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群山回唱》中的创伤书写

⊙孙　亮［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浅析《群山回唱》中的创伤书写

⊙孙亮［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创伤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20世纪以来，战争、屠杀、恐怖事件等在不同程度上对某些群体中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创伤。创伤是社会性的，因为个体的创伤记忆可以在家庭内部通过代与代之间的交流而传递，在同代人或有共同经历的幸存者中通过集体记忆来保存。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载体，创伤小说再现了集体共同拥有的创伤记忆。在《群山回唱》中，通过描写阿卜杜拉和帕丽这一对兄妹遭受的心理创伤，尤其是通过一系列手法，如变换叙述角度、反时序、碎片化记忆、突出族裔性等手法，卡勒德·侯赛尼的文本折射出战争和贫穷给当代人带来的伤痛。个体可以通过讲述创伤来获得创伤修复，但作为集体，创伤记忆始终会成为一个阴影。只有努力消除贫穷，促进世界和平，才有可能真正消除创伤性事件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创伤小说创伤叙事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美国涌现出一批创伤小说作家。这些作家以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的局部战争和动荡为题材，力图揭示出战争和社会贫困对人造成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并揭示出这种创伤的社会性根源。

随着新兴的创伤文学成为承载集体创伤记忆的载体，国内外对创伤文学的研究也日渐增多。目前，对于创伤文学研究的文本选择上多集中于20世纪的美国作家，如福克纳、海明威等的经典文本，以及托尼·莫里森等一批黑人作家记载种族创伤的文本。研究的方法多是从詹内特和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的研究出发，通过对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分析来揭示创伤的形成和传递，如王欣所著《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也有较少学者另辟蹊径，把关注的重心从小说中的角色转移到作者身上来，分析少数族裔作家从事创伤小说写作的动机和原因，可以研究的空间也比较广，如托尼·莫里森的黑人女性族裔作家身份，汤婷婷和谭恩美等华裔女性作家身份，以及一些亚裔作家。这些学者力图通过研究作者本身对创伤的书写手法，来揭示创伤小说与种族记忆的联系。

目前，创伤小说的研究仍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伴随着新时期自然灾害、局部战争和恐怖袭击的多发，新一代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既传承了上一代人们对于战争、屠杀的创伤记忆，又同时在亲身经历着创伤事件带来的伤痛，如近年来的9·11恐怖袭击、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日本和中国汶川的大地震等等，都成为这一代人们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阿富汗作家卡勒德·侯赛尼向来以书写阿富汗族裔性的特征为其小说的看点。在他的新作《群山回唱》中，侯赛尼以阿富汗的一对幼时因家庭贫困而遭受分离的兄妹为主线：阿卜杜拉和帕丽。帕丽被喀布尔的一个富人家庭收养，后随养母迁居法国巴黎。她的养母因为酗酒和心理问题而自杀，帕丽虽然成了家，有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却一直感觉自己的人生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阿卜杜拉后来移居到美国，开了一家阿富汗餐馆，并生了个女儿也取名帕丽。阿卜杜拉将自己与妹妹的分离讲述给女儿，将自己的创伤经历传递给女儿。女儿也时时感觉到身边似乎有个同名同姓的姐妹，由于父亲的过度保护，女儿帕丽一直活在父亲为其构建的玻璃橱窗中不能脱离。最后，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帕丽和阿卜杜拉终于团聚，然而此时阿卜杜拉已经得了失忆症，无法认出帕丽。

侯赛尼在书中对个体的创伤和创伤记忆的传递进行了书写，从心理创伤患者的角度反映了贫穷和战争对人的摧残。其中尤以阿卜杜拉和帕丽为主，对于帕丽，她的创伤主要是一种缺失性的，是一段被压抑进无意识的记忆，侯赛尼叙述的重点在于创伤记忆的压抑；对于阿卜杜拉，他的创伤则是焦虑性的，是因过度焦虑引发的记忆混乱，侯赛尼叙述的重点在于创伤记忆的传递。

二、缺失、记忆和创伤

1.缺失——被压抑的创伤

弗洛伊德的研究指出，童年时期个体遭受的创伤性事件，有可能因为意识层面还未发展出相应的防御机制，而被个体压抑进无意识层面，并成为成年后许多精神病症的来源。他认为，“患者思想结构中关于兴奋经历和想象内容的认知性的接触被忘记，被阻止在记忆中重新生产”①。个体为了避免再次经历痛苦，选择性地将负载着痛苦情感的记忆压抑到脑海深处，进入无意识。这样，个体就如同兰格尔在研究大屠杀的幸存者的证词时所指出的，“（他的世界）一直是双重性的，不是分裂成另一个世界的复影，而是平行存在。他（的叙述）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②。也就是说，对于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来说，他们的记忆仿佛被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忆，可以叙述、可以回忆，具有时间性；另一个是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深藏于脑海中，无法叙述、无法记起，但却时时刻刻存在着，并可以通过噩梦、闪回等形式重新出现在个体的意识层面，并给个体带来痛苦的经历。

