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的婚姻是否让人更加满意？
——基于婚姻匹配模式与主观满意度的研究

盛韵颖



高攀的婚姻是否让人更加满意？
——基于婚姻匹配模式与主观满意度的研究

盛韵颖

摘要：本文通过使用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数据描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并重点探究了婚姻市场上的不同匹配模式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的婚配模式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高攀”给居民带来满足感和与个人成长的环境很有关系——“高攀”在生活满意度的优势只在农村地区较为明显，在城市则不显著。

关键词：婚姻匹配；高攀；生活满意度；性别差异；城乡差异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机制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婚姻讲求“门当户对”。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性别角色的转换已经深刻影响了婚姻市场的交易行为，人们更重视婚姻本身的目的性而不是婚姻的功能性（高旭繁、陆洛，2006）。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观念的盛行使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配方式逐渐淘汰，男女为了追求个人需求的满足，提高生活满意度而自由地结合，婚姻更像是相互选择过程中自我实现的手段。

关于婚姻匹配模式和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婚姻关系研究中热门且重要的议题：

Buss最早发现择偶的性别差异，男性关注生理吸引力，女性重视经济能力和情感联结。也有研究表明，我国择偶观在上世纪末经历了“政治本位”“知识本位”“经济本位”的阶段变化（Dahlen ER，Martin RC，Ragan K，et al.2004），物质条件成为择偶的门槛。Bertrand etal.（2013）的研究表明：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挣得比丈夫多，会降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的工资水平，还会降低双方的婚姻满意度，提升离婚的概率。另外，现代社会中由于教育的扩张，人们对于婚配对象的选择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往往会将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特征以及品味作为同质性婚配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往往偏向于异质性婚配（Blossfeld，2009）。

学界也不乏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择偶对婚姻的影响机制：如果一个男性找到一个背景更好的女性，他可能因为受到“男性是家庭的脊梁骨、男性不应该靠女性吃软饭”等观念的影响而承担一些额外的心理成本，从而减弱他从该婚姻中获得的回报（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10）。相对地，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在慢慢提高，性别角色起到的作用在慢慢地弱化，很多以前都是男性干的事情现在都可以由女性来承担（杨菊华和何炤华，2014）。

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本文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结婚的夫妻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夫妻双方的相对家庭背景对于他们生活满意度的长期影响，并通过考察城乡之间的差异状况，印证中国婚姻市场观念随社会经济程度及开放水平的变化。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引言，回顾并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和变量选择；第三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及计量模型的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反思。

一、数据和变量介绍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项目所收集的数据。本文选取CHALRS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基线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该数据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最终调查有效样本17587人。在去除了单人户及一些重要变量存在缺损的样本后，所剩下的9171个样本就是本文所用的样本。

1.婚姻匹配模式

本文采用“家庭背景”来区分“高攀”“门当户对”“低就”三种婚配模式。CHARLS调查的个体基本都是45岁及以上，他们结婚的年代大部分在20年以前，当时子女的婚姻很多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主要也是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是否相配。我们使用父母的最高教育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一方面教育程度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收入、财产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程度从子女结婚时到现在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方便数据的搜集。

2.生活满意度

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后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在CHARLS中，有一个问题是受访者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相应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为了便于后面的解释，我们定义：从1到5，数字越大代表越满意。

3.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自身受教育水平、婚姻持续时长、人均消费的对数、居住地类型。将家庭各项支出结合家庭人口数，换算成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以衡量财富水平。关于教育的衡量，将其划分为5组：（1）文盲；（2）没有完成小学；（3）小学毕业；（4）初中毕业；（5）高中毕业及以上。对于居住地类型，选用其16岁以前的主要居住地，一是由于在“目前户口类型”中的“统一户口“选项并不能帮助区别城乡的差异，原本的农村户口也有可能因为上学、工作的关系而迁转为城镇户口；二是16岁以前个人的人格、心理基本形成，这一阶段个人的生长环境对于其有长期的影响，选择这个变量作为对居住地或成长环境的衡量要比当前户口类型更加准确。

表1　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性别）

表2　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性别）

4.变量的统计描述

见表1、表2。

二、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根据第二部分所介绍的，在CHARLS数据中有关生活满意度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离散的选项，共有5种不同的等级，对于这种有序的离散的被解释变量我们选用有序的probit模型。主要考虑下面这种模型设定：Yi*=β0+β1·gaopan+β2·mendanghudui+β·Xi+εi，其中，如果受访者配偶的家庭背景好于其自身的家庭背景，则gaopan=1；如果受访者配偶的家庭背景与其自身的家庭背景一样好，则mendanghudui=1，这两个变量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Xi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自己的教育水平、婚姻持续时长、人均消费的对数。由于篇幅原因，在分析性别差异时，仅报告了自变量的边际影响（由于oprobit不是线性模型，选择均值处的斜率来分析其边际影响），分析城乡差异时，仅展示核心变量的总体回归结果。

