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渐中的女性

文/方益昉

西医东渐中的女性

文/方益昉

伴随笔者成长的意识形态语境，常将西医入华路径，定位于治病救人为辅，传播福音为主。换句话说，医学者，宗教伺女是也。虽说此类观点不乏史实，但全盘认可之，却又不免平添医学史研究禁忌，限制学者的理性探索空间。比如，西医东渐研究大多关注诊疗贡献，有关其对中国社会的文明推动，当下学界涉足无多。

一般而言，境内最早的执业西医，数1834 年到达广州，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眼科医生伯驾博士。如果算上19 世纪初年，十三行“自贸区”华洋结合，共同催生的痘局与痘师体系，“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烈性传染，国民受益促进整体健康的预防医学，西医东渐领先机械电器输入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足足提前了几十个春秋。

与稍晚洋务兴国最大的不同是，西医东渐进程中，华夏女性的独特角色得以全面体现，她们既是西医诊疗的受益者，也是西医临床的执业者。这一次，华夏女性没有与历史性机遇擦肩而过，她们摆脱了传统约束的羁绊，在东渐西风中重塑人格价值。

催生医学女性精英

近代医学在华传播，女性贡献常被忽略，恐怕民国初年《近代中国留学史》难辞其咎。作者舒新城将女性出洋习医的发端，定格于1914 年的庚款留美，有悖史实。大大低估了清末女性踊跃留洋，海外习医、海归行医的规模。

比如，早在1885 年，宁波籍妇产科医生金韵梅已经在纽约获得医学学位，她是与严复等留学欧洲学习先进技术的海军军官几乎同时代出洋留学的知识女性。稍后留学美国习医的女性，还有福州籍妇产科医生许金訇，以及九江籍医生石美玉和康爱德等。可以说，医学女性的萌芽，没有在成长节气中耽搁。

比庚款留洋习医女性早一步的还包括中国首位哈佛博士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1913年，时值23 岁的“大龄”单身杨小姐获公费留学日本机会，她无惧世俗闲话，不惜再花费6 年时间专攻医学，弥补当年痛失留学美国的遗憾。

原来，清末选拔首批庚款生时，有人提议给予女生6 个名额，直接从天津师范和南京旅宁两所女校，各取前三名学生，免试出国。是年，19 岁的杨小姐虽名列旅宁女校前三甲，却不得不遵从祖父在家自习的训话。

“不然比我丈夫还早到美国一年呐”，面对第二批庚款生之一的老公，杨步伟感叹终生。东洋学成归来后，她立即开设北京森仁医院，自任妇产科和小儿专科大夫。正是其举止言谈中洋溢的专业女性特征，深深捕获了旅美海归的赵博士。西洋、东洋二股西潮，最终汇流到同一个屋檐下。

以笔者家族的私人档案为例，那段日子里，女性留学风潮甚至影响到了浙东的沿海小城。与外祖父同龄的7 位叔表兄弟姐妹，清末民初先后留学东洋，家族风气之开明可见一斑。姊妹学医归来后，立即在家乡从事现代妇产科服务，拯救生灵无数。当地民众眼见为实，逐步放弃产婆习俗，普遍接受新式妇幼知识。民风渐开成主流，医学进步融入百姓日常是特征。

值得强调的是，女性西医人才的本土化培养，其发端与规模，比直接送学生出洋留学更早更具影响力。1879 年起，广州博济书院开始招收女生，女学生是妇产学科的主要授课对象，男生不得涉及，以免触及传统伦理纲常红线。为此，博济书院后期男生孙逸仙提出改革建议，获当局采纳。清末女子西医学堂涌现，如广州夏葛女子医学校（1901年），天津北洋女医学堂（1907年），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1908年），广州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1909年）等，助职业训练人才辈出。

各地教会资助留洋的首批医学女专家，学成海归后也积极参与培训国内巾帼专业人员，使之大批成材，得以组建医疗服务先驱团队。当年的女性医务人员不仅成为史上妇女独立行医的开拓者，也是华夏职业化知识精英女性的先锋队，有别于1840 年后，开始活跃在城市洋场娱乐界和产业界，从事低技术含量的职场女性。

