也未能将不同的价值认识加以权重，因而被诟病。

2009年，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提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 HeritageApp roach，简称LHA），将那些“保持原有功能的遗产”定义为活态遗产，突出核心社区（core communitv）对于遗产价值认识与阐释的重要性，成为一支推动文化价值与延续性的遗产保护理论流派，并初步建立起方法论的框架。

二、十九世纪末以来对活态遗产价值的理论关注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虽然出现很晚，但是对遗产活态价值的关注由来已久。

14世纪以前，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多源于建筑的使用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艺术受到广泛重视，遗产保护开始关注遗产的艺术价值。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怀旧之情使人们更多关注遗产携带的历史信息与记忆信息，转而关注遗产的历史价值。19世纪是欧洲现代保护理论与方法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保护学派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差别。然而，即便是关注艺术价值的勒杜克（Viollet Le Duc）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建筑最好的方式是赋予其使用功能，最好能够使它完全满足需要而不进行任何改变”13l，但对于使用功能延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

19世纪末，人们试图解决文物修复（resto ration）与保护（preservation）的争论，首次将过去的建筑作品大致分为已经死去的（dead）与活态的（1ive）两类。克洛凯（Louis CIoquet）将活态纪念物（Jiving monuments）定义为“仍然为社区所使用的建筑”，例如主教堂、宫殿与住房等，使用价值是这种活态纪念物的重要价值，其保护与修复目的在于功能的延续。克洛凯虽然区分出活态的建筑遗产，但对于该类遗产价值的认识与14世纪之前所追求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1903年，李格尔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 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ltS Origin）一文中区分了“有意为之的文物”（intentionaI monuments）与“历史文物”（historic bu.1dings），前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造者创造它时赋予它的纪念性价值，后者从建筑的长久生命中获得了历史价值，这类遗产包括具有艺术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李格尔提出的“有意为之的文物”这一概念意义重大，他从建筑最初的建造目的出发，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建造目的的不同可能导致遗产价值的差异，李格尔发现了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自身的价值，第一次在理论上强调了遗产具有的文化意义。

李格尔区分了建筑遗产几种不同的价值，如纪念性价值（com memorative va J ue）、历史价值（h isto ricalVaIue）、年代价值（age。value）、使用价值（use—value）以及相对的艺术价值（re Jative art-va Jue）等。他认为历史价值是客观存在，而年代价值突出了对价值的主观评判，融入了文化的阐释。遗产的不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李格尔认为在不同类型的遗产中，其核心价值不同，因此应该采取不同的保护策略。有意为之的文物的核心价值是建造之初由设计建造者赋予的纪念性价值；对于历史文物（类似于克洛凯的“活态纪念物”概念）来说，其历史价值来源于遗产建造之后不断被赋予的使用功能与文化意义，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遗产。较之于克洛凯的分类，李格尔虽然没有使用“活态”一词，但强调历史文物在历史发展中获得的价值，更加突出该类遗产的文化意义。

