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鱼

黄咏梅

8块钱不打表，全程不到5分钟。出租车停在马王巷口，司机笑咪咪下车，打开后备箱，稳稳放下我的行李。这路程要是在广州，司机的脸会比锅底还黑。

从巷口进去，还有500米才到地质局宿舍。那只新买的拉杆箱，轮子被路面咯噔咯噔弄得很响。我的样子，像个游客，误闯入了不是景点的地方。这是黄昏时分，巷子几乎没什么人，坐在老房子门厅里的老人，在薄薄的暮光下，认不出这个老孙家的女儿。他们要等到次日才慢慢知道，老孙那个出去“捞世界”的女儿回家了。这里的人，但凡离开，都被认为出去“捞世界”，一度，他们还认为除了这个小城外，所有的地方都是“北方”，统统的外地人都是“北方人”。

就像出国回来的人要倒时差，一进这个小城我就要倒空间差。如同进入一个小人国，房子、街道、车，甚至人，仿佛微缩了一倍。前方走过来那个矮小的人，朝我挥着手，加快了脚步。是我的母亲。她似乎也小了一倍。

母亲在窗边听到了拉杆箱的声音。“我猜就是你。你爸还不相信。”她得意地笑了。当门那排雪白的烤瓷牙，是去年在广州过年装上去的。我用另外一只手，搂着母亲。

“你爸真的越老越顽固，害你浪费那么多钱。”母亲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还好。”

几天前，我还在电话里冲她发火，埋怨他们不服从安排给我带来的麻烦，我甚至专找他们的痛处戳——你知道吗，国际机票退掉，要损失一半的钱！这两个老人，听到浪费钱，就像浪费生命一样心痛。

“你爸说今年不能跑了。他，呃，养了些鱼，哪都不能去……”母亲似乎有些怕我。是那通电话的后遗症。

离婚后我就执意不回家过年，团圆饭的桌子会让我如坐针毡。连续四年，我带着父母东跑西跑，第一年跟旅行团欧洲十国游，第二年在东北数着雪花听新年钟声，第三年在三亚的沙滩写下新年贺词，去年，是在广州我自己的家，在熙熙攘攘的花市里挨过了大年夜。今年，本来订好了去新马泰，后来父亲不干了。

母亲的表情弄得我有点沉重，加上倒空间差的那种心理感受，就没多说什么。

地质局宿舍门口，不堪一击的铁门象征性地闭着，隔宿的气味像猖獗的老鼠钻出来。门口那几级楼梯边上，人为地加出了一截钢管，J型，一直延伸到铁门。母亲下意识地扶着钢管登上了那几级楼梯。“五楼李伯伯儿子装的，李伯伯中风后，走路不方便……”几级楼梯使说话的母亲不那么流利。“装了不到一年，李伯伯就没了……”

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在这暗沉沉的楼道里找到家门。母亲却像主人领着客人一样，让我觉得不舒服。这是我拒绝父母去接站的原因。

打开门我就笑了。尽管母亲已经多次预告过，父亲弄了个鱼缸，但我没想到鱼缸这么大，是落地的那种。老房子空间狭小，加上光线又不好，这家伙如同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座驾，散发着蓝晶晶的光。

父亲从鱼缸的背后猛地闪了出来，就像小时候在拐弯处等着吓唬我那样。

“啊哟！”倒是母亲被吓了一跳。“老头子，发神经啊！”

从母亲喋喋不休的埋怨看来，在回家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争执。这气氛我并不陌生。我猜母亲更在意父亲把钱扔进这个大鱼缸里。

父亲一句没还嘴。他的热情全在这鱼缸上。我还没来得及脱掉鞋子，他就忙叨叨地开始炫耀这些鱼。

“小妹，你看，这些鱼，红得多漂亮，他们说，叫发财鱼……”

鱼就几种，那些红色的发财鱼居多，有几条黑的，几条五彩的。水草倒是不少，绿绿的飘在水中，跟真的一样。父亲好像认识它们，指着这条说，前几天还有点傻，不吃东西，今天倒精神了……这条最爱打架了……说着说着，母亲也加入了。她指着角落那条精瘦的发财鱼说，这个满崽，养不大的，肚子薄得像刀片。

“嗯，这个满崽，白吃了我们那么多。”父亲用手指敲着鱼缸。

他们叫它满崽。我爆发出一阵大笑。父母也笑了。满崽削尖脑袋正在撬石子底下的食物残渣，毫不知情。

说起来，满崽现在怎样了？

母亲没了笑容。“你还记得满崽？”

