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韩国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的“历史根源”

2016-06-06 08:15朱叶子李柏令
现代语文 2016年4期
关键词:偏误分析

朱叶子 李柏令

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最近20年间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的专题研究文献,分析了一些研究中不适当地从《训民正音》和汉语古音中为偏误原因寻找“历史根源”的现象。本文认为,相关研究所做的“历史根源”分析,不仅不符合事实和逻辑,而且也没有必要。

关键词:语音偏误 韩国汉语学习者 偏误分析

一、引言

近20年来,国内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的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1996年,王秀珍发表《韩国人学汉语的语音难点和偏误分析》一文,开启了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在沉寂了9年之后,自余诗隽发表《韩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现状分析》(2006年)一文以来,相关论文便呈不断增加趋势。我们通过检索1996~2015年这20年间的相关文献,共获得专题论文24篇,除了王秀珍(1996)的一篇以外,其余23篇均发表于后10年,平均每年2.3篇。在这10年中,2009年和2013年曾先后出现2次小高峰,分别为4篇,2014年猛增到7篇,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韩国学习者汉语习得研究的一个热点。

不过,在这个繁荣的景象背后,我们也发现始终存在着一个研究误区,即不少研究热衷于为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寻找“历史根源”,即不适当地把一些偏误的原因与《训民正音》以及古汉语相联系,试图在其间建立因果关系,并得出牵强附会的推论。这些推论不仅谬种流传,而且其所体现的研究方法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偏离了偏误分析的根本目的,而且也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文就现有文献中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唇齿音和舌面音声母偏误所做的历史原因分析做了全面梳理,并进行了再分析,希望能够正本清源,以促使相关研究回到正轨。

二、关于唇齿音声母习得偏误的“历史根源”问题

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唇齿音习得偏误,一般表现为把唇齿音[f]误发成双唇音[p]、[p‘]。从母语负迁移的角度来解释,其原因在于韩语中没有唇齿音[f]。

王秀珍(1996)在描述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唇齿音习得偏误时,曾提及《训民正音》和“古无轻唇音”:“韩国人学汉语声母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是[f]的发音。在1444~1446年韩国李朝世宗大王创制的《训民正音》中就没有唇齿音(轻唇音)[f],而只有双唇音[p]、[p‘]、[b]。现代韩语仍然保持了‘古无轻唇音的传统……”。这说明,韩语自古以来就没有唇齿音,而《训民正音》可作为一个证据。

然而,到了余诗隽(2006,2007),则直接将《训民正音》的颁布和汉语的“古无轻唇音”现象归结为现代韩语中没有唇齿音的原因和“历史根源”了:“通过研究韩国语音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原因在于1444~1446年韩国李朝世宗大王创制的《训民正音》中没有唇齿音[f],只有双唇音[p]、[p‘]、[p‘]、[b]。回溯这种错误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和汉语古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清代学者钱大昕曾用一百多个例字证明‘古无轻唇音……。而历史指出,韩国自古使用汉字。后又取汉字的音训标记自己的语言,直到现在,韩语仍然保持了‘古无轻唇音的传统,这就难怪韩国人总是f[f]、b[p]、p[p‘]不分了”。

按余诗隽的说法,韩语中没有唇齿音,是由于《训民正音》中没有唇齿音;而《训民正音》中没有唇齿音,则是由于汉语“古无轻唇音”。这一说法提出之后,一直有人沿袭。例如,“《训民正音》是韩国的语音规范,是1444~1446年间由韩国李朝世宗大王创制的。但没有[f]这个音,所以,初学汉语的韩国人常用p[p‘]来代替声母f[f]”(林基杰,2010),“造成这种偏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韩国语的《训民正音》语音系统中并没有唇齿音f[f]……”(赵林林,2014),等等。然而,这一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训民正音》是指李氏朝鲜世宗李祹主持创制的韩国(朝鲜)本民族文字,即韩文(朝鲜文)。在《训民正音》的御制序文中,李祹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初衷:“(我)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韩国国立国语院,2008)由此可知,《训民正音》是为了克服汉字与韩语(朝鲜语)在语音上“不相流通”的弊病而创制的,它只可能是客观地描写当时的韩语(朝鲜语)语音系统,使之“相流通”,做到言文一致,而不可能人为地去改变它。这也符合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原则。那么,《训民正音》中没有唇齿音,只是反映了当时语音系统中没有唇齿音的现实,不是特意取消了唇齿音。而相关研究将现代韩语中没有唇齿音归因于《训民正音》中没有唇齿音,就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了。

