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服装形制的改良及其对于礼制的局部突破

张竞琼， 洪安娜

(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历史与文化

明朝服装形制的改良及其对于礼制的局部突破

张竞琼， 洪安娜

(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以明朝服装形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考古文献史料的研究和馆藏出土实物的绘制分析，阐释明朝服装的基本形制以沿袭汉、唐、宋传统为主脉络。至明中后期，其服装在领、袖、纹饰布局等方面出现了改良、变异与创新。明朝服装在总体上维护、沿承了传统礼制的同时，亦在局部取得了简化、世俗化、多样化(僭越、赐服)等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明朝服装形制改良与礼制突破的相互关系，从明末商品经济浪潮、思想启蒙运动、异族文化交流三个方面，探究了礼制出现局部突破的形成原因。

明朝服装；考古报告；形制改良；局部突破；礼制

明朝服装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汉服形制，即上衣下裳制与衣裳连属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变化，包括立领与分割线的出现。当前对于明朝服装的研究，如缪良云《中国衣经》、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等著作，较多集中于制度与文化方面，而对服装形制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借助于泰州博物馆藏实物，以及《文物》等考古发掘简报的整理，与明朝典籍史料进行相互佐证，如顾起元《客座赘语》、焦竑《澹圆集》等。对明朝服装形制进行绘制及归纳整理研究，得出其形制上出现的改良、创新与传统礼制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礼制突破背后的形成原因。

1　明朝服装的结构

中国商周时期形成了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春秋战国时期又将上衣与下裳连缀起来，形成了深衣制。这两种服装形制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都属于前开包裹式，其特征为“前开襟、左右襟相压、把身躯包裹起来”[1]，其裁剪结构为连肩、连袖、直身、对称的“十字形”的平裁结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福建、江西一系列宋墓出土的袄、袍等都是这样的结构。这是中国古代服装延续千年的基本结构，直到近代“西风东渐”、发生了“变服”之后才发生了改变。

明朝服饰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集大成者，汉、唐、明三代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服式的主要特征。明朝服饰虽然款式多样，但其基本结构依然继承先制。在结构剪裁上进一步强化了“十字型”平面结构，即无论是袍、衣、袄哪个品种，“都是用整幅料对合，然后按衣服的长度再双幅对折，以料的一边为准，按下摆、腰宽的1/2和袖宽一剪裁而成，即所谓的一剪法”[2]。江苏扬州、泰州博物馆珍藏大量明代出土服装均用此法裁剪。以扬州火金秀才墓出土的盘领右衽袍为例(图1)，通过对其数据测量分析后绘制平面裁剪图和结构图，即可清晰看出其传统的程式化的“十字形”平裁结构。如图1(a)(b)所示,由于明服中出现大量拼接的设计手法，袖子处面料大多采用后拼接处理，也叫“找袖”。也就是说，尽管明朝服装出现了下摆开衩加缝补角、小袖口垂大胡、下裳褶裥等形制上的变化与改良，但其基本结构依旧继承唐、宋，一如既往。

图1　明代火金墓出土圆领袍Fig.1　The round-collar robe unearthed from Huojin Tomb in Ming dynasty

2　明朝服装的形制

2.1领、袖的式样

明代男女服饰的领襟式样主要归纳为四领、两襟。四领为直领、圆领、方领、竖领(立领)，两襟分别为大襟、对襟。其中直领是最常见的领式，有些直领式样的衣服(如男子的“直缀”)就是根据领式而称作“直领”。圆领在明初也称盘领，圆领式样的长衣即称为圆领袍。方领之领型呈方折，多用于对襟。

竖领从缀扣的直领发展而来，这是明代的创新，主要应用于女装。竖领的诞生，使得明代女装在颈部与背部一带更加贴身，也使得女服领口的金银纽扣成为贵族衣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颇有特色的装饰(图2)。晚明还流行在纽扣上镶嵌宝石或珍珠，其形制有正负或曰雌雄两部分，雄者为扣，雌者为纽，相合而成一副纽扣。明代竖领及其扣饰的创新及使用，突出了女性的脖颈修长，丰富了服装款式并改善了服用功能。

图2　《孝靖皇后画像》中的里衫即为竖领Fig.2　Unlined upper garment with standup collar in “Portrayal of Xiao Jing Empress”

明代男女服饰的衣袖因服饰分类和审美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式样，这些袖式根据尺寸大小而被笼统称作窄袖与宽袖(图3)。明初衣袖的袖窿与袖口尺寸比较接近，要么都窄小要么都宽大，可以称之为“窄袖窄口”或“宽袖宽口”，如图3(a)(b)所示。但明朝后期出现了收口之袖，即袖窿宽大而袖口窄小，可以称之为“宽袖窄口”，如曲阜孔府旧藏的朝服，扬州与泰州博物馆馆藏的常服、便服等均有此形制。而“宽袖窄口”的形制又分两种：