表3　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对男性的影响（边际影响）

表4　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对女性的影响（边际影响）

三、实证结果

利用第4部分介绍的计量模型，在表3中展示了男性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3中第1列是自变量名称，第2列到第6列分别代表满意度为1-5。无论从总体回归或是从表3中都可以得出“高攀”和“门当户对”对男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而财富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例如，人均消费支出对数的边际影响对于“极其满意”和“非常满意”是正的，对“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是负的：人均消费提高1%，满意度为“一点也不满意”的概率减少0.24%，“不太满意”的概率减少0.97%，“比较满意”的概率减少“0.31%”，“非常满意”的概率增加1.3%，“极其满意”的概率增加0.22%。在总体回归中我们也得到，人均消费的对数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其回归系数为正，意味着随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满意度上升的概率也是增加的。另一点十分有趣的是，婚姻持续时长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且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增长，生活满意度提升的概率是增加的，这或许与我们采用的样本有关，样本中老年人居多，因而十分注重婚姻关系的维系，也十分享受并且珍惜年老后有配偶的陪伴。

表4是对女性样本回归的结果。模型的设定与表3基本相同。

就总体回归模型而言，“高攀”和“门当户对”对于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不显著。与男性结论类似的是，财富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的。另外，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增加，满意度上升的概率也是增加的。与男性样本有所不同的是个人教育水平为“未完成小学”对女性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若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为“未完成小学”与其他受教育水平相比差距越大，其生活满意度上升的概率越小。

接下来，将“16岁的主要居住地”这一变量作为分类依据，分别对在城市长大和农村长大的居民进行回归分析，以判别不同婚配模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表5是成长地为农村的居民的样本回归结果，表6是成长地为城市的居民的样本回归结果。其模型设定与前文基本相似，解释变量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背景、高攀、门当户对、人均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婚姻持续时长，被解释变量依旧为生活满意度。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只列出核心变量的总体回归结果。

表5　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对成长地为农村居民的影响（全部农村样本）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

表6　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对成长地为城市居民的影响（全部城市样本）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

从表5和表6的结果来看，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高攀”和“门当户对”对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攀”和“门当户对”对于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显著，而且影响是负向的。这或许与地域的传统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影响。一方面，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居民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受访者主要为45岁以上居民，在他们结婚的年代或许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是有较大不平等），居民可以通过婚姻匹配而改变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因此婚姻匹配模式对于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巨大且持久的。而在城市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居民在经济上比较独立，婚姻对他们而言作用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人们接受新鲜观念的时滞较长，观念相对而言比较传统和保守，婚配模式对于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在城市地区，信息传播较快，人们接受新鲜观念的能力较强，婚匹模式对于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四、结论及反思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婚姻关系中，真正的家庭人均消费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家庭背景已经不那么重要。婚姻匹配结构对居民主观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具体体现在，夫妻婚前级别匹配或配偶家庭背景高于自己会恶化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而农村居民则不然。

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样本的年龄偏大，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尤其婚姻观念受时代影响较大，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不同的表现。另外，如果是因为一些数据中不可观测的因素（例如外貌、品行）影响了婚姻匹配模式，并且这些不可观测变量也同时影响到了被解释变量，那么本文的结果或出现较大的偏误。

婚姻市场的匹配是影响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中国所经历的男女比例失调、经济制度的变迁、性别观念的转变都给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模式带来了很多影响，因而了解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也希望能在以后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旭繁，陆洛.夫妻传统型/现代性的契合与婚姻适应之关联［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6 （25）:47-100.

［2］Buss DM.“Human mate selection”.American Scientist，1973（2）:36-39.

［3］Dahlen ER，Martin RC，Ragan K，et al.“Boredom proneness in anger and aggression:Effects of impulsiveness and sensation seek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4，37（8），1615-1627.

［4］Bertrand，M.，K.Emir，and P.Jessica.“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NBER working paper.19023，2013.

［5］Blossfeld，Hans-peter.“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9，35:513-530

［6］Akerlof and Kranton，“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y Sharp Our Work，Wages，and Well-be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7］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36-5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6.08.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