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文学研究评述

陈虹岩

[摘要]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关键词]刘宋文学；诗歌研究；辞赋研究；小说研究；作家研究；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30-06

Abstract： The study on modern significance of Liusong Literature began about the 20th century. With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scholar who studied on Liusong literature began to pay much efforts on fiction and other civil works except for poetry and literary works. Since 1978， Liu Song literary studies not only have surged in the number but also extended in depth， breadth ， showing a multivariate methods， concepts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Study on traditionally neglected writers was very fashion to some extent after the 2000s . The first feature of study on Liusong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promote each other， forming a prosperous on LiuSong Literature. Secondly， it is not balanced. As writers as is concern， the topic is too concentrated on the key writers， work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minor writer. As style as is concern， the Liu Song writers and their poetry and novels are more extant ，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just one part of them， so there is considerable research space. Thirdly，there is no literary scholars who have done holistic study on Liusong Literature.

Key words：Liusong Literature；poetry study；Cifu study；novel study； writer study；Comparative Study

有關刘宋文学，刘宋之后的学者即有评议，南朝钟嵘、刘勰、敬胤、刘孝标，隋代王通，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皎然，北宋苏东坡，南宋严羽、张戎、周必大，元代方回，明代胡应麟、王夫之、沈德潜，清代方东树、张惠言等以文论、诗话、评点、随笔、序跋等方式评论刘宋文学。由于文学观念的不同，对刘宋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并不一致，可谓春兰秋菊，各有所钟。这些评论往往只言片语、零散随性，尚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对于其后的研究常常富有启发，意义深远。此外，学者们还热衷于文集的辑佚、整理、锓枣，尤其是明清时期，使刘宋文学作品得以较好地保存，是为其后研究的基础。

20世纪前后，刘宋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对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在谢无量、陆侃如、冯沅君、钱基博、林庚、刘大杰的文学史著述中，不仅论列了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范晔、裴松之等传统意义上的主要作家，而且对袁淑、王僧达、谢氏诸昆等其他作家、对皇室宗族召集文士的现象也有所涉猎。由于文学史观的建立，使得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对刘宋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将其放在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去考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置《世说新语》于前后小说创作、文化思潮之中来阐释，从小说史的角度论列其题材之价值与体裁之创获，对后世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其他研究也能从历史角度出发，叶瑛观照儒道释三教思想对谢灵运文学思想的濡染[1]，萧涤非《读谢康乐札记》虽为赏鉴文字，亦从整体上对谢诗进行了把握[2]。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壮大，白话文学、俗文学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文学史著作开始叙及民歌，胡适《白话文学史》及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更将刘宋民歌作为刘宋文学的主要内容来阐述。同时，学者们亦致力于撰著年谱、辑录文集，叶瑛[3]、丁陶庵[4]、郝立权[5]著录谢灵运年谱，季冰[6]、缪钺[7]辑集颜延之年谱，吴丕绩编纂《鲍照年谱》[8]，丁福保整理《全汉魏六朝诗》，逯钦立整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海外刘宋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日本青木正儿论述了范晔文章注重修辞、音调[9]。

1949年后，刘宋文学的研究论文不足10篇。其中，关涉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文章4篇，发表于1960年代初期；鲍照2篇，发表于1957、1958年；民歌1篇。逯钦立《魏晋南北朝文学论略》著述完成。这些著述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多从人民性、阶级性等角度立论，投射出1950、1960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及古代文学古为今用的学科特征。与此同时，文献蒐集整理依然在进行，郝昺衡《谢灵运年谱》[10]、叶笑雪《谢灵运诗选》[11]、黄节《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12]、钱仲联《鲍参军集注》、萧涤非《读诗三札记》、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缪钺《颜延之年谱》（再版）、清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一度中断。此时，台湾地区，尤其是国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如火如荼。其中突出者，如日本吉川幸次郎、小尾郊一[13]。与中国大陆刘宋文学研究的寥落相比，海外研究较为闹热，关注点也较为多元，如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一瞥》就关涉到刘宋文，谈及诗对文的影响：“在散文方面也把节奏整齐作为必需的东西来要求了，虽然还没有达到象诗歌的那种程度；在诸如六朝的美文的场合，这种要求甚至达到了文章中每句的字数——也即音节——定型化、句中的抑扬配合定型化的程度”[14]（p.2）。