一是无袖口式。即袖口看似宽大，但实际上自下而上缝合了一部分，另留窄小的敞口部分供手臂进出。扬州火金墓出土的一件“程子衣”袖宽为62 cm，但实际缝合了37 cm(此处还暗缝了一个口袋便于收纳)，余下25 cm才是敞口部分，如图3(c)所示。

二是有袖口式。即在宽大的袖端处再缝缀一个窄小的袖口，颇为类似现代西式服装的“袖克夫”。扬州火金墓出土的一件圆领袍为宽达67 cm的宽袖，但附加了一个宽为14 cm的小袖口，即为此例，如图3(d)所示。

研究表明，明朝服装的衣袖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出现了多样化与实用化的趋向，宽袖窄口、暗藏口袋等改良做法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图3　明代服饰衣袖形制的多样化Fig.3　Diversification of sleeve shapes in Ming dynasty

2.2分割与褶裥工艺

有研究者认为，明代的腰部褶裥、下摆分割线是传统装饰手法的延续和改进，而袖口褶裥、过肩分割线、腋部分割线、领口分割线等运用部位、外观、功能性等方面具有时代创新性[3]。从妇女常服的两片裙、百褶裙到男子的曳撒、道袍，从皇帝的衮服到日常穿着的褡护、贴里等，明朝服装的分割与褶裥工艺设计无处不在，形成了独特的形制与审美特征。

分割多用于女装，亦有直、曲之分。如定陵出土的孝靖方领女夹衣上的过肩分割线，分割线经过胸部和腰部直达下摆，后面经过肩胛骨和腰部，直达下摆，折叠的部分自上而下逐渐变少，使得服装形成上窄下宽的A字形外观[4]101，突出了女性颈、胸部的身体曲线(图4)。孝靖皇后所穿的另一件竖领直袖对襟上衣，其从肩部经胸部直达下摆的分割曲线[4]98，与西式服装中公主线的位置相似(图5)，突出了女性胸腰部线条，说明明时女服已初具身体的曲线意识与朦胧的立裁意识。

图4　方领女夹衣Fig.4　Square-collar female blouse

图5　竖领女上衣Fig.5　Standup collar blouse

明代之前，褶裥主要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应用于腰部至下摆处，形式多为顺风褶裥，其典型为元朝的“质孙服”。明朝“化胡”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亦有发展创新。明朝服装腰部褶裥分为明褶和暗褶，“程子衣”的腰部褶裥为明褶，“赤罗衣”的腰部褶裥为暗褶。其具体样式有碎褶、马牙褶及马面褶等。碎褶是最为常见的种类，很多男子袍服在腰部都采用捏或抽的方法做出精细的碎褶。马牙褶为顺褶，一般先在腰部周围捏出许多有规律的马牙褶，然后在马牙褶上再抽出小碎褶。如曲阜孔府旧藏的“飞鱼袍”、南京邓府山王志远墓出土的“素缎大袖棉袍”即为此类褶。马面褶是明代断腰袍中最常见的，邓府山王墓出土的“祥云纹大袖袍”即为此例。

这些关于服装褶裥、分割的改良与变化，进一步丰富了明朝的服装形制，提升了人体活动的功能性需求；尤其是女装领部与胸部分割线的创新应用，是中国汉族服装出现立体思维的萌芽。总之从《明会典》《三才图会》等明朝典籍与后世考古发掘来看，明朝服饰形制既继承了先制又并非悉如先制。分解来看，其帝王衮冕及百官祭服基本上继承了周汉之制，朝服、公服、常服及冠饰、革带则较多承袭唐宋之制。明中后期出现的竖领、分割、褶裥，以及汉胡服饰的交融又使其形制更为丰富多变。可见明朝服装更多是在定向继承中加以变化和创新，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特色。

2.3纹样布局

明朝服饰纹样布局与其形制结构紧密相关。

一是“八团式”布局。即依据“十字形”裁剪结构的中轴线安排前后衣襟的六个纹饰与两肩上的两个纹饰(图6)。如北京定陵出土的十二章衮服，前襟、后襟各饰团龙三，两肩各饰团龙一，在中轴上合计有“八团”，在左右衣摆上另饰团龙二。除龙之外的十一章，日月饰于肩部，左日右月；星平列于后肩部；山饰于后肩部；华虫饰于两袖上部；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饰于前襟和后背的团龙两侧，整体图案呈现左右“中轴”对称，上下“中心”对称，与“十字形”平裁结构完全对应。

图6　定陵出土的“十二章”衮服及“八团”纹样布局示意Fig.6　“Twelve chapter” Dagon clothing and “eight groups” schematic unearthed from Dingling Tomb