然而，李格尔的分类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筑在建造结束之后的生命历程中，其使用者（而非最初的建造者）可能改变建筑的原有功能与意义，赋予建筑新的价值，造成遗产类型的变化。尤其是某些经历修复、改变原有功能的建筑，从有意为之的文物转变为历史文物，它们可能获得了新的艺术、历史与纪念价值，也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丹斯拉根（Wim Denslagen）延续了李格尔关于历史建筑的称谓，然而其划分依据与涵盖范畴却有所不同。在《西欧建筑修复：争议与延续》（Architectu ral Restoration in Western Europe：Controversy andContinuitV）一书中，他回顾了自1 8世纪末期到20世纪80年代西欧（英格兰、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对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历史，将李格尔的“历史建筑”进行再次分类，将其中具有卓越美学成就的建筑作品区别于一般历史建筑，前者突出的是艺术价值，而后者关注历史信息以及活态延续。他认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不同于纪念物与艺术品的修复，后者主要是通过修复来恢复其原先光辉灿烂的面貌，前者应该更关注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仅仅维持建筑现状，并通过人类富有创造力的增建等积极的活动来赋予其活力。丹斯拉根更关注遗产建造之后获得的价值，突出一般历史建筑的发展历程与活态的文化意义。与此类似，厄尔（John Earl）将具有纪念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纪念物归入一类，以区别于其他建筑遗产。前者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或多或少的想要保持永久，或至少应被看作是艺术品。有些建造目的并非纪念性的纪念物建筑，有时也可归入此类，突出遗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意义所在，不同于李格尔对最初建造目的的强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对遗产保护的影响广泛显现出来。活态遗产的概念是受文化人类学“活历史”的启发，“活历史”是指“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这有别于前人创造而现在已失去功能的“遗俗”。雅布尔（AIan JabbOUr）阐释了建筑史学与人类学对于文化及遗产保护的不同理解：建筑历史学倾向于用一系列术语来描述建筑连续的时代风格；民俗学者与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始于以描述“活态文化模式”（1iving cuItural modeI）的概念来描述文化，倾向于平衡历史与今天的观点，坚持关注“活态文化”（Iiving cultu re），处于当下的人是研究的焦点，过去是现在的背景，文化是活态的、有机的现象，历史是理解现在的重要途径，或者通过现在来对过去进行阐释”…。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突出遗产的延续性与文化意义以及遗产对特定人群所发挥的文化认同作用，遗产可作为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对遗产文化意义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从世界遗产体系来看，随着人类学主题的深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对活态遗产的关注开始于1990年代。1994年的全球战略中提出了“所有活的文化”的概念；同年对《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修订中，评价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3认为世界遗产可以作为“活的文化的证据”，标准6认为世界遗产具有“活的传统”的联系；世界遗产体系分别在1984年、1992年新增的遗产类型历史城镇与文化景观均凸显了遗产的活态性。活态遗产虽然未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纳入世界遗产研究框架之中，但被视为一种对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的方式。

对于遗产活态文化价值的关注也体现在1990年代以来的遗产保护理论著作之中，如沙利文（Sha ron Sullivan）认为遗产地最重要的元素是它的精神价值（spi ritual value）以及活态传统创造者所关注的价值。这些理论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在文化意义中的作用，关注人与遗产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构建

ICCROM于2002—2003年开启了“活态遗产地项目”（Living Heritage Sites Program，简称LHSP）。此前的二十年中，ICCROM有很多项目已关注到遗产中的活态因素，如1 996—2005年的“区域城镇综合保护”

fIntegrated Territorial and Urban Conservation，简称ITUC）项目。LHSP承接ITUC项目，LHA是对这些保护实践的总结，对已有保护理念的修正。

在2009年版《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手册》（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中，活态遗产被定义为“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它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对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表现，这种表现持续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活态遗产即仍在使用之中的文化遗产，它的使用功能必须得到延续，它的保护策略侧重保持遗产的延续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活态遗产所强调的使用价值与14世纪之前人们所关注的使用价值有所不同。14世纪之前所说的使用价值是建筑遗产作为一种独特功能的物理空间；活态遗产的保护对象是囊括有形空间与无形传统的文化整体，强调核心社区与遗产之间的联系，核心社区拥有遗产的使用权与管理权，社区对物质遗产的使用是对地方传统的阐释，通过对空间功能的延续而延续遗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实则是将遗产视为文化过程，社区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遗产本身，也达成了对文化价值的阐释。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是一个基于遗产社区的、自下而上的遗产管理途径，其首要目标是保持核心社区与遗产联系的延续性。遗产社区即与文化遗产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群，根据遗产社区与遗产联系的紧密程度可分为核心社区、外围社区（peripheraI community）与保护专家（conservation professionals）三类（图1）。核心社区是生活在遗产空间中（也可能不居住在其中的文化群体，这一人群与遗产存在直接的、持续的联系，遗产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是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遗产的文化阐释中扮演重要角色。LHA试图通过确保核心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来延续他们与遗产的联系，并在保护策略制定中赋予核心社区决定权。遗产的延续性（continuity）既包括功能（function）与空间（space）的延续，也包括了传统关怀（traditional care）与社区参与（communitys presence）的延续，它们共同确保了遗产文化价值的延续。