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时期遭遇创伤，随之而产生的后续影响也各不相同。在《群山回唱》中，侯赛尼通过妹妹帕丽和哥哥阿卜杜拉，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心理创伤个体。对于妹妹帕丽，他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缺失”上。帕丽与哥哥分离时年仅三岁，还没有发展出完善健全的记忆系统，因而她对于创伤事件的记忆十分有限，创伤给她带来的影响也较小。不过，在她成年后的生活中，始终会感觉到一种“缺失”。“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③随后，侯赛尼通过心理创伤的“扳机”效应——也就是创伤患者在接触到和创伤事件相似的视觉、听觉等信息时，会体验到曾经经历的痛苦和莫名的悲伤——揭示帕丽的创伤记忆是始终存在的：“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④。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帕丽的心就“猛然沉落下去”⑤。这里的“大橡树”和“红色的玩具车”，就是创伤记忆的“扳机”。这是因为虽然帕丽在意识层面已经忘记，但她的无意识层面始终保留着，对于童年时期在生父家生活的印记（大橡树）和父亲将她送到喀布尔富人家里去的路上她所乘坐的红色勒勒车。

侯赛尼并不满足于仅仅向我们展示帕丽的创伤性记忆，他进一步通过描写帕丽的婚姻和家庭幸福，来解释创伤是可以修复的。帕丽和埃里克结婚，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伊莎贝尔，“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⑥。这时的帕丽十分满足，她内心的那种缺失，因为有了家人和孩子而得到了填补。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缺失“也变得暗淡下去了”⑦。然而，好景不长，她的丈夫在她四十八岁那年就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她，帕丽成了寡妇，她的生活再次呈现出一种缺失。她必须一个人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而丈夫的照顾和体贴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侯赛尼安排帕丽唤起了她的创伤记忆。这种唤起不是帕丽自发的，而是通过一个外界的他者——希腊的马科斯医生的一通电话所引发的。马科斯医生在电话中将纳比（帕丽的舅舅）的信——一封包含了帕丽身世的信，读给帕丽听，这些听觉的信息、一个个能指，如同一滴滴雨水一下下地滴落在帕丽无意识的水潭中，长久地压抑着创伤记忆的水潭此刻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于是帕丽经历了一次创伤患者常常经历的“闪回”。她的手颤抖着，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砍着泥土”，她“凭窗远眺”，可看见的不是外面的雨篷，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⑧。不止如此，在她的视觉上产生的幻象之外，还有“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⑨。软的是哥哥阿卜杜拉牵着她的手，硬的是她曾把脸枕在哥哥的膝盖上。“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他那边一望，他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⑩体验到这种闪回的帕丽，无意识地说出去了“哥哥”一词，那首童年时代常唱的歌曲，也飘到了她的舌尖。通过这样的描写，侯赛尼展示了创伤个体经历闪回时的情景，所幸的是，帕丽所经历的闪回，是在她的创伤记忆通过听觉信息进入意识层面之后，因此，帕丽能够重新记起创伤性的事件，并将创伤从无意识层面上升到意识层面，在闪回的同时，获得了创伤的修复。虽然帕丽本人的创伤修复了，但是对于她而言，这段创伤记忆依然是灾难性的，因为创伤的另一位受害者——哥哥阿卜杜拉已经不可能复原了。兄妹俩分隔了五十八年后，虽然重聚了，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一起生活了。曾经年幼时所说的“你一定要在我身边”“一直到咱俩都老了”“永远永远”⑪成了令人心酸的誓言。

2.创伤记忆的传递

在哥哥阿卜杜拉的创伤处理上，侯赛尼采取了旁观者叙述的写法。他不再以帕丽自身为主角进行叙述，而是变换了叙事角度，选择由阿卜杜拉的女儿小帕丽来进行讲述。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暗示着阿卜杜拉因为创伤性的事件而患上了阿兹海默病，无法自己进行讲述；另一方面也将读者与阿卜杜拉的距离拉开，使读者猜测在阿卜杜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侯赛尼对于女儿小帕丽的讲述在时间上做了非线性的处理，打乱了各个事件的先后顺序，使读者无法直接观察到阿卜杜拉成年后的生活经历，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不过，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从小女儿帕丽的叙事中，发现创伤记忆的传递性特征。

