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老年小说主题形态论

王迅，1975年生，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现任《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西杂技艺术研究会会长。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评论》《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等刊发表文艺评论10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等刊转载，或收入各种选本。出版专著有《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当代广西小说十家论》（合著）《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合著）《走向虚无的旅程》（即将出版）《傲慢与偏见--文学现实与批评整合》（即将出版）等。2010年、2012年、2014年获第八、九、十届广西文艺评论奖;2014年获广西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南方文坛》《文艺新观察》《创作与评论》等刊先后在"今日批评家"、"新批评家"、"新锐批评家"等栏目推出个人专辑。

纵览新世纪文学，我们发现一个新品种的创作越来越常见，那就是表现空巢老人生活，以及老人与儿女之间伦理纠缠的小说。略加思索，当下老年小说叙事繁盛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随着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农民工进城求生，农村中留守老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二是由于几十年来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由此，老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日渐进入作家的视野。下面结合新世纪小说中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归纳出新世纪小说中老年叙事的几种主题形态，以期探寻老年叙事的可能性空间。

一.老年焦虑症的深层透视

随着儿女成家立业，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整体性的失却而趋于复杂化。父辈日积月累建立的权威日渐失落，受到儿女谋取独立生存空间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父辈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人性不断扭曲和异化，这是当下老人普遍精神焦虑的重要来源。

广西陆川青年作家何燕的短篇小说《晒谷子》以被压抑的老年情感生活为焦点展开叙事，写老桑和老桑妇借助晒谷子之机实现难得的约会。虽然老桑和老桑妇是正当的老两口，但由于分家而分居，难得私处的机会。大儿子分给老桑，而小儿子划归老桑妇。两个老人居住在两个儿子家里，生存在一种无形的隔离中。而当初分居的根源，在于两个儿子眼中父母关于日常物质分配中的偏见。因此，父辈与子辈之间实际上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而这次晒谷子无意中给二老创造了相见的机会，借此机会两位老人互诉苦肠，重温旧梦。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作者讲述的是老年人在儿女压抑下的一种情感释放，在释放中寻求达成和谐与理解。作者通过晒谷子的场景化叙事，呈现了一副趣味盎然的老人情爱生活图，这归功于何燕对老年情感生活的观察和发现。同样是在两代人伦理背景中观照老人情感与心态，晓苏的短篇小说《皮影戏》中母亲的焦虑，并非来自后辈的利益纷争，而是出于一种关怀，一种对大龄儿子婚姻问题的顾虑。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情感取向上与何燕的《晒谷子》是对立的，作者没有写老人如何由于利益关系受到后辈的敌视和冷落，而是写儿子如何找三陪女扮演女友，如何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以让母亲安心。作者以主人公那不无苦楚而又无比虔诚的尽孝之举化解老人的焦虑，向读者昭示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人性之美。

何燕很多小说都聚焦老年人的生活，而且写得很有生活的质感，对人物心理有精准的把握。这归功于她对这个群体的深切关注和难得的人文情怀。短篇小说《小心你的邻居》是这类题材的最新作品。小说主人公是生活中常见的空巢老人，他的生活一直处在焦虑中。这种焦虑首先是一帮老太太的广场舞引起的。吵闹不休的舞场喧嚣让八爷心神不宁，让偏爱清净的他不得不搬迁到郊外的新房居住。有意思的是，那种出奇的安静还是未能解除他内心的焦虑，而这焦虑并非源自外界的因素，而是出于一种孤独，一种陌生感，或者说，出于一种寻求友谊而不得的失落。而小说的结尾让读者讶然，邻居庞老头不但没有入住对面的房子，也没有如八爷所料的出租给外人居住，而是成为安放24座陵墓的所在。这种结尾确实让人深感意外，同时又耐人寻味。

