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阶段中的历史作用

2016-06-20 13:17刘迪贾书梅
世纪桥 2016年5期
关键词:周恩来会议作用

刘迪++贾书梅

摘要:遵义会议阶段主要是由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组成。它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由败转胜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中重要领导人之一,为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四次会议的顺利召开都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周恩来;作用;会议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5-0011-02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阶段中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本文以遵义会议阶段中四次重要会议为线索,客观地阐述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通道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通道会议的召开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惨败。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最为激烈的战斗,同时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中央红军在此次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1]湘江战役后,血的事实逐步使红军绝大多数指挥员认识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红军所剩三万多人的前途才不会被毁灭,红军才能争取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屡次向中央、向周恩来提出过改变红军军事路线的建议。而大家提出来的这些建议也一直是周恩来昼夜思考的问题,其实周恩来早已意识到博古、李德那一套作战指挥是行不通的,使红军在组织领导上和军事指挥上有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变是势在必行的。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通道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行动方针。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会议上,博古、李德仍坚持按照原定方案,不顾敌军在沿途的严密布防,企图向湖南西北部挺进,并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与红二、六两军团的会合,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从而争取了主动,也使部队得到休整的时间。周恩来从会议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上他做了明确支持毛泽东主张的发言。毛泽东的主张也得到了中央军委大部分同志的支持。因此,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这就避免了我军与数倍与我的敌人进行决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扭转了形势,挽救了红军。通道会议是由六个人参加的少数人会议,如果周恩来跟博古、李德站在一起,那会议的局面就是3:3,而且“三人团”在军中还有着最高话语权,想如何决定就如何决定了,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有黎平会议的召开了。[2]而正是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明确表明自己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局面就变成了4:2,从而第一次挫败博古、李德,才有了后面黎平会议的召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积极促成“黎平转兵”的军事战略决定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就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德与毛泽东仍分别坚持其在通道会议上的战略主张。但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批评了李德。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放弃了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继续向贵州北部前进。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再次否决了博古、李德企图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3]会议及时、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要求红军全体指挥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对转移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也是至关重要的,使广大指挥员坚定了信念,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黎平会议是一次挽救了红军命运、挽救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使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后的局面由被动转变为主动,避免陷入绝境,为顺利召开猴场、遵义两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做准备。而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中的一员,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西进渡过乌江北上的意见,对于黎平会议顺利召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为中央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第一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猴场会议上,周恩来排除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黎平会议后,红军行军到达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准备渡江向遵义进军。但此时博古、李德仍坚持此前在黎平会议上的错误主张。在这种状况下,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在猴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与绝大多数参会人员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开辟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的方针。[4]会议还在组织上确立一项制度,即一切作战部署的命令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后方可生效。此制度基本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政治局从而接管了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权,进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5]

(四)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为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发挥重要作用

通道、黎平、候场三次会议,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一次次被否定。同时,这三次重要的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博古首先在总报告中过分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种种客观困难,把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企图掩盖其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紧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根源是红军中军事领导者在主观上的指挥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严重问题。在张闻天作完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战略转移以来,中央的军事领导者在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批评了博古在其报告中的错误观点,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红军今后的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并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全力推举让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员表示了对周恩来这个倡议的支持。会后,经讨论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同时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它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召开了短短的三天,之所以取得如此之大的成果,这与周恩来在会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因为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拥有对红军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而他又是这三人中唯一支持毛泽东的人。如果周恩来不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是不能顺利召开的;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错误的谦虚自责的态度,会议也不能取得圆满成功。对此,毛泽东在接见红一师领导时就说过: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而周恩来在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8]周恩来的作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的失败,李德拒不认错,博古也未彻底认识错误,而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第二,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第三,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表现都有利遵义会议正确解决组织和军事上存在的紧迫问题。[9]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全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红军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相继创造了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争史上的奇迹,摆脱了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主动权,粉碎了国民党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而在这其中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和贡献。

综上所述,我认为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四次会议的召开过程就是遵义会议从酝酿到准备再到召开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在全党全军被理解到公认,并在中央和红军中得以确立领导地位的过程。而在这全过程中,每个关键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

[1]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人民出版社, 1989.

[2]黄少群.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伟大贡献述论[M]. 江西社会科学,2004,(9).

[3]江明武.周恩来的历程[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央政治局 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R]

[5]《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M].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战士出版社,1983.

[7]闻岩编.周恩来大事本末[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8]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之二[M].解 放军出版社,1986.

[9]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周恩来人生纪实 (上)[M].凤凰出版社,2011.

[10][德]奥托·布劳恩编.中国纪事(1932-1939)[M].现 代史料编刊社,1980.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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