其次,“古无轻唇音”是汉语传统古音学中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上古汉语中唇齿音尚未从双唇音中分化出来的现象,相对于中古以后的“今有轻唇音”。王力(2004)认为,“(汉语)唇音分化的时期不能晚于第12世纪,唇齿音的产生还远在第9世纪”。因此,“古无轻唇音”本来就与韩语(朝鲜语)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古韩语(朝鲜语)的情况如何,由于文献不足征,目前对其15世纪以前的语音概貌并不十分清楚(李翊燮,2010),因而也就谈不上韩语是否也是“古无轻唇音”。当然,在尚无法证明早期韩语(朝鲜语)有过唇齿音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说韩语可能自古以来就始终没有产生过唇齿音,那么仅就汉语和韩语在9世纪以前的这一相似性而言,我们也不妨借用汉语的这一术语,说韩语也是“古无轻唇音”。

然而,术语的借用,并不意味着古汉语和古韩语之间真有什么渊源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既可能是反映了语言的普遍性或巧合,也可能是由于同一种始源语的分化,或者语言接触中的相互影响。而余诗隽认为,“这种错误的源头……和汉语古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显然是取了第二种解释,其根据则是“韩国自古使用汉字”。这样的解释,也被不少后来者(冯微,2013;赵婷,2013;宋玥凝,2014)照搬不误。

我们认为,这种“联系”说也是很成问题的。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若想探讨韩语和汉语古音之间因汉字的使用而建立起来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必须确认一个前提,即在朝鲜半岛使用汉字之前,韩语是有过唇齿音的,之后消失了,然后才有可能在汉字的使用和唇齿音的消失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韩语中可能从来没有过唇齿音,那么这种因果“联系”自然不能成立。从而,汉、韩双方共同的“古无轻唇音”,只能用语言的普遍性或巧合来解释。其实,同样具有相似性的,还有自古以来汉、韩双方都有双唇音,难道也能从中找出什么因果“联系”或“历史根源”吗?

诚然,韩国在使用汉字时,确实曾“取汉字的音训标记自己的语言”,其方法大致可分为音借法和训借法两种。其中涉及到语音的是音借法,即“完全不考虑其在汉字这一表意文字中的意思,只是借其音作为一种表音文字来使用”(李翊燮,2010)。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借其音”,是指韩语在语音层面而非语义层面借用了汉字,并不是指把汉字原有的发音原封不动地借到韩语中去。说到表音文字,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采用拉丁字母为本国语言创制文字,其方法就是“借其音”。然而,同样的字母在不同语言中所标记的音值并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的不同。同样道理,韩语中的“音借”汉字怎么发音,最终还是要受到韩语语音系统的制约;同一个汉字在汉语中的发音和在韩语中的发音只是近似,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也就谈不上汉语的汉字音和韩语的汉字音之间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然,不可否认,“朝鲜汉字音保存了一些汉语音韵上比较古老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为早。考虑到朝鲜在公元前后高句丽、新罗、白济三国建立初期已借用汉字作为国家公用文字,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朝鲜汉字音里保存的那些古老特点乃是汉语上古音的遗存”(李得春,1985)。这种“遗存”仅仅是指韩语的汉字音中保存了汉语古音的某些“特点”,它的价值在于可作为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活化石”,便于还原汉语古音的原貌,却不能简单理解为是韩语受到了汉语古音的影响。例如,韩语的汉字音中保存了汉语“古无轻唇音”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韩语的“古无轻唇音”是汉语的“古无轻唇音”所导致的。

总之,自余诗隽(2006,2007)开启了这一认识误区之后的10年来,不但未见有人指出其谬误,反而追随者众。不仅如此,还有人进一步加以发挥,信口开河地做出一些缺乏语言学基本常识的表述,如:“汉语一直采用古汉字,后由世宗大王于1443年(世宗25年)12月创建了《训民正音》,宣告韩国拥有自己的语言,但是韩语是由汉语和英语综合创建而成的,因此很多音都与汉语的古音发音相同,因此,韩语中没有唇齿音……”。(宋玥凝,2014)

不仅如此,这种从古汉语中为韩国学习者的语音偏误寻找“历史根源”的分析方法,还进一步从唇齿音偏误应用到其他语音偏误上。

三、关于舌面前音声母习得偏误的“历史根源”问题

韩国学习者的汉语舌面前音声母偏误,是指难以把握j[t?]、q[t?‘]、x[?]这一组舌面前音,因而以近似音代替。从母语负迁移角度来解释,也可归因于韩语中没有舌面前音。