这个结尾使我想起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这篇小说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它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揭露，让我们内心始终难以平静。同样，它也使我想起重庆青年作家第代着冬的短篇小说《一棵树》，这个小说也关涉着人的终极话题。“我”是爷爷守护着的一颗大树，目的是死后给自己打一口好棺材。为了这个树，他和许大炮结下了怨。正在发愁之际，国家出台政策，一律实行火葬。结尾令人啼笑皆非，荒诞中照见了人之终老的悲哀。这个小说以及何燕的《小心你的邻居》中，老人悬空的生存，无根的状态，以及对肉体和灵魂安放的焦虑，与余华所讲述的死无葬身之地的状况相比起来，可能稍微好一些。那些阴魂虽然没有气派的墓地可供安顿，但毕竟有了归宿。这部小说中，从空间设置来看，生者与死者相邻而居，作者所暗示的也许是，每个人在走向死亡的途中，领受着死神的召唤，生与死仅一步之遥。但何燕叙述的重点可能并不在此，她只是想表明，活着的时候，空巢老人的灵魂无处安放，一种孤独而焦虑的生存。这当然是很值得关切的问题，它切中了时代的焦点，确实令人警醒。

二.利益链条中的伦理失范

2014年的中篇小说中有两篇值得注意，那就是王子的《弑父》和李月峰的《无处悲伤》。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当下都市中的老人生存问题，但在视角上却与何燕不同，两部小说都把赡养老人的问题置于父辈和字辈复杂伦理关系中去表现，揭示出商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利益链条中的伦理失范。

弑父缘于子辈对现实中父亲的不满，或出于对父亲淫威的反抗，或出于对父亲猥琐人格的唾弃。但王子的《弑父》似乎都不是，体现出与通常弑父叙事迥然不同的格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成年人如何对待年迈的父亲，这个意义上，暂且将之称为“后弑父叙事”。从文本看，弑父动机很难说是出于对父亲的不满，而更多是来自年事已高的父亲给子辈造成的心理负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不容回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困局。《弑父》正是文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回应。

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单身空巢老人养老难的社会问题，如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二儿戚广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女儿相依为命。而妻子不满于贫困跟了别的男人，更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小说写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如何去面对养老的问题，这个角度的切入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尖锐。戚广义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但他没有为此而怠慢父亲，而是联络兄妹，竭尽全力解决父亲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与此相对，嗜钱如命的长子戚广仁对父母的难题视而不见，冷漠、自私，没有丝毫的人情味。这样，真正的重担只能压在戚广义肩上，让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重负。其结局是，一个深爱父亲的人，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结尾那一笔惊心动魄，以直插人心的力量照见了亲情伦理的无赖与残酷。

同样，80后作家李月峰《无处悲伤》的主人公是与戚广义处境相似的离异女人，她同样遭遇到掺杂利益的伦理困局。父辈与子辈的亲情纠缠，在那充满算计的利益关系中展开。由此，人性的复杂面向得以敞开。从上述作品来看，弑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心理，它牵扯的不只是代际情感和精神联系，更多是伦理失范中产生的利益链条。传统人伦失范与世风日下的大环境有关，而这类老年叙事正是对商业语境的批判，其终极目标在世道人心的揭示，并以此表达一种无奈的抵抗。

三.追踪灵魂深处的黑洞

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叶辛的小说创作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姿态，始终关注着他的同代人，致力于那一代知青在每个时期生活状态的书写。《客过亭》是叶辛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其第十部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不同于80年代《蹉跎岁月》对插队知青的艰辛、苦难和爱情的书写，也异于90年代《孽债》对知青子女返城后的生活境遇的观照。这部小说反映了知青们渐入晚年后的各种心愿和心结，他们内心隐藏着密码，而叶辛的写作就成了解密的过程。

