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闻采访二三事

文/杜明

我的新闻采访二三事

文/杜明

我1986年开始写新闻，多以“豆腐块”见诸报端。1988年11月23日，当把侦破通讯《群盗落网记》端上拥有200多万订户的《中国青年报》时，我失眠了。

一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前要报时，这个标准时间的产生在我们陕西，于是我决定采访陕西天文台，采访前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授时台在蒲城县。1994年5月10日，我坐车到蒲城去天文台二部采访，该台工程师皇埔强接待并陪同采访。采访结束后，蒲城县审计局许局长陪同我们参观规模宏大的桥陵。在桥陵，出人意料地遇见当年陕西天文台二部筹建处负责人李寅张，我急忙跑过去拜访了80多岁的李老，并有许多采访收获。当晚我和王科长住粮油招待所，整理采访资料。稿子拟好后，再次到蒲城核稿。

1994年6月16日，《北京时间在陕西》的专稿在《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四版刊登。此稿是独家详细介绍“北京时间”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中国土地报》《沿海经济信息报》等多家报纸相继转载。

二

1994年9月初，从咸阳电视新闻上获悉：永寿县40名高一学生未报到。新闻的敏感性使我觉得“有文章”，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使我突然萌发了“拯救”这些未报到学生的念头。10月5日，我搭乘班车到永寿中学，先采访了校长高祥玺，中午饭后找主管教育的王琦副县长了解情况，当天下午，坐着朋友一辆去西安的车打道回府。10月17日，天下着雨，我坐上去彬县的顺车到永寿去核稿。按理说，我的稿子是不经任何人审查就可发送的，可是因采访过王副县长，为了不给他“惹麻烦”才专程来永寿核稿。王琦看了稿子后还签了字，然后我在县政府办找王文荣主任给北京传真发稿，孰料中青报社收到的传真稿却不清晰。当天因大雨未能回家，晚上住招待所，重新抄写。18日，传真发到中青报社社会周刊后，才坐班车回家。

1994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头版头条以“孩子无奈，家长无奈，老师无奈，永寿县学生娃咋就不愿上高中”为题，赫然醒目刊登了我采写的稿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备受关注。全国各地来信、来函、来电、捐款纷纷飞进永寿中学。12月3日，社会周刊编辑刘爽快件来函称：刚被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企业家的广东一位老板愿给学生提供费用，准备来永寿捐赠，要我同永寿县有关领导协调，中青报还将派记者跟踪报道。对这一预期的好事，尽管本人多方努力，但因永寿县官方态度不明朗和领导“面子不光彩”而流产，使我终生遗憾。

三

1995年春节前夕，杨陵区几年前冒名上学的怪事败露。1月21日是星期六，离春节只有10天。下午，我冒着严寒同咸阳电视台记者王遂社到杨陵区五泉乡朱家村，几经周折，才寻找到了当年被冒名的“落榜”青年李伟龙。了解完情况后已经10点多了，匆匆忙忙投宿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培训中心招待所。当晚，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不敢怠慢”，我躺在床上写稿，拟完稿已过凌晨两点。次日一大早坐上班车返回咸阳。24日，又和王记者到市公安局查看关于李伟龙的登记表鉴定书。25日，给《中国青年报》法制军事特刊主编汪发楷传真发稿时，先后去了市委、农行、建委等4个单位均未发成，只好去电讯公司发，可中途北京接收的那端没有纸了，等加好纸后，才发稿成功，真是好事多磨！

1995年1月28日，一篇幽默风趣的《“李逵”战“李鬼”》记录稿被编辑刘存学、崔丽搬上《中国青年报》的法制军事头版头条。为了善始善终，给读者有个交代，给李伟龙有个说法，5个月后的6月27日，顶着38度高温，我再次同王记者坐班车到武功县矿山工程公司，关于假李伟龙处理一事和李伟龙的安排一事，采访了人事科科长曹阳。7月1日，《“李逵”胜“李鬼”》又站在法制军事头版显赫位置。这组报道在全国反响强烈，获该报“天创杯”法制好新闻征文二等奖和陕西省1995年度纪检监察新闻奖。

20多年来，我共撰写消息、通讯、言论、特写、新闻分析、调查报告、情况反映（内参）等各类稿件近2000篇，其中300多篇被中央级媒体采用，先后有20多篇稿件分别在中央、省、市新闻单位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