在我给他们换的那张皮沙发坐下去，父亲摆起了他那套功夫茶具。茶三酒四，一直像家训一样遵守。小茶盘上，三只小杯，三口人。

“小妹，满崽现在是孤儿了。”母亲一口喝光了那小杯里的茶。

我并不震惊。现在，天大的事都不能吓到我。在我看来，没有比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那女人揿着喇叭催我前夫上车那一幕更令人心惊肉跳。我的心肠患上了硬化病，痛症在父母身上扩散。不止一次，母亲抹着眼泪对我说：“哪怕有个孩子，都不会那么容易被拆散。”我报以恶狠狠的反驳：“我最讨厌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有孩子就不会离婚？离婚跟孩子有什么关联？”很多事情，发生得突然，没有任何由头，像母亲活了一辈子还在找由头的人，太无知了。我希望有谁来反驳我，那样我就可以趁机大吵一架。可那个最喜欢反驳我的男人，已经滚蛋了。

回家无非就是聊旧事，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地方，我们聊起了那个满崽。

满崽是父亲老同事杨叔叔的儿子。父亲当年因为华侨成分不好，大学毕业后从江苏支边到这个小城的地质局。杨叔叔的命运也一样，他来自广东湛江。第八地质局。这是我认得最早的几个字，印在父亲每一件工作服上。杨叔叔比父亲大一些，老来得子，夫妇俩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给满崽吃。记忆中，满崽不爱吃米饭，他只吃肉和零食。那年月没什么可吃的，杨婶婶手巧，用各种水果和蔬菜腌成美味的酸，储在大大小小的醋坛子里，还会晒牛肉干、猪肉干、番薯干等等。他家阳台上长年高挂着一个藤篮子，里边总会晾有吃的，我和满崽像猫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打主意。杨婶婶在床底藏有一个瓦坛子，捉迷藏的时候被我们发现了，我们一勺一勺地挖坛子里边的东西吃。杨叔叔下班回来，看到床边横竖卧着两个小人，酒气冲天，瓦坛倾斜在地，里边酿的甜酒糟，被挖得差不多了。

“那时才多大点？你4岁，满崽6岁半。”陈年旧事，讲不厌，也悄悄地消解了母亲和父亲的怄气。

“满崽就是老不吃饭，才会长成倭瓜丁的样子，他有没有一米六？”

“不会有，看起来比小妹还矮。”

早些年，杨婶婶生病去世，后来，杨叔叔也走了，剩下满崽。母亲说，他那形象，怕是一辈子再娶不到老婆了，可惜你杨叔叔一表人才，也没遗传下来……

杨叔叔的确一表人才，不过我知道母亲指的是他的外表，她一贯认为杨叔叔仅仅是个书生。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闸，华侨终于可以返乡探亲，偷渡到印尼打工几十年的杨爷爷，年近80，夙愿就是来看看他的儿子。那年月，宿舍是那种统一分配的小两居室。杨叔叔硬着头皮找局长，想借用一楼那间值班房给老父亲住。老局长是退伍兵，最看不起杨叔叔这类书生，对他们一直沿用“臭老九”这个称呼，他没在“臭老九”杨叔叔的申请条上签字。杨叔叔只好求助于我父亲，让满崽到我们家阁楼借住几个月——我父亲在客厅搭了个阁楼，据说是预备老家来人住的，不过也没用几次，充当了杂物间。父亲看不下老局长的霸道，力劝杨叔叔继续争取，华侨归国探亲是国家政策，要给好的待遇，再说，老华侨看到儿子生活条件那么差，怎么能放心？杨叔叔犹豫再三，放下面子去求老局长，依旧遭了冷拒。父亲一气之下，拎起一张报纸闯进局长办公室。那张《人民日报》顶上有一篇文章，呼吁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父亲将这张报纸作为武器，威胁老局长。可是，那个大老粗没被《人民日报》唬住，再加上，山高皇帝远，政策的飓风刮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早变成微风，哪里挡得住一个单位头头的威风？父亲失败而归。两个身世一般的哀兵在一起喝酒，喝得微醺，杨叔叔连喊了几句：“以实玛利。”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父亲一听，酒醒了一半，才知道，杨叔叔竟然还是个基督徒，从小就抄《出埃及记》。父亲忙把杨叔叔的嘴捂紧。世事难料，一个信洋教的臭老九，保不准又会被打下18层地狱。

还是母亲给父亲出了个点子——去跟局长说，要是不借，就写你大字报，揭发你擅自指挥地质局的车和职工为自己岳父搬家。这事情谁都不敢吭声。母亲说，一吓他，准保答应。果然，值班房的钥匙顺利到手。不仅如此，老局长从此再不敢当面呼他们“臭老九”，多少让这两个知识分子感到了“扬眉吐气”。母亲为此得意了一辈子，这是她的“战利品”。

