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一生一世的高教情缘

□ 于洪良

潘懋元：一生一世的高教情缘

□ 于洪良

在厦门大学，有这样一位鲐背老者：他15岁从教，已历81载春秋，至今仍躬耕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他从教乐教，爱生如子，作育英才，桃李遍天下。他治学严谨，敢为人先，开创新学，被尊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他薄名精艺，一心研学，著作等身，荣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他就是96岁高龄的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先生。

“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的小贩家庭。15岁时，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员，教三年级国文和算术。

“第一次上课以失败告终。”潘懋元至今记忆犹新，“事前我花了很多心思备课，可到讲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得不知所措。结果才十几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全讲完了。”学生们见老师没话可说，就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这次经历使潘懋元悟到：教学应该讲方法。这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他的一生也自此和“教育”联系在一起。

1945年，潘懋元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他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大学副校长，现任厦大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他倾其一生奉献给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我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潘懋元眼里，学生就是一切，课比天大。1999年，厦门遭遇特强台风。为了不耽误上课，79岁高龄的潘懋元打着赤脚、步履蹒跚地提前到达教室……每年暑假，他都要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仔细备课。有人说：“先生，您都讲了几十遍啦，还用备课？”他答道：“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都要更新与完善。”每年新生开学，潘懋元总要跟他们话家常，嘘寒问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感受：“做潘门弟子，很幸福。”

在每一个学生的心里，潘懋元不仅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还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榜样。1994年春，潘懋元被聘为汕头大学兼职教授，月薪6000元，但他仅拿1000元作为差旅费和生活开支，余下的5000元悉数捐给当时还缺乏科研经费的厦大高教所。2000年80寿辰时，他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20万元设立“懋元奖”，对优秀的年轻师生给予奖励。2006年，在厦大85周年校庆时，他又捐款25万元，其中20万元指定用于“懋元奖”，成为在校教师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一笔。2012年，福建省授予他“杰出人民教师”的称号，奖励了一辆汽车，老人直接把车卖了20万元，作为奖金平分给全院师生，自己一分未留。但他自己在生活上，依旧布衣素食，不尚奢华。

2014年教师节前夕，潘懋元当选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而且是年龄最长的一位，受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当《人民日报》记者问及感受时，潘先生说：“我是‘播种者’，又是‘收获者’，得英才而育之，这是一名老师的最大快乐。”无独有偶，在2010年举行的从教75周年庆典上，90高龄的潘懋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他还多次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虽已近百岁之年，潘懋元仍然“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以矍铄精神和睿智头脑默默躬耕讲台，作研究，批作业，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执着，使他的教育生涯绚丽多彩；热爱，让他尽情享受着为师的快乐。

“要第一，不要唯一”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潘懋元就敏锐地感觉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中学生一样来教育”。他认为，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1956年，他倡议并和同事们第一次把“高等学校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课堂。不过，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高等教育学科“难产”。

1978年，潘懋元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广阔前景。此后，他又先后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大高等教育研究室；筹组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981年，他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高等教育学讲座》出版；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出版，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同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二级学科；1986年，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在厦门大学建立，他成为首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有人用“60岁出成果”来形容潘懋元——别人60岁退休了，他却偏偏开始和时间赛跑，焕发第二春。他以勤勉的工作和开拓性的探索，谱写了高等教育学科一个又一个“第一”。

潘懋元一贯强调学科发展“要第一，不要唯一”，并积极谋划和支持其他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建设，先后促成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四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并积极为其创设良好的学科发展平台和空间……如今，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都有厦大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他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已达200余人，而受他高等教育学思想、理论教诲的人不胜枚举。这些人很多都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的中坚力量。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000年9月21日，教育部在“潘懋元教授80华诞并从教65周年”的贺信中说：“潘懋元教授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者，教育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创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丰富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成就；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教育人才，桃李满天下，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骨干教师队伍和研究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活动家，对我国若干重要教育改革决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高等教育战略决策的科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潘懋元的书房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他一生秉持的治学之道，也是每届学生初入师门时必须牢记的“潘氏守则”。他告诫弟子，做学问必须“自强不息、自甘寂寞、自讨苦吃”。

潘懋元在学术上坚毅严谨，在精神上则自由开放。从1986年开始，他同研究生首创了一种家庭访谈制度，后来被称作“周末学术沙龙”。每逢周六晚上，研究生就在他家里聚会，沙发上一坐，一面吃茶点“各取所需”，一面“话说天下大势”，聊学术、见闻、生活，各抒己见，纵横捭阖。在沙龙上，潘懋元认真倾听，时而择要评说，时而启发引导。他常说：“我一个人想的，很有限，开个沙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潘懋元的影响下，其他教师也纷纷开设学术沙龙。30年来，“周末沙龙”已成为厦大校园最隽永的风景。

潘懋元被誉为“一代宗师”“高教泰斗”“高等教育学鼻祖”，但他却一再推却着这些称号，独爱“人民教师”四个字。他坦言，他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多得多。潘懋元平易近人，从不以权威自居，也不以势欺人。与人初见，他总会恭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的头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教授。参加学术会议，他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他认真的作风、热情的态度、缜密的思考、精辟的见解，令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与折服。

潘懋元不仅创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而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富有实践性、前瞻性的观点，功莫大焉。时至今日，他先后撰写了数十本著作和300余篇学术论文。他所创建的“自学—研究—教学实习”三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2001年获得高等教育学科第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特别贡献奖”；2012年，教育部向他颁发“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终其一生，执守一业，岁逾九秩，眺望百年。潘懋元用一辈子的追求与跋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拓荒者”，以显赫的业绩和独有的执着开创并形成了高等教育学的中国学派。1999年2月，英国赫尔利大学授予潘懋元荣誉博士学位，称他是一位“对中国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2013年1月，荷兰莱顿希里尔出版社向全球出版发行潘懋元著作。他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学界重点关注的中国学者。

如今，在高等教育界乃至整个教育界，大家相沿成习地一致称潘懋元为“先生”，前面既不带姓，也没有任何职衔。先生，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修为，这样一个融聚敬仰与亲切之情的特殊尊称，是对潘先生数十年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最好注脚，他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