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贫困在甘肃农村贫困地区中的分析与解困

孙科峰

（中共临洮县委党校，甘肃　临洮730500）



文化贫困在甘肃农村贫困地区中的分析与解困

孙科峰

（中共临洮县委党校，甘肃临洮730500）

［摘要］在甘肃贫困地区，文化贫困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本文对文化贫困进行界定之后，拟对甘肃农村“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描述，试从文化贫困角度分析产生原因，进而探讨消解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及与全国同步小康的途径。

［关键词］甘肃；贫困地区；文化贫困；文化富民

一、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按照新的扶贫标准，甘肃省贫困人口由2011年底的842万人减少到2015年底的317万人，五年减少贫困人口52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的40.5%下降到2015年的15%左右，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2599元增加到2014年的4897元，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子。但据2010年11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截至2015年末全省贫困人口数量约占到常住人口总数量的12.4%，仍然高于全国均值的二倍多。2011年12 月1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甘肃省58个县市区分别纳入国家六盘山、秦巴山和四川省藏区3个连片特困地区。尤其是甘肃省40个县（市、区）被纳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占六盘山所有贫困县数量的三分之二。甘肃农村的贫困既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结构因素的一面，更多有文化性因素的一面。在这些贫困地区，人们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多是智力、信息、观念、精神等的贫困。可见，甘肃在新常态下扶贫攻坚任务重、困难大。而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以智力型无形资产取代物质型有形资产成为经济发展关键点的知识经济时代，贫困地区人口智力水平的提升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将更加密切。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化扶贫是解决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有效抓手，但造成甘肃农民贫困的文化因素及其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贫困现象，将比经济因素更难以消除。因此，抓住了文化扶贫，就抓住了甘肃扶贫的关键，抓住了要害。

文化是软实力，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国家的面孔，一个社会的灵魂，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深刻影响并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甘肃“贫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标示的是特定文化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或特征。概而言之，贫困文化是处于贫困环境中的穷人所具有的特定文化体系，是直接根源于经济贫困的文化。文化贫困就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贫困文化”，也就是说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而造成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状况。如果说，贫困文化更多地研究贫困群体（社区、家庭）的微观贫困文化（环境、传承等），文化贫困则从（国家、地区、组织）文化制度、政策、资源、环境、产品、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更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文化贫困”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本文在对文化贫困进行界定之后，拟对甘肃农村“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描述，试从文化贫困角度分析产生原因，进而探讨消解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及与全国同步小康的途径。

二、甘肃农村贫困地区“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思想观念保守

甘肃小农经济人格特征明显，人文精神发展动力不足。民众普遍存在小农意识，缺乏市场经济观念，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缺乏创新与改革的意识，依赖于组织和上级政府的救济与扶持，安于现状，创业精神不强。如政府投入资金补助农民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易地搬迁、安居工程、防震工程、农网改造、人畜饮水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培训工程等党的惠民政策时，在实施的过程中人们常无战略眼光，经常会狭隘地抵制反对。

（二）生活方式陈旧

甘肃贫困地区，仍多延续着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甘肃贫困村户95%以上都沿袭着传统的散养家禽、家禽家畜混养的生产方式，柴草、木炭、蜂窝煤等的燃烧，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态产生严重危害。村民饮食结构的单调，居所卫生条件的缺乏，精神萎靡人口比例较大，亚健康状态比例较高。

（三）封建传统浓厚

甘肃农村文化的贫困借助于根深蒂固封建家族体系以及祭祖和宗祠制度等因素，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了一整套渗透社会每个角落的价值标准。如调查显示，甘肃贫困农村民间婚育观念落后，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非贫困地区和城镇。就兰州市与定西市比较，2014年定西市人口出生率为12.33‰、人口自然增长率5.62‰、兰州市人口出生率为9.6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7‰，分别高出2.69‰、0.65‰。笔者在“精准扶贫”中就曾入一贫困低保农户，一家五口，母、子、儿媳精神智障，家里头主要依靠近六十岁父亲维持生计。

（四）文化服务薄弱

经济体制转轨以来，作为公益事业，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目前至少甘肃有80%的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存在待遇低、身份不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队伍稳定和文化站工作的正常开展。甘肃临夏全州有130多个乡镇，目前有文化站的仅40余个，而在这40余个文化站当中，一年能开展一两次文化活动的不到一半。在“苦甲天下”的定西市，6个县级博物馆的境况也是“功能萎缩，半死不活”。甘肃大多数县农村文化建设的运转、发展资金，至今没有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文化人才流失严重。