父亲和杨叔叔也有“战利品”。地质局宿舍几次搬迁，那件“战利品”都没被遗漏。算起来，40多年的老东西了。在我一岁几个月大的时候，还没住进单元宿舍，地质局的房子散落在郊区的一座山腰上。我们住的是一间平房，屋门口有菜地，屋背后有山泉，父母上下班要爬半小时山路。外婆从老家来带我，兼种菜、烧饭。有一天，父亲下班后邀请杨叔叔来收获成熟了的葫芦瓜。走到菜地，回头朝屋里望一眼，两人顿时腿软——我独自坐在饭桌上，双脚垂落半空，离我不到5米远的门边，一条擀面杖般粗的金环蛇正昂起头，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父亲说：“那两条胖嘟嘟的小腿，在桌子下晃来晃去，我和老杨魂都吓飞了。”接下来父亲的描述，实在有点像给小孩子编睡前故事一样，很是离谱的。他说，他跟杨叔叔情急之下，只找到身边一把扫帚和一条做菜园篱笆剩下的长竹片。用这两件武器，竟把这条金环蛇抓住了，弄死了。“没有其他人帮助？”“哪里敢喊，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父亲笨拙地比划着当时捕蛇的情景。要不是那条金环蛇40多年来都被囚在那个玻璃缸里，谁会相信，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仅凭一把扫帚一根竹片就捕到了一条毒蛇？他们甚至连智斗都谈不上。那条泡在米酒里的金环蛇，已经不止擀面杖粗了，颜色还鲜亮，蛇鳞还泛光，盘踞得安详，眼帘紧闭，看上去就像在冬眠。杨叔叔生前跟父亲喝过无数顿酒，没钱的时候甚至喝过木薯酒，但却从没打过这坛酒的主意，他说：“以实玛利。神听到了，神助我们，敬众神酒。”这坛蛇酒已经泡了四十多年，没喝一口，酒已下降一大半，倒是被时间偷喝了去。

讲起这段经历，母亲都会万幸我那时什么都不懂，要是懂得害怕，可能就没命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杨叔叔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因为顺嘴，也被母亲学了去，那口吻，就像在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出于好奇，我问母亲，满崽现在做什么？

母亲隔了好一阵才说：“无业游民，没读好书，又不懂什么技术，帮饮食店送送外卖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杨叔叔这辈子好没用，连儿子都帮不上……”

关于满崽的现状，母亲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不过我也能想象得到。

晚饭的时候，大概因为自己一直引以为荣的女儿回家了，父亲脸泛红光，拍着母亲的肩膀，高兴地说：“我呢，这么一个没用的人，能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女儿，这辈子是很满足了。”母亲撇撇嘴。“当然啦，也有你刘利英一份功劳的。”父亲将酒杯碰了一下母亲桌前的那杯饮料。

还没到年夜饭，父亲就嗨起来了。我这个“有出息”的女儿，只好陪着父亲喝酒。我的酒量不比父亲差，跟前夫白手起家成立公司那一阵子，我们的酒量在各种饭局练得上乘。赚钱之后，那男人说给我父母买一套房，因为我父母一直倔强不肯搬离这个小城，没要，后来那套房子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我父母自责至今，在我提出给他们在小城买一套新房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更为决绝的态度，受虐似的死守在马王巷。

深夜，躺在我睡过多年的那张旧床上，没什么心事，倒像是认床般难以入睡。辗转至后半夜，即将被睡虫咬痹之际，迷糊中看到床前一条黑影，窸窣挪近，我吓一跳，喊着坐起来。黑影也被吓出了声。原来是母亲。她怕我的被褥不够暖，想进来探探我的脚底。就像小时候那样。我亦记得这些细节。结果我们相互被吓着了。

“妈，以后再不要做这些，会吓着你。”

“哦。”

母亲讪讪地出去了。

我又彻底清醒。月光从窗帘的一角漏进来，悲伤也漏了进来。这些年独居，深夜里稍微一丝动静都会引起警惕。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讨厌的中年妇女，穿戴着用疑心缝制的猬甲，皮肤上长满了长短不安的刺，即便住在家这个地方也不能脱下。

第二天早上，我陪父母去购买年货，在营营嗡嗡的露天菜市场，走几步路，就会有一个人热情地过来攀谈。“宝贝女儿回家啦”、“老孙，你女儿捞世界捞得很掂啊”。无一人直接对我发问，一如他们一贯对新鲜事物的态度——熟人的转述更可靠。当然，也有人会扫兴地问：“女儿一个人回来？女婿呢？”。父母从不告诉他们我离婚的事情，我猜那人多少已经知道。母亲天真地认为，他们对这里什么事都清楚，可对外边却一无所知。

在这个小城，除了回忆童年趣事会带来些许意思，当下，就如脚上所踏的地方，烂菜叶被脚碾压出的汁液和痰液搅拌在一起，黏糊得让人挑不起一丝好感。我无聊地站在一个鱼档口，等着老板杀我们买的那条桂花鱼。忽然，母亲扯了扯我的衣角，示意我看旁边那个鱼档。我望过去，那群正在鱼池选鱼的人边上，有个小矮人，一边朝人堆里挤，一边将一个夹子伸进一个人的衣袋里。不到一分钟，那夹子钳出了一叠钱。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到这一幕。我张望一下，本能地想要喊出声，没想到父亲狠狠地拽了我一下，低声说：“别叫。是满崽。”