1978年开始，刘宋文学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学术研究重获自由，学者的思想、视点及审美标准不再受到限制，刘宋文学研究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向深度、广度延展，呈现出方法多元、观念多元的特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鲍照及其乐府诗、情爱诗、辞赋等传统题目依然是研究热点。对传统上被忽略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如范晔、《世说新语》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刘宋文学研究热点，何承天、傅亮[15]、《幽明录》在200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谢庄、范云、鲍令晖在21世纪也为研究者关注。此外，家风、家学、家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如皇族、谢氏家族、范云家族、鲍照家族、傅亮家族，从文学接受、作家思想、社会时尚、作品风貌、儒释道三教相互关系，作家作品横向纵向的比较，借助西方或者其他学科方法等等角度切入的文章也成为刘宋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某些话题还引发了文学论争，比如鲍照、谢庄、山水诗及对南朝文学的评价等文章，一度在学界形成研究高潮[16]。与前一个阶段受政治气候影响发生的讨论不同，这些论争文字更多是基于学术考量，反映当时刘宋文学相关选题的热闹。在这一阶段里，相关研究专著问世，丁福林《鲍照研究》是作者1980年代的论文，通过解读鲍照的内心世界，多角度地揭示呈現鲍照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追求[17]。李雁对谢灵运及山水诗作了重点论述[18]。苏瑞隆综论鲍照诗文，涉及了西方美学理论、天文学、植物学的知识，视野开阔，颇具新意[19]。钟忧民从社会背景入手对谢灵运家世、思想，诗、赋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作为谢灵运研究的专著，被学界广为征引[20]。陈乔生以情理、才学、雅俗的独到视角切入，对刘宋诗歌予以整体审视，颇具新意[21]。吴冠文、陈文彬探究了谢灵运诗歌创制的心理历程、艺术特点及文学史地位[22]。2005年以来，涌现出关于刘宋文学相关问题的专题硕博论文有几十篇，研究对象集中于谢灵运、鲍照、颜延之、傅亮、谢惠连、谢庄、《世说新语》《三国志》、刘宋散文、刘宋拟诗研究几个方面。与理论研究互相补充的是，刘宋文学文献的蒐集整理工作进一步推进。1980年代，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增补再版[23]，顾绍柏、胡雪冈、张靖龙分别对谢灵运诗文整理校注辑佚[24]。1999年，李运富弥补了顾绍柏只注谢诗、未注谢文的缺憾[25]。2004年、2009年，丁福林《鲍照年谱》、《谢灵运鲍照集》出版[26]。除了别集之外，总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推进。1983年，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7]出版，这是先秦汉魏晋六朝诗歌总集中最为完善的文献，也是刘宋诗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2013年，韩理洲等《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付梓，计补充收录谢灵运、傅亮、宋琰等13位作家60多篇作品，堪为刘宋文学研究的又一部重要文献。[28]

一 、诗歌研究

刘宋时期是中古诗歌史上的重要阶段，不过，以刘宋诗歌为专题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仅陈桥生从情理、才学等角度切入，对刘宋诗歌进行整体研究[21]。多数研究系以刘宋诗歌的某一点、某一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如谌东飚主要论列刘宋诗歌的形式美及其对后世诗歌的沾溉[29]。其中，乐府诗、山水诗为研究热点。