相对而言，活态遗产的外围社区在遗产决策中的权重较低，他们是指核心社区与保护专家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与遗产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持续的，可能需要通过核心社区与遗产发生联系。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应当考虑他们的权益，鼓励他们与遗产建立并维持联系；但在冲突时，他们的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核心社区。保护专家与遗产的联系也是间接的，他们需要借助核心社区对遗产进行保护。保护专家在活态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更多是协调性的与促进性的，他们全面考虑不同社区与遗产的联系，尊重核心社区的文化选择，维护核心社区的利益。

LHA的首要目标是保持遗产的活态性，因此保护不是停止变化，而是对变化进行管理，因为变化是延续过程中必须接受的问题，正是这种变化表达着随着历史而不断发展的文化意义。与基于物质以及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相比，LHA强调遗产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更多表现在无形的文化意义与社区的认同之中，而不是物质实体之上。LHA突出核心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能动作用，以核心社区的利益为遗产决策的根本，保护专家仅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LHA将有形与无形的遗产要素通过核心社区的文化阐释统一起来，物质形态的变化往往被忽视。

在实施层面上，LHA的工作流程进大致可以分为识别、建立合作、调查、评估、决策与行动以及定期检查等几个步骤。在将遗产地识别为活态遗产地之后，必须对遗产的核心社区进行识别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在对遗产的调查、评估与决策之中，核心社区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们对遗产的传统管理方式应当予以接受并延续，规划策略也应当将社区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从LHA的实践来看，可以应用的遗产类型颇多，包括历史城市、乡土建筑、宗教遗产以及文化景观等等。从已有的实践案例来看，这些遗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国家，LHA也是从这些地区的保护实践而总结、提炼出来的方法论与操作程序。自201 1年起，lCCROM将活态遗产项目更名为“活态遗产——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Promotingpeople—centered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LivingHeritage），突出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对遗产社区的尊重，也表达了对遗产社区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希望通过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来更好地展示遗产的文化价值。

四、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评析与启示

全球化构成了LHA产生的时代背景，人们重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关注那些脆弱的、受到现代化进程威胁的传统文化，LHA可以说是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产物。LHA关注本土文化对遗产的阐释，它是基于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以及土著居民生活地区的实践总结，表达了非西方世界针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保护理念的质疑与补充，也是对已有遗产保护理论的反思与改良。

建筑遗产作为过去留传下来的物质遗存，既是我们从理性角度认识过去、记载历史的物证，也承载着我们与祖先的情感联系。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力都是这种试图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努力，无论是对历史上某种艺术风格的崇敬，还是对建筑遗产历史信息的尊重，归根到底，是我们想建立与过去的联系，通过发现历史而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现在。后现代主义观点将文化遗产理解为社会建构（sociaI construction）的过程，认为文化遗产的创造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源于人们记忆、组织、思考方式与利用过去的意愿，以及物质文化如何作为媒介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记忆联系对遗产保护理论发展的影响颇深。

试图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情感可以称为怀旧之情（nostalgia），《牛津英语词典》对nostalgia的解释是“对熟悉环境的强烈向往”或“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情感渴望或遗憾的记忆”。美国学者博伊姆fSvetIana Boym）区分了两类怀旧之情，一是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其含义更多取自nostalgia一词前半部分nostos，意为返乡，指重建失去的故乡，修补记忆的缝隙；另一种为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取自nostalgia词尾algia，表示一种伤痛，一种失去与渴望，因此是一种不完美的记忆过程。第一种怀旧更多表现为群体记忆，记忆激发了民族或地区的热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复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辉煌的历史纪念物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试图通过恢复代表民族文化的纪念物来建立与增强这种民族自豪感。第二种怀旧更多指向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记忆，试图将细碎的遗存保留下来，展示那种伤痛的过去，保持废墟状的遗迹面貌。亨廷顿分析了当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认为随着非西方社会权力的增长，本土文化以及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与体制正处于全面复兴之中。在这种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修复型怀旧，试图通过对建筑遗产的修复（即改变遗产的物质形态）来重塑民族精神，建立与过去的联系。推动LHA的情感基础正是这种修复型的怀旧之情。因此LHA抛弃了基于物质、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中对有形遗产真实性的考量，认可核心社区的复建活动。

