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影响地区专业化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祝树金　刘子君　钟腾龙

摘 要：根据空间分工理论，地区专业化包括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通过从资本形成、资金流动、风险分散、要素流动等方面阐述中国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机制，采用1995～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产业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而职能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效率和发展深度的提高；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关键词： 金融发展；地区专业化；产业专业化；职能专业化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16-07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成效显著，但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日益凸显。调结构、转方式成为保持我国快速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地区专业化作为衡量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合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意味着各地区把有限的资源有效地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部门，使区域间的分工程度不断加深。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国内外研究也证明，分工不仅可以提高各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还可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提高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英国学者Massey（1979）基于传统区域分工理论提出了空间分工理论，认为区域间分工不仅包括产业分工，还包括职能分工，即地区专业化不仅包括产业专业化，还包括职能专业化[1]。其中，产业专业化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或者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当地少数几个产业[2]；职能专业化是指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使得其管理、研发和生产职能的分离存在可能性，所以，各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区域间的职能分工，使总部、研发和管理部门等上游职能部门聚集于经济发达的地区，生产部门向不发达地区辐射[1]。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从不同维度反映了经济活动所引起的地区专业化结构的变化，前者主要是基于中观的产业层面活动引起的区域间产业分工，后者是基于微观的企业层面活动引起的区域间职能分工[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地区专业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专业化。Duranton and Puga（2000）通过研究美国城市的专业化模式发现，小城市与大城市呈现出不同的产业专业化特征。大城市更专业化于服务业，较少专业化于制造业；中小城市更专业化于成熟产业，较少专业化于新兴产业。总体而言，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倾向于产业专业化[4]。Imbs and Wacziarg（2003）和张建华、程文（2012）分别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和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均认为产业专业化是沿着U型曲线发展的，即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某个转折点时，各国从多样化转向专业化发展[2-5]。关于职能专业化方面的研究，Massey（1979）通过分析英国的空间分工模式后发现，随着经济活动单元的细化和多区位企业的出现，英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从产业专业化向职能专业化转变。而自Massey提出空间分工理论后，国内外许多研究从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两个方面对地区专业化进行了探讨。Kolko（1999）研究了美国城市1977～1995年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分布趋势后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制造业更多地向小城市、郊区或农村地区迁移，服务业向大城市移动，且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产业的区域间转移[6]。Bade et al.（2004）、Duranton and Puga（2005）分别研究了德国和美国的城市专业化模式，实证结果显示德国和美国的职能专业化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而且美国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呈下降趋势，即美国的城市结构正从产业专业化转变为职能专业化[7，8]。苏红键、赵坚（2011）通过对比中美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指数和职能专业化指数发现，虽然我国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水平都普遍偏低，但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9]。苏红键（2012）研究认为，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两类专业化的侧重程度不同，我国东中部大城市应注重职能专业化的提升，其他城市则应积极提高产业专业化水平[3]。从影响因素而言，国外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对产业专业化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有关金融发展与职能专业化的研究尚缺乏。金融部门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能克服融资的市场扭曲，在动员储蓄、分配信贷、分散风险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也是地区专业化的重要决定因素[10]，但其影响可能存在“双刃效应”：一方面，在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下，潜在的技术、组织、发展等因素造成不同产业资本回报率的差异，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和逐利性决定了金融资源会流向各地区的优势产业，从而促进向优势产业聚集的地区专业化模式形成；另一方面，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价格发现和信息识别机制，使异质的产业趋向于获得同质的金融服务，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减缓了地区专业化进程[11]。Ernst（2003）基于19个OECD国家1970～1995年27个制造业的数据分析后发现，不同市场之间制度的相互作用会对产业专业化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由于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存在制度互补，其相互影响形成的各种制度环境会导致不同的产业专业化模式[12]。Islamaj（2014）在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金融自由化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金融自由化时，国家就能承担更大的生产风险，把资源集中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产业专业化趋势会增强[13]。Svaleryd and Vlachos（2005）和He et al.（2014）分别研究了OECD国家和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产业专业化模式的影响，认为更依赖外部金融的产业部门会集中在金融较发达的地区，但由于我国正规金融部门相对欠发达且缺乏效率，所以，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专业化模式影响较小[10，14]。孙涛、陈童（2015）认为我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抑制可能提高金融发展规模，但降低了金融配置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地区产业专业化进程[11]。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地区专业化的模式及其演变趋势，少量文献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地区专业化，但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与产业专业化的关系，对金融发展与职能专业化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5～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两方面分析我国地区专业化趋势及其特征，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理论机制与计量模型设定（一） 金融发展影响地区专业化的机制分析从资本形成方面来看，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能够通过金融市场集合闲散资金，形成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关于“储蓄-投资”转变的资本形成机制强调，只有当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时，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持。