（一）乐府诗

刘宋乐府诗研究主要围绕鲍照展开，这一方面缘于其乐府诗“文甚遒丽” [30]（p. 1477），“所作最多亦最工”[31]（p.260），一方面缘于诗人才华富赡，赢得后世“俊逸鲍参军”的誉美。诸家研究各逞才情，主要涉及乐府诗的思想内容、形式特征、风格评价及后世接受几个方面。王志清从文化背景、生平行迹出发，考察鲍照乐府诗的内容，从题辞意角度分析鲍照乐府诗的创作方式，并且，探究了流行新声与鲍照乐府的联系[32]。朱思信指出，鲍照七言乐府诗在形式上发展出七言歌行体[33]。魏北从结构、意象、词汇、音乐几个方面探究鲍照乐府诗形式艺术[34]。关于鲍照乐府诗的后代接受，有人宏观立论，如罗春兰对鲍照乐府的接受予以总体研究[35]；有人微观寻绎，王志清具体细致地论述沿袭鲍照乐府曲题的南朝文人及唐人对鲍照乐府的不同接受[32]（p.1）。葛晓音深入阐述了鲍照在古题乐府传承中的转关作用，指出：“鲍照集里‘代乐府题中的‘代字，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与区别，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6]关于鲍照乐府诗的风格，围绕钟嵘对鲍照诗风“险俗”的评跋展开不同的解读。胡适对钟嵘所评鲍照“险俗”予以翻案，认为“险”说明才气放逸，“俗”说明鲍照“不避白话，近于‘委巷中歌谣”[37]（p.85）。与对鲍照的极力推崇不同，胡适对以骈俪词句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及“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的颜诗不以为然，于论说臧否中流露出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者的文学观念。聂时樵认为“险俗”指“抛弃古制，竞创新体，追求语言之险奇风气”[38]（p.137）。曹道衡、沈玉成认为：“俗”既指内容上对征夫思妇下层士人的书写，又指形式上民歌清新刚健风格的浸染；“险”指“用新奇的想象和独特的语汇创造别开生面的意境”[39]（pp.78-79）。葛晓音强调“俗”字既指鲍照常用七言，也指“他将清商小乐府以声情和风致见长的特点吸收到七言和五言中”[40]（p.201）。陆侃如、冯沅君就赞誉其乐府五言诗中的“比兴体”[41]（p.313）。众家评说在关注乐府七言诗的同时，对五言佳构亦有好评，显示鲍照乐府诗的功力。

（二）山水诗

刘宋时期山水诗大量创制，谢灵运是专意刻画山水的“第一个诗人”[42]（p. 173），相关研究以谢灵运为大宗，主要探讨山水诗的思想内容、表现方式、后世接受、文学史地位等方面。林庚肯定谢灵运的开创之功，指出自谢灵运肇端，诗歌走向通过声色（即山水）表现性情（即直接的思想感情）的阶段，但对谢诗中的玄理成分与无往而不骈俪的句子，有所呵斥[42]（p.173）。林庚所云以声色表性情，可以视作对沈德潜“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的阐发与反拨。曹道衡、沈玉成也以较大篇幅论述谢灵运与山水诗：在如何看待玄言的问题上，曹、沈认为谢诗固然有玄言的成分，但其成功之作却总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在谢诗的风格评价上，曹、沈一方面肯定其鲜丽清新，一方面指出其多数作品具有新、奇、险特点；曹、沈还针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技巧有所阐发，包括声色描绘、拟人修辞与善用成句三个方面[39]（pp.48-51）。曹、沈分析得较为全面，避免了流于一偏。关于玄言的问题，葛晓音指出谢灵运观照山水方式的形成是以对东晋文人审美观自然观的承袭为基础的，因而谢诗才能体悟晋人意会而未言传的山水的新意，其诗中之玄言，是一种“新的审美意识的标志”[43]（p.38）。相对于多数研究者对谢诗中玄言的否定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葛晓音可谓别出手眼。诸家在探究谢灵运山水诗时，时常联系谢灵运的思想、经历及所处环境，亦恒涉及佛教、儒教与道教对谢诗的影响。陈桥生梳理谢灵运诗文，统计其中称疾的语句，指出患病体验对山水诗创作的影响[44]。在山水诗创作中蔡彦峰认为，谢诗与东晋山水诗的区别与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对谢灵运的沾溉密不可分，因为谢灵运对慧远美学思想有所发挥，才取得了突出成就[45]。