是他？我的心一沉。

那个背影如少年一般的他，动作麻利，得手后还不忙着离开，他扯高了嗓子朝鱼老板嚷：“给我一副鱼肠。”鱼老板无暇理会他，要是生意闲的时候，他会在篓子里，翻捡出几副肠肚，像打发叫花子那样扔出去，可眼下他没工夫，他连手套都没戴，两只长年被水浸泡得惨白肿胀的手，一直在鱼池里捞来捞去。

见没人理会，满崽才转身离去。这下，我看了到他的脸，挂着一抹得意的诡笑。就像对着一面布满水汽的镜子用风筒吹头发，不到几秒钟，那镜子就现出像来。偷摸出一小块牛肉干，或者发现了藏在米缸里的几只柿饼，满崽就会这样笑着，分给我一点吃。

几乎是一瞬间，我成了满崽的同伙。我一直盯着那个人看，尽管口袋的里布像舌头一样伸到了外边，他还毫不察觉。现在，他满意地挑到了一条白条鱼，那鱼挣扎着差点蹦出了他的双手。

我们没法继续按计划前往香烛店去买祭拜用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并没那么要紧。父母不见得会信什么，但是，过年过节，他们会在阳台设个供桌，烧香燃烛，朝西天方向深深拜下去。父母的故乡都不在这里，他们祖宗的坟茔就是空茫无边的西天。每一次跪拜，母亲都会朝天上唠叨：请老祖宗来我们家吃饭，坐坐，山长水远，老祖宗多喝几杯，保佑我们一家平安……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极少有亲戚来探望，过去有不少年节，我们跟杨叔叔家合过。

“妈，你知道满崽干这个？”走进马王巷口，周围得以安静下来，我问母亲。昨天我们聊起满崽的时候，不知基于什么心理，母亲并没提起。

母亲知道的。

其实满崽原先有工作。杨叔叔托人在医院给他谋了个急诊窗口挂号的工作。也曾试着找对象结婚，姑娘们都对这个看上去还没发育好的小矮子深表怀疑，拖拉到三十多岁，杨婶婶在菜市场托人在郊区找了个女人，年龄倒也相仿，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挺着个大肚子。将就着结了婚，户口也从郊区迁出来了。孩子生下来没到两岁，女人就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据杨婶婶说，那女人受不了满崽上急诊夜班，孩子白天是有爹了，女人晚上却没了丈夫。后来，不知道被谁带坏了，满崽开始搞那些名堂。工作也丢了。

“开始偷东西？”我很怀疑。我断然认为，一个人即使离婚，自暴自弃，也不至于沦落到去偷东西。

“吸毒。”母亲迅速地送出这两个字，好像怕这东西在她嘴里呆久了。

“妈，你经常见到他？”

“偶尔。不过，这些买菜的人，口袋里不会装很多钱。”

已经走到地质局宿舍的铁门口了，那截J型的钢管，不知道被谁缠上了些喜庆的红纸，看上去却更像是在悼念谁。母亲没再往下说，去掏钥匙开门。我回过头想让父亲先走，却看到那个一路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的父亲，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

铁门一打开，我抢先冲进了那暗绰绰的楼道。

大年三十早上，母亲在阳台摆起“供桌”。无非就是把茶几端到了阳台，铺上一块红布，上边放一只香炉，中间摆一只完整的白切鸡，两侧摆一碟水果，三杯茶，四杯酒。在茶几的下边，母亲特意用一只抱枕垫在小板凳上，那样，跪拜的人便不至于因为膝盖难受而草草了事。这一套，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这是我们这种离乡家庭，跟逝去的亲人唯一的联系方式。

摆“供桌”是各司其职的。水果、茶酒这些简单的东西，自然是父亲的任务。倒酒的时候，父亲叫我帮忙。他从杂物柜里抱出了那只玻璃缸。“今天破戒，给老祖宗尝尝这宝贝。”他把缸口那些已经快霉烂的布条，一圈一圈地松下来，费力地拔开塞子。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浓烈的酒味蹿出来，是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比腥味淡，比酒味软，有点像古井里冒出来的石头的味道。

母亲也从厨房出来看，围观什么仪式似的。

塞子一打开，父亲就朝里边喊了一句：“喂，老友，你还在睡呢？”他敲敲缸壁，抖抖里边的酒，就像对待一个俘虏。接着又跑到厨房去，拿了一根磨刀棒，悄悄从瓶口伸进去，轻轻敲了敲那家伙的脑门。

母亲笑着拍打一下父亲。

有那么一刻，我很担心，它会被父亲的恶作剧惹恼了，一个翻身，脖子一昂，吐信如飓风，就像神话那样，瞬间冲出，翻天覆地。

父亲让我把碗紧紧抵住缸口。“一滴都不能浪费，40多年陈的大补酒哇！”父亲总是掩饰不住对酒的贪婪。

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酒，迟滞地，犹豫地从玻璃缸里逶迤而出。滑进碗里那些金黄色的，仿佛不是液体，而是一条蛇，以盘踞的状态，渐渐扭化为一摊。我呆望着这摊奇怪的酒。