金融作为储蓄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中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15]，一方面吸引较依赖于外部金融的产业聚集于该地区，改变地区的产业专业化程度[10，14]；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资本形成更容易吸引生产部门集聚在该地区，当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并投入到生产中后，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生产部门的发展，改变地区的职能专业化模式。从资金流动方面来看，由于不同的产业和部门的收益率存在差异，金融体系的逐利性决定了效率越高的金融体系会使资金高效率地流动到当地最具有盈利性和发展潜力的产业和部门，形成向优势产业聚集的地区专业化模式，促进地区专业化的进程[11]。从风险分散方面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金融市场需要发挥分散、规避和转嫁风险的功能。地区专业化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更容易受到外部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金融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散风险，尤其是保险市场的风险分担机制能起到促进地区专业化水平的作用[16]。从要素流动方面来看，由于各个产业之间联系密切，金融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会相互流动、相互结合，使得金融市场与各种市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17]。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要素禀赋是影响地区专业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区、市场、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流动和配置，从而影响劳动力、技术等资源的转移，改变地区的专业化模式。（二）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基于李惠彬等（2011）[18]、孙武军等（2013）[19]、孙涛、陈童（2015）[11]对金融发展指标的研究，本文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深度三个方面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建立其与地区专业化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其中下标i，t分别代表省份与时间维度，SPECi代表衡量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变量，FIRi代表金融发展规模，FEi代表金融发展效率，FDi代表金融发展深度，Xi为控制变量，ui表示截面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专业化，本文将从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两个方面来衡量。产业专业化采用Sen et al.（1997）的离散分布的基尼系数来测度[20]，计算公式为：基尼系数反映了地区产业专业化的绝对程度，取值范围为（0，1），该数值越大代表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数值越小代表产业专业化程度越低。经测算，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专业化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无论是全国总体范围内，还是东、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产业专业化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产业分工趋势愈发明显。但产业专业化随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现递减趋势。其中，西部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其中，Li，manage和Li，produce分别为i地区的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LN，manage和LN，produce分别为全国的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若FS大于1，表示职能专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的管理部门较集中于该地区；若FS趋于1，表示职能专业化趋势不明显；若FS小于1，表示职能专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的生产部门较集中于该地区。本文基于苏红键、赵坚（2011）的做法，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①表示管理人员数，以“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三个行业的就业人员之和表示生产人员数[9]。经测算，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职能专业化趋势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大于1，且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东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的管理部门更倾向集中于该地区；中部地区的职能专业化水平在0.5～0.9的范围内波动，且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中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的生产部门更倾向集中于该地区。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生产部门有从东部向中部转移的趋势。而我国西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在1的上下波动，表现出不太明显的职能专业化趋势，主要是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产业较为发达，参与区域间职能分工程度不够。图2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职能专业化趋势图

金融发展变量定义如下：（1）金融发展规模（FIR）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最直观表现，采用Goldsmith（1969）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其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21]。由于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于金融机构手中，金融机构的主要金融工具为存款和贷款，所以，国内大多数学者都采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地区GDP之比衡量。（2）金融发展效率（FE）通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此指标又称存贷比，可以反映银行体系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金融发展不应该只有“量”的扩大，要真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才能实现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3）金融发展深度（FD）通过保险深度来衡量，定义为保费收入与地区GDP之比，反映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除金融发展之外，还有两类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区专业化：第一类影响因素通过减少地区间的交易费用直接影响地区专业化，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TRANS）、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INF）。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区域间运输成本越低。克鲁格曼早在区域专业化模型中指出，运输成本可以改变地区专业化模式，故本文选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TRANS）来衡量运输成本，以各地区的运输线路长度与其面积之比来衡量，运输线路包括国家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和公路里程。此外，Kolko（1999）提出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变地区专业化结构[6]，故本文采用人均邮电业务量反映信息基础设施（INF）的完善程度。第二类因素会通过影响地区间要素流动间接影响地区专业化，比如工资水平（WAGE）。地区间工资水平差异可能影响地区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及分布，从而间接影响地区专业化结构，本文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工资水平。本文的实证样本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由于重庆市1997年才成立为直辖市，以前的数据没有单独列出，所以样本中不包括重庆市。金融发展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产业专业化时，采用“各地区分行业年末就业人员”指标。虽然2003年前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发生变化，但是指标报告口径一致，将前后二位数行业进行对应与合并，本文一共选取了83个二位数行业计算；其他各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全样本回归结果为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金融发展规模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正，我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产业专业化的提高。