创伤记忆可以通过创伤讲述代与代之间的传递。根据王欣学者的专著，“凯鲁斯认为，创伤可以由经历的人传递给其他人，这种传递的模式是面对面的交流：由一位当事者，他实行或经历了创伤，并传递给以为见证人，后者听取并感染了这种创伤”⑫。她在研究美国南方创伤小说时提出了下面的图例，用以阐释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模式⑬：

她指出，“创伤记忆的传递首先通过幸存者以证言的方式，向幸存者的子女讲述创伤事件和自己的经历……或者跨过第二代，直接向第三代讲述……而第二代作为见证者，接受了上一辈的故事，再向第三代复述这段家庭内部的过去”⑭。创伤记忆由此在代与代之间传递。

在侯赛尼的文本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阿卜杜拉向她的小女儿帕丽讲述自己与妹妹分离这个故事来完成的。“对我（女儿帕丽）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里的故事。”⑮这是因为，阿卜杜拉的妹妹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女儿帕丽的脑海里，她能感觉到自己和妹妹帕丽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⑯。这种联系是建立在能指上的，源自于她们有着相同的名字，每当听到妹妹帕丽的故事，帕丽这个能指就印在女儿帕丽的无意识中一次，以至于她似乎“能感觉到她（妹妹帕丽）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⑰。在这里，可以看到创伤记忆在真正被讲述之前，就已经能对下一代产生影响，因为阿卜杜拉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和他妹妹相同的名字。

接下来，侯赛尼笔锋一转，从女儿小帕丽幼时的经历，转到成年后的帕丽，为了照顾父亲而背负着重担。侯赛尼对于阿卜杜拉采取了侧面的描写。起初，阿卜杜拉似乎是因为思念妹妹帕丽而产生了焦虑心理。“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⑱在这里侯赛尼改变了字体，没有使用引号，似乎是想通过一个他者的角度传达出这番话，不仅是阿卜杜拉所言所语，更是一直存在于他无意识深层的问题。陷入这种焦虑的阿卜杜拉，呈现出一系列创伤患者的表现，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⑲。接着，侯赛尼通过“劳拉西泮”，一种抗焦虑药物指出了阿卜杜拉的病理类型。接下来，他设计让帕丽和阿卜杜拉这对兄妹重逢。对于帕丽，因为她的创伤得到了修复，她可以在意识层面重新认识阿卜杜拉并照顾他，而阿卜杜拉已经得了失忆症，无法重新认识帕丽了。“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⑳这是阿卜杜拉对帕丽的到来的反应，也是侯赛尼对于一个心理创伤患者的描写。这些“支离破碎的思绪”就是被个体压抑到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的碎片，它们平时从不出现，仿佛从日常生活中消失，然而一旦接触到与创伤有关的事情（如帕丽问他关于妹妹的事情时），就会突然席卷而来。然而这种记忆的碎片无法被意识层面所组织，无法成为语言，也无法讲述。

根据现代对创伤的研究，这属于个体的一种分离性障碍，是一种“意识与记忆的正常联结过程的隔断，即思想、感情、经历无法整合到意识流，被认为是一种对创伤经历保持无意识的机制”㉑。为了避免回忆创伤及与创伤相联系的痛苦经历，阿卜杜拉以一种单调、固定的方式生活，情感较麻木，他经常“表情忧郁而茫然”，“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㉒，呆滞、郁闷、心不在焉。然而有些时候，他又会陷入莫名的焦虑之中，只有立刻给他看家庭购物目录才能平静。这种莫名的焦虑，可以推测是阿卜杜拉经历“闪回”时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对于创伤记忆的回避和压抑是如此之深，阿卜杜拉失去了重新表达、重新用意识去感知的能力。当他的妹妹帕丽在眼前和他对唱幼时的那首歌曲时，阿卜杜拉仿佛是恢复了记忆，“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㉓，然而瞬间之后意识层面又开始否定，“可它随即熄灭了……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㉔。帕丽为了多了解自己的哥哥而承担起在家照顾他的责任，但阿卜杜拉并不认可帕丽，“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㉕这里的“我妹妹”又变换了字体，说明对于阿卜杜拉的意识层面来说，已经无法承认妹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妹妹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性的指称。这段对阿卜杜拉的描写，与电影《归来》中对冯婉瑜的刻画有着极高的相似度。陆焉识为了唤起妻子的记忆在家中弹奏钢琴，希望通过熟悉的音乐，也就是声音这一能指来帮助妻子将被压抑的记忆整合进意识层面，冯婉瑜似乎受到了感染，慢慢地接近了陆焉识。陆焉识以为自己成功了，将他的妻子搂在怀里，可是他的妻子很快又在意识层面否定了唤起的记忆，推开了他。可以说，阿卜杜拉与冯婉瑜类似的创伤表征，揭示了创伤体验的现代性、跨种族性。