父亲迫不及待用嘴去舔了一口。近乎本能地，我那套惯用的怀疑机制瞬间启动了，一下子把碗夺了过去。“别喝，可能有毒。”

“傻瓜，哪里会有毒。当年我跟你杨叔叔一起，费九牛二虎的力气，给这家伙拔牙，又用高度双蒸米酒泡，几十年了，毒还藏在哪里？”父亲要我把碗还给他。

“会不会，真有毒？是条毒蛇呢。”这么多年来，每隔一阵，母亲就会用布清洁这个玻璃缸，像给那条蛇洗澡，她却头一回想这个问题。

我把碗攥在手里。我没有研究过毒蛇泡酒是否有毒的问题，或许我得去查一下百度。但我怀疑。

我只能说：“当年条件那么差，没有一套完整的工具，说不定毒素没清理干净呢。”

看上去父亲有些不高兴了。他一直试图说服我。

这些酒，分别匀到了四只酒杯里。“只能敬祖先。不许喝。”我强势地命令父亲。

在供桌前，父亲并没有跪到母亲垫上了抱枕的板凳上，他坐在了那上边。他坐了很长时间，直到我处理好几封公司邮件，一根蜡烛快要燃尽了。他跟母亲说，他把老杨夫妇都邀请回来了。母亲边烧纸钱边说：“好啊。老杨，老姐姐，你们都回来啦。你们过得好吗？”父亲忽然笑了，他偷偷地瞄了我一眼，对母亲说：“老杨刚才对我说了，那酒香啊，真带劲。他已经搞下两杯了，嘴里还黏着呢。”

母亲也笑了。“那你就跟老杨喝一口吧。”

父亲冲母亲点点头，看都没看我，就把桌上的一杯吸进了嘴里。杯子被嘬得响亮。

我没有阻拦父亲。我料到，这杯迟早是要喝下去的。

“嗯，真带劲，浓得嘴唇都黏牢了。老杨说的没错。”父亲心情畅快，是酒起的作用。

后来，父亲跪在了那椅子上，鸡啄米般拜了三下。

香火袅袅，加上母亲又在铁桶里烧起了纸钱元宝，一阵暖意腾了起来。我抬头望望远天，还是那种阴鹜的天色。

不知是因为气温底的原因，还是水被污染了，鱼缸里一条发财鱼在一夜间，额头上长出了两个白脓包，而且左眼暴突。这个发现让父亲心情很不好。围着一条生病的鱼，父亲在鱼缸边转来转去。他说，这两个脓包很像他前些年做胃镜时看到的溃疡，要不给它吃点消炎药？母亲赶紧制止了他。鱼和人哪能一样？

水族馆卖鱼的那一家外地人，早早就打烊回家过年了。父亲大清早跑去敲门求助，房东告诉父亲，元宵节后才正常营业。这时，才年初四，窗外稀稀拉拉地还传来鞭炮声。

我在网上搜索给鱼治病的方法。过滤掉一些有广告嫌疑的答案，我找到了最为科学的方案：在水里加入福尔马林溶液，同时用药饵给病鱼喂服呋喃西林。父亲立刻说要去找药店。他拿着我写给他的那张条子，一趟一趟地跑出去。小城不大，药店就那么几家，过新年，药店的门口统一地贴着一张红纸条：东主有喜。这里的人，认为过年卖药，等于卖霉运。

最后一次，父亲说要到医院去碰碰运气。母亲听说父亲要到医院去，心里不情愿。我也立即阻止他。要不是看到父亲那么紧张，我对那条病鱼倒没那么上心，大不了扔掉再买。可是，父亲还是要往外跑。他抓起那顶绒帽子戴在头上，又跑出去了。这是今天他第五趟跑出门了，他甚至没有睡他雷打不动的午觉。

大约四点多，我和母亲就听到了楼下的铁门响。我猜父亲肯定又空手而归。医院哪里会给一条鱼挂号？又有谁会给一条鱼开药？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门打开了，那个满崽像只瘦猴一样从我父亲身后蹿出来。

“嗨，刘阿姨。小妹。”满崽就像昨天才从这里走出去。实际上，父亲和母亲只有到菜市场才能遇到他。

母亲回过神后才小跑到门边的鞋柜，忙不迭地乱翻。翻出了一双男式棉拖鞋，犹豫一下，又放回去。她嘟囔着说，这双太大了，你穿小妹的吧。于是，又翻出一双粉红的。

母亲低头弯下身去，将那双粉红的棉拖鞋摆到满崽脚边。满崽不知所措地搓起了手。“不用不用，我赤脚，有袜子。”母亲制止了他。

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到医院给鱼挂号，碰巧看到满崽，他无所事事，在挂号窗口陪旧同事聊天，烤电暖器。听说父亲要开药，满崽积极地帮他找熟人，才开到了福尔马林药水和呋喃西林。在父亲身上，我终于理解什么叫“急病乱投医”。

