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根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

李北方

执政党的首要性质是党。党的根本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让人民的自组织有权力维护人民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潘维，请他就共产党在执政和自身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深入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在“得民心”

《南风窗》：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也已经快70年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近年来，党内外也开始讨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党主动回应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视为自信的表现？

潘维：若论执政，西方的党也是“一党执政”，出现“多党联合执政”大体是遭遇了政治僵局。西式体制是，靠票数略多赢得政府权力才“合法”，合西方国家的法。至于合不合中国国情，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的风险有多高，我国知识分子心知肚明。执政集团治理大中华，“正当性”不在于合西方的法律，而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铁律。中国共产党能执政在于得民心。失去民心，无论什么党都会失去治中华的资格。

西方政治哲学理解的“政党”是“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part）之利益的政治组织。欧洲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欧洲各阶级利益的代表是欧洲各政党。这是近代以来“政党”最传统的形态—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在性质和组织方式上，美国政党与欧洲政党完全不同。美国社会不是欧式的阶级社会，也就没有欧式政党。美国社会由许多利益集团组成，其利益纵横交错。美国的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没有党员，是各个大型利益集团协调利益的政策平台，也就是四年一度的选举平台。选举前选民需登记自己属于哪个党，这次登记共和党，下次很可能登记民主党。从欧洲角度看，美国没有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府，政策全是利益集团纵横捭阖的产物。2016年游离于两党之外的“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公众对这种“建制”（establishment）越来越不耐烦。

中国地域辽阔，社会构成复杂，传统上缺少稳定清晰的阶级分界，也缺少美式的强大利益集团，更谈不上认同利益集团及其博弈。所以中华历朝历代都有个政治理念上统一的集团执政。这个政治理念称为“以民为本”，当今称“为人民服务”—内涵完全一样。照看“百姓”福祉，为人民服务，不是“代表”（representation）而是“责任”（responsibility）。

不同于欧洲的政党，也不同于美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代表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而是代表除了敌对分子之外的全体。“代表全体”就没有利益竞争的性质，与其说是代表性不如说是责任性。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社会各集团利益争夺而立国，中国则以治家之道立国，视民如子。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尚黑”和“君子不党”、“结党营私”的那个党（黨），而是“尚儿”之党，是传统的中式执政集团，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因为革命时代 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式执政集团用了西式政党之名，但“统一战线”依旧是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

换言之，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在“得民心”，即获得人民的信任，不在制度上是否合西方的法律。

《南风窗》：共产党不是代表性政党，是先锋党，那么它就要有能力持续地保持先进性，否则就蜕变了。党其实很重视这个问题，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保持先进性的活动，你怎么看其效果？

潘维：当执政集团团结、坚定地信仰人民利益，就是质量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国家兴旺的时候。当这个集团越来越不再以照看普通百姓利益为己任，成了少数富人、能人的代表，质量就下降，就腐化，国家就跟着这个集团衰落。中国自古至今都是这样。

百姓的福祉很清楚。第一是政府维护好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许恶霸破坏日常生活中的公正。第二是政府守信、政策稳定，不朝三暮四，使百姓能安居乐业。第三是养小孩、送老人要变得越来越容易而非越来越艰难，让百姓有较多文化、体育的闲暇，有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全体百姓的福祉不是什么一党、两党问题，百姓福祉是执政集团的信仰，是传统，是官民同心同德的基石，是立国之本。当极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富裕而绝大多数人生活越来越艰难，大家就要问了，执政集团在照看谁的利益？

我们党有8800万党员，其中800万在党政机关里，8万在做领导工作。全党的党风问题是社会风气的反映。若社会充满污泥浊水， 8800万人的执政党不可能独保纯洁。社会风气是我党政策塑造的，社会反过来也塑造党。党的政策从哪里来？从决策者的思想来。党的领导层解决思想理论问题，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问题，才能指望党的质量有明显改观。如果上面政策不接地气，知道自己要什么却不知道老百姓要什么，不说百姓听得懂的话，让百姓不知道上面想要什么，整党就必然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甚至会有些领导干部祭出折腾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恶办法。

