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文学的地平线(3)

2016-07-22 02:18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28期
关键词:文学革命万隆棒子

朱伟

在我的感觉中,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子”里开始的。李陀90年代初在美国,曾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85》,其中写到《棋王》源于阿城与郑万隆、陈建功在他家吃涮羊肉讲起的故事。因故事精彩,三人一起鼓动阿城写成小说。小说是由郑万隆、陈建功推荐到《上海文学》的,李陀当初在西安,回来才知道小说结尾做了改动。原来的故事中,王一生到棋院当了专业棋手,一脸油光,每天吃饱饭,对下棋已经没热望了。阿城下乡从山西到内蒙古再到云南,走过三个地方,算“老江湖”。他原是“星星画会”成员,画画的,“星星画会”的圈子与《今天》杂志的圈子是重合的。李陀编《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他是封面设计。

现在回头看,有了1983年、1984年的“电影革命”,才有1984年、1985年的“文学革命”。“第五代导演”的“新电影”由张军钊、张艺谋、何群的《一个与八个》始,在《一个与八个》创造的影像基调上,才有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一个与八个》之所以能诞生,是因张军钊、张艺谋、何群在电影学院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恰逢郭宝昌冤案平反后刚获得权力,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当艺术总监。没有郭宝昌为他们保驾开路、出谋划策,就难有《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的崛起。郭宝昌与李陀是哥们儿,所以,李陀对1985年的贡献是在“新电影”的背后——不仅在张暖忻《青春祭》的背后,也在郭宝昌与张军钊、陈凯歌的背后。电影界的另一拨儿则是滕文骥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李陀与滕文骥是哥们儿,与吴天明也就成了哥们儿。这些电影当然都与他无关,但他确实在各个“圈子”里乐此不疲。

1984年底,杭州会议的与会者合影

可惜李陀留下的文字都是片段、碎屑式的,往往都只搭了一个大框架。在《1985》中,他写到“圈子”里酝酿的“革命”:“我敢说在1980~1984年那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不在。它们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卷起一场空前的文学风暴。”他认为,《1985》是“圈子”里酝酿的“狂热的风柱”席卷文坛的结果,由此作为分界线,告别了“工农兵文艺时代”。他意识到了一个个“圈子”意味着一个个“公共空间”的形成,可惜他又无暇再深入探讨这种“公共空间”与当时的“电影革命”、“文学革命”的关系,随后就将兴趣投注到对“工农兵文艺”的土壤——“毛文体”研究中去了。这就是李陀,他是一个不断要急急忙忙往前赶的鼓动家、文化活动家。

以我自己的感觉,1985年“文学革命”的主调是“寻根”,而非“新潮小说”。莫言与马原,这两大主角的创作基础其实也是“寻根”,只不过莫言将他老家高密乡为根,本是沈阳人的马原以神秘的西藏为根而已。表面看《你别无选择》很现代,与“寻根”无关,但瞿小松1985年的作品,比如《Mong Dong》就是寻找神秘的荒蛮感的,他是贵州人。瞿小松、刘索拉给《青春祭》作曲,也是刘索拉聊起音乐学院他们班“牛鬼蛇神”的故事,李陀觉得太有意思,她就写成了《你别无选择》。“寻根”在1984年就形成了一种动力,其实也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坐标有关——福克纳是那时人人都不敢不崇拜的,他的小说的根,就是约克那帕塔法这个地方。

后人讨论“寻根”,都将1984年底《上海文学》《西湖》杂志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的杭州会议作为重要起点。这个会的重要性是,一个新锐文艺批评家群体的形成。这个会议留下了一张合影,站在前排的除了当时《上海文学》的两位掌舵人——主编茹志娟与副主编、批评家李子云,还有韩少功、李杭育和批评家吴亮。李杭育1983年已经写他的“葛川江”系列了,这个会议,与李杭育的哥哥、浙江文艺出版社李庆西的张罗很有关系。李庆西写文学评论,那时他与上海的吴亮、陈思和、蔡翔、程德培及北京的季红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评论圈。这个评论圈形成的文学评论话语权,为1985年“文学革命”的推进提供了保障,这些评论家当时对李陀都很尊敬。这张照片上,李陀、郑万隆与阿城都站在后排。

在我看,韩少功的《爸爸爸》发表前,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是三个推动“寻根”的重要人物。李杭育1983年就开始经营他下乡的“葛川江”,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贾平凹1983年就开始经营他的家乡商州,写出了《商州初录》。1984年冯骥才在《小说界》发表了《神鞭》,郑万隆随后就回了一趟老家黑龙江,开始讲严寒、荒蛮的东北山林中的传奇故事。80年代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在喝酒闲聊中大把大把放肆消费时间的年代。郑万隆那时住在东四四条一个大杂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他那时似乎还在工厂当技术员,我等在小院里,他就是穿着工装,推着自行车进院的模样。他原来写的都是青年题材,《当代青年三部曲》之类。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时,他给我写了一篇《啊,朋友》,很青春的小说。1984年从东北回来,他就换了调子,开始写“异乡异闻”,将东北荒原作为他的“根”。他在《上海文学》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根》,他说:“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我追求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和寒冷的感觉。”我想,这与《商州初录》在当时的影响关系很大。没有《商州初录》,贾平凹同样不可能脱颖而出。

郑万隆与陈建功,是当时北京文学圈中与李陀走得最近的。李陀比郑万隆大5岁,郑万隆又比陈建功大5岁,“文革”后期他们在北京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80年代的彼此交流真是不惜时间的。郑万隆住在北小街,陈建功住在南城刘家窑,需自行车来往。我和李陀、张承志、何志云则住得最近,何志云住我楼下,我们在白家庄,张承志在三里屯,李陀在东大桥。李陀不会骑车,常常是他到我家来,我送他回去,在路上继续聊。李陀总是说:“再走一段,再走一段。”我们到郑万隆家聚,再一起兴致勃勃地从北小街走回家。那时都流行讲构思,李陀是有眼光的,他赞赏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这篇小说表面写一个强悍凶蛮的猎户与低声下气的小酒馆“老棒子”店主的对话,关系就是欠账。叙述视角的转换有意思:“他”先是凶悍的猎人陈三脚,后又是被陈三脚震慑的老棒子。最后结尾,陈三脚进山就失踪了,开春后老棒子按照他的吩咐去找刘三泰要酒钱,却发现刘三泰是个掷地有声的翩翩少年,陈三脚的儿子。可以说,“寻根”的开端是从荒僻尘封中猎奇。《老棒子酒馆》是“异乡异闻之三”,之二是经我手发在1984年《人民文学》上的《老马》。

李陀那时牵连着四面八方,1985年“文学革命”中的众多重要人物,比如马原,那时是李陀家里的常客,莫言也去过。各地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会到李陀向一切人敞开的家里。李陀家因此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学交流所,也难得张暖忻,每次一帮人海阔天空,她就一人静静地待在里屋。李陀真的成就了很多人,“陀爷”的称谓,应该就是1985年开始叫起来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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