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与《中国文化遗产》办刊方向专家咨询会发言摘要

2016-05-30 13:18
中国文化遗产 2016年3期
关键词:遗产文化遗产学术

3月23日,中国文物报社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2位知名专家学者,召开“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与《中国文化遗产办刊方向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近年实践、面临的基础理论和前沿性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如何将《中国文化遗产》双月刊打造成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支撑性学术平台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现按发言顺序将有关专家发言要点摘录如下,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与近期文化遗产领域陆续涌现出的一些专业学术杂志相比较,优势或者问题到底在哪里,要突出什么,可能是能够继续办好这本杂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高校都在进行各种改革,想办法纳入真正引用率高、影响因子高的核心期刊。努力争取列入核心期刊目录是杂志下一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应该把这本杂志定位为行业领域中的领头杂志,事实上也可以做到。作为国家文物局的下属杂志理应起到这个引领作用。如果真的做到这点,我觉得就不是一个怎么去跟(其他学术杂志)的问题,而应该是怎么去领的问题。在理论建设上要持续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理论的发展,杂志的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要发挥作用,比如每一年需要持续关注什么问题,然后围绕这个中心主题组织一批有份量的稿件,形成较强的影响力。另外,我认为还应该把一些观点比较尖锐的文章收进来,比如保护状况的相关评论,以吸引社会的反响和关注。批评性的文章一定要有好的切入点。

孙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改成学术刊物,我觉得改得很好。现在很多高校设立了文化遗产专业,都有文化遗产的研究方向,目前这方面的学术期刊极少,所以很多师生只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文化遗产方面的学术文章。近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陆续出现一些相关学术杂志,这是一个学科发展趋势的需要。

我认为《中国文化遗产》以前的一些优良传统今后还是要继续坚持,尤其是对热点问题的探讨。作为国家文物局主管的刊物,当然要围绕着我们国家当年的遗产大事、重点文物工作(如国家重要保护专项以及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组织文章。同时还要设置评论性的栏目,争鸣、评论是推动学术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杂志要主动组织深刻的评论性文章,如评论文物保护工程及做法,也包括对一些书和文章的评论。我认为还应该有涉及文化遗产研究史、保护史和理论方法研究的栏目,这方面的内容一直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也是当前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强研究和探讨。

中国文化遗产本身的记录、分析和研究应该是杂志内容的一块。这里面还包括问题的研究,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现在很多时候说问题,如城市保护的问题、大遗址保护问题,全都是表层的,几乎看不到能够把问题的本质解释清楚的深层文章。针对遗产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保护研究,保护案例,应该是一个重头。遗产的保护、管理、展示、利用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内容。

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重要稿源的审稿,审稿是保证杂志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沈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总工、研究员)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作为国家文物局主管的行业引领期刊,我觉得它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有比较高的一个高度。现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人和机构不少,水平有高有低,但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个能够真正发挥集成作用、或者说是总装的大平台,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正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把全国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学科方面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平台里集中加以展示和宣传。所以,把杂志和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这个定位是对的。

我认为杂志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对一些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探讨。这种探讨不是去做事后的解释或者是介绍,而是要做一些比较超前的或者引领性的研讨。过去的十年正是文化遗产保护整个学科建设和实践发展非常快的十年。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不断出现,新的工作也不断在开展,如果能够对这些变化提前作出一些反应的话,可能杂志的引领作用会更加突出。比如像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如今各种做法、各种队伍、各种力量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需要杂志的持续关注,并注意与国家文物局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再比如涉及到传统村落,民居保护、历史街区保护的时候,如果硬拿着文物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去套,有些东西很显然是不适合的。这些都需要进行探讨。再有就是对一些主题的探讨要有适当的延续,要能够把一个主题说清、说透。

不同的学术观点如何借助杂志这个平台产生争鸣或者讨论,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的看法在大的环境背景下提出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杂志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反映出来。

另外,希望杂志能够做些关于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理论的介绍。

张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空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

现在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引用率高的(文章)未必是前沿的东西,因为前沿的东西通常研究的人都很少。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里,往往只要是热点问题,一篇负面的文章引用率更高。国外的评价系数或者影响因子比较高的学术文章。越来越趋向于像研究化学、物理那样,以数据分析为先,即使是政策研究也是这样。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目前国外能进入SCI的遗产类杂志,好像就一两本,其行文方式跟纯粹的理科研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的规范性非常强,数据讲究来源。

我觉得项目文章容易写成项目介绍。要有把项目成果转化成博士论文、科技文章的要求,包括做了什么样相关的技术内容,并把这些技术内容拿出来做主要的分析。怎么能够以项目实践为依托转化为研究成果,我觉得可能是以后催生这个项目或者科研工作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的文章内容,或者整个文化遗产领域面对的应该是大遗产专业,要把文化遗产这个专业或者话题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无论是传统村落,还是街区、城市,甚至遗产工程,如果你不把它放在社会管理系统里去,放在我们国家大的经济背景下,很多东西都没法写。

