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两淮地区货币问题研究

2016-07-12 09:07铜仁学院刘坤新罗忠青

中国商论 2016年16期

铜仁学院刘坤新罗忠青

南宋两淮地区货币问题研究

铜仁学院刘坤新罗忠青

摘要：南宋以铜钱为标准货币，但是南宋铜钱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南宋朝廷为防止铜钱由两淮地区流入金朝，强迫商人和百姓在两淮地区使用铁钱和淮交。但铁钱本属廉价货币，淮交缺乏政府信用，造成铁钱和淮交贬值严重，两淮百姓苦不堪言。

关键词：两淮铁钱淮交

1 货币相关原理及问题由来

马克思把货币定义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起初，不管商人还是国王都可以铸造货币，但而后君主们从铸币中直接获得巨大利益，从此便不肯放弃，并据为已有。货币开始成为君主们身边最通用和最缺少的东西，致使而后缺乏货币则可能使君主陷入困境，甚至被推翻，如英国的内战和法国的革命，一少部分中国王朝的更替也是该原因。上述所提及的缺少货币现象被学界称之为“钱荒”，始于宋代。在古代的社会经济中，受矿冶技术的限制，缺乏作为天然货币的金和银，且其数额不足以供商品流通之用，故在铸造其他金属货币之始，即选用了铜作原料，后来甚至以铁做原料，这与世界上很多民族不同［1］。钱荒问题在两宋一直存在，但是北宋和南宋的性质却不相同。北宋钱荒是自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诱发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南宋主要是由于南宋朝廷错误的货币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才造成流通领域中这一严重后果。

2 南宋两淮地区货币问题的由来

铜钱成为南宋的标准货币，因而铜作为币材，其供给量的多少对铜钱铸造量有着直接影响。据《宋史》卷185 《食货志•坑冶》载：“宋初，铜产……有三十五场……治平中……铜之冶四十六……绍兴三十二年……铜冶一百九”［2］。从规模上貌似越来越多，实则不然。据业师汪圣铎先生计算南宋铜的产量仅为北宋的二十分之一［3］。有人可能会认为原铜产量较少是由于南宋领土面积骤减所致。其实不然，据宋代文献资料记载，宋代铜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南东路、西路、湖南、福建，长江以北铜产地极少，产量更是极为有限，而这些地区仍归南宋所辖。所以高聪明先生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金人入侵使矿冶业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与南宋的腐朽统治无力振兴矿冶业有关。”［4］铜产量减少直接导致南宋铜钱铸造量的骤减。南宋的铸币数量大致为15万贯，仅为北宋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这个定额常常不能完成。南宋铸币数量的陡然减少，也带动了物价的迅速上涨，而物价上涨再次造成的铸铜钱严重赔本，表现为“铜贵钱贱”，钱荒严重。为此，南宋朝廷再次减少铜钱的含铜量，使得铜钱的含铜量仅为54%～56.5%。

金和议后，沿淮河一线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两淮地区成为前沿阵地。宋廷派出大量兵力驻扎在这里，钱粮耗费颇巨。在孝宗淳熙末年，宋庭屯驻于江北地区的三大驻兵，差不多要占到朝廷总支出的60%左右［3］。但是江北的两淮地区是宋金之间的边界，接连千里，海路相通。故而，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而金人似乎也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6］。其数量远远超于流入日本和海南诸国。原因是铜钱在南宋境内购买力很低，可到了境外其购买力远远高于境内。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倒卖铜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熙熙攘攘，趋之如骛。这也反映了货币由流通量不充足地区向流通量充足地区、由购买力低地区向购买力高地区的正常流动。加之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在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故铜钱在当时也扮演着一种货币的职能，国外之人“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人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7］。其中福建之钱，流入海南诸国并远及印度、非洲，两浙之钱，流入日本。故而，铜钱的大量外流无疑再次加剧了南宋境内的“钱荒”。

3 两淮地区强制实行的铁钱和淮交

南宋的钱荒问题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由于战乱，使得生产遭到破坏，物价在北宋末年“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有上涨，形成了极其特殊的战时物价。由于物价很高，朝廷、官员和百姓都感到手里的钱不够用，人们在寻找钱荒的成因时，都提到了铜钱的外流和销毁。自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至宁宗开禧、嘉定年间，南宋官僚士大夫不断疾呼：“今钱荒之甚，岂容阑出如此”［7］，“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2］。所以南宋政府为防止铜钱从淮北地区流入金朝境内，决定在该地区流通铁钱。还有，政府铸造铁钱的利润相当巨大。铸造铁钱也绝非南宋首创，早在北宋朝廷就开始在西北边境地区铸行铁钱，只不过南宋两淮铁钱的重量比北宋西北铁钱还要轻，所以朝廷获利情况可谓不言自明。

南宋朝廷先是于蜀中取铁钱15万缗，行用于庐、和二州，但这些铁钱不能满足民间贸易和榷场交易的需求。加之，从四川运送铁钱到两淮地区费用极高，于是“乃不行”。而后宋廷再次下令，在宋金交接的两淮路、京西路及荆门一带，一律禁用铜钱，改用铁钱。原江北地区使用的铜钱，“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2］。

