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附

王兴云 陈松

[摘要]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探寻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著作也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在诸多著作中，《白鹿原》在探寻传统儒家文化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整体文学环境来探究《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就会得出小说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反思。本文主要从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讨他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核，进而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性及其痼疾进行探究。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白鹿原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98-02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逐渐走向低谷时，作家们纷纷将目光转向历史，渴求在失去的历史中寻找写作资源。由此，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分支。一类创作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1]。作家们把历史不再当作人们心目中原有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当作自己的个人意念，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当作自己写作历史的依据，无所顾忌地改写原有的历史，充分发挥作者自己的想象力来对历史故事进行虚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标志或者符号，也就成了一个借口——对历史进行虚构的借口，它的真实性也因此受到质疑。这类历史小说在文学界被称为“新历史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属于此类。另一类是“新瓶装旧酒”[2]。在这些作品中一般能寻找到历史的某些蛛丝马迹，故被称为历史小说。文学评论家吴秀明是这样解释的，即“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创作而成的这类作品，也就是就当今文学界多数人认同了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言，它们是有一定的内涵的；并不将目前盛行的只有虚的历史背景而无实的内容的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包括进来”[3]。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引用了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在其品格方面就有了“民族灵魂的秘史”的高度，这种品格一般称之为史诗性。而“秘史”的记录，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始终都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中进行的。这样一来，有关《白鹿原》“民族灵魂的秘史”的说法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还原和记录。

《白鹿原》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新时期文学上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兴盛的年代，这种思潮又是把改写历史作为其追求的。但在当时诸多作品中，《白鹿原》之所以被认为是“民族灵魂的秘史”，首先在于它真正达到了把儒家文化里“人本”思想真实的放在的百姓的生活里。这使得历史上的事变和思潮就变得具体化，感性化。小说把关中大地上的“仁义白鹿村”作为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地点，以白姓，鹿姓一族两条支脉的主要人物为故事的主人公，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诸如清末的革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军阀之间的混战，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饥荒，瘟疫，土匪横行等天灾人祸都投放到关中大地上，写以白嘉轩为首的白鹿村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困苦挣扎、努力、人之本性和道德冲突、传统文化和现实思想的对峙和交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让白鹿原上飘扬的旗帜几经变换，它见证了“乌鸦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在变动的历史中解构人物事件，就很容易在变化中突出人物事件背后的文化意蕴。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一生的精神支撑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相对于白嘉轩，鹿子霖的精神追求是没有根基的，他就像水中的浮萍在乱世飘摇，水面移动他的阵地就跟着摆动。

同时，小说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化及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生命意识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4]，从而“保持了历史的混沌性和丰富性，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性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为一部浓缩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5]。有人就提出，《白鹿原》最可贵的艺术品质就在于它“保持了历史过程的某种混沌状态”[6]。小说中的白家和鹿家都是从老一辈写起。小说从白秉德老汉写到解放后年迈驼背的白嘉轩坐在村子里晒太阳时接到“烈士”家属的称呼，从鹿子霖的父亲写到鹿家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和鹿子霖最后的死去。在两支家族的不同发展中，各个家族里的人物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勤劳善良的黑娃在经历一系列身份转换后，洗心革面，跪在朱先生面前要学习四书五经，但就是在他皈依正途后，遭到白孝文的陷害而被杀；活泼可爱的白灵，为革命背叛了家庭，却在最后惨死于自己人所发起的肃反运动中；主人公白嘉轩的命运倒是没怎么让人扼腕叹息，但在他领导下的白鹿村，也在发生着他无能为力的改变。众所周知，在民族历史的几千年里，也包括“白鹿原”经历的半个世纪的动乱发展，在广大农村，普遍采用的是封建宗法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其他记录历代王朝历史不一样，《白鹿原》是把历史形而下至一个家族若干个人的人生起伏，这样就把虚无的历史具体化，人物所受的教育也在叙述中得到展现。儒家文化的幽灵漂浮在中国人民思想意识领域中几千年，无论在以后何时何地，传统儒家文化都会是国人归附的根。

