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的政德传统

□ 马士远



墨家学派的政德传统

□ 马士远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墨家学派始终坚持将政治主张与学术探索相结合，已经开始将经验与理性初步地结合起来，其所坚持的真理探索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虽然墨家学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经验主义色彩，但毫无疑问的是，墨辩逻辑体系始终张扬着人类理性的光芒。站在社会底层视角来看，这个团体在周秦变革之际拥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儒家学派并列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甚至在周秦之际的政治影响力一度超过了儒家学派，其所持学说在战国后期的学术大总结中对儒家学派的德治学说亦产生过一定影响。

墨家学派是以集体的力量参与政治活动的，他们曾以集体之力止战火于两端，使被牵连的楚国与宋国双方皆免于战争灾祸。楚、宋双方的实力差距极为悬殊，墨家学派诸人却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使得强大的楚国主动放弃发动战争的企图，足以见其对春秋之际的诸侯国之间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之大。除了具备撼动七国的横向共时政治影响力之外，墨家团体也拥有纵向历时政治影响力。《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所创立墨家学派的时间应该是稍晚于孔子，大约在春秋晚期与战国初年之交。与儒家学派相同，墨家团体也是门徒众多，诸多墨门传人不仅使得墨学得以长时间、广地域地传播，也使得这一学派与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公元前479年到公元前381年近百年的时间中，或成为诸侯国君所制定的政治军事举措的影响者，或成为战国重大变革的直接受影响者，在此期间，整个墨学团体延续不断，在他们所存在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墨家学派具有鲜明的民本德治主张，这主要表现为提倡政策上的安民、物质上的养民惠民、精神上的教民三个方面。在安民方面，墨学团体既不提倡对周礼进行儒家式的完全恢复，也不赞同法家全面舍弃旧时礼法的主张，而是主张根据周秦之际的实际社会情况对周礼进行简约化，以使这种政策达到安民的目的。传统的周代礼仪规范建立于贵族政治的基础之上，祭祀奢华且程序繁琐。对于平民阶层而言，这种贵族礼法的泛滥对其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墨子在《节葬》篇指出这种丧葬礼节并不会造成安民的效果，冗长的丧期与繁重的费用会使得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活动停滞，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坏，昂贵的棺椁、珠玉应该简化为三寸棺、三领衣。在养民惠民方面，墨子在《节用》篇中对居民数量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税负与战争直接导致了民生的凋敝，而这二者皆是由诸侯国君自身政策的不当所引起。对无用的开支进行节制，使得政策具有真正的惠民养民效果，这样的做法才是天下的大利。在精神层面，墨家学派亦对平民自身的学习情况高度重视。《公孟》篇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子墨子曰：‘盍学乎？’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子墨子曰：‘不然。未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书籍中所载录的道义远比人所争相追求的形体之美、生活富贵更有价值。

墨家学派崇尚践行，主张济危扶弱。墨家学派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墨子奔走于各方之间，为了阻止楚对宋的战争，从鲁国出发，连续赶路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的都城郢；墨家巨子孟胜坚持遵守与楚国贵族阳城君所定下的守城承诺，最终与一百八十余名墨家弟子战死于楚地。墨家学派以自身的积极进取为基点，将勤勉从政的范围扩大到对人与人之间所作承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建功奉献。

墨家学派崇德尚贤，主张唯才是举。墨子在著作与言说中经常称引三代先王，标举上古德政理念，在《尚贤》篇中，墨子直接借用《尚书·吕刑》中的文句来表述崇德尚贤的重要性，指出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应该源于崇德尚贤的王道思想，而并非是依靠自己的威势与强力的霸道手段。在墨子看来，过度的霸道威吓只会使得仇恨因素不断累积，并不能够得到称王于天下的霸主之名，只有崇德尚贤的王道思想才能真正实现匡正乱世的最终目的。墨家学派提倡唯才是举，认为三代先王能臣皆出身寒微，但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政治才能为国家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墨子也深刻地指出诸侯国君的用人失当是导致国家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诸侯国君往往擢升贵戚或宠臣的地位，使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而贵戚与宠臣却缺乏政治才能，由他们构成的政治参与团体往往会危及社稷。

墨家学派大公无私，主张见利思义。孟胜坚持守城不只是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更面临着墨者绝于世的危险。在整个墨家学派面对极大危机的情况下，墨家巨子坚持舍生取义，认为自己不避危难的举动会延续墨家之义，只要有墨家之义存在，墨者们便会一直延续下去。墨家巨子为墨门首领，现存可考见的巨子只有孟胜、田襄子、腹黄享三人，此三人皆具有优良的个人素质，对整个墨家学派起着示范作用。包括墨家巨子在内的墨门众人都对自身要求极为严格，他们崇尚节俭，身穿短褐之衣，口食藜藿之羹，孜孜奔波于天下风尘之中。墨者们的自身行事作风显示出清正廉洁的德治特色。楚地的墨家巨子腹黄享坚持墨家之法，不徇私情，对触犯刑法的儿子做出了相应惩处，成为大公无私的典范。墨家巨子见利思义与大公无私的实际行为分别延续了墨家之义与墨家之法，义与法共同维系了墨家学派作为当世显学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墨家学派睦邻友好，主张以和为贵。东周末期社会动荡不断，从春秋到战国，在这一场由争霸夺名到兼并夺实的变化过程之中，战争出现了日趋惨烈化的趋势，拥有雄厚实力的诸侯国君热衷于吞并弱小的国家，拓张领土、发动战争的频次亦是日益增加。墨子针对这种现状，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国与国之间停止杀伐，通过行为上的“非攻”来达到以和为贵与睦邻友好的政治目标。墨家学派在《非攻》篇中提出，杀一人夺去一人的生命已经是不义的行为了，那么使无数人失去性命的战争无疑是百重不义，是世间最大的不义。墨子在《耕柱》篇中认为，楚国国君已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土地肥沃，牲灵遍野，却觊觎宋国与郑国微小贫瘠的土地，楚君的这种行为如同患有窃疾。除了直接指斥战争的不义性之外，墨子也对战争的危害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国与国之间如果皆实行“非攻”，追求以和为贵与睦邻友好，那么战争与其所带来的沉重祸患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总之，墨家与儒家并称为战国当世的两大显学，其间的争论非常激烈，儒者提倡复兴周时礼乐，墨者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礼乐是一种过度奢靡的行为，会造成民生的破坏。儒家学派主张爱有差等，是一种现实之爱。墨家学派则主张“兼爱”，打破爱的亲疏贵贱之别。“兼爱”的举措将一种现实之爱升华为一种信仰之爱，极大地开拓了“爱”自身的关怀界限，体现出了普世化的精神内涵。在《法仪》篇中，墨家学派对“天道”做出了具体界定，将天之道具体定义为其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将信仰化的兼爱主张与现实的制度规范相结合，使一种无差等的爱能够得到实际的制度保障，进而将大同世界的终极愿景变为现实。《墨子》一书中的《非儒》篇，更是对儒家所主张的述而不作、有命在天、复兴礼乐的三大核心概念给予了驳斥。学术上的争论虽然存在，但墨家学派却并不是一味地诋毁儒家诸人，墨子在同程子的辩论中称赞孔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有合理而不能够改变的地方，这充分表现出了墨家学派和而不同的文化气质。墨家学派主张政治上的以和为贵与睦邻友好、文化上的和而不同是建构大同世界的重要力量，具有普世情怀的价值信仰与保障这种信仰的制度措施的相互结合，可以使得整个人类跨越国度、种族、文化的藩篱，实现大同世界的最终目标。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兼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