“福尔马林一定要兑水配比例。”仅凭满崽这句话，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他领了回来。

满崽一直在小口小口地喝茶。我和他几乎没有对视过。自他从玄关走进客厅，我的心里就密密地长起了刺。

父亲和母亲不断逗满崽说话，就像他还是那个过家做客的小孩子。

“满崽，你们小时候真是很淘气的。你带着小妹，用火柴棍把孙大娘的门锁堵死了，她站在楼道骂了一个下午，她那口宁波话，没几句能听懂的……”母亲记性真好，“娘稀皮的，娘稀皮的。”母亲学得我们都笑了。

那些趣事，我和满崽听得有味，好像说的那两个孩子是别人。

父亲给满崽又斟满了一杯茶，顺手敲了敲他的后脑勺。“你这捣蛋鬼，放屁就爱站到人跟前，一抬手，一枪，大屁就响了。”

父亲的手做出一个手枪的姿势。

“是这样。”满崽忽然站起来，屁股一撅，左手叉腰，右手往天空举出一个“八”字，“卟！”他给屁配了个音。

这个即兴表演，让整个房间轻松了很多。

“我们还以为你将来会当兵呢。问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十次有十次都说，要当兵，要当警察。”母亲笑着说。

说到这个，满崽忽然不笑了。

“我老爸死都不让我参军。高中毕业那年，我打算去街道报名，老爸把户口本锁起来了。那个暑假，我天天到西江钓鱼，差一点就跳了河了。我记得很牢。老头子脾气，死倔的。”满崽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也没征求我们意见，“嗒”的一下，清脆的火苗就蹿了上来。火苗在空中颤动着，有那么几秒钟。烟点得不是很利索。

父亲从茶几底下，摸出一只小杯子——那是父亲平时一个人在家咪酒用的，放到满崽跟前。满崽顺手往杯里弹了一下。没成灰。

“你老爸老妈，这辈子最疼你了。”母亲叹了口气。

“哼。”满崽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句。

我不明白为什么满崽会对参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他的表情看，他是在抱怨着杨叔叔。这种表情，我在公司员工的脸上看得多了，他们总是会抱怨别人，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搞笑得很，你也太不切实际了，你什么体格啊？”自满崽进来之后，这几乎是我跟他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坐在身边的母亲碰了我一下。

满崽一声不响，又把烟伸进杯子里弹了一下。一截子灰掉了下来。

“满崽，要接受自己的命运，爱惜自己的命运。你老爸是个读书人，有见识，值得尊重。只是没能遇上好时候。”

“孙叔叔，什么才是好时候？”

我父亲摊开了两手，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现在就是啊。”

“哼哼”。那是两声冷笑。

父亲接下去还想给满崽讲些道理，就像从前对我那样。不过，我认为父亲开场的方向就不正确。遇到这类人，我会先在他身上挑出一百个毛病，彻底打垮他，然后再帮他重新建立正确的人生路径和信念。在给员工培训时我总会说：“命运本身就是一道错误的试题，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修改的。”这几乎是我的口头禅，也是给他们灌服的心灵鸡汤。

可是，满崽没给机会我们。“我老爸……没用。”满崽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吐烟那么轻。他把那根没抽完的烟，搁到杯口上，转身走去看鱼缸里那条病鱼了。

那根烟自顾腾云驾雾，也没人敢把它掐灭。也不知何时燃尽的。

福尔马林的气味实在太刺鼻了。直到满崽将清水兑进脸盆，那气味才稍微减轻一些。

现在，满崽脱下了那件黑色的外套。那是一件仿皮外套，买它的人，大概只冲着它发亮的威风。他把毛衣袖子撸得高高的。鱼缸比他还高半头。父亲给他端来了木板凳。他踩上去，同时将鱼捞伸进去。没想到，那条恹恹的病鱼，在鱼捞伸进去的瞬间，立即开始振奋，它左右闪躲，拼命逃离。不仅仅是它，鱼缸的鱼都被动员起来了，四处乱蹿。一度，我们甚至找不到那条病鱼。满崽只好将鱼捞取出来，等待机会。

我们站在鱼缸前，几乎屏住了呼吸。我瞄了一眼满崽，他的脸都要贴到水面上了。

鱼捞再次下水的时候，果断，准确，眼看就要罩住那条病鱼了，没想到，那条瘦小的满崽突然蹿了出来，直接撞进鱼捞里。鱼捞一抖，病鱼就趁机挣扎了出去。

哎呀。我们不约而同地叫。

“这个满崽！”母亲长叹一声。

“这个坏蛋！”父亲又加了一句。

满崽自始至终没吭一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满崽，仿佛眼睛里能伸出一只钩子，将它牢牢钩住。

在我们意识到尴尬的时候，鱼捞已经再次下水。那条满崽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一直跟在病鱼的后边，仿佛刚才自己的举动增加了它的好胜心。就像玩游戏一样，它使那条病鱼几次虎口脱险。最后一次，鱼捞直接朝满崽罩过去，满崽为求自保，一溜烟射箭一般躲到了假山背后，鱼捞一个回马枪，迅捷地反扑病鱼。失去保护神的病鱼终于受擒。

