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文物看元代棉纺织品的发展
——以隆化鸽子洞窖藏为例

刘蕴莹，程隆棣，张　妍，2

(1.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纺织面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2.大连外国语大学 国际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摘要：以隆化鸽子洞窖藏棉纺织品为例,结合中国出土的元代相关棉纺织品考古文物,分别对元代棉纺织品生产地区、产品种类、织造工艺和印染技术等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论证了元代棉纺织品不仅种类多，被广泛使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与元代快速发展的纺织印染技术和织金技术互相促进融合共同发展。



·科学技术史·

从考古文物看元代棉纺织品的发展

——以隆化鸽子洞窖藏为例

刘蕴莹1，程隆棣1，张妍1，2

(1.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纺织面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2.大连外国语大学 国际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116044)摘要：以隆化鸽子洞窖藏棉纺织品为例,结合中国出土的元代相关棉纺织品考古文物,分别对元代棉纺织品生产地区、产品种类、织造工艺和印染技术等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论证了元代棉纺织品不仅种类多，被广泛使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与元代快速发展的纺织印染技术和织金技术互相促进融合共同发展。

窖藏；棉纺织品；织造工艺；印染技术

1999年1月,在河北省隆化县湾沟门乡茶棚村窖沟垴前山的鸽子洞发现元代窖藏文物,是我国元代纺织品考古的重大发现。此次丝织品窖藏为世人瞩目,其中的棉纺织品保存完整,为研究元代棉纺织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根据隆化县博物馆的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元代窖藏的相关资料显示,关于棉纺织品的文物主要有:编织带、棉布腰带、棉布袋、大褶袍等共计8件[1]。

1　棉纺织品使用区域不断扩大、品种多样

1.1棉纺织品的生产广泛传播

长袍是元代的主要流行着装,其中窄袖长袍是元代官员和庶民日常主要穿着[2],鸽子洞出土白棉布交领右衽束腰窄长袖的平纹素面棉布大褶袍(见图1),长袍长121cm、残袖通长168cm、领高6.2cm、腰宽55cm,腋下白绫系带,前襟腰部左侧打竖向褶裥49个,本色线横向3行固定,做工精细,下摆为裙式。这说明棉纺织品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着装,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元代的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1978年,在今山东邹县(元时隶济南路)元代墓出土2件本色棉袍,长袍同样为右袵,长120cm、袖长70cm,袖口20cm[3]。两件长袍的款式相类似,同时从年代推断来看,邹县年代为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时间比鸽子洞的窖藏早十年左右。鸽子洞窖藏推断年代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又由于山东、河北两地地域上相邻,因此可以推断这两件棉质长袍应是同时代的服装。

图1　长袍Fig.1　Large Pleat Gown

图2　僧帽Fig.2　Capuchin

虽然不能从出土地推断这两件长袍生产于山东和河北两地,但起源于宋末元初,分布于山东、河北和河南一带的体现鲁西南地区农家妇女智慧的鲁锦技艺的发展，对棉纺织在鲁西南一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佐证。当时由于自然条件适宜、交通便利,山东鲁西南一带不仅种植棉花,为江南棉纺织业提供原料,且棉纺织技艺也由此自江南经运河传入鲁西南地区。当时的鲁西南人民将传统的丝、麻纺织工艺糅于棉纺织工艺,体现了鲁西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鲁西南特色的独特鲁锦织造技艺。

可以推断，在元代棉纺织品生产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在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生产,已经传播至山东、河北等一带,并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棉纺织工艺。

1.2棉纺织品品种多样、用途广泛

1970年2月新疆盐湖南岸天山(当地俗称南山)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袄子衬里、衬袍、裤等均用棉布制作,布幅较窄,幅宽为34，42，46cm 3种,纱径0.5～1mm不等。虽然棉纱较粗不太均匀,但证实了当时使用棉布在棉花的起源地之一的新疆已经比较普遍,并被广泛使用于人们的日常服饰中[4]。北京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塔内,出土的元代(公元1257年左右)棉织僧帽(见图2),帽地染成紫色,内用白丝线锁如意形复缀成的火焰形花纹图案,是一件颇为细致的棉织工艺品[5]。在鸽子洞出土窖藏文物中,保存完好的带有铁锈的绅带(见图3)、腰带(图四)、带有补丁的绣花布袋(见图5),说明这些物品的主人经常佩戴和使用。

这些文物说明了在元代棉纺织产品不仅种类多样,而且从袍、袄、裤装、内衬、配饰一直到帽、袜、布袋等不同种类的棉纺织产品已经被不同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满足着人们日常穿着服用和生活的不同需求。

图3　绅带Fig.3　Braided Belt Knitted with Cotton

图4　腰带 Fig.4　Ginger Yellow Cotton Fabric Waistband

2　棉纺织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

2.1棉纺织织造工艺的快速提高

根据2010年3月孙慧君主编出版的《隆化鸽子洞窖藏》的考古资料分析(见表1),从织造工艺的角度看,鸽子洞出土的棉纺织品经密从每厘米11，12，13，15，16根到65根不等,经直径从0.02，0.015，0.01，0.02，0.03，0.05mm到0.45mm,纬密从8，9，10，16根到32根,纬直径从0.015，0.02，0.03，0.04，0.06mm到0.45mm,说明当时的棉纺织的织造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山东邹县出土的棉袍作比较,邹县的棉袍经纬纱直径为0.2mm左右,经密为18根/cm,纬密为28根/cm,两者的纺织工艺差异不大。虽然河北和山东两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但不能推断两地的棉纺织品属于同一个生产体系和生产工艺。可以推断，元代在综合了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先进的棉纺织工艺,改良中原地区传统的丝、麻纺织技术的基础上,元代棉纺织技术得以迅速勃兴,形成了当时棉纺织业的新局面,为明、清棉纺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