其他诗人的山水诗也不容忽视，王辉斌从题材内容、风格特征、语言艺术等方面分析、赞誉鲍照山水诗，认为鲍照山水诗堪与大谢小谢相媲美[46]。杨芬霞认为，鲍照山水诗气象宏阔、笔力雄健、语言趋向于遒劲凝练平易近情，其山水诗可与谢诗相鼎力[47]。研究者在论列其山水诗时，常常以谢灵运为标的，足见谢灵运在山水诗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辞赋研究

相较于诗歌之盛，研究界对宋文的关注度不够，并且关于刘宋辞赋的综论文章不多，仅见郭建勋、钟达峰对刘宋时期咏物赋、抒情赋、山水赋的流變予以考量，指出刘宋辞赋既有对传统的因袭又有题材形制的新变[48]。多数文章以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作者为选题。作家中，郭预衡认为，何承天、傅亮、谢灵运、颜延之、谢惠连、谢庄、鲍照等人是“值得论述的作家”[49]（p.456）。作品中，对鲍照《芜城赋》、咏物赋，谢灵运山水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等作品的研究较为集中。如钟其鹏从谢惠连《雪赋》谢庄《乐赋》切入，通过语言藻丽、结构巧妙、使事用典表象的阐释，论列了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50]。作家中，颜延之虽称文章大家，但对其文章的专题研究仅有李宗长，李文主要论述颜延之文与赋的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51]。少数几位研究者综论颜延之诗文，如周建忠[52]、周田青[53]。

“宋文的杰出作者是鲍照”[54]，刘宋辞赋研究主要集中在鲍照作品。其中，个案分析集中于创作时间、思想意蕴、艺术特色及现实意义等话题。对《芜城赋》的创作时间，张小夫等人指出，此赋是鲍照出仕前的作品[55]，顾农力主此赋是鲍照中年之作[56]。多数研究者采信后说。关于思想意蕴，庄筱玲认为，《芜城赋》交织着对人世无常的观照[57]。丁福林通过分析《飞蛾赋》和《尺蠖赋》这两篇赋的思想内容，认为它们表现了鲍照性格由刚到柔的转变[58]。关于艺术特色，刘文忠指出，《芜城赋》运用对比的手法，对偶句多，“讲求骈俪而不失之纤巧细弱”，艺术性高超[59]。关于现实意义，丁福林指出，《芜城赋》用意“仍然是向统治者敲警钟”[60]。孟庆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出发，结合鲍照仕宦经历，阐释此赋创作的现实意义[61]。

对鲍照辞赋作品进行整体观照的论文计十余篇。研究者从鲍照辞赋的思想内涵、审美风格、前代辞赋的沾溉、辞赋对诗歌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丁福林综论鲍照遗存十篇赋作，认为鲍照辞赋寄托人生感慨，饱含抒情意味[62]。林有斌指出包括辞赋在内的鲍照诗文作品投射出感伤情怀[63]。关于前代赋作对鲍照赋的沾概，由于立论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如曹道衡认为汉赋作用大，李向东认为，魏晋赋影响深。欧阳戎元从用韵的角度考量，认为鲍照辞赋用韵近于两汉魏晋，保留了许多上古音痕迹[64]，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曹道衡的提法。王毅细致分析文帝、孝武帝时期的政治环境，指出：“正是当时的社会悲剧使鲍照作品的风格在遒劲峻急，激扬慷慨之中逐渐增添了沉郁孤危，悲凉寒峭的气氛。”[65]关于辞赋对诗歌的影响亦是话题之一，如史晶晶即叙及诗的赋化[66]。

三、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领域，《世说新语》一直是热点，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为后世研究《世说新语》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980年代以来，相关论文就有几百篇，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对这部志人小说加以探讨。有从思想角度切入研究的，如侯忠义从肯定名士、赞扬隐士、称誉品格高尚之人等多个角度分析作品的思想性[67]。有的从文体角度展开探讨，多围绕“世说体”发端。如陈文新指出，《世说新语》是“世说体”的代表作[68]。陈川阐明其肇端的语录体特色、互见手法等“世说体”特色[69]。齐慧媛肯定其志人小说典范的地位，指出“世说体”是“笔记小说的主要流派”[70]。刘军从创作目的、写作手法、社会效果三个方面论述《世说新语》是一部史料集而非小说[71]。有的探讨《世说新语》的人物群像，如张德瑞探讨了唯美女性的产生原因和唯美女性的追求[72]。有的着眼于文化意义，如孙婷[73]。