文化多样性原则构成了LHA的思想基础。工业化与现代化最初发展于西方世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欧洲学者们意识到历史传统的重要性，艺术家们用文学作品、绘画等多种形式呼吁人们关注历史建筑。与关注身边的传统的艺术家不同，早期人类学家更愿意到未知的世界中记录那些尚处于“野蛮”与不发达地区的文化与传统，20世纪初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记录下工业化侵染之前的“土著”文化。然而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察受到线性史观、西方中心论影响，带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科学自诩的学者开始审视其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体现在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中。西方学者开始批判后殖民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反思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将话语权回归至被调查者本身，强调主体问性，强调本土居民对自己文化的文化阐释，赋予本土居民较多的话语权。受该思潮影响，LHA在遗产保护决策中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赋权于核心社区，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将之视为文化多样性的表达，这正是LHA区别于先前保护方法的关键。

LHA不是由西方学术团体推动建立的，非西方的力量在活态遗产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末，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民族意识的觉醒，非西方社会的学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着本土文化，为自己的民族传统争取话语权，质疑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保护理论的普适性。西方世界也逐渐认可了地方传统与文化在遗产保护中的表达，1 999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即很好的例证，以东方保护传统扩充、修正西方主导的现代遗产保护理论，遗产保护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为目标，尊重不同文化对遗产的不同理解，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阐释。LHA产生于非西方世界遗产保护的实践之中，ICCROM搭建起国际交流的平台，西方学者逐认可了LHA的原则与标准。

从遗产类型上来说，LHA应用对象仍以建筑遗产等传统遗产类型为主，但遗产构成不仅限于物质形态的空间，而是将有形的建筑遗产、无形文化特征与社区的能动作用相融合，保护对象即这种活态的文化本身。通过遗产社区的实践来延续文化，几乎完全抛弃了对物质遗产本身变化的关注。

综上所述，LHA是在遗产保护理论发展更为成熟的阶段提出的、针对活态遗产的保护方法与策略，它是对现代遗产保护理论的补充，作为遗产保护的另外一种可能途径而加以推广。LHA通过核心社区的参与来解读、阐释遗产的文化价值，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然而，它与目前我们所遵循的保护原则可能存在矛盾，主要体现在建筑本身的修复与复建问题，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本身是否构成对文化传统的表达，对此的评判只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探讨，很难一概而论。同时应当注意到，LHA起源与应用的非西方地区大多有很强的殖民地文化或隐性殖民色彩，该保护方法与当地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状况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在全球范围推广有潜在的困难与局限性。

我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历史城市、乡土聚落与宗教圣地大多呈现活态状态。随着地方文化的复兴以及我国民主建设的发展，这些遗产地的“核心社区”对遗产地保护意识逐渐觉醒，表达出他们对遗产地决策话语权的需求。LHA可以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与管理值得学习的方式之一，在顺应我国遗产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在我国保持活态文化的遗产地，应当考虑将遗产社区纳入遗产管理体系之中，尊重他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的表达与实践。遗产保护是人的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利益。应当将权利共享与地方发展相结合，不再将保护与发展相对立，以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遗产保护的目标。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文化资源，遗产保护可以作为促进发展的动力与手段，遗产管理是地方文化的表达与阐释的途径，应当将遗产保护与文化延续纳入遗产地的总体规划策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