我们党并非简单因为“理念”或“改革”而能执政，我党是因为全心全意照顾百姓眼下的、具体的利益而能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这就是群众路线的道理，是以民为本的道理。安居乐业，减轻养小送老的负担才是当今百姓的心声。

对所有国家而言，人民利益都是政府生存的基础

《南风窗》：你提到了反腐败，这是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暴露党组织里存在的贪腐这种落后一面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党的威信。当年国民党的困境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个规律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为何会有这个反差？

潘维：十八大以来的这届领导班子下了大决心制止腐败，惩治腐败官员，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官员们大多不敢胡吃海塞，行贿受贿了。但为什么百姓对反腐败的可持续性依旧有疑虑？我国有些学者、官员是制度主义者，相信反腐败靠好制度。然而，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何况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腐败的定义非常清晰，即“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因此，短期内治住腐败并不难。第一是将其合法化，第二是严惩公权与私利的关联。美国主靠第一种方法，新中国前30年和现在主要靠第二种。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一夜间控制住腐败的先例。短期内治腐败不易主要是有的领导人自己有问题或投鼠忌器。

然而，腐败与宏观社会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要想在我国长期控制住腐败，一要靠党员群众获得监督官员的权力，二要靠社会领域的去市场化，走向均等化。如果广大党员和百姓与党离心离德也就谈不上监督官员。官员们无需追求社会领域的特权，腐败的主要动力就消失了。新加坡贫富差距很大，但在华人最在意的住房、医疗、教育3个社会领域却相当均等。北欧各国没什么控制腐败的制度，但有极为均等化的社会，政府不仅极为廉洁而且长期保持廉洁。

《南风窗》：现在，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里边去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怎么讨论找回和贯彻人民信仰，关照老百姓的利益等问题呢？

潘维：把世界看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分对抗并不符合事实。不仅原先强调社会主义的国家重新肯定了市场机制，原先强调资本主义的西方各国都采用了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英国的全国免费医疗体系是在二战后废墟上建起来的。西方老人普遍的退休年金也是在不富裕的时候做到的。美国普遍建立公立中学时正值经济大危机。二战前美国人能完成高中学业很难得，所以高中毕业舞会比大学毕业仪式重要得多。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大建州立大学、市立大学、社区大学，让普通人家子弟都可以上大学。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不是走向纯市场经济，那是少数人的意识形态想象。纯靠市场，没有政府补贴，哪怕单户耕种规模世界第一的美国农民也赚不到钱。

中国共产党宣布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仅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是社会的利益至上，不是资本利益至上，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至上。靠资本利益没法执政，全世界哪个政党都不行。没有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党就会失去执政基础。党的政策不能被只信奉市场机制的学人把持，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向来是“经世济民”，从不迷信市场机制。换言之，这个世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分问题，而是市场、政府、人民利益的三分。对所有国家而言，人民利益都是政府生存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世界处于民主时代。

党的任务是组织人民

南风窗：你为《大道之行》写的序言《信仰人民》是一篇流传得非常广的好文章，你在里边主要谈了党的根基的问题，共产党要防止出现“烂根”现象，即在老百姓中间有没有根。你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判断？

潘维：如今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10层以上的高楼里，大楼的生命、寿命、价格在于集体共有的大楼结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即便在室内的私享空间，权利也是有限的，因为各种管线相连，噪音也共同承受。然而，30多年来的教育却让每家每户都拒绝承认集体财产，更没有组织能保护这关系到每家每户利益的集体财产。因为居民们缺少组织，大家就只好自保、自利，占集体和彼此的小便宜，互坑互害。在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冲击下，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脆弱，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居民们渴望组织，建不成组织就在微信里抱团取暖，靠谩骂来获得一丝心理安慰。

群众的基层自组织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载体，也是抵抗市场和资本的人文保障。共产党不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各种其他势力当然会来组织，敌对势力更会来组织。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不依靠居民的自组织而能单独治理社会，这个普通的政治常识被而今的官僚主义者们忘记了。