关于《幽明录》的研究则在2000年代以后形成小热。王恒展从篇幅、情节及神怪形象等方面论述其“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74]。刘赛探究了《幽明录》的成书[75]。刘亚科梳理《幽明录》中73则鬼故事，分析其类型、特点及其反映的价值观念、社会情态及百姓境遇[76]。此外，小说《妒记》《异苑》等，学术界也有所关注。

四、作家研究

刘宋作家中，作家本人或者作品受到关注的约有60余人。就作家生平行迹研究而言，謝灵运、鲍照依然是大宗。二人相较，鲍照聚讼最多。有关鲍照的生年、家世及籍贯，一直争议颇多。其生年，就有义熙元年、义熙十年、义熙十二年、永初年间等说法。其中，钱仲联主张的义熙十年（414年）说与虞集提法接近，曹道衡和沈玉成认为：“从情理而论，论据较妥，但毕竟只是推测。”[39]（p.93）看来，关于鲍照生年问题仅评以诗证史是不够的，尚待新材料的发现，才能有所突破。其出身，张志岳认为，鲍照出身未必贫贱，曹道衡则坚持鲍照很可能是庶族。其籍贯，主要有东海、上党、上当迁东海三说。对于谢灵运，则由于近年来多部年谱的纂集汇编，对其生平行迹等的认知渐渐趋同。

对于作家思想的研究以元嘉三家为主，三家中又以鲍照、谢灵运为重。关于鲍照思想的研究大体有三种：一是儒道释思想的浸润，主要观点是鲍照思想中儒家为主兼及道家、佛家。二是鲍照的政治思想。对其政治思想的关注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对鲍照思想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多数研究能关注刘宋社会政治状况与鲍照个体的境遇，显示出务求客观的努力。三是文学思想，多数研究强调了门阀制度对鲍照文学观念的影响，王毅则深入指出孝武帝之后文化政策的变化、寒门士子地位的变化是影响鲍照等士子人生悲剧、文学创作的原因[77]。对谢灵运思想的研究，亦主要涉及儒家思想、佛家思想、政治理想等方面。沈玉成深入分析政治态度、性格特征、门第观念，以及玄言佛理对谢灵运的影响，指出：“谢灵运真正悲哀和激愤的不在于新朝代替了前朝，而在于新朝对他的迫害”，认为玄言与佛理是谢灵运“燥热的化解剂”[78]（pp.143-162），此番分析在今日看来依然可谓切中肯綮之论。关于颜延之的思想，专题论述者主要是李宗长，论述了颜延之思想中堪为主导的儒家思想，重要的玄佛思想及其文艺观念[79]。

五、比较研究

刘宋文学比较研究的选题也比较丰富。刘宋内部，主要在谢、鲍、颜之间展开。其中，谢灵运、鲍照二家山水诗的比较研究较热，研究者主要从内容、意旨、风格、语言形式等方面对照。此外，谢灵运与颜延之诗歌的比较，元嘉三家在当时的地位升降、历史评价也是关注点。刘宋与非刘宋作家之间，鲍照、左思的社会阶层、文学成就、个性特征及生活环境的对照研究是热点[80]。此外，还有鲍照与曹植诗进行比较，鲍照和江淹赋进行比较，谢灵运与杜甫、柳宗元山水诗的比较等等。

综观20世纪迄今百余年刘宋文学研究，存在不足及研究空间如下：

1研究不均衡。在刘宋文学研究领域，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其中，刘宋文作家278人、作品1 347篇；刘宋诗作家58人，作品566首；刘宋小说现存8部。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着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2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研究。迄今，虽有专题研究，但还有深入及拓展空间，此外，把刘宋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观照其时代总体风貌和个体审美趣尚，探究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紧密关联与互动影响，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是有益的补充，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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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