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乡村记忆
——读长篇小说《夜长梦多》（第一部）

樊　星



另一种乡村记忆
——读长篇小说《夜长梦多》（第一部）

樊星

赵兰振的长篇小说《夜长梦多》（第一部）有点特别的意味：如梦如幻，影影绰绰，闪烁出魔幻的光怪陆离，又写出了乡村的另类记忆。

中国的神秘文化源远流长。每一个村庄都有神秘的传说，从一口井到一棵树，从一座庙到一通碑，从祖先的传说到生活的传奇，都常常弥漫着神奇的色彩。中国的作家当然深谙此中玄机。鲁迅先生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了中国文学的神秘本色：“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有趣的是，“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当代作家贾平凹也说过：“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并说：“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在生活中曾接触过大量的这类人，因为我也是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他还说：“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他的小说《龙卷风》、《瘪瘪家沟》和《太白山记》，都写出了商州人的魔幻人生与神奇信仰。莫言亦说过：“我的故乡离蒲松龄的故乡三百里，我们那儿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别发达。许多故事与《聊斋》中的故事大同小异。我不知道是人们先看了《聊斋》后讲故事，还是先有了这些故事而后有《聊斋》。我宁愿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后有《聊斋》。”“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紧紧攫住的。”他的小说《猫事荟萃》、《草鞋窨子》、《奇遇》、《夜渔》、《生死疲劳》、《食草家族》……或写实与传奇杂糅，或梦境与奇思交融，都写得光怪陆离、令人遐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赵兰振的长篇小说《夜长梦多》，我感兴趣的话题是：此书写乡村的种种奇闻异事，写出了新的气象没有？

小说以一个村庄三十年的变迁为主线，却将主要笔墨集中于写乡村的奇闻异事、“纷乱往事”，在影影绰绰的传奇中透出世事变迁的玄机——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都难以理喻，一切也都似有若无。这里，似乎没有理性的反思，有的是欲言又止的种种猜想：那口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塘为什么成为“鬼魅丛生令村人们谈虎色变的地方”、那些神秘兮兮的小声议论、那个几度出现的无头鬼的影子、那些从天而降的鱼引发的热闹、那些突然出现、惹是生非的猫引发的恐慌……这些纷乱的印象、传说有什么意义吗？一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推倒了村子里的上层建筑”，连那些口口声声都是革命口号的干部们也不得不暗地里做些驱邪祈福的事情。至此，那些神秘的印象与传说才突然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乡村、中国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神秘文化，居然具有与狂热的“革命”运动、政治意识相抗衡的力量！想想也是，“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的暴风骤雨何其猛烈！可到头来，“四旧”的回归又是多么迅猛、不可阻挡！

于是，《夜长梦多》对“文革”中神秘传说的点染、渲染就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不仅还原乡村生活的神秘本色，而且点化出那神秘文化不可小看、以柔克刚的强大影响力。

而那条神秘的大红鱼被捕获以后，那口塘里居然就拒绝生长任何鱼类、却生出一头麒麟的怪事，还有那条神奇的大蛇、那只同样神奇的大龟、那个显灵的女神，以及那些奇奇怪怪的梦，又意味着什么？小说中有一句话：“传说是一个村子秘史的一部分”，足以耐人寻味。传说中，有世世代代的信仰，有人们猜不透世事玄机后的臆想，也有对某种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敬畏感。小说中关于高中生正义终于信命的那段文字因此令人感慨：“按说村子里第一个具有高中生毕业学历的人不应该再迷信，他接受过现代教育，而且经风雨见世面，在一场延续10年之久的人间浩劫里大显过身手、怎么可能再去信命、再去对他早年曾嗤之以鼻的被蔑称为‘四旧’的东西毕恭毕敬！可世道就是这么反复无常……”这样的转变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中，相当有典型意味。以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会彻底创造一个新世界，以为敢于斗争、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改变自己乃至一个阶级的命运，却不曾想十年一梦，梦醒以后还是一场空！多少当年的“红卫兵”对于当年的鲁莽痛悔不已！多少当年的“积极分子”对于曾经的狂热讳莫如深！只是，在这样的大起大落、大彻大悟的后面，就只有回归“信命”的这一条老路么？！走出“现代迷信”，两代人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曾经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迷信的回归仍然来势汹汹。这不能不说是神秘文化的阴影。当我们注意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既对科学的最新发展了然于心，同时又笃信血型、星座、算命、缘分等等神秘事物时，我们不能不感慨当代文化的难以理喻。难道迷信注定与人类的知识增长、生活改善如影随形？

因此，尽管作家的本意也许只是写出对故乡的特别记忆，我还是从中读出了新的隐忧：在一个狂热的政治运动年代已经随风飘逝以后的年代，在新的生活已经迅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的今天，在许多乡村都因为年轻人进城打工而急剧衰败的今天，如何填补当代乡村乃至当代城市的精神空白？回归传统已是大势所趋。可当这回归意味着对迷信的认同，是否又会为邪教的死灰复燃、人性的萎靡不振埋下新的危机？已经有许多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

能够触发这样的思考，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吧！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部长篇的叙事节奏还是慢了些。那些影影绰绰的传说与猜想，其实是可以与更多现实人生的纠葛交织在一起，从而写出更加匪夷所思的人生、更加虚实相生的丰厚底蕴的吧！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这本《夜长梦多》对于乡村“文革”的特别记忆，因此也显得及时、别开生面。

樊星，男，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