促进女性人格独立

从大局看，上述女性培训机构顺应世界潮流，既呼应了全球各地掀起的女权运动，也为知识女性争取了职业权利。特别是女性妇产科医生批量执业，正好契合华夏文化中的性禁忌，即女性私处不得暴露于男性的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倒也推动女性医生群体崛起。晚清时节的沿海中国，前卫知识女性的集体亮相，与世界女权运动的节奏没有完全脱节。

从女性患者考察，接受西医诊治的女性，在信赖西医技术有效性的同时，文化上接受和重构了新颖医患关系。通过遵循西医诊治，将隔帐搭脉等中医习俗摈弃。追溯起来，这种全新医患关系，始于19世纪30 年代伯驾来华初年。

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现存伯驾（Peter Parker，M.D.）在华行医记录。诸如，13 岁女孩阿开，右边太阳穴有巨大肉瘤。1837 年1 月19 日被麻醉后切除，14 天后痊愈。20 岁的杨施，颈部肉瘤下坠至脐部，手术切除后，杨家祖父写下肺腑感谢状，“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今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花县杨玉德”。

晚期乳腺癌患者占据伯驾医案很大比例，得益于麻醉技术的及时引进，这批患者从此不必遭受以往医术火烙乳癌的惨痛折磨。伯驾引进的外科手术，直接面对女性肉体，并未导致“男女授受不亲”所宣扬的世风日下，还真堪称女性福音。

虽说女性病家的康复疗效与观念改变，可以直接带动亲朋邻里的文明观感，但毕竟辐射范围有限。唯有专业医学女性的日常示范效应，才更具有冲击固有生活模式的爆发力。比如，金韵梅大夫的女性着装改良，引领时尚风貌，社会女性群起模仿。许金訇大夫则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国际会议，称许大夫为近代女性政治家先驱，似也名符其实。

对普通女性有示范性和启发性的，是女性医护人员洁身自好，自愿选择独身方式的比例相对高，以便最大服务社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女性独立精神表达。经济独立起来的女性，更有能力自主选择爱情、婚姻和家庭。1921 年6 月2 日，北京《晨报》刊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清华最年轻的赵元任教授迎娶北京森仁医院院长杨步伟小姐。“青年导师”胡适证婚，“昨天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庚款留学生发起的《科学》杂志，首次从婚礼上募集公益善款。

一定程度上，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也与当年伯驾医生带来的理念更新有关。1842 年某日，伯驾医生的好朋友、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助理、六品小吏李致祥，在十三行小教堂明媒正娶美国传教士的女儿苏珊小姐，堪称史上首桩有案可稽的跨国婚礼。

西洋仪式结束后，男方在广州城里安排了传统拜堂，宴请200 多位贺喜嘉宾。据现已定居阿拉斯加的李氏家族嫡孙记载，当日婚宴仅13道菜，计有“永结同心、百年好合、鸳鸯戏水、红銮金凤、如意吉祥、花好月圆、百子千孙和满堂吉庆”等冷热大餐与点心。

倘若此事属实，相比道光年间农家土豪和氏族大户的婚庆排场，此番李氏娶亲真是既吉利光鲜，又移风易俗。过去几年，伯驾、李致祥和苏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在语言、文学和宗教诸方面互学沟通，衍生爱慕，完全合乎情理，且相邻熟视无睹，社会习俗接纳。

西风乍起不可收，沿海地区承受住了半个世纪的外来文化冲击。上海、福州、天津，包括北京，出现培英、慕贞、中西等女校，女学素质教育为开拓女性职业化和专业化路径夯实平台。1900 年前后，女校出现在保守的中原地区，放开三寸金莲就是女校的重要贡献之一。

毫无疑问，医学女性，特别是从事妇幼事业为主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在涉及性、生殖、宗教和家庭等概念中，自身脑海首先激荡，观念重组，其日常言行自动成为社会时尚典范，推动对产婆、消毒、育儿、婚姻乃至女性独身等生活习俗和社会模式改革。

也就是说，每次医学新概念的引进，旧式家庭与传统社会必将经历从意识形态冲击，到事实认可的进步轨迹。医学女性的历史贡献，大大超出医学范畴。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