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战略实施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吴先满等

江苏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叠加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江苏开放发展，要在各大战略中定好位、把好向，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深入探讨这一重大课题，《群众》杂志社联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推出本组笔谈。

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发挥优势提升对内开放水平

吴先满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愿景有两个层次：浅层次的长江经济带是使得长江流域的11个省市之间形成共同市场，而深层次的长江经济带则是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使得东部亚洲成为中国经济对外辐射的战略纵深。浅层愿景专注于对内开放的深度与广度，而深层愿景则强调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即经由长江经济带而联接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以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长江流域行政性“割据经济”必须让位于对内开放经济。江苏要发挥在长江经济带中的重要地理区位与先行经济优势，采取最优行动提升江苏的开放发展水平。

首先，承认并借助上海的应然“龙头”地位。上海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这是由其区位优势决定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赋予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系统中的中心性。因此，江苏的最优策略是承认上海的“龙头”地位，从而充分利用上海所能提供的全域范围的基础设施，并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在低于上海中心性的层次上提供优势公共服务，这样，江苏的发展空间会更为广阔。

其次，为长江中上游省市提供方便，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形成，使得中上游有些省市（如湖北、重庆、四川）成为江苏经济的竞争对手。但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也为江苏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最佳机会。以整个长江流域为腹地，江苏的传统产业通过转移与重新合理布局实现改造与升级，才有充足的环境承载量以专注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因而，江苏要借助更为广阔的长江经济带，实现彻底转身。

再次，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共同市场提供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高效专业服务。江苏具有人才优势与对外经济经验，在提供共同市场建设所需公共服务中，能够形成专业化优势。例如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之后，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需要公正而迅速解决，江苏的司法系统应在这方面形成效率与诚信优势，这将使江苏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所需的服务型基础设施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又如江苏经济的外向度高而且高校林立，可集合政府资深的外事官员、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以及企业高管而成立高效的咨询公司或者智库机构，为咨询机构发展提供初始与后续的人才条件。

最后，探索环黄海-东海自由贸易区的可能与可行制度。环黄海-东海的日本、韩国（甚至朝鲜）与台湾，同江苏（以及山东、上海、浙江和福建）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与传统习俗，具有成立自由贸易区甚或共同市场的良好先决条件。如果环黄海-东海经济圈得以形成，那么长江经济带将获得更为广远的战略纵深，届时江苏也将走上海洋经济的大道，而江苏的连云港、盐城与南通长久以来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强烈意愿。况且，环黄海-东海自由贸易区是长江经济带建设深层愿景的应有之义。

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张远鹏

2015年江苏人均GDP已经超过14000美元，按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大发展时期。中国在国际间的比较优势已经从劳动转向资本，而江苏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资源和生产要素上有着很大的互补性。作为沿海发达省份，江苏应该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

发挥江苏工业大省优势，推动优势企业产业和优质富余产能“走出去”。江苏工业总产值多年来全国第一，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突出。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加快培育一批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应当是江苏的中期目标。一方面，把已经没有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任务，推动和沿线国家在冶金、水泥、玻璃、光伏、造船等产业的合作，既能化解部分富余产能，又帮助“一带一路”国家逐步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支持一部分企业利用股权投资、收购、兼并、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走出去”，通过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更有效地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能力，获取技术、品牌、渠道等战略资产，提升供给的质量与档次。此外，可以发挥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战略地位，创新企业国际化模式。如，跨国企业的总部设在本省，利用“一带”上的生产原料，用于“一路”的公司、基地等，或者把“一路”的能源、资源和“一带”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结合起来，开发第三方市场。