“哈哈，满崽！跟我斗？他妈的！”满崽将病鱼捞上来，狂妄地笑了。

父亲鼓起了掌。母亲也跟着。

我看着满崽脸上那得意的笑容，瞬间产生了一种胜利的轻快。

“满崽，你过得还好吧？”辅助满崽给病鱼喂药的时候，我没话找话说。

满崽将那颗呋喃西林掰成了两半，小心地塞进病鱼的嘴里。“嗯，马马虎虎吧，你呢？”他回答得有点漫不经心。

“我？嗨，一般般吧。”我故作轻描淡写，压抑着自己的那些优越感。实际上，这些年来，优越感就像我的口红或者眼影，掩饰着我的虚弱，它们不能缺少，出门前我总是会下意识地检查，有没有将它们遗漏在化妆桌上。

满崽抬起头来，扫了我一眼。

“你肯定很好。买这么豪华的鱼缸。”他又打量起了那只硕大的鱼缸，蓝晶晶，像外星人座驾的天外之物。

已经潜沉下去的那种紧张，忽然又升了上来。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喂好了药。满崽又检查了一下鱼的眼睛。“嗯，我想，应该给它这只眼涂点四环素眼膏。”那语气，倒像是个医生了。在这方面我开始相信他。我到药柜找出一管四环素眼膏给他。

这时，母亲在阳台叫了我一声。她正利用一只网袋，做一只简单的鱼篓。父亲在工具箱里找出了一根铜丝，绕成三圈，将网袋撑成椭圆型。现在，母亲要用线将网跟铜丝固定起来，需要我为她穿针。

“爸，你不该进去，呃，看着？”我一边穿针一边问父亲。

父亲侧过身朝客厅望了一眼，拒绝了我的安排。“没事，不是外人。”

母亲也顺势朝客厅张望了一眼。朝我摇摇头，示意我小点声。

我一直留在阳台。等到这只鱼篓做好，拿进客厅的时候，满崽已经穿上了那件发亮的黑外套，抱着双手赏鱼。

“啊？你把它放回去啦？”父亲和母亲几乎异口同声。

满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点点头，眨巴着小眼睛，望着我们三个。

“你怎么那么笨，那下次还怎么喂药？”我着急地嚷了一句。

看到母亲手上的鱼篓，满崽才明白过来。“你们，又不早说。”

“你真是没脑子，这还用说？”我像训斥公司里一个做错事的员工。

满崽没说话，小眼睛骨碌骨碌一直在转，好像在找自己的脑子。

父亲和母亲一直在为做了一个那么妙的鱼篓却派不上用场而感到可惜。

那条病鱼跟它的同伴会合，劫后重生般欢快。

空气里，有那么一些微妙。很多微妙的时刻，如果都能散发出福尔马林那股呛鼻的气味，我们怎么会忽略它？或者说，如果没有类似福尔马林那么刺激的气味，我们怎么会闻得到它？

满崽说要到厨房里洗手，那条病鱼弄得他手上黏糊糊的。他半晌都没出来。我蹑手蹑脚走近厨房门口，却被正要走出门的满崽撞了个正着。“你以为我会干什么？”满崽变了个人似的，冷笑着问我。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愣在门口。

满崽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回转身，在灶台的刀架上，准确地抽出了一把刀。他的动作那么准确利落，仿佛此前经过了练习。

我本能地朝客厅奔去，没几步，我就被满崽控制住了。

“你以为我会这样，是吗？”

水果刀架在我脖子上，满崽另一只手绕住我的脖子。就像电视新闻或者警匪片里的那些劫匪一样。

我的叫声尖得像把刀。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胜于任何一次。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那个情境，那种浓郁的恐怖很快就会遍布四肢。

满崽架着我，拉到客厅。命令眼前那两个簌簌发抖的老人，只要乖乖拿钱出来就好了。

我已经不听指挥的脑子，还能搜罗出钱放在哪个地方。“妈，床头柜里，我的钱包。”

大概是吓傻了，母亲一步都没挪开，她只是口中喃喃有词，眼睛一秒也不肯离开我。

“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母亲一定又在念了。我的双腿发软，嘴里再也吐不出一句话，我的力气只够我在心里喊：“妈，不是这样的，只要拿钱就好了。神听不到的。”

“满崽，你想干什么，有话好商量。”父亲克服了他的恐惧，终于敢跟满崽谈判了。“满崽，你这样是犯法的，快放下刀。”父亲的话带着颤音，一点震慑感也没有。

不过，满崽竟然有些害怕。他一度将刀从我的脖子上拿开，在空气中胡乱挥舞。“不许说话，再说话我杀了她。”