二是“云肩式”布局。即并非穿戴云肩，而是在衣身前胸、后背、两肩处饰有柿蒂形的“云肩”纹饰，这是一种巧借云肩的形态而生成的新型布局。通常与之搭配的是从肩部延展至袖端的“通袖襕”与前后襟下摆的“膝襕”，故这类吉服又称为通袖袍或膝襕袍(图7)。史料记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5]一方面明朝服饰纹样有着沿承传统的程式化布局，但另一方面亦出现了这些极具新意的创新与发展。

图7　孔府旧藏绿罗织金凤女袍的云肩通袖袍及纹样布局示意Fig.7　Cloud shoulder sleeve pattern layout of green Jinfeng female robe collected in Confucian Mansion

3　对于传统礼制的突破

3.1简化

自西周确立冕服制以来，天子的冠服制度都是极其繁琐的。周代冕服有“六冕”之说，即包括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与玄冕。此后历朝的冕服制度大抵效仿《周礼》。但明太祖认为冕服之礼没有必要，他认为：“此礼太繁。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这说明，明冠服中只保留了衮冕，其余五冕被取消；而且即使是衮冕，也舍弃了复杂的上衣下裳制而简化为袍服制，即服绛纱袍，戴通天冠。而实际穿用又被进一步简化为盘领袍与翼善冠，《历代帝王像》中明英宗像、北京定陵出土万历帝的衮龙袍均为此制。且从《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来看，洪武十年之后基本没有皇帝使用通天冠服的记录，《大明会典》所载冠服制度中也没有收入通天冠服，更加说明洪武中期以后已用皮弁服代替了通天冠。

另一方面，明代皇帝常服的使用范围却在延展扩大，且已部分具备礼服的功用。如常朝视事、日讲、省牲、谒陵、献俘、大阅等场合均穿常服。在皇帝服装的影响下，其他明代职官冠服与常服也出现了简化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明代“礼”制已经出现了由上而下的松动。

3.2僭越

明朝中后期，服饰僭越现象屡禁不止。

一是品级僭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宦体系有一套严格的等秩制度，服装即是这种制度的重要标识。但明朝出现了命官与命妇服饰不按品级行事的现象，当然都是表现为以下犯上。在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出土的衣物中，刘湘妻丘淑贤入殓时外着织狮子补服[6]，狮子补服本应二品官员命妇所服，而丘氏仅为处士之妻，服饰明显逾制。又见嘉靖三品风宪官命妇写实容像,其头戴五翟冠(制度二品至四品命妇应为四翟冠),披金地孔雀穿花云鹤纹霞帔(制度霞帔为深青,三品用云霞孔雀纹),内穿獬豸补圆领(制度为云霞孔雀纹褙子),也属僭越。

二是官民混淆。事实上古代社会“衣服有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官民之差，具体做法就是“礼不下庶人”，在职官与庶民的服装之间建立鸿沟般的明显差异，并针对民服在衣料、纹饰、色彩与形制方面给予禁忌。而晚明时期对于民服禁忌的执行没有以往严格，使得普通黎庶亦可穿鲜艳华丽之服。清人姚廷遴在《纪事编》中说：“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常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7]可见官员固然可以奢华，庶人中的有钱人也可以奢华，而不必为庶人身份所限。董仲舒所言“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8]，但到了明朝末年这个“爵”已经可以被忽视，士、庶之间的严格等级可以被金钱因素所混淆、弥补。

3.3世俗化

晚明服饰一改初期的单调、保守、拘谨、呆板，逐渐变得张扬起来，“去朴从艳”“僭拟无涯”成了晚明独特的服饰特征。“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9]，继而各种“时世装”开始流行，厌常尚奇的“服妖”现象丛生。普通世庶妇女，开始模仿王妃命妇的打扮；而上层社会的女子则又效仿妓女名伶的服饰，着装颠倒，“礼”制混乱。当时妓女名伶的服饰衣衫“皆客为之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以其余物，自取用之。故假母虽年高，亦盛装艳明，光彩动人。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易变，见者谓是时世妆也”[10]。这表明此时服饰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市井的、享乐的、装饰性的“俗文化”逐步兴起，开始向传统的、宫廷的、等级森严的上层社会发起冲击。

另此时亦发生了流行现象，当时妇女的衣饰，包括发髻的高低，衣袂的宽狭，花钿的样式，印染的颜色，鬓发的首饰，以及鞋袜的工巧，不到二三年，就有了变化，淘汰旧样式，流行新洋式[11]。以“流行”替代与削弱“等秩”，也说明了晚明时期思想与服饰的局部解禁。