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社会才有公正，才有秩序，才有法治。法治这个名词当然好。但法治的生命在于执法，不仅执成文法更要执习惯法。强调法治就是强调严格执法，严惩违法。一门心思在立法上，把法治变成法条主义，让执法成本变得极高，让违法成本变得极低，这哪里还是法治？若满大街都有交通违法，居民楼顶布满违章建筑，垃圾遍地没人管，社区内部公正没人维持，法治就是纸上谈兵，书生空谈误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首要性质是党，党的根本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让人民的自组织有权力维护人民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党深切地感知人民眼下和具体的要求，运用执政的权力指令政府满足人民的需求，带领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这样的党，接地气，声望高，就能长期执政。

相反，如果满脑子都是执政，忘记自己是党，是共产党，忘记人民，忘记满足人民具体的、眼下的需求，党就没了根基，就成了一架脆弱的行政机器了。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能让政府服从党的指令，因为是共产党，背负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信任与支持。

组织人民，首先要把8000多万普通党员组织起来，让基层党支部有荣誉感，有活力，有权力，让街道、居委会、派出所为党支部领导的人民自组织撑腰。我党的光荣历史证明，有组织群众杰出能力的干部才是优秀的政治干部，是我党的骨干。

《南风窗》：党其实挺注重基层党建工作的，在非公有制企业里面也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

潘维：党为什么一定要在非公企业里活动？党在那里是帮助企业家还是帮助工人？我国广大劳动者除8小时工作外都住社区里，而且一个星期不是5天而是7天。党不是用来领导资本家如何办企业的，党的任务是帮助全体劳动者，把百姓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扶危救困，减轻他们养小孩、送老人的负担，让百姓的居住社区有秩序、有公正。可如果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建什么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一流医院，10亿劳动者养两亿小孩送两亿老人的日子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人民的生活问题才是党真正要关心的。劳动时间不由党管，是归市场支配的。我们鼓励商业发展，该归市场的要归市场。高级马桶盖问题是市场供给问题，是市场问题，不是政府的责任，更不是共产党的责任。

《南风窗》：党组织在农村的状况你如何评价，党如何在农村更好地发挥作用？

潘维：合村并镇后，一个村的党支部要管3000多人。3000多人什么概念？我们学院60个教员，20个行政人员，见院长就已经不太容易了。3000多人怎么管？而且，现在党支部书记和村长都在事实上享受政府工资，过去哪有大队书记拿工资的？拿政府工资为政府办事，还怎么可能领导人民的自组织？农村党支部已经成了政府的末端触角，书记成了行政官员，党员也都出去打工、流失了。没了集体哪还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人文精神，道德精神。集体主义的生存靠存在集体，集体的存在靠存在集体经济。

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就出了“土地流转”问题。大土地制被认为能提高农业效率，与世界市场竞争。这是需要商榷的。土地应该流转，但我认为应该按照《宪法》和《土地法》的规定流转给村集体。“耕者有其田”是我国千古祖传的正义法则。土地流转给村集体，分配给留在乡村的越来越少的劳动者，让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耕地，才是中国正道。资本集中数千亩地办个“大农场”就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那纯属书斋空想。就是毁掉几十个村，搞数万亩一家的农场也没法竞争。而今发达国家农业时髦百万亩级别的农场，全部用转基因技术，统一喷药施肥，统一灌溉，统一收获和运输。我国多丘陵坡地，大平原稀少，农业人口众多，靠外国吃饭那天就是中国从胜利走向失败和崩溃的转折点。

因为劳力流失，我国农村的衰败有其必然性。但现今我国农村的复兴有了新的机会。第一是中央非常重视农村。第二是我国有强大财力并决心用这财力反哺农村社会。第三是留村人口逐渐趋稳。第四是农业技术快速发展，村集体比个体农户更有普及技术的优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期，给“双层经营”机会，以自然村（队）为基础重建村社集体，解决土地抛荒问题，解决互坑互害问题，解决乡村垃圾问题，恢复乡村道德风貌。“道义经济”的著名逻辑今天依然适用。中国农业农村问题不可能靠市场解决，全世界也不可能。可惜，今天我国懂这个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