发挥江苏开发区建设强省优势，做大做强现有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积极增加省级产业合作集聚区的布点。一方面要做大做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和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另一方面要针对目前只有一个省级境外产业合作集聚区（即印尼双马农工贸经济合作区）的现状，高度重视处于意向和起步阶段的园区储备项目。谋划布局一批境外园区并予以重点扶持，如德龙镍业联合中国一重在印尼投资50亿美元建设的镍铁合金工业园，磊达股份将在中亚地区建设的水泥生产基地等。加快推进常州金昇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在建项目。大力支持苏州东方恒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5个企业协议项目。力争到2020年在沿线国家建3-4个省级境外产业合作集聚区。

发挥江苏建筑业大省优势，扩大海外工程承包业务。江苏已连续多年保持建筑业产值全国第一，也是全国海外工程承包大省。应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江苏优势，鼓励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积极参与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江苏相关企业与央企的合作，采用EPC、BOT、BOOT等多种方式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工程的市场开拓力度。

企业是江苏“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目前江苏企业国际化还处在起步阶段，对政策法规、市场信息、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风险防范的需求很迫切。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尽快建设和完善企业国际化信息服务平台、国际化沟通交流平台、双边合作平台、海外经贸服务机构平台、投资促进平台等。强化信息沟通机制，协调服务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引导企业用好省“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加强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指导，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便利、高效的服务。

对接上海自贸区战略——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溢出效应

蒋昭乙

近年来，江苏积极主动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投资管理体制、金融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贸易监管与便利化改革等多领域进行及时对接和创新，并取得显著成效。今后，江苏应继续复制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形成发展新优势，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充分认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内涵，全面做好承接复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树立国际意识，积极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积极创新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系。二是积极构建苏沪两地政府间合作交流机制。尤其是金融、商务等部门要主动与上海相应部门交流互动。各地驻沪机构要起到联系和沟通的作用，积极总结和汇报上海自贸区创新动态，为省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做好信息咨询。三是搭建信息沟通和联动平台。主要从事对上海自贸区在管理政策等方面相关创新政策的研究，研究其未来可能的后续发展，同时研判相关政策对江苏的影响以及相应对策。

主动对接自贸区实验功能，支持江苏企业与金融机构走进上海自贸区。要积极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进驻上海自贸区，鼓励有条件的江苏企业到上海自贸区设立企业总部、营销中心、结算中心，主动接受自贸区开放和试验功能的辐射带动，支持江苏“走出去”企业与自贸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发展跨境投融资业务。支持省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自贸区内注册成立风险管理子公司和资产管理子公司，支持省内大型企业对接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柜台交易。通过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率先对接，为江苏企业“走出去”积累经验。

积极承接自贸区辐射效应，开创产业正向叠加新优势。鉴于上海自贸区的面积条件限制与功能定位，需要与周边城市的相关配合、配套。同时，自贸区的一些企业会转移出去，昆山等靠近上海地区可以积极对接上海自贸区，成为其产业发展和转移的重要腹地。要积极利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和部分金融功能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创新企业集团内部跨境人民币双向借贷，打造对台金融服务的新高地和首选地，积极建设两岸金融创新合作先行先试区。

借鉴复制自贸区制度创新，提高江苏开放型经济制度先进性。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为江苏以政府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提升对外放水平提供了可借鉴的新思路与新路径。为此，要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示范带动效应，进行政府监管服务领域的借鉴性对接，提高江苏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水平，为打造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营造先进的制度环境。

加快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以综合自主创新提高开放质量

战炤磊

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是苏南地区提高开放质量的根本出路。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为苏南破除开放发展的多维瓶颈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撑。应牢牢把握自主创新这条主线，通过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自主创新绩效，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提供要素、能力、载体、方式等全方位的支撑。

强化文化创新，确立开放型经济新理念。相对于传统的开放发展模式，新一轮的开放发展理念呈现诸多新的特征：它是积极融入全球化、获取全球化红利的主动开放，而不是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的被动开放；它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而不是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单向开放；它是多方式、多内容、广空间的全面开放，而不是特定领域的局部开放；它是追求合作共赢的共赢开放，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开放。为此，苏南各地要加强区域文化创新，使开放包容、公平竞争、合作共赢成为区域创新文化的核心因子，使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成为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动。