坦率地讲,遗产变成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成为大家非理性讨论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应该怎样进行遗产研究7如果转化成科技文章的话,有的时候会变成遗产的经济问题、管理问题或政策问题,会涉及到经济、社会管理、社会学的研究。遗产和它外围包着的层层的壳,甚至是掺杂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我想最好能够成为研究关注的对象。而文章的组织要像科技文章那样,不仅仅有观点,还要有资料。有数据、有逻辑在里面。

杜晓帆(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王任,联合国教料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

中国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得从头学起。我认为,在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杂志每一期应该力推一篇有关学科建设的文章。那么多文物学、文物理论的著述,专门讲文物为什么要用“文物”的概念,最后的结论,往往引用的都是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党的需要,政府的需求,社会的需要。用“文物”还是”文化遗产”概念,起码在我们这个杂志上应该有所讨论,特别是涉及到《文物保护法》,在理念上应该清晰化。

中央搞精准扶贫、旅游扶贫,地方没有别的观光资源,于是文化旅游就成为一个抓手,地方政府都想拿文化遗产说事。我们该讨论一下文化遗产保护到底要干什么。《文物保护法》中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现在是媒体和网络上争论得最厉害的问题。但是不是文化遗产都得要发挥经济作用?李克强总理说,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滋养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精神层面来讲,并没有说文化遗产保护目的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像《中国文化遗产》这样的杂志,应该代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或者代表一个行业主体的学术意见,连续组织有重量级的文章来讲这些问题。

长期以来文物系统是不能批评的,好像一批评就是要拆别人的台。《中国文化遗产》能不能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拿出来展开讨论。包括文物保护方面的科技问题等,可以做个案研究和争鸣,例如千手观音维修保护的讨论。也包括一些概念的讨论,比如传统村落发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关系。对于这种重大问题,像《中国文化遗产》这样有政府背景的杂志应该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要兼顾学术和现实。有些文章学术性不一定很强,但是有现实意义。这可能就是区别于其他杂志的特色所在。

宋建忠(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文化遗产》做了十年普及性刊物,办刊的背景,当时是因为整个文化遗产行业的兴起。在学科建设上,西北大学最早有文化遗产学院,后来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都是为了应对形势和行业的发展。如果说按十年的时间段来说,现在文化遗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还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从学科建设到机构,都是最近这些年发展起来,有的机构是新成立的,有的是从原来的建筑或者其他领域转过来。

另外,《中国文化遗产》依托的是媒体平台。我觉得媒体要办纯学术型和纯理论型的刊物,还是有先天不足之处的。自身结构里面的人才队伍和办刊人员,都没有时间专门做学术和理论的研究,这就需要靠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需要一个很好的机制让两个委员会里的专家们为杂志工作,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真正的我们想要的那种学术型和理论型的刊物。总之,杂志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转型。

一个杂志存在的基础应该是内容,内容是灵魂。这些内容就反映在栏目设置上。文化遗产领域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不确定的东西,争论性的东西很多。杂志的栏目设置上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比如理论性的争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个案研究,都应该是很重要的栏目。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办学术性杂志。建筑保护史里说,一切保护史其实都是思想史。包括美国检讨自己的保护运动的时候,因为正是对过去做的事缺少这种批判性的反思,影响了他们做法上一系列的混乱。所以从思辨角度说,《中国文化遗产》是可以做成一本学术性的杂志,也需要有这么一本杂志。但关键是,如果做一本学术性杂志,我们到底要探讨什么,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刚才谈到了热点和国家重点项目的问题。学术研究一方面有前瞻性,另一方面它又有滞后性。对于一个热点问题,和一般的媒体报道不同,很难有一个比较理性、比较深刻的学术研究。还有项目文章,比如拿考古发掘来做,从探方日记整理到考古报告,再利用考古报告做研究,这中间是有过程的,而且这些过程还挺漫长。现在一些重点项目可能研究的深度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就是阶段性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国家级的重点刊物,热点和国家重点项目都应该要慎重考虑。

第三和其他杂志的定位区别。要仔细考虑和其他杂志文章定位的区别。具体到考古来说,我想在这本杂志里看到的文章谈的应该是这个遗址为什么保,怎么保。

第四,国外的研究文章。我觉得这方面内容是我们的缺失。学术性的文章,该介绍的还是要介绍过来,尤其是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还有一点就是评论,比如重大项目怎么评论。学术批评是学术杂志必须有的东西。

陈同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宄所所长、研究员)

