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韶华先生论石鲁

周韶华先生论石鲁

石鲁是现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开宗创派者，一位创新的巨擘。

石鲁艺术的顶峰期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第一时期，即“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拥抱黄土高原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为第二时期，即历史悲剧感的精神折射时期，两个时期可简称为喜剧时期和悲剧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他对时代生活感应的深刻结果，都是主体对艺术内涵的逼近。他的灵魂、他的人品完全被铭刻在他的艺术作品中。

20世纪60年代前期，艺术创新的浪潮勃兴，成为美术界的重大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秦国故地、五陵塬上，发出震天巨响，一拳把“地壳板块”打开了。它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安宁，使我们从迟钝状态中惊醒。这一拳打开“地壳板块”的巨手，就是现代中国画开宗创派的建筑师石鲁。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非常不同的形式。如何创造社会主义艺术的独特形式，揭示我们时代的动力，解决艺术和时代的关系等，这是创新者必须用艺术形象来回答的问题。时代的召唤，使得石鲁这位思想者、艺术家，不能不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双轨上进行同步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机地解决创新遇到的一系列矛盾。

冬引丹江水 81.1cm×145.4cm 纸本水墨设色 1957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方面，要面向世界。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因素增多了，艺术上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有了电影、话剧、新兴版画；素描在中国画中也显示了它的力量；文学、音乐等等都深受西方的影响。这些对中国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到20世纪是西方艺术东渐的世纪，从20世纪开始到21世纪，应该努力转变为东方艺术西渐的世纪。我们要站在永恒性的高度上保持民族艺术发展的独立性，即如何把传统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并且把它同表现现代生活协调起来，使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达到更深的契合。这需要千百人的努力探索。在这方面，假如石鲁只是绘画上的巨人，而理论上是侏儒，那就很难设想他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艺术实践上，与其说石鲁非常重视民族传统中的“书骨、乐韵、诗魂”和“笔法、墨法、章法”这些文人画的要素，倒不如说他更倾向于反对僵化的保守思想，锐意探索我们时代的文化内涵和美感形式，追求情感的形象和意象造型，在继承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笔墨的基础上，摸索适应新内容、新形式的表现技巧，抒发时代豪情，表现民族气魄，把画家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我以为这都是石鲁追逐的主要目标。

石鲁的经验告诉我们，画家的艺术气质、艺术个性和艺术特色，只能由时代生活来铸造。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赋予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由革命理想所引导的艺术家，由于在命运上与人民有内在本质上的一致，在心灵深处印上了情感的形象，只要受到揭示和启发，便能激发出艺术灵感的火花。完全可以说是生活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把石鲁锤炼成为一个崭新的、开拓型的中国画家。

三十多年来，新中国出现的几个新画派，大体上也都循着“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路子，追踪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笔墨上刻意求新。但为什么都没有达到石鲁的高度呢？严格地说，大家所缺乏的正是石鲁的阅历、对待生活的态度，正是世界观、道德观、历史观、知识结构和延安时期培养起来的石鲁精神。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画，只能产生于同我们时代共命运的画家之手。他不但要把火热的革命感情贯注在里面，关键还要具有发现的能力，能想人之所不曾想，见人之所不曾见。从确切的含义上讲，长安画派在本质上是延安画派，根在延安，灵魂在延安。石鲁在艺术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就是由这个延安的时代背景形成的，是由他对黄土高原的钟爱形成的。

在石鲁看来，根本问题是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艺术的态度都必须真诚，“有至诚乃有道”，否则不可言艺。古人对索物以托情，情附物，物起情，触物而动情，情之所钟，天地变色，志诚通乎金石，有过精辟的论述。但是当石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在把形象物态化为自身情思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把自己的忧患意识与全民的忧患意识融为一体。他说：“伟大的感情是伟大的实践的产物”，这道出了他第二时期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底蕴。

基于对中国画创新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探索，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60年代后期相比，石鲁的艺术追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色。从开掘生活美到抒发情感的美，从偏重于对现实生活表象的反映，到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从表现现实的和谐到表现人与现实的矛盾心理，这些，都有着明显的质的变化。这种质变与时代背景、主体的人格力量密不可分。

20世纪60年代初是石鲁的黄金时代。以创作《转战陕北》为转机，他在绘画中再也看不到“情节性”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神采、气质、韵味、诗魂和书骨，犹如五陵塬云蒸霞蔚，元气升腾。这标志着石鲁中国画创新的成熟。他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审美追求：“意、理、法、趣”，即着力于表现形象的内在生命，使其兼有商周的凝重、汉唐的气魄、民间剪纸的质朴和现代版画的明快等特色。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迫使他的创作风格更接近于楚骚，忧心如焚，仰天长啸，发不平之呼喊，吐胸中之块垒。不论是《华岳松风》《骄雪图》《山鸣图》《青青者长松》，还是《荷雨图》《峨眉积雪图》，都不在乎外在形态的精确，它们所展现揭示的是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品格风貌，是艺术家“如泣如诉”的抗争和呐喊的对象化世界，那不畏严寒风雪的松梅，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挺拔屹立的华山，都是铮铮钢骨的人格、节操和一腔浩然正气的写照。主观理想和客观现实的深刻矛盾所引爆出来的东西，都是他心灵情感的幻化和象征，表现出一种傲岸不驯的人格，凝结着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得心源”在石鲁这里就是发自内心的呼喊。

石鲁的作品和人格表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画家，一个坚贞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幕历史悲剧的缩影。当代还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引起过如此复杂的争论，一部分人高度推崇，一部分人则竭力诋毁，争议持续至今（有争议的人，常常是最不平凡的人、最有研究价值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和影响。

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的长安画派，由于赵望云和石鲁等巨擘一一谢世，走的走，永远的离别了，使人感慨于五陵原的荒凉。

本文节选自周韶华先生《大风吹宇宙——论石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