作为精神遗存，他们的心结缘于30多年前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部作品以一群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活动为主线，以知青坎坷的生命历程反观现实中的生存境况。小说中的知青们回城后各有自己的人生沉浮和情感际遇，如今回朔那段青春岁月，胸中不免生出一段难以言说又难以释怀的心负。在小说中，作者安排知情们重返历史现场，或揭开谜团，或了结心愿，既为求得现实生活的安稳与圆满，又为实现心灵的自我修复。当年，他们欠下情债，而今却如噩梦般难逃良心的追问。正如万一飞所说的：“人不能做亏心事，你做过的亏心事儿，以为没人知道，到头来他会来纠缠你。”万一飞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30多年前插队时的纯真恋情，那是他一直以来内心纠结的隐痛。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想见初恋情人蒙香丽一面，向其倾诉衷肠并力争达成谅解。尤其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汪应龙，面对勉强维持生计的万一飞尚且要求获得灵魂的清白与纯净，他不禁陷入无限的自责与自怨。而作为如今知青中的佼佼者，汪应龙有不小的产业，衣食无忧，却没有勇气向其情人沈迅凤坦白事情的真相。在当年的那场运动中，沈迅凤的哥哥沈迅宝遭遇不测，但留下了一笔遗产——在“文革”中沈迅宝担任仓库保管员时，他把在运动中没收的收藏品私自藏起来，而知情者只有他亲如兄弟的汪应龙。然而，在沈迅宝被流弹击中身亡后，汪应龙便自作主张地把沈迅宝所收藏的价值连城的唐伯虎画作据为己有，成为他后来发迹的基石。他试图忏悔，以求获得救赎。对他来说，旧地重游的主要目标就是为心灵减负。他要在沈迅宝的墓前忏悔，并摆脱与沈迅凤的非正常关系，让她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但却遭到拒绝。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写出了一个灵魂寻求救赎而不得的痛苦。叶辛的叙述中洋溢着一种反省的力量，这种反省，既是对内心的严酷拷问，又是对历史的尖锐反诘。

那群知青果真能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吗？他们该如何安顿渐入晚年的生命呢？季文进曾是知青当中的失落者，但拆迁中他意外获得半个千万富翁的身价。然而，横来之财却无法填补内心的黑洞。在这次活动中，尽管他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当年的恋人雷惠妹，并一次性给予她十五万元的经济补偿，但终究由于季文进不忍打破这一家人平静的生活，他见到亲生儿子却无法相认，这是何其令人心痛的事！人生对他们来说是那么残酷，他们对青春心灵之殇的修补旅程注定遥遥无期。叶辛说：“一切都会输给时间，都是时间的过客。”从知青生命的的短促、内心的牵绊与命运的无常，叶辛读出了人生的悲剧性，叶辛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灵魂深处的黑洞，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知青心灵的隐痛。

广西崇左青年作家梁志玲的中篇小说《微尘》同样是对老人灵魂黑洞的烛照。这篇小说以一个年近花甲的的老人视角和回忆的笔调，讲述父辈之间的情感故事，其间夹杂了他对现实苦难的关怀，并以此求得自我灵魂的救赎。我以为，这类叙事在当下老年小说格局中应属上品，但总体上看这类作品还不多见。对任何小说创作而言，要实现灵魂的洞穿都有难度。老年叙事同样如此，它需要作家有很好的历史感和审美洞察力，在生命的长河中把握人物心理的流向，在前后逻辑框架中探寻生命的痛点，呈现人到老年的种种纠结与困扰，最终烛照一种存在之痛，一种宿命的悲哀。

四.如何维护最低限度的尊严

当身体本身成为自身生存的囚笼，老人的生存必将面临失去尊严的考验。这也是当下老年叙事中的常见类型。也就是说，由于疾病的原因，老人失去自由控制自己日常起居的能力，相伴而来的是体面和尊严的失落。韩国作家吴贞姬的《脸》把焦点对准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人生活。主人公是脑溢血后成为半身不遂的老人，若不是妻子的悉心关怀，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以下是小说中对妻子喂药的场景的描写：