我觉得文化遗产本身是一个带有很强实践性的东西。我体会何为遗产?遗产是祖先留下来对我们当今仍然有意义的,对我们的未来仍然有意义的这些东西。所以它肯定会跟我们当代的人文、社会都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学科建设的问题。首先学科建设的框架体系应该是怎么构成的,它是纯学术的还是有实践性的东西,还是两者都有。我体会做遗产研究就是两件事,第一是辨认,第二是传承。辨认本身就和遗产理论体系、和遗产价值研究关联,传承就和保护技术处理的措施,包括政策法规关联。

遗产保护的整个概念,是从文物保护转过来的,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能不能通过期刊的转型,逐渐把它系统起来,逐渐推进,形成一个中国遗产保护理论体系。

遗产价值研究本身长期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现在逐渐在加强。因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我们必须重新看待我们的文物古迹。这个时候的遗产研究不再局限于像文物考古传统的范畴,而是必须打开眼界和世界同类相比,使我们重新认识遗产价值,甚至影响到学术方向,我们到底研究它什么。所以遗产的价值研究,是可以指向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很多基本概念是混乱的,甚至包括《文物保护法》使用的很多概念,都需要讨论。需要一个平台,不是情绪性的表达,而是要引出整个问题,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刚才大家讲到,杂志最好有一些热点,我认为这些热点未必一定是拆房子的事,而应该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专题讨论,是理论上的热点讨论。

作为遗产,实践的讨论是避免不了的。在实践的时候,很多的困惑大家都在探讨。比如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政府、专业人士,村民应该各自有各自的角色担当,这些东西都区分开来,事情可能就比较清晰。所以在实践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种分门别类。

一个项目实践上升到理论探讨,是要有过程的。因为当你实践的时候,是直接在体验,但是体验之后你做了哪些,困惑了哪些,还是要回味的,还需要再回过头去从理论高度上、方向上去辨识。如果说我们这个刊物真正要讨论一个项目的时候,除了说成功的方面,更应该提出困惑的,甚至是失败的地方。所以项目上除了分类型讨论,还有提炼上升和提出困惑的一面。

建议杂志定期就某些概念或项目举办专题讨论,就某个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或者理论上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然后将讨论的成果整理发表,可能还有助于推进学科建设。

第二个就是关于办刊方向的问题,虽然有那么多实践和社会的需求,我还是希望这个刊物的方向能指向精神层面。低一点是文化层面,高一点叫精神层面,不要落在物质层面,单纯讨论技术的、单纯讨论好看不好看。另外,我们一定要有自觉意识,就是要面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讲中国故事。过去我们是抱着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努力学习国际理论,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外多是坐而论道的,我们是被项目逼着走,实践更丰富、更有特点。中国人这些年做了这么多事,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罗静(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

《中国文化遗产》从普及性向学术性的刊物转变,对于我们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人来说,又多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阵地。学术性期刊对科研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科技创新活动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说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先谈谈办学术刊的困难。中国的学术期刊在我看来是多了,而不是少了,现在已经到了优秀稿件稿荒的状态,两极分化。所以这个时候去做学术期刊,可以说困难确实不小。

第二,谈一下机遇。中国文物报社还是很有眼光的,把办刊方向跟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放在一起。近十年来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处于一个很活跃的阶段。过去我们是从简单的技术应用开始,后来到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到现在呈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很多有识之士已经从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方面开始做,所以肯定会有很多新的学术成果出来。

我们都希望这个期刊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让它成为行业内权威的学术期刊。这不是短期而为之的一件事情,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积极扶持杂志的成长。

在经营方面,我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想法,我有一些启发。

第一,我们要放弃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定位,要坚持垂直的思路。不符合杂志定位的文章一定不能登。第二,要想办法与报社的其他媒体平台形成合力。在期刊界有一种发展的方向,就是集团性期刊的发展,要互相形成合力。第三,要加强与其他期刊的合作,最好能形成抱团取暖的趋势,比如大家共同搞一些学术活动。第四,在现在的背景下,还要善用数字技术,比如期刊数据库的建设,要把单一的文章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的聚合。

杨兆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c沙龙创始人之一)

我算是青年作者的代表。三年前我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在北京做文化遗产的学术沙龙“C沙龙”。应该说杂志和这些学术活动,都能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及后续的发展。而且遗产保护,就我的理解是有自身的学科特点的。因为除了本身的遗产学术以外,它跟保护行业、社会公众以及各种社会团体都有一个很直接的连接,它不是一个象牙塔式的学问。不管是进行文化遗产的实践,还是进行文化遗产的批判(Critical),你都要到当地做社会学的调查。这个学科实践性很强。

那怎么才能出来一个好的遗产保护的成果和学术呢?我们要关注扎根在当地的一些人,那种跟当地非常深入的融合以后产生的实践,应该是中国现在最前沿、最有价值的遗产实践,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真的问题。