3.4赐服制度

赐服是朝廷对受赐者功绩的一种奖励，对于受赐者来说是一种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赐服制度是严格的封建等秩制度的补充，是低品级职官获取高品级服饰的特殊通道，其初衷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明代赐服不拘于具体形制，一般圆领袍、直身、曳撒、贴里等均可。赐服本身也有等级高低，最高级为蟒袍，其次为飞鱼、斗牛，还有麒麟、仙鹤等。孔府旧藏有多件不同款式与纹样的明代赐服。《清稗类钞》有：“蟒袍，一名花衣，明制也。”[12]《万历野获编》又云：“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13]这里所记的蟒袍均为赐服。由于明朝中后期赐服制度的松懈，内官和大臣也寻找各种机会身穿蟒服来炫耀，未获赐的官员及民间也纷纷效仿。这导致赐服制度名存实亡，但这种乱象本身正是礼制松动的写照。

明朝冠服制度的简化、僭越与世俗化等现象的发生表明：封建礼制在总体上依然得到维护与沿承，但在局部出现了被突破的迹象，这也许为几百年后的近代“变服”埋下了伏笔。且这些状况的发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处于同一时期(16世纪前后)，处于同一背景(思想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服装并未能够按照这个设定运行下去。正因为中国自己没有能够走出中世纪，所以后来才需要“德先生”与“赛先生”帮助走出来。

4　形成原因

4.1思想启蒙

明初服饰制度中的“礼”制思想是与西周的服饰制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礼”起源于祭祀，原本乃祭祀时所遵循的仪式。儒家的“礼”制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让人对“礼”主动服膺，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礼，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思想制度。中国古代服装就是这个礼制思想的工具之一，因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成为古代服装的主要特征。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就集中反映了明朝奉行的“礼”制思想，其政治取向是取法“周汉唐宋”，即恢复华夏民族以“礼”为治的等级制度。

然而，晚明理学加入了对道与佛学的探讨，这种“自由”的精神需求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矛盾不断激化，使得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盛行，晚明士大夫开始响应追求“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的真正“自由”精神[14]。晚明人开始了一个逐渐凸显自我的变化历程，社会观念也由以往的“劳作”向“享受”方向转变。这种享乐化又可析为俗、雅两个层面。世俗百姓无非是看重赌博、喝酒等物质享受，士人则是更多追求弈棋弹琴、书画古玩等清适生活。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正如明人焦竑所说都是“狥物”“丧己以逐物”[15]。服装因此而华丽、丰富起来。表明上这是生活内容享乐化与世俗化的体现，但是能够从封建礼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4.2新生势力

明末商品经济浪潮的涌现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得“礼”制等级逐渐松懈。晚明商人致富后，开始无视礼制，并摹仿上层社会的豪奢生活，美食美衣、高堂大厦。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地位亦发生了变化，不但乡村出现了一股“弃农”之风，士大夫阶级也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现象。商人阶层对权力的迷恋使得大量富商试图打破既定的身份区隔，达到社会流动及纵向上升，从而使服饰变政治等级标识为经济财富标识的工具。加之南方繁华的贸易市场，满足了人们竞奢尚奇、僭名越分的风气，封建礼制进一步瓦解。

4.3文化交流

明末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异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使胡服开始流行。明初太祖虽严令禁止胡服、胡语，但服饰制度中依然存在前朝的影子，如校尉冠服，又如宝宁寺水陆画像中的大襟左衽，都属胡风。到了后期不仅世庶百姓穿，连皇室宗亲也穿。《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宪宗就穿着元蒙的“质孙服”，以致《朱子语类》感叹“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16]，但此说法过于绝对。且汉胡服装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汉服汲取胡服的精髓并为之所用，最终亦使明朝汉服更加完善。而汉、胡服饰能够得以不断交融且被采纳，实际上也是传统“礼”制松动的结果。

5　结　语

晚明由于商品经济、异端思想、文化交融对传统“礼”制的影响，促使传统礼制松懈，服饰礼制出现由繁变简、服饰等级僭越不止、服饰审美世俗化等突破，并在服装形制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改良与创新。通过对明朝出土服装形制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汉民族服饰形制特征与发展脉络，是研究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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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clothing silhouette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local breakthrough for etiquette

ZHANG Jingqiong, HONG Anna

(Jiangsu Province 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This paper takes clothing silhouette in Ming dynast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studying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drawing unearthed collection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at, the basic silhouette of clothing in Ming dynasty follows traditions of the Han, Tang and Song. To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clothing was improved, changed and innovated in terms of collar, sleeve and pattern. The clothing in Ming dynasty generally maintained and followed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Meanwhile, the clothing was also simplified and diversified partially. On this ba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houette improvement of clothing in Ming dynasty and etiquette breakthrough is analyzed. Besides,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partial etiquette breakthrough is explored from three aspects: commodity economy, enlightenment,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lothing in Mi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report; silhouette improvement; partial breakthrough; etiquette

10.3969/j.issn.1001-7003.2016.07.012

2015-12-23;

2016-06-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BMZ049)

TS941.12；K892.23

B

1001-7003(2016)07-0062-06引用页码: 07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