阿卜杜拉这些创伤性的症状，女儿帕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父亲所遭受的创伤，给女儿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是一个故事、一个名字那么简单。从女儿帕丽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害怕再次失去，父亲对她倾注了过多的爱，“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㉖。帕丽的母亲也对她如是说道，“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㉗。可以说，阿卜杜拉在失去妹妹以后，把对妹妹的爱全部地投射到自己女儿身上，努力给她营造出舒适的生活环境。然而正是这种过度保护的生活环境，也令女儿帕丽无法摆脱父爱的重负，她为了陪伴父亲，放弃了去离家遥远的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放弃了和她交往的男朋友。如她自己所言，“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象自己置身其中。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㉘。这才是创伤记忆真正的传递，女儿帕丽作为倾听者，同时也是见证者，她承载的既是爸爸对自己的爱，也是爸爸对于那个始终缺失了的妹妹的爱，而这份爱又因为这种缺失而变得无比沉重。

三、结语

在创伤的书写上，侯赛尼意图突出现代社会中的动荡、贫穷和战争会对人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不同程度的创伤。他的叙事策略主要有颠倒时序、变化人称和突出地域特征。通过不断变化叙事角度、打乱时空逻辑，侯赛尼为读者刻画出类似创伤病人的记忆特征：碎片化、无序性和记忆的不断闪回。在帕丽的故事中，他采取第三人称讲述，穿插帕丽养母妮拉·瓦赫达提的访谈录，叙事上整体采用线性时间顺序，然而以帕丽作为主体的故事不时地被其养母的访谈录所打断。在阿卜杜拉的故事中，侯赛尼则是通过他女儿帕丽的视角来观察阿卜杜拉这样一个创伤个体，更客观地反映出创伤个体的表现，又给读者留下揣测创伤个体心理的空间。此外，侯赛尼还突出了阿富汗人特有的地域和气候特征。小说开头巴巴·阿尤布那个关于魔王、精灵和大地的故事正是融入了阿富汗特有的地区特征：多山、村落式生活和冬天的寒冷。对于缺乏交通工具的村民们，一对兄妹如果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就可能一辈子不能相见。这些文化地理因素也在心理创伤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通过书写发生在阿卜杜拉和帕丽这对阿富汗兄妹身上的创伤，卡勒德·侯赛尼再现了创伤患者所遭受的种种经历，演绎了一部家族创伤传递的现代史歌。作者通过变换叙事角度，分别从阿卜杜拉、第三方（阿卜杜拉和帕丽的舅舅纳比）、帕丽、帕丽养母以及阿卜杜拉的女儿帕丽多个角度，从不同方向、不同时间维度将故事讲述出来，既模拟了现代人生活心理上的破碎、不完整和反时间性，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侯赛尼还运用地理特征和民间文本等策略，体现出小说的阿富汗族裔特征，揭示了文化地理因素在心理创伤形成中的作用。从阿富汗人自身出发，侯赛尼的文本还关注了不同种群、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通过多元文化中的创伤书写，体现了战争、贫穷所致的家庭亲情的缺失对人造成的极大的心理创伤，强调了家庭和亲情在维系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个体层面上，心理创伤患者有可能通过讲述和治疗，将创伤记忆整合到意识中，达到创伤的修复，不过对于集体，创伤带来的影响却不可能消除，因为创伤记忆的传递性使它在同代中传播，在代与代之间传递。人类只有吸取教训，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才能避免创伤性灾难的发生，给作为集体的全人类留下健康、完整的集体记忆。

①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ymptoms and Anxiety［M］. W. W. Norton & Co，1990.

②Lawrence Langer. 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M］.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⑮⑯⑰⑱⑲⑳㉒㉓㉔㉕㉖㉗㉘卡勒德·侯赛尼：《群山回唱》，康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第191页，第191页，第230页，第230页，第244页，第244页，第244页，第26页，第359页，第359页，第359页，第362页，第363页，第384页，第381页，第385页，第385页，第401页，第379-380页，第389-390页，第402页。

⑫⑬⑭王欣：《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第180页，第180页。

㉑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

作者：孙亮，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英美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