关于作者群的培养问题。一个好的刊物,肯定是编者、作者和读者的良性互动。如果转成学术刊物,它的作者本身就是它的读者,将来应该是需要一些长期的学术论坛或者其他的学术活动来支撑。这样稿源才会有保证。

另外,我感觉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逆的事情。我们这个刊物应该坚持价值导向,应该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带有精英色彩的关怀,这样才能够团结最大多数的学者。

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多元的实践。因为现在整个遗产保护的共识逐渐增多,而且公众也比以前成熟,从业者比以前不知道翻了多少倍。这个就导致我们将来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实践,如何把这些多元性呈现出来,这可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辛泸江(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资源管理处处长)

作为杂志的一名读者及遗产管理者,我理解这本杂志的定位为遗产理论最新的全国发布平台。前面专家都提到遗产工作本身实践性很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或者引领作用。杂志现在很多文章,对于工作成果的描述比较多,但怎样通过个案、案例来提炼出普遍的、有指导意义的内容,用于引导和规范微观层面上的那些遗产机构、和遗产相关联的人,这样的文章不是很多。这两年国家文物局也在做历史文化名村,包括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要出台很多的文件,也试图给地方政府、包括村民进行辅导。在这个过程中,感觉都缺乏学术支撑,比如乡土建筑,根据生活需要,有适应性改造:根据文物的要求,有整体保护、局部保护、外观保护等概念。其实提这些东西很好提,但是从实操的层面上,怎么才算是比较合适的?

国际上的遗产专家,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可借鉴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到底能借鉴什么,我们自己应该干什么?杂志要有意识地主导一些探讨。

郭长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办主任)

《中国文化遗产》作为一本学术杂志,不仅仅要成为一个行业内的领先的、引领性的杂志,甚至有比这个空间更广的机遇。为什么这样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文化遗产行业里的期刊方阵完全不能反映近十年来行业的发展和它的状况。《考古》《考古学报》《文物》等三大核心期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先导型的杂志,完全不能反映我们科研的,学术的、工作的整体面貌。这些年来,特别是在遗产保护领域里,包括国家文物局现在做的很多开创性工作,在学术展示平台上没有被充分地反映出来,必须要有这样的出口。第二,其实刚才各位专家也讲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实践领域里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其实这个话语权在整个行业里都有所体现。可以约请世界一流的作者来写这个领域的文章,在全世界范围内讲遗产实践问题。要一步跨到行业的前端,甚至走得更远。

至于应该怎么做,刚才各位专家学者都提到了,就是杂志议题的设置能力,其实也就是对学科本身的引领作用。议题的设置需要和栏目密切联系起来,比如目前的专题研究栏目,将来可能需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杂志探讨的议题不仅仅是这个学科领域的,甚至应该是带有社会反响性质的。将来要把专题的探讨,搞得更前沿、更有议题设置能力。

第二是学术规范怎么建立的问题。目前的杂志规范性还不是很严格。这不仅仅是为了规范杂志,使它在形式上更具学术性,而且是要为这个学科定学术规矩的问题。杂志资讯的内容也要学术性,选择要有立场,表明对这个领域新的学术动向的关注。同时还应该有评论和评价的内容。

第三,大家也谈到报社毕竟有一个媒体的方阵,怎么样在现有的媒体资源里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说第一个要讲到议题设置能力,这个议题设置能力除了学术引导之外,作为一个话题的话,还要有更好的平台设置能力。在杂志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话语,对它的反响可以从报纸上和网站上来体现,甚至也可以跟其他的兄弟媒体联动。要让它成为一个行业内被议论的话题,这样才能在推动学术发展,甚至促成政策形成方面能起到促进作用。

李耀申(中国文物报社社长)

各位专家本着对这个刊物、对报社学术办刊的支持,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第一,媒体单位办学术刊物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们作为媒体单位,办报纸、做编辑是长项,但是组织学术刊物确实是我们的短板,因此专家们提的很多观点对我们启发很大。

第二,作为学术刊物,不能无原则的办刊。包括前面提到的前沿和热点,学术和政策,专业和管理,国际和国内,业内和业外等等这些问题怎么把握,需要我们坐下来认真地去思考。

还有一点是,既然往学术上转了,那么不能是说你一厢情愿往上边转就转的问题。从栏目设置上、文章的风格,包括摘要,注释、参考文献,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认识很不到位,下一步学术规范标准都需要到位,整体的形式风格,话题设置,要跟杂志的内容相一致。这方面差距还很大。

下一步我想还是要把今天会议的成果怎么消化、怎么能把它做好,也表一个态,我们会按照大家提出的好的意见,建议,我们进行改进,在改进的过程中间可能还会要请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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