铜钱在两淮地区被禁行，铁钱的数量又不能满足需求。时人洪适提议宜在当地迅速铸造大量铁钱，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洪适的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得到孝宗的采纳，孝宗首创以铁钱为本位的淮交，印发的淮交与铁钱并行于两淮。最初的淮交只是在东南会子上加背印。但两淮地区军费开支过大，会子发行量增加，可能破坏会子制度。故宋廷正式印行淮交300万贯，再下敕令“禁止铜钱过江北”，故淮交被强制成为两淮地区的主货币。然而在淮交流通后不久，便出现了“商贾不行，淮民以困”，但朝廷有财政的需求，所以对于这种强制性的敛财的作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连南宋史上最有为的孝宗皇帝也不得已说：“朕亦知其不可行，知武峰一军在彼此”，可见铁钱和淮交是南宋朝廷在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然而在以金属为本币发行的纸币，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子”大于“母”，也就是少数的金属货币发行大于它的纸币。淮交在流通的数量极为有限，远远小于当时行用的铁钱数量，出现“母”大于“子”的特殊货币现象［8］。南宋朝廷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做法，最后也遭到了市场的淘汰，然而最终的损失却要由百姓承担。

4 在铁钱和淮交流通中两淮地区百姓的生存状况

本自从金朝铁骑南下后，两淮地区受到金兵蹂躏最烈，“民存二三，生理萧然，一遇灾荒，人至相食，虽亲父母，手杀其子食之”［9］宋金和议后，两淮又成为南宋的前沿阵地，百姓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江浙以中下县尔”，农田“虚占久荒者乃九十余万顷”［10］，“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14］。宋庭又多次下令，“沿海沿淮严行禁绝（铜钱），如捕获客人有兴贩上项等事，与重寘典宪。”如乾道五年至淳熙十年，宋廷先下了十七次诏敕，收换两淮铜钱。确如《悲淮南》中描述：“淮民穷到骨，忍复榷其肌，不知铁钱禁，作俑者为谁，行商断来路，清野多流离。”［11］为了生存，一些两淮百姓，只能冒险私贩铜钱，故史载“铜钱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5］。

然“宋代各地的铁钱都难逃贬值的恶运，原因在于铁的价值很低”。其价值低，就很容易引发“两淮铁钱私铸太甚”。淮交和铁钱不为市场、商人、百姓认可，两淮地区“民间重困”。南宋朝廷也开始动摇，收回了部分流通中的铁钱和淮交，并恢复了铜钱的流通。等百姓的情绪稍稍平复后，宋廷继续推行，然后百姓和商人接着反对，这样反复数次。正如马端临所说：”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12］铁钱在两淮地区共行用110多年，使两淮地区陷入巨大的困境，两淮地区也成为看似一派经济繁荣景象，实则是南宋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南宋朝廷通过行政手段，以铁钱和纸币代替铜钱，强行使铜钱退出两淮流通领域，力图在宋金之间制造一个人为的隔离带，使南宋行用铜钱的地区同正在大力吸收铜钱的金国脱离，从而切断南北之间的铜钱流通，阻止铜钱的北流。然而，南宋政府的货币隔离政策，使铁钱和淮交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流通，从而限制了两淮地区同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因此也受到了时人的批评。如楼钥说：“赀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13］宋廷人为了制造南北隔离带，欲把铜钱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惜劣币从来就不是优质货币的对手，两淮铁钱一出，铜钱随之在市场上消失，殊不知它已经冲破铁钱和淮交的筑堤，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北方［6］。可见南宋朝廷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加剧了两淮地区的贫困。

5 结语

铁本属于贱金属，原料易得，且制作工艺简单，再加之“私铸盛行，故钱轻而物贵。”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这些私铸的劣币投入到市场后，国家铸造的质量好的货币，必然会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不动产”而储藏起来。同时，南宋朝廷还规定铁钱不能过江，不能兑换铜钱等其他货币，于是大量质量低劣的铁钱壅滞于两淮，加快了铁钱的贬值，后来以至于市场中拒绝行用铁钱，部分地区开始无奈地使用物物交换。后虽宋廷允许铁钱、淮交兑换铜钱等，但是兑换价格极不合理，出现“江南楮币易淮甸之铁钱，厥价三倍”，最后吃亏的还是两淮百姓。

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南宋朝廷违背市场规律，强制在两淮地区制造隔离带。然而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毕竟比人为的政治禁令更有力量。不但没有阻止铜钱的北流，更为严重的是，它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商品货币的正常流通。官逼民反，加剧了两淮及南宋社会的动荡，也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南宋朝廷这一举措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王曾瑜.南宋的新铁钱区及淮会与湖会［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汪圣铎.两宋货币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5］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J］.历史研究，1982（04）.

［7］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吴常熊.浅议“两淮交子”［J］.安徽钱币，1994（04）.

［9］黄淮.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虞俦.尊白堂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4.

［11］刘过.龙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