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公平

吴蕊

这个公平的信号很重要，会让企业知道他们在政府的眼里无差别，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在法律制约方面，大家都得按同样的规则来玩游戏。

阿尼尔.古普塔（Anil K. Gupta），1949年生于印度，1986年哈佛博士毕业，曾为IBM、孟山都、万豪集团等企业做顾问，现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讲席教授，从事全球化研究三十余年，著作等身，位列美国管理学会名人堂。他常年走访全球企业，把经营管理实际与教学、科研结合，深受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喜爱。学术研究、全球授课、企业访问之余，古普塔还觉得不够充实，“顺手”给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商业周刊等媒体写写专栏，到达沃斯峰会做做主题宣讲，在各大新闻频道聊聊国际化，咱们的人民日报和CCTV也报导过他的观点。

近几年，我有幸请到他来学院给博士生讲课。因为经常访问中国企业，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他对中国非常了解，接地气的内容也特别受学生欢迎。更可贵的是，古普塔为人谦虚严谨，从不敷衍任何问题，哪怕是“傻”问题。今年六月，古普塔再次如约而至，因为五月底刚做过肩部手术，下飞机时右手还挂在绷带里，年届七十、历经手术和洲际航班，竟然看起来精神很不错，一路坚持自己拿行李。

一向来去匆匆的古普塔，这次行程也是安排得很满，我们只能趁休息时间在咖啡厅闲聊一会儿。因为近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注，我找到不同时期的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企业调查数据，比较过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和产出。

从数据中发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外资一直保有较高比例的研发（R&D）投入。可是我国多年来的状况是欠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地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动力，那么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做R&D呢？

首先得区分R和D：大部分企业账面上只能看到研发被列为一项费用，但既然叫R&D，就涵盖两方面：实验性的、开拓性的R（research），即研究，和利用性的、挖掘性的D（development），即开发。一般来说，多数企业会希望两手都要硬，因为如果只重一侧，其结果要么是具有开创性的产品难以在市场上推广，要么是因为长期吃老本造成缺乏技术更新、创新后继乏力。

当外资进入中国时，在“技术换市场”的指导思想下，必然得交出一定的技术来换取广袤的中国市场。如果你是在华外资，会交出什么技术？答案当然是D：拿现成的产品来中国本地化，既不泄露核心先进技术，又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还显得自己是个乖乖的企业公民……价格便宜量又足，多合算。

他的解释固然合理，但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心有不甘：凭什么中国的市场换不来技术？那么在印度的外资做研究吗？和在中国的外资差别何在？

这次，古普塔从专利角度来看待：咱们比较一下美国专利局（USPTO）记录在案的、来自美国跨国企业海外机构的专利数，因为专利数有效地代表了研究工作，至少美国专利局对专利申请和审批的把控很严格，而且相关信息都必须公开。在像GE、Google、IBM等大企业的海外机构获批专利中，来自印度的数量大约是来自中国数量的2～3倍。

在同样的跨国企业中出现这个差异，是因为人力资本吗？古普塔认为不是，虽然现在出了几位来自印度的知名高管，但这多半因为在美国的印度人比例高、有一定语言优势，因此在管理中参与度比华人高。其实印度本土高校里，获得海外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工作的人，从数量和比例都比中国少多了，学校里本土老师教本土学生，也几乎没有研究型大学，因此在人力资本方面不具备优势。

另外，就算本地学生毕业后参与了外企的研发，但他也不认为中印在这方面有多大差别，中国的本地学生普遍勤勉肯干，论研究水平恐怕还更高些。再说，外企的专利成果也八成不会让本地人来主导。

既然不是企业本身也不是人力资本，那是什么原因？古普塔想了想：政府。

印度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从来是无所谓，管你谷歌稻歌宝洁玉洁，政策上对他们和对本地企业一视同仁。这个公平的信号很重要，会让企业知道他们在政府的眼里无差别，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在法律制约方面，大家都得按同样的规则——既包括市场规则也包括非市场规则——来玩游戏。

在平等的（虽然是消极的）政策之下，固然缺少可执行的法规来保护你，同时也没有相关法规去保护他，谁有本事谁就占得先机，因此技术、知识会自由流动，外资也就愿意在本地既做开发也搞研究。之后，员工会在不同企业间流动、企业之间会发生交易与合作关系，外资企业再怎么着力保护知识，也不可避免地会溢出一部分知识到所在地，这种知识溢出，假以时日，就能提升所在地（国）的整体知识和能力。

说到中国情况，古普塔很聪明地对政策点到为止，但通过两国对比让我想一想。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扮演了积极的引导者的角色，让在华外资获得税收、土地、投资等各方面优惠，同时用法规约束，要求外资和本地企业以合资、转让、转移的形式分享自有技术。被保护的中国企业自然领会政府的一片苦心：要通过有偿交换才能和老外在技术知识方面扯平。

但是站在外资的角度，他们知道中国市场这根胡萝卜固然诱人，但想吃到嘴里必须交出技术，这个“买路钱”可有点纠结——成熟企业的核心技术不要说给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就是不小心被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知道后果都不堪设想。

精明的外资能给中国的，只能是不先进、非核心的技术或产品，既保护自己的技术和竞争力，又在政府面前做足好公民的样子，还可以把母国快要淘汰的产能在中国再捞一笔，一举三得。

他说的是政府，我想到是两类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市场竞争强调过程公平，所有人同样装备同样起点，至于结果如何，看各自的本事。正如印度政府消极的外资政策，恰恰给外资企业提供了公平的平台，各显神通，让竞争引导企业争取经济效率。就知识而言，外资愿意投入研发，本地企业也能从知识溢出过程中获益。

而我国的政策，相对来说更关注结果的公平，即期望大家达到同样水平，天下大同、均贫富。这种社会福利的角度，也出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扶持落后地区、种族等问题上，例如美国公立大学招生时必须保证有色人种的入学比例，无论不同人种的分数差异如何。

然而就外资而言，政策扶持反而使得外资不愿意投入研究，只做D不做R，因此外资能产生的知识溢出实际上非常少，最终难以提升本地企业的水平。

过程和结果这两类公平，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效率与公平的悖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其实，只是不同类型的公平：效率的达成，必然以过程的公平为前提，如果不同的参与者适用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就会因为目标不同而不去尽力提高效率，即使不同规则的原意是获得双赢。

作为出身哈佛的学者古普塔，受经济学的深刻影响，更倾向于公平竞争的理念。作为生长于斯的印度人古普塔，受的教育是政府应当“小”、政策应消极、对市场应没有影响。所以，他必然强调过程的公平。而中国，有着更为复杂的地域多样性、行业差异性，产业政策必然经历摸索和调整。你看，2007年起正式取消了对外资的税收和土地优惠，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资纷纷撤出中国也毫无政策干预，这都说明，中国正在放手让中外企业平等地竞争。政策的保护伞正在缓缓收起，无论中外，看谁凭实力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