妻子把药片递过去。这是降血压药和便秘药。他像看暗号似地呆呆地望着那些将要进入体内促进血液循环和控制胃肠运动的小粒白药片。妻子小心地把药塞入口内之后，又把一杯水送到嘴边。水从嘴角两边溢出来，浸湿了衣襟。右边身子完全麻痹的他，就像一个向一侧完全倾斜的小水缸。

这位老人不仅无法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就连生理上维持生存的基本活动也无法独立完成。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将老年人儿童化的叙事，命名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叙事，一种关于人之为人的最小化叙事。从这个作品可以发现，老年期的疾病是如何制约着人的生活，它几乎把人类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尤其是吴贞姬小说中，对以假牙或假腿来代替现实存在的尖锐描写，让我们看到作为老人群体中的弱小个体，是如何维护自己最低限度的尊严的。

关于如何维护最低限度的人类尊严问题，短篇小说《祖父在弥留之际》做出了新的尝试。这篇小说由江西青年作家陈然所写，他的叙事对尊严的命题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伦理阐释。作者从叙述者苏桥的角度，讲述祖父为了死得有尊严所做的种种努力。祖父本来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身体硬朗，活到87岁，但是面对着儿子儿媳对他在世的不耐烦，他以一次摔倒为契机，进行有意识的“绝食”，来预谋自己的死亡。这种预谋并非以儿媳为对立面，而是恰恰相反。祖父一生信善，在弥留之际，仍然尽量为后人着想。作者通过祖父与“我”父母之间对立和冷漠关系的设置，突出了祖父心性之“善”，以及为实现“善”而表现出的倔犟个性。

与传统伦理相悖的是，叙述者苏桥的父母亲似乎并不希望祖父能长命百岁，他们反而认为祖父是个累赘，早死早好。即使在这种局面下，祖父仍然处处顾及到苏桥父母的脸面与感受，他绝食却推说是喉咙吃不下，他对一切世事了然于心，即便在临终也不愿失却尊严。生前，祖父与苏桥父亲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正是祖父的死，让父亲获得了内心的顿悟。受到祖父的感召，父亲也不知不觉在行动和精神上延续了祖父的生命。于是在小说结尾：“半夜醒来，苏桥忽然听到了后厢房里的鼾声。他久久沉浸其中，仿佛祖父还在人世。但他马上明白过来，那不是祖父，而是父亲的鼾声。”第二天一早，他看到“父亲的背影在棉垄中趋步向前”。这个结尾耐人寻味，暗示着祖父所代表的善之精神，对父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结尾在整体的批判格调中注入了理想主义色彩，显示了作者对社会心态趋善的某种期许。

五.传统农民精神的守护者

一般看来，老年人是守旧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农耕文化。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农民工大规模进城而改变。抑或说，很多人虽然在身份上是城市人，但骨子里依然是农民。这个现象相当普遍。而这种乡土根性，在老一代农民的内心更是显得稳固无比。湖南作家向本贵的短篇小说《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就是关于两个老农的故事，通过两个老农的农耕文化意识展开两种文化人格的想象。小说叙写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依然甘愿留守并渴望耕种田地的两个老农的故事。尽管他们的下一代都纷纷逃往城市，享受现代性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刘道全（主人公之一）们看来，“那可是两脚挂在半空中”。对刘道全们来说，种田可以治病，甚至可以延长人的生命。不但如此，这种古老的农耕活动还具有出奇的功效，它消除了两个老人二十年的隔阂，缝缀那根治于传统农耕文明落下的心灵创伤。