“民族灵魂的秘史”在无声地诉说着传统儒家文化在近代各种国外思想和国内改良思想蜂拥而至的历史中，但始终都像朱先生一样宁静淡薄，以不息的精神注视着年轻孩子的成长，因为这是来自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信。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信，才让诸多迷茫的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皈依传统儒家文化。无疑，黑娃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黑娃在小说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他出身卑微，在少年时期就愿意放弃学业从事体力劳动，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黑娃叛逆的性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作为白家长工鹿三的大儿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家庭的贫困与卑微在他潜意识中印上自卑的标记。这集中表现在他第一次接触冰糖后的态度上。在一次上学的路上，鹿兆鹏送给了黑娃一块冰糖。可尝过冰糖的无可比拟的甜味后，黑娃竟然哭了，这种甜甜的味道激起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冲动。他发誓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他狗日的一口袋冰糖”，这是不公命运下的他对这种命运的反抗。因为不愿看到主家“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板”，他辞别亲人远走他乡，以做长工谋生。不想竟与东家的小妾田小娥发生关系并将其带回白鹿村，白嘉轩没有让田小娥进祠堂激起了黑娃的恨，然后在鹿兆鹏的带领下办农会，进祠堂砸神像，毁掉写着乡约的石碑，打土豪斗乡绅，在原本宁静的白鹿原上掀起了“风搅雪”运动。在运动失败后又随“大拇指”占山当起了土匪，随后带人进白鹿村并亲自打断白嘉轩的腰。这完全是一种反叛，在远离家乡和争取斗争后，他进行的残忍的反叛。在反叛层面上，黑娃和白孝文都曾对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反叛过。然而，细分这两种反叛又是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的两种反叛。黑娃在童年时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物质生活上极度贫困，相应的在精神生活也不富裕，这都使他做人做事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黑娃的那些让人费解的行为往往并非是对某一事物反叛，只是他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对这些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和黑娃不同，白孝文是在内心长期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放荡的反叛。黑娃心目中在第一次吃冰糖后激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时，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他采取包括各种极端的方式在内的方式和现实进行斗争，然而，黑娃的思想中自始至终的缺乏一种价值观指引。所以，在他经历了几家思想的斗争和多年的漂泊后，他在纷乱的思想中的必然归宿是传统儒家文化下的精神世界。由此，黑娃的反叛及其回归无疑蕴含着一个诸多作家都在探讨的文化隐喻。

在小说中，作者对黑娃的皈依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当土匪时，在大当家“大拇指”死后，黑娃产生了一种无所去从的精神危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积累的斗争中，黑娃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像土匪一样过一辈子，于是就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融入正常社会寻找归属感。儒家文化提倡的许多美德在穷小子黑娃身上都能找到。首先是他能吃苦，够哥们义气，同时也勇敢有魄力，使得他稳坐土匪第二把交椅；在接受招安成为县保安团炮营营长后，可以说真正达到了义的高度，不顾党派纷争几次帮助共产党的鹿兆鹏等人；他念旧情并且在爱情上也很专一，对田小娥也是真心的。由此可以看出，“仁义白鹿村”的传统儒家文化在黑娃的成长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黑娃在后来的婚姻中，选择妻子不是注重长相而是注重姑娘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理”就成了他择偶的标准。这也进一步表明在黑娃内心认同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最终，他甘心拜在朱先生门下，成为朱先生最后一个弟子，也是最好的一个弟子。他跪在朱先生面前说：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就这样，原本是江洋大盗的黑娃一夜之间来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了谦谦君子，成为了朱先生诸多学生中最好的一个。在离乡若干年后当他身居营长之职后回乡祭拜祖先，他见到曾经被他打折了腰的白嘉轩时说第一句话就说“黑娃知罪了”；进祠堂后看到自己当年亲手砸坏的石碑又被破破烂烂的修复时，满心的愧疚；随后，他又携新婚妻子一块给村中长辈问安。最重要的是黑娃没有再问起田小娥，再没去田小娥生活的窑洞。这表明了一个信号：黑娃进行了彻底的忏悔并有决心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最终为族人所接纳的黑娃，由先前生活在底层到生活在白鹿原的上层社会，最终完成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附。

从黑娃的早起叛逆至后期的回归，作者对待儒家文化既有关于压抑人性的批判，同情黑娃的反叛；又有对儒家文化眷恋，即后来的叛逆者回归到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上来。但变成“好人”的黑娃并没有得到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皈依。他的皈依之路的结局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的讽刺。黑娃拜朱先生为师后，学好了，在道德上力求做一个正直的人，但其结局确是被白孝文这样的革命投机者所陷害，最后惨死在做“好人”的路上，做了和白灵一样的无辜和冤枉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结局，外加上朱先生的结局更接近一首文化的挽歌。这样的悲剧性故事，实际上也是现代儒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没有物质依附的情况下，徒有精神在的儒学只会是一个幽灵。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希望借助传统儒家文化的某些价值来回应在战乱纷争的历史中的各种不幸和各种灾祸。在白鹿原，随着现代意识和思想的渐进式的渗入，越来越多的事情偏离了传统发展的轨道，历史由此变得喧哗不堪，这也使得白鹿原不再宁静。无论是黑娃，鹿兆鹏，白孝文，白灵还是鹿兆海，他们无论从白鹿原走出去多远，精神上离开白鹿书院有多远，都会在最后回到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上：黑娃带着妻子回到他曾经砸坏的祠堂去祭祖；鹿兆海的灵柩依然是埋葬在生他养他的白鹿原；白孝文再怎么混账最后也是认祖归宗。白嘉轩曾说过这里的娃再怎么闹腾，最终都得回到这个祠堂。总之，白鹿村的子弟们对白鹿原的回归，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

【参考文献】

[1][2]朱栋霖，朱晓进，龙全明等人.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3]吴秀明.当代小说中的明清叙事[J].文学评论，2002（04）.

[4]李星.《白鹿原》：民族灵魂的秘史[J].理论与创作，1993（04）.

[5]徐爱华.一部小说的产生——《白鹿原经典化历程》[D].苏州大学，2009.

[6]易瑛.巫术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D].湖南师范大学，2010.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