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经济学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黄婉韬

摘 要：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总需求经济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保护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要素市场自由流动等方式来应对需求管理模式下存留的不良后果。梳理西方供给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与我国目前的供给侧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对比，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探析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和路径。

关键词：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015-03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此后的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一词，在强调“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是，一谈到供给侧改革，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二者虽在名称上十分相似，但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在我国经济发展现况背景下对其发展并利用。

基于此，本文内容的结构如下：首先，介绍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应用；然后，简要分析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差异；最后，联系中国目前的经济“新常态”，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一）起源——萨伊定律

供给经济学思想发轫于西方，其鼻祖被认为是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在其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他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某种效用，同时赋予了效用以价值。然而，只有当某人获得了购买这种价值的‘手段，才会出价购买该价值，其中‘手段是指同样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时，由于他担心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会急于将手中的货物出售，同时基于对货币价值易于流失的担忧，他也同样倾向于将手中的货币尽快花光。”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生产事实上为产品创造了需求，产品在其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同的产品开辟了道路，由此，可以将萨伊定律的理念总结为“供给创造需求”。

（二）发展——20世纪70年代滞胀背景下的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有了迅猛发展，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此之前的50年间，由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政策的运用，有效缓解了1929—1933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而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相对于供给经济学对供给的重视，凯恩斯经济学则侧重与对需求的刺激，提出要依靠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来驱动经济的发展。然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过度人为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导致了负面效果的大量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滞胀”。此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而与此同时，供给经济学开始快速发展，供给学派诞生。这一时期，供给学派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包括4点：一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二是增加供给的主要方法是经济激励和投资；三是增加激励的主要手段是减税；四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活动。

（三）运用——供给经济学在实践中的运用

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和相关政策的运用在解决西方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实践运用是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1981年里根上台时，美国正面临着13.5%的通胀率和-0.3%的经济增长率，里根由此提出了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4点：一是削减财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二是大规模减税，给予企业以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四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率。上述政策的实施帮助美国摆脱了危机，美国迎来了连续65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策的实质并非加强政府作用、弱化市场力量，而是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与美国类似，英国在1981年前后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滞胀”问题。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以国企私有化改革、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削减福利开支为中心的政策手段，并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国际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不够活跃、强劲的复苏态势近期难以预见的国际背景之下，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较为突出的国内背景之下，我国提出了异于总需求管理，对影响供给的要素进行改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放开对要素市场的限制，推动产业的转换和升级，以提高生产率。

虽然西方供给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和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存在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将西方供给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生搬硬套。其具体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理论方面。其供给经济学的鼻祖萨伊所主张的是“供给是需求的源泉”以及“国家不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而我国所采取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对需求侧管理的完全替代，更非放弃国家干预、完全由市场操控，而是有所促进、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次是实践的层面。如上文所述，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是基于当时国内所出现的严重“滞胀”问题而提出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严重“滞胀”问题，因此，一味套用欧美等国过去所采取供给学派的政策是不合适的。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是，随着“人口红利”时代成为过去、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降低，2015年GDP增长率首次破7，中国经济进正在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非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全方位的对经济进行优化升级。

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GDP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众多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可以被称为“经济大国”，但却未达到“经济强国”的水平。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升，而非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而这与供给侧改革的趋势特征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粗放式专向集约式；产业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创新驱动；市场逐渐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二）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那么，又该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达成上述目标呢？答案之一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

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主要的逻辑与路径又是怎么样的？

与上文所述的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以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从需求端拉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同，供给侧改革更看重从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这四个方面的推动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正是对应着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面对的重要阻碍。

首先是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数量庞大，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然而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 390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4.3%，比2011年末提高了0.59百分点。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开始削弱，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成本提高、劳动力人口减少。在这样背景下，优化劳动力配置也就成了改革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主要是从3方面进行，即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房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其次是要素资源方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使得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愈加明显。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的资源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面对要素制约，企业需要降低包括原材料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而这又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创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制度改革。

此外，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需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这几个阶段。创新驱动相较于前两者，是更为高级的发展阶段。在谈如何创新的之前，首先要认识创新。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创新并非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到目前，我们国家企业创新所遇到的几大瓶颈，即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促进创新，首先，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需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解决创新的风险过大问题；再次，需要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以解决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金融体系，以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

最后，是政府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1937年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他指出，交易成本是指在一笔交易中所要花费的时成本和货币成本。而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交易成本中重要的一块，如包括审批环节过多产生的交易成本、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交易成本、中介机构利用行政力量带给企业的交易成本等等。如何削减这部分交易成本，也是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包括取消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疑会给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 财政研究，2013，（1）.

[2]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辜胜阻.创新性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1）.

[5] 邵宇.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新金融，2015，（12）.

[6]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1）.

[7] 杨伟民.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16，（1）.

[8]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Abstract：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began to enter the "new normal"， the total demand of economic policy malpractice appears day by day. Supply side reforms aimed at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ange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promoting factor market free flow and other ways to deal with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demand management rema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combing the western economics of supply， and our current supply side reforms in the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ere compared， to new economic norm in our country as the background， analysis of supply side reforms of logic and path.

Key words：supply economics； supply side reform； new 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