强化体制和制度创新，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发展，推动开放型经济的全方位转型升级，既要通过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奠定整体的体制框架，又要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创新，完善针对具体问题的制度机制。苏南在开放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亟需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加以解决。为此，应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步伐，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逐步消除制约开放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壁垒，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特别是要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各类开发园区的转型升级步伐，探索实施“政府权力正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苏南继续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发挥先导作用。

强化组织和平台创新，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苏南企业为数众多，但是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只能在加工装配环节获取微薄的利润。为此，应强化微观层面的组织创新和平台创新，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借助企业竞争优势塑造产业优势，进而强化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一是充分发挥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教资源和政策优势，提升各类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热情、能力和绩效水平，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培育一批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二是提高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和附加值比重，在传统的国际贸易领域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倡导产业链招商和创新链招商，重点引进战略性投资，优化外资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和业务结构。四是完善各类服务平台，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便捷的通道，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切实提高整合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能力。

深化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全方位提高沿海开发开放水平

方维慰

沿海开发立足沿海、沿陇海、沿长江三个经济交汇点，为江苏勾画出一个“南融长三角、北连渤海湾、沟通中西部”的“黄金海岸”。历经6年的系统开发，江苏沿海开发硕果累累，不仅顺利实现《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确定的第一阶段目标，而且圆满完成《沿海开发五年推进计划》和“六大行动”计划，经济总量突破1.25万亿元。当前，要在更高战略层面上深化沿海开发，通过优江拓海、陆海联动、港产融合，全方位提高沿海开发开放水平。

强化分工协作，形成一体化港口群。目前，汇集主枢纽港、组合港、产业港的江苏沿海港口群已基本建成，然而差异化发展格局还未形成，港口同质化竞争激烈。因而，亟需明确各类港口的发展定位，依托“大通关”战略和“金关工程”平台，整合港口资源，构建优势互补的协同作业机制。连云港是国家沿海主要港口及区域性中心港口，需切实提高其集疏运输能力、物流集聚能力、对外开放能力。南通港是多功能、综合性的近洋枢纽港，需依托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盐城港是区域性重要港口，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喂给港和连云港的组合港，需积极承接韩资产业转移，打造中国东部韩资密集区。

发挥集聚效应，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沿海产业的规模化与智能化，提升产业集群的成熟度。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以临港化工园区为载体，推进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建设；依托大型矿石码头，推进现代化钢铁基地建设；优化船舶产品结构，挖掘船舶装备的需求潜力。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有序发展陆上风电，加快海上风电场建设；利用盐城汽车产业基础，发展轿车、中高档客车、专用车等整车产品；围绕海洋资源勘探、开采、储存、运输、服务等环节，推进海工装备的高端化。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利用沿海交通枢纽功能，积极发展物流业；围绕构建长三角北翼金融服务新增长源，乘势发展金融业；以中介服务、咨询服务、专业服务、技术服务为重点，推进商务服务业。

培育沿海城镇，推动“港产城”互动。要以工兴港、以港兴城、港城联动，继续提升连云港、盐城、南通的要素集聚能力、科技创新实力、综合服务水平，积极谋划泰州、淮安纳入沿海开发战略的定位与功能，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选择一批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进行重点培育，推进沿海县城东向发展。加快临海新兴城镇建设，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实施创新驱动，拓展海洋经济内涵。推动沿海开发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演化，以知识创造、智力增值、技术扩散、成果转化为中心，构筑政策优越、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推进创新型经济园、国家级科创园建设，实施品牌、标准、专利三大战略，推动政产学研金用的协同创新。积极研发海洋生物新材料、海洋无机功能材料、海水淡化膜材料、海洋高分子材料等海洋新材料。实施以“风、电、车”绿色智能示范区为特色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谋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责任编辑：苏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