两个老农从结缘到解怨，皆由那丘水田所引起。他们对农耕文明的心理依赖是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种很可爱很淳朴的传统农民精神。作者把人物放到城乡交叉的视角中进行透视，从而检视出隐藏在农民灵魂深处的认识迷障。他们对城市化无法理解，甚至带有强烈的抵制的心态。应当说这种心态在当代中国老一代农民那里具有代表性，尽管五光十色的都市代表着诱惑，但丝毫改变不了他们对土地的依恋。中国宏伟的城市化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其中的隔膜显而易见。农民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黄灿灿的谷子。如今，也许农民对土地的固守，终极意义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吃饱肚子等物质方面的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依然是一种解不开的农民式的乡土情结，一种典型的、本质的农民精神，而且深深地刻印在老一代农民的心坎里。

向本贵通过两个老人的故事，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在如何地逐渐向农村逼近，现代意识如何能真正深入十亿农民的意识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依靠那都市的繁华向乡村无限度地延伸和侵占，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只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严峻而沉重的现实，于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命题：如何实现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无疑，这是一个极具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命题。此外，作者也采用了意象化的手法，小说中水田、谷子、篱笆等符号，无不洋溢着象征的意味。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中，在那丘稻穗飘香的水田间，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未来的深切的忧患意识。

六.重建幸福人生的可能性

关于老年叙事，作家常常容易落入将老人客体化的窠臼，而很少去挖掘这个群体的主体性空间。老人虽然年事已高，身体陷入衰竭状态，更有甚者，还常常受到子女的轻视和虐待，然而，关于老人的弱势化叙事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重新构建新的人生的可能？这个意义上，韩国作家朴婉绪的《幻觉的蝴蝶》就是对老人独立开创新人生的可能的一种探究。

《幻觉的蝴蝶》所关注的是当前老龄化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生存困局：老年痴呆。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老年人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作者没有详细描写大脑活动异常引起记忆和理解障碍本身，而是把老人当作一个生命个体，讲述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离家出走，前往一个异于现实环境的陌生空间去生活的故事。突然丧失记忆的老太太，在偶然中闯进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果川的小寺庙里。寺庙里的姑娘算卦人马琴与老太太有如亲人，她竟然承担了为姑娘做饭洗衣等日常事务，两人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过着幸福的生活。她们的日常生活情景被刻绘得相当平和温馨，显示出老人在患有老年痴呆后重建幸福人生的可能。在作品的结尾，连费尽千辛万苦寻找到妈妈的女儿也未能破坏母亲与姑娘算卦人一起享受的和平生活。小说的最后，终于找到母亲的女儿对此有这样的认识：

也许是因为僧服比身躯大一些， 妈妈的弱小身体看起来就像折下翅膀而正休息的大蝴蝶。其实这不单是因为宽松的僧服，这是因为把生活过来的累赘或残渣已经完全甩掉的轻松，以及自由自在。至今为止有谁为母亲提供过这种自由和幸福呢？ 没想到早已年过七旬的老人此时的生活却是千金难买。

一般看来，痴呆老人是家庭生活的累赘，是出于人伦而无法弃之不顾的群体。当然，对痴呆老人，如果一定要让她重获思维的理性，并如正常人一样生活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肯定很小。朴婉绪的《幻觉的蝴蝶》没有着力于这种理智的恢复过程的描写，而是以生命个体偶然中进入记忆，让意识回到过去，通过这种记忆这种精神过程来获取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应当说，《幻觉的蝴蝶》属于精神性叙事的范畴，作者借助人物对过去生活情境的回忆激活生命的意识，是一个从失忆到寻找的过程，在寻找中重返常规的世俗生活。因此，这篇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多个层面的，作者不仅把老人当作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写，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区域，从精神层面敞亮出这个群体生命形态和生活面向的多种可能。

上述可见，新世纪老年小说在主题学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对当下社会中老年人生存现状和情感生活都有细致的把握和表现，而且不乏深度，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老龄化时代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社会学意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把这类老年叙事作为文学审美看待，或者说老年叙事若要更上一个审美层次，还必须把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作生命本身来研究，探讨他们的人格结构和精神面向。如此，老年叙事才能摆脱社会学意义上主题阐释，最终在主题上上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