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成效，合法性还有更重要的来源

张墨宁

经济绩效减少会有影响，但经济成效不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公平的制度和环境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适应性以及政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与分析。按照亨廷顿的研究，适应性是一种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政治的发展更仰仗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具体到中国的政治实践中，适应性也是解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概念。几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提出了“反应性理政”，即执政模式不固定，而是根据社会变迁做出反应，在稳固执政权的前提下，适应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

在新的形势下，执政党如何定位自身角色以整合国家与社会力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又如何以新的动能作为合法性来源，本刊记者对以政治社会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张静教授进行了专访。

合法性来源有很多种

《南风窗》：过去的30多年，政治领导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做出变化和自身调整，比如鼓励企业家入党和“三个代表”改变了新生阶层和领导体制的关系，也改变了政权依赖单一阶级基础的状况；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合法化了个人和组织的财产拥有。你认为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执政模式是非固定性的，对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都有回应。那么这三年多以来的反腐败、整党等行为所要回应的变化是什么？

张静：企业家入党、“三个代表”，都是基于扩大执政支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也是增加支持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吸纳支持者。有一点不同的是，执政党对人民群众认同感的评估在发生变化。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让大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就自然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也能看出，执政党对经济成就带来的合法性是非常关注的。

但问题在于，通过经济成就来增强合法性的逻辑，逐渐只为一部分群体承认，在群众心目中，实际上还有别的合法性来源。比如说，他们是否享有平等的实现权益通道，是否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是否享有平等的解决问题规则，群众遇到问题谁来负责，哪些组织能够有效代表他们的利益等等，就不仅是经济范畴的问题了，而是公平制度建设的问题。这些问题，个人无法解决，必须依靠执政的公共力量解决。所以，经济发展只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去年9月王岐山的讲话已经包含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反腐可以看成是对建立公平制度要求的一种回应，这说明执政党存在危机感，并认识到，除了经济成效之外，还有别的相当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南风窗》：如你所说，去年9月，王岐山在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首次论述合法性问题。怎么理解执政党对合法性的认识？

张静：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现实出发，可以看到执政合法性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之一是历史合法性，指执政地位是怎么来的，比如历史上的武装斗争；还有一种是绩效合法性，就是执政成就，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第三种是价值体系认同，比如老挝这样的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佛教信徒，服从教义的秩序存在，也就是对价值体系有广泛认同。

此外还有一种，创造并保卫人民想要的制度规则，使他们感到公平，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有组织负责，解决问题的通道和规则是相似的，而不是一些人有途径，一些人没有，一些人掌握所有资源，一些人什么都没有，一些纠纷可以用拳头解决，不善用拳头的就甭想解决。公平制度使所有人获益，因而人人需要，这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所以，合法性来源有很多种，同时实现得越多，合法性就越巩固。经济绩效减少会有影响，但经济成效不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公平的制度和环境更重要。

很多政治方面的进步是经济发展带来的

《南风窗》：有一种观点认为，向现代执政党转变意味着要从原来单一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向中介性角色转型，超然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之外，成为利益协调和平衡的中心。在这一点上，近三年有哪些重要的改变？

张静：这个问题涉及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就是要避免党“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要防止精英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比如说，不管是单位中的代表大会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来自基层不同群体的代表，和1950年代相比，已经非常之少了。这就会出现代表性偏差，即抽离效应：吸纳到执政团体中的人，脱离了基层社会，形成一个精英集团，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如何克服这一代表性偏差，纠正这种精英化，使精英集团具有坚实而广泛社会基础，是建立公平制度的重要问题，更是现代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南风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早期就比较重视与社会精英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对各种力量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团结和吸纳起到了政治稳定和保持政治活力的作用，现在执政党与体制外精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发展？

张静：改革开放30年能够取得较大成就，跟精英集团的多元性有很大关系。这个精英集团既包括执政团体，又有经济精英、企业家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合作及影响，比如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经济精英是可以影响政府的。智库建设吸纳了部分知识精英，使得他们能够参与政策制定。以前很多事情政府自己拍板决定了，现在往往请专家论证，有加强合作的意愿。

不过，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乃至经济精英的不安感在蔓延，表现在民间投资减少，财产转移出现，经济精英对于政策的影响力也在下降。这种状况的最大风险就是经济停滞，因为他们是市场中主要的行动者，当他们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就会撤离出去。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它的政治涵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整合所有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因为不能参与就不可能扩展制度认同。

《南风窗》：去年中央提出了控制党员总量，提高准入门槛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静：我理解，对党员数量进行控制，是因为执政党评估后认为，有少数党员是不合格的，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入党，对组织的品质造成损害。一些人入党是利益导向的，比如找到好工作，能够获得升迁，需要政治上的保护和人脉，等等。他们不一定接受执政党的价值观。所谓纯洁化队伍，严控党员数量，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角色混合”是公平制度的巨大障碍

《南风窗》：近几年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有一个明显变化是更强调党员的道德感和纪律性，对于什么是好官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基于何种现实需要？

张静：如果你看党史，会发现，强调党员的道德和纪律，曾经是突出的组织特点，但这些特点已经大大弱化了，现在试图再度强化。从前党员人数有限，但作用比现在强。所以，并不是数量决定这个党是否具有先锋性、道德性和领导性。

对于官员的要求发生变化，用政治社会学的观点看，是出于合法性建设对于角色分化的迫切需要。一直以来，主要由行政力量来搞经济建设，各级官员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GDP搞上去，让人民群众致富，他们自己就是经济行动者，通俗来说，官员就是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商人。这是一种混合角色现象，经济角色和公务角色混合一体。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构成了合法性损害，因为当权者和其他的经济人存在竞争，掌握公权力者自然具有优势。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公务系统不满的原因所在，说他们和我们“争利益”。

怎样才不是争的关系，而是助的关系，是公共组织合法性建设的根本所在，而“角色混合”是公平制度的巨大障碍。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角色分化的朴素说法。现代公务系统的稳定性，建立在为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或者集团谋利益之上。公共组织的角色，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让经济行动者活动，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角色。

《南风窗》：你在“反应性理政”的论述中提到了，大量非正式渠道对治理和稳定起到了作用。但是法治改革、反腐败恰恰是去掉非正式渠道，这对所谓的弹性治理将产生什么影响？

张静：反应性理政的特点之一，是有大量非正式渠道的作用。这些渠道疏通着重要的利益、信息、指令、影响力，甚至政策内容，平衡补充着正式渠道的阻塞现象。但这不代表非正式渠道是法治的渠道，或者说应该代替正式渠道成为主流。非正式渠道有它的作用，相当多的国家也都保留着非正式渠道，它确实跟法治建立不同，法治的要求是制度化、公开化，所有人都能共享信息，所有的程序、规则和做法都能被大家知道，但是非正式渠道不具备这样一些特点。我的看法是，作为治理形式的补充，它有它的作用，但不应该替代法治作为中心的治理机制。

《南风窗》：反应性理政对政治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否也存在一些挑战？

张静：反应性理政依赖于执政党对形势和社会诉求的了解，优点是比较灵活，有弹性，挑战在于尚未有成形的制度化，对领导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