上文提到的林基杰(2010)不仅将韩语没有唇齿音的现象解释为《训民正音》的“规范”所致,而且还首先从古汉语中“找到”了韩语没有舌面前音的“原因”:“韩国人对普通话的舌面音j[t?]、q[t?‘]、x[?]总是把握不好,正如前面提到的,韩语的很多发音都是从中国古汉语引进的,而中国的古汉语中恰恰没有这几个舌面音,因此韩音里也就没有与之相对的音”。

林基杰已经把前人的“联系”说进一步扩展为“引进”说了。如果说,“联系”说还只是试图解释某些音在韩语中“为什么没有”,那么这个“引进”说似乎还可以解释某些音在韩语中“为什么有”了,因为“韩语的很多发音都是从中国古汉语引进的”。在林基杰看来,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似乎成了韩语语音系统的一个模板,即古汉语有什么,韩语就引进什么;古汉语没有什么,韩语也就没有引进什么。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某些后来者的沿袭。例如,“汉语最早在汉代传入韩国(高丽),那时汉语中的j、q、x是没有的,后期才产生了这三个音,所以韩国人常把j用?[ts]和?[ts‘]代替,q用?[s‘]代替,x用?[s]和?[s‘]代替”(胡园园,2011),“j、q、x”在最开始的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是从宋代开始才从“z、c、s”和“g、k、h”中衍生出来的三个舌面前音,没有流入到韩国语中,所以韩语中并没有这些舌面音”(冯越鹏,2014),“在中古以前即15世纪,汉语还没有这一组音。韩语是在1443年创建的,在韩语创建的时候还没有现在汉语中的舌面音j、q、x……”(宋玥凝,2014)。

这种“引进”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古汉语和古韩语之间的相似性,若没有证据表明是由于语言的接触所导致,就只能解释为语言的普遍性或者巧合,也就不存在谁“引进”谁的问题。

当然,历史上韩语确实从古汉语中“引进”过某种东西,那就是词汇,即大量来自汉语的外来语。但引进外来语并不意味着同时引进了外来音。我们知道,语言系统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外来语的引进主要发生在词汇层面,它只是通过借用源语言的词义部分而丰富了受益语言的词汇系统,一般不会影响到受益语言自身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从而导致这两个系统发生重大调整。外来语的引进主要有意译和音译两种方法,但即使是音译的外来语也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其发音规则仍然会受到受益语言固有的语音规则所制约。例如汉语的音译词“休克”(xiūkè),来自英语的“shock”[??k],其中的[?]为汉语所没有,所以就以汉语中相近的[?]来替代,并没有为此而“引进”一个新的音素或音位,更没有引起汉语语音系统的改造;而汉、英双方所共有的[k],自然也不能解释为是汉语从英语“引进”的。同样道理,历史上韩语对汉语词汇的吸收,也是仅仅发生在词汇层面,而其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则始终是独立发展的,并没有跟着汉语的发展而亦步亦趋,也就不存在语音上的“引进”问题。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上文讨论的唇齿音问题。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分析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流风”,即在分析偏误原因时,热衷于从《训民正音》和古汉语中寻找偏误发生的“历史根源”,大谈汉语古音与韩语的所谓的“联系”或者韩语对汉语古音的“引进”,却又往往是既不讲事实根据,也不遵循基本的推理逻辑,仅凭想当然就妄下断言。更有甚者,还不时做出一些有违语言学常识的表述。

其实,偏误分析的根本目的在于了解二语学习者头脑中的中介语状况,并通过分析影响中介语发展的诸多因素而发现二语习得的规律,本来并不需要为偏误的发生去寻找什么“历史根源”。换言之,韩国学习者发不好汉语的某些音,是某些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结果。从对比分析和语言迁移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在语音系统上的差异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这些音在韩语中为什么没有,则是韩语(朝鲜语)语音学和语音史研究的问题,与偏误分析研究并无关系。因此,一些研究中所做的“历史根源”分析,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偏误分析的目标,并不具有必要性,何况这些分析本身也是漏洞百出。

参考文献:

[1]冯微.韩国中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语音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韩国国立国语院.韩梅译.训民正音[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2008.

[3]冯越鹏.汉韩语音对比及韩国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的偏误分析

[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4]胡园园.韩国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语音偏误分析及相关对外汉语教

学策略[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李得春.汉语上古音在16世纪朝鲜汉字音中的遗存[J].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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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李翊燮.韩国语语言学通论[M].北京:外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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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玥凝.韩国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分析及应对策略[D].

沈阳: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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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余诗隽.韩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现状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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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余诗隽.韩国人学习汉语语语音的偏误分析及其对策[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3]赵林林.韩国成人汉语语音学习的问题研究[D].沈阳:沈阳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4]赵婷.韩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3.

(朱叶子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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