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被恶搞现象初探

高静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0）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被恶搞现象初探

高静波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250000）

摘要：恶搞红色经典现象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当下消费语境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症候。其根源就在于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兴起使中国的年轻大众中形成了一种“青年亚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颠覆性和宣泄性。恶搞红色经典的行为有诸多负面影响，包括对国家尊严的亵渎、对先烈的污蔑，以及对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产生不良影响。

关键词：红色经典；恶搞；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

“恶搞”一词来源于日本，在日语中是用于发泄不满情绪的口头语，后演变为搞笑、夸张、颠覆之意，“恶搞”反映了当代人适应当前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娱乐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恶搞”可以不受约束，跨越文化和道德底线颠覆与解构一切，如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现了文艺的功利性目标。这些作品以共同的风格，在持久的传播中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

从胡倒戈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开始，网络上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的颠覆便一发不可收拾，包括各种网络流行段子、图片、视频。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勇士刘洪满嘴都是“谁不知道你跟坐台小姐熟啊”之类的低俗之语。在以炒作著称的邓建国的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中，雷锋与一位女同志的正常书信来往被炒作成“姐弟恋”……恶搞红色经典的行为已经一步一步地从自娱自乐到情绪表达再到成为网络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已然远非简单的商业炒作行为，而聚焦成为当下消费语境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症候。那么，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

首先，中国自九十年代起崛起的大众文化和五六十年代高压环境下产生的红色经典格格不入。“当代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具有市场化、世俗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①“恶搞”之所以受大众和网民欢迎，就是因为它有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游戏化特征。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兴起改变了老一辈所传承下来的严肃、认真、内敛和不苟言笑的话语方式，多元化的文化样式使中国的年轻大众在文化工业和娱乐中成长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亚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颠覆性，颠覆成人世界的主流价值体系、颠覆传统文化、颠覆思维范式，他们往往借助新兴媒介宣泄自我，把使用媒介看作是一种狂欢的仪式，对于历史的不甚了解，对于未来的不可预知，使得这样一批青年人极力想在夹缝之中寻找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体验一种被关注的刺激感，加之新兴媒介的“匿名性”特点使他们无所顾忌，在虚拟的世界里，个体价值得以实现和满足。他们因此也更倾向于用不规则的、主流文化所不认同的话语方式对现有的传统进行反叛和颠覆。

虽然“恶搞”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是年轻一代叛逆精神的过度张扬的表现，但是，“恶搞”也应是有底线的，如果为追求商业利润，不惜媚俗、甚至任意践踏经典、消解英雄、解构崇高，恶搞红色经典，那就是对历史、对英雄人物的亵渎，不但反文化，而且反理性。虽能带来短暂的商业利益，却以社会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为代价。

恶搞红色经典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对国家尊严的亵渎，对先烈的污蔑。郁达夫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那个红色年代的英雄人物，是后人的精神力量和榜样，他们的坚定信仰和献身精神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对当下人文精神缺失的补偿。恶搞红色影片不仅践踏了几代人的理想，更践踏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情感，是对英雄和先烈的不敬和污蔑，更是对国家尊严的一种亵渎。公众心中应该有一条文化与道德红线，真善美和假丑恶是不容越轨的。

其次，恶搞红色经典会对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产生不良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成的关键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他们最容易接收新兴事物，同时社会经验的缺乏使他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伦理倾向。青少年们大多是从红色经典影片教育中获得对中国红色革命历史的感性认识和体验，而红色经典的恶搞很容易破坏青少年的是非观和价值尺度。不少专家和教育者指出：当恶搞行为突破道德底线甚至违法，由通俗一步步变为庸俗又变为恶俗之后，会混淆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

红色经典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著作和影片中的典型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指代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果随意解构、颠覆、改变人物品质和命运，虽可取得一时之关注，最终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红色经典作品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创造的，是不可替代的、不可重现的原创性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体现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这一批作品越发显出其独特价值。因此，善待红色经典，就是善待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张文定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86-01

作者简介：高静波（1992-），女，山东济宁，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电影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