（五）文化陋习流行

甘肃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又受市场利益的价值趋动，表现出混合文化陋习流行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贫困村户却滋生了“富裕病”。近几年从乡村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经济繁荣不一定带来文化进步，有时恰恰相反。如某贫困村农户387户，1453人，有规模小庙3座，平均2村1座，还不包括宗族户建具有小庙性质建筑。如当地25平米山地坟地售价近2万元。这种文化贫困不仅对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形成严重障碍，而且严重掣肘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贫困竟将一部分脱贫村民重新拉回贫困，即出现“返贫”现象。

三、原因分析

（一）贫困文化的代际复制

文化具有群体性，一定的先进文化伦理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甘肃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城乡社会历史结构上的现实沉淀。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贫困文化相关。并指出贫困文化最可怕的是具有复制功能。考察贫困文化传承机理，贫穷造成教育投资跟不上，导致贫困子代对父辈的顺从与盲拜，引起人力资源的退化。从甘肃省人口素质综合评价看甘肃省人口素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兰州经济发达，人口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甘南社会发育程度整体偏低，人口素质明显低于省内其他地区。与此同时，2015年兰州市209个贫困村已实现了整村脱贫，而甘南州有284个贫困村和17.12万贫困人口，贫困农牧民占农村人口仍达34.34%。贫困地区贫困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意义看，就会发现隐藏在经济贫困背后的文化贫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文精神。据“贫困陷阱”理论，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著名反贫困理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缪尔达尔认为：“不发达国家民众巨大的贫困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麻木和他们对于改变观念和制度、维护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努力的冷漠。”甘肃特定地域及特定群体的文化贫困，是一种比经济贫困更深重、更难以摆脱的贫困。事实上，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结构断裂后面的文化断裂，它不但是社会断裂加剧的深层原因，而且成为潜在社会思想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

（二）地域封闭的信息不畅

甘肃有58个贫困县（其中17个“插花型”贫困县），225个特困片带和6220个贫困村、97万贫困户、417万贫困人口。空间贫困理论认为贫困的空间分布以及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地理因素导致了“空间贫困陷阱”。地域资源造成了经济的贫困，经济贫困导致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导致人的素质低下，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这又加深和“巩固”了贫困。一是从生态性看，甘肃有84%的贫困县分布在山区，12%的贫困县分布在丘陵，4%的贫困县分布在平原；有33%的贫困县分布在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两州两市”（临夏州、甘南州、陇南市、定西市）地区。这些农村贫困地区人多生活在山区，生态环境恶劣，地势崎岖，山大沟深。贫困是农村的普遍特征。二是从地缘性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单一，置身于贫困地区封闭环境的个体或群体，其社会经济关系仍较多囿于家庭、宗教、邻里、亲友、村落等血缘及狭窄地缘社区，自然促成了贫困地区的乡土观念和落后的价值理念，这是文化贫困产生的地域性土壤。三是从时代性看，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但对贫困农村，公共设施的不健全，信息的不对称，致使一些农民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作物，农业本质上就是弱质生产部门，结果往往使一些扶贫项目在经营中倒闭破产，这样不仅使国家的扶贫资金流失，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的“预期”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使得他们退守到贫困文化的防御中去。

（三）贫困主体的内径障碍

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困的含义与扶贫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背后是显著的知识水平的地区差距。知识是可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重要的可控因素。正如班费尔德所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大量调查表明，在甘肃贫困山区，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是具有一定文化和思想比较开放、富于创新的人；反之，则多是缺乏一定的文化、思想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的人。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甘肃反贫困问题不单纯在于扶贫资金的增减，关键是能否解决贫困主体知识能力的乘倍数效应问题。扶贫要先扶智，正如约翰·梅尔分析的那样：“教育在激起农民变化方面能够起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开阔农民及其子女的视野使之放眼世界，而且还可能引起消费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为农民以及未来农民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来激起他们实行变革。”由于贫困或其他非理性的原因，甘肃贫困地区的人们普遍不重视教育。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增加了实施文化致富难度。

（四）文化解困的中梗阻隔

文化建设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设置，合理的社会设置通过宣传与贯彻其观念原则，依靠确定的规范体系，由社会设置中一定的人、群体和组织，凭借社会机构与设施，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近年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除了自我投入不足外，还与当地政府重视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农村文化长期被边缘化，处于了劣势地位。其原因之一在于文化建设很难带来政绩，不受地方政府和领导重视，基层党委政府重视不够和投入严重不足，在很长时间内，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发展生产、计划生育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农村文化建设很少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支出预算，而造成一些贫困地区文化设施、人才严重缺失。无视农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与政府机构、社会政策的作用，是一种不理性行为。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主要包括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二重性。