我的脖子被他勒得很痛，其间，我还试图挣扎，越挣扎，他的力气越大。他其实并没那么矮，至少跟我一般高。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红包。那是她刚才在阳台跟父亲一起准备的，当时她悄悄地对父亲说，满崽还单身，还是孩子，要给的。

满崽愣了一下。随即又挥了挥手上的刀。“蒙小孩吗？统统，都拿出来！”

这时，站在对面的父亲忽然开口了，他几乎是哀求着说：“让我换下小妹，她去拿钱，行吗？”父亲不知道是朝谁哀求，他的眼光所看向的地方，是两双同样恐惧的眼睛。

父亲真的朝我们走过来了。我绝望地吼叫了一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幅度很大地挣扎了一下。随即，我被一阵巨大的刺痛笼罩，那刺痛，砍断了我所有的神经。我挣脱了。不是我挣脱了。在医院里，那个来录口供的警察说：“罪犯逃脱了，你们是认识的吧，你认为那家伙会躲到哪里？”

“差一点就刺到动脉了。”每天来送汤的母亲，说到这句都会抹眼泪。

实际上，拆线的时候，我看到了伤口，没那么危险，那把刀插进了我的肩膀跟脖子连接处，病历上称为“右斜方肌”。

“小妹，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千万不要挣扎。这次万幸了。”父亲一说这话，立即被我母亲打了一下：“哪里还有以后？”

“我就是害怕啊，很害怕，很害怕。”想起那一幕，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出院之后，我得在家继续休养一段。那天，父亲和母亲支支吾吾地说要出去看一个老朋友。我猜他们是要去看满崽。我坚持要一起去。

除了斜方肌那个五公分深的伤口之外，他并没给我留下什么，也算不上什么阴影，就像开车被人追尾了，或者下楼梯不小心摔重了。我母亲说，就当逃过了一劫，因为这事发生得毫无由头，甚至有点无厘头。不是的，一贯擅于寻找由头的母亲，跟我一样清楚，要不是那条病鱼，怎么会发生这些？

我们的关系有点奇怪。父亲对那个把我们领到探视室的警察是这么说的：“我们是他亲戚。”

说是即将要送到蒙山去。那里有个监狱，既服刑，又戒毒。

探视规定不超过15分钟。满崽的道歉多次堵住了父亲和我的嘴巴。我以为我们最终会以沉默结束这次见面。后来满崽说起了杨叔叔，冷场才缓解。

“老爸其实并不是那么……没用，他曾经勇敢过。”满崽咧开嘴笑了。

我母亲连声赞同。她替父亲简单讲了一下那个快讲烂了的捕蛇故事。

“嗯，我指的不是这个。老爸只跟我一个人说过，他跟老妈结婚不久，跟着单位造反派去斗一个人，他用了最大的力气，踹了那人一脚，踹到台下去了。他还学给我看，他是怎么踢的。”满崽的脚抽动了一下。“老爸说，要不是那一脚，我恐怕也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家也就不存在了。”

椅子上的父亲整个身子颤栗了起来，我们都没留意，他什么时候开始哭的。我听过很多关于父亲和杨叔叔的旧事，这一件我却从未听到过。父亲哭得一点预兆也没有，是否因为也记起了他伸出过的那一脚？我实在不敢往下想。

母亲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一直在轻轻拍打着父亲的背。

“以实玛利，真的有神，老爸说，神看到他那一脚了，所以，我注定成了这个样子……老爸给我讲这件事情，是为了跟我道歉。”满崽的眼睛红红的，嘴巴扁了扁，但是没有哭出来。

等到父亲好不容易平息下来，警察提示我们时间到了。我和母亲拉起了父亲。

警察没让满崽把我们送出门外。站在门边，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父亲追出了一句：“孙叔叔，我曾经努力改变过的，那个，命运。”那两个字，命运，听起来是那么生涩，仿佛这是他最难把握的发音。父亲走在最末，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只是伸手跟他握了握。满崽拍拍父亲的手臂，说：“孙叔叔，你们多保重身体。”那表情，就像在跟一个兄弟告别。忽然，父亲猛地一下子把满崽拉近，一下子把满崽抱了起来。这两个动作很连贯，但看得出来，是很费劲的。父亲喘着粗气说：“我以前，经常这样抱你。”

被举离地面的满崽，脑袋伏在父亲的肩膀上，他全身耸动着，发出了奇怪的哭声。父亲在他的耸动下，彻底丧失了力气，他一点一点地让满崽滑了下去，滑到了他的胸前，直到满崽双脚落到地面。

仅仅喂过一次药，那条病鱼竟然就好了。父亲指着一条鱼，说，你看，它完全没事了。我不确定父亲是否指对了，那些病症消失了之后，这些鱼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能认出来的，只有那条满崽，腹部薄得像刀片。它经常落单，在一个固定的角落转来转去，偶尔也会追着一串水泡跑远一点。它那么瘦小，让人难以想象，在扑向鱼捞的那个时刻，曾经那么勇。那几乎是它最勇的一次了。

（选自《人民文学》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