图5　绣花布袋Fig.5　Embroidered Cotton Bag

图6　湘色云纹暗花缎Fig.6　Dark Yellow Damask with Cloud Veins

更值得一提的是，鸽子洞窖藏中的棉质湘色云纹暗花缎(见图6),长52cm,宽14cm。经密为每厘米65根,纬密为每厘米32根,经直径为0.015mm,纬直径为0.03mm。经线起花,微捻,织造紧密精细,提花规整,保存完整,这件精美的棉纺织品更是体现了元代高超的棉纺织织造技艺。同年代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出土文物中的两件“菱花棉织锦”(见图7)更是给了元代高超的棉纺织织造技艺有力的佐证,织造方法和以前的平稳棉织物不同,结构属于双经单纬二重组织,是使用提花装置织成的,织造精细,图案匀称优美,是元代棉织的珍贵资料,足以体现出元代棉纺织工艺的水平[7],对研究我国棉纺织历史及工艺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7　菱花棉织锦Fig.7　Cotton Fabric of Linghua

2.2元代棉纺织品印染技术的勃兴

虽然不能推断元代棉纺织品印染技术具体的起源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的棉纺织品印染技术是在南北各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染织工艺。在吸收以往单纯色织技术的基础上,元代染色从以前单纯的白色、本色,发展成为黄色、湖色、蓝色、紫色等丰富多彩的颜色。鸽子洞出土的相关棉纺织品单从颜色看(见表1),就涉及姜黄色、土黄色、深褐色、蓝绿色、湘色等种类,这正是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要流行色的元代服用色彩[8]。尤其是鸽子洞窖藏深褐色蓝绿长方格的棉布袋(见图8)两面有4个白素布的补丁,说明此布袋为当时主人的常用之物,而且也是元代广大老百姓最常使用的褐色系。根据元法律制定,小官吏及平民只许穿棕褐色等禁令,因此棕褐色系配色工艺发展,色谱丰富。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和《多能鄙事》就记载了褐色配色法和原料加工过程。这充分证明了元代人们日常生活色彩的多样性,同时相关印染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棉纺织品,体现了元代棉纺织印染技术的先进性。

元代先进的棉纺织印染技术也可以从元末松江棉布印染的情况得到证明,松江棉布的印染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样式逼真。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其中，棉纺织品的配色技术的前所未有,同时松江的印染技术把棉纺织品的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成为染织工艺中的一朵新花。

表1　鸽子洞的主要窖藏棉纺织品

图8　棉布袋Fig.8　Dark brown cotton bags embroidered bluish green long pane

2.3彩色棉纱开始使用于当时流行的织金锦技术中

北方游牧民族酷爱织金锦,所以在元代时织金锦非常流行,织金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元代时就在弘州(今山西原阳)设纳石失(即织金锦)局,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南京、镇江、苏州等城市曾大量生产织金锦,元朝军队用织金锦作营帐。《元典章》所载的丝织物中,也有织金胸背麒麟、织金白泽、织金狮子、织金虎、织金豹等织金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70年2月新疆盐湖南岸天山(当地俗称南山)古墓出土元代黄色油绢织金锦辫线袄,其织金锦为彩色棉纱、片金和丝线组成的纬显花[9]。虽然单凭一件考古发现不能说明当时彩色棉纱在元代流行的织金锦技术中得以广泛的使用,但这是目前彩色棉纱的最久远的考古文物,至少可以说明，在元代已经开始出现彩色棉纱,并被应用于流行的织金技术中,为以后创造富有民族艺术特色的色织土布奠定了基础。

3　结　论

元代的棉纺织产品种类多,从袍、袄、裤装一直到帽、袜等,满足人们日常的穿着服用不同需求。在综合了当时先进的丝、麻纺织工艺和吸收宋代纺织品印染经验的基础上,元代的棉纺织织造工艺和新兴的棉纺织印染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彩色棉纱被应用于当时流行的织金锦技术中。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2]山东邹县文物保管所.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8(4):14-18.

[3]王炳华.盐湖古墓[J].文物,1973(10):28-36.

[4]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J].文物参考资料,1958，29(9):51-55.

[5]孙慧君.隆化鸽子洞窖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6]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3(9)：803-807.

[7]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编辑陈镱文)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textiles according to the caches in Yuan Dynasty: Taking the caches of Yuan Dynasty unearthed at Longhua Gezidong as an example

LIU Yun-ying1, CHENG Long-di1,ZHANG Yan1，2

(1.College of Textiles, Key Laboratory of Textile Science &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China; 2.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rts,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By using the cotton textiles of the cache of Yuan Dynasty unearthed at Longhua Gezidong to demonstrate the production areas, product type, weav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from the Yuan Dynasty in cotton texti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tton textiles had been founded in all kinds areas of people life, and that the dyeing technology, weaving technology and cotton textiles interacted in a special way in Yuan Dynasty.

cache； cotton textiles； weaving technology； dying technology

2015-04-11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基金资助项目(15PJC002)

刘蕴莹,女,陕西富平人，博士生,从事古代纺织工程研究。

程隆棣，男，上海人，教授，从事古代纺织工程研究。

K875.2；TS111

A

10.16152/j.cnki.xdxbzr.2016-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