（五）主流价值的选择困惑

文化的阵地不为高尚所占领，便会被低俗所侵占。甘肃农村近年来群众性体育、文艺活动几近绝迹，农村传统春节喜闻乐见的“社火”等活动日渐衰落，富贵病的低俗化、迷信化有抬头倾向，意味着甘肃贫困地区人们急需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迫切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在发达地区，人们普遍奉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生产者观念，快节奏、高效率为“中国梦”的幸福生活而努力。但在甘肃贫困农村，空闲时间都去串门子、晒太阳、闲侃、围火炉、喝酒、打麻将。这种不愿敬业、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不求富强的态度磨灭了人们对文明的追求，严重阻碍了农村变革。

（六）制度缺陷的二元差异

从传统方面来看，费孝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甘肃传统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赛·兰格的一句话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最终又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轮回。文化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早栽树，早乘凉”的传统观念深沉抑制反贫困进程。无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还是现实的无奈，男性贫困者大多愿意娶比自己更贫困的女性为妻。不管是贫困地区狭窄地理内的近亲通婚、低能人互婚，还是较小地缘范围的长期交错通婚，造就了痴呆畸形，人口素质退化的增多，生存压力又迫使人们不断毁林开荒，进而不断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由此而陷于更深的贫困。从现实来看，建国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等是形成甘肃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如2014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04元，甘肃排全国省市最后，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约合人民币46531元），甘肃省人均GDP为26442.25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陇中疾苦甲天下”，定西7个县区全是国家贫困县，人均GDP只有1604.01美元。总体看目前甘肃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大，二元社会结构比全国明显，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甘肃与全国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四、文化致富的基本选择

（一）破旧立新转观念，内生反贫困精神动力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贫富。世界是物质的，但生活却主要依赖精神去感悟。一要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帮助贫困群体树立坚定的信心和勇气，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培养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转变观念。二要重塑贫困乡村农民的心理结构，加强对农民婚恋、择业、人生规划等心理的疏导和调适，消除精神上的羁绊。三要树立贫困农民商品意识。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订单生产”，把产品变成货币，把货币变成资本，把资本变成财富。

（二）强基固本从“人”入手，进行文化教育脱贫

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一是培育贫困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的主体队伍。依靠自培一批有本领、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农村基层文化经营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扶持一批根植于农村，热爱民族民间文化的文化热心人、文化能人和文化经纪人，增进贫困主体自醒，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繁荣。二是健全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逐步推行村文化指导员制度，鼓励和支持专业文艺团体到农村开展活动。三是以县为单元，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建立农村职业高中为主体的县级成人职业教育学院，健全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

（三）统筹协调强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要各级党委、政府将文化富民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文化富民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二要强化政府的文化职能意识，加大农村文化经费投入，切实履行公共服务拖底职责。对各类文化经营实体从税收、政策制定、资金投入上给予扶持，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采取新建、改建、共建等多种形式，加强诸如图书室、阅览室、娱乐室、科普室、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建设。比如，首创于甘肃的“农家书屋”工程现在成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粮仓”，受到普遍欢迎。再比如，云南省每年按照一定标准对农民进行“文化补助”以形成农村文化发展新格局，为农民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文化服务。三要依托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采取加大功率、无线覆盖、有线延伸等途径，采用互联网+、卫星传输、光盘等载体，把现代信息传递到农村。四要政府部门倾斜对贫困县村教育事业的投资，阻断贫困文化的复制和代际传导。

（四）移风易俗树新风，改变农民精神生活

文化活动具有娱乐身心、移风易俗、沟通人际关系、提高文明素养的特殊功能，基于这种认识，一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家庭教育，开展“学帮比”“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评选活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二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村级文宣队，广泛开展甘肃地方传统文化教育，组织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如开展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等，进行面人、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技艺美术比赛，努力探索民间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的有效途径，启迪心灵。三要行政村绘制文化墙，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四要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协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制定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等长效机制，引导农民讲文明、除陋习、树新风。

（五）吐故纳新多交流，活跃贫困地区文化

贫困地区要找到外来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移入结合点，一是整合现有扶贫项目资金，从乡村统筹层面上加大贫困村社水电、道路、信息公路等基础建设，使物质、技术信息与文化等通过社会互动得到有效传播。二是建立对口扶贫帮贫制度。加强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交流。三是加快户籍改革，逐步取消城乡壁垒，合理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四是加快社群文化建设，开展扭秧歌、打腰鼓、敲盘鼓等社火活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社群文化合作，达到“文化本位”，经济文化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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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16）02-0036-05

［基金项目］201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甘肃贫困节点城市的战略响应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YB119）。

［收稿日期］2016-01-23

［作者简介］孙科峰（1972—），男，甘肃临洮人，中共临洮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副校长，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