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不仅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本形成，还可以通过竞争效应使资金流向当地盈利水平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产业专业化进程。而金融发展规模对职能专业化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效率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究其原因在于存贷比反映的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效率，我国金融抑制的现象使得正规金融出现国有化的趋势[22]，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很多时候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不如中小企业，导致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扭曲，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从而会负向影响产业专业化。金融发展深度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为正但不稳健显著，这是因为我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保险业仍处于发展阶段，故以保险深度来衡量的金融发展深度变量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职能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职能专业化是一种更为微观的分工形式，较高质量和深度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职能专业化的提升。所以，就全国范围而言，产业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而职能专业化的提升主要依靠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职能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地区生产的运输成本越低，促进了生产部门的相对扩大，从而降低地区的职能专业化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可以促进所服务行业的相对集中，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生产的人员投入，从而提高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水平。工资对两者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地区的工资水平越高，劳动者在付出同等劳力的情况下更愿意去能获得更多报酬的地区工作，使该地区劳动力和产业进一步集聚[2]，提高产业专业化水平；就工资水平对职能部门的影响而言，虽然一个地区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同时影响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就业，但对生产部门的影响更大；生产部门由于要支付过高的工资使得其生产成本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工厂等生产活动的转移，所以工资的提高促进了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二） 分地区回归结果进一步分地区回归发现，金融发展对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2）。对于东部地区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对于其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为正，但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而金融发展规模对职能专业化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东部地区的职能专业化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促使东部地区从产业专业化向职能专业化转变。其它影响因素对东部地区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影响作用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一致。就中部地区而言，金融发展效率对其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但金融发展规模和深度等则显著促进了产业专业化的提升。因为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更为单一，保险市场的风险分担机制更有利于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职能专业化的影响与东部地区一致，但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职能专业化水平。另外，信息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显著促进中部地区产业专业化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金融发展对于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影响基本上与中部地区一致，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显著促进了其产业专业化，工资水平的提高则明显有利于其地区职能专业化的提升。另外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于产业专业化的正向影响明显要大于东部地区，应注重通过扩大金融发展规模来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于职能专业化的正向影响则要大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东部地区职能专业化发展，因此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来促进东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提升。四、结论与建议本文采用1995～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水平，考察其发展趋势和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专业化发展，而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都明显促进了职能专业化的提升。进一步对所有样本区分东中西部地区分组进行回归发现，我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对中西部地区产业专业化的促进作用明显要高于东部地区；而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对东部地区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正向作用最大。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认为不同地区应实施差别化的金融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地区专业化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金融发展效率和深度的提升，而中西部地区则要更加注重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为产业专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一，推动非正规金融在我国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高金融发展效率。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存贷款转化和配置资金方面的中介作用，且非正规金融所提供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可以更多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提高资本利用率和金融发展效率。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相对较多，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职能专业化发展。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虽然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股票、债券等市场交易额不断增加，中小板、创业板也相继推出，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而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我国保费收入规模迅速增长、保险公司数量增长明显，保险深度和密度都有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效率还有待提高。所以，应健全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机制和功能，努力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升我国东部地区的职能专业化水平。第三，中西部地区应该循序渐进地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为产业专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扶持，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实行与东部地区不同的监管和调控，以此来增强金融发展对产业专业化的作用机制。endprint

注释：①苏红键、赵坚（2011）指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包括73和74大类， 741为企业管理服务，其中7411为企业管理机构，7412为投资与资产管理，7413为其他企业管理服务；另外，74大类下的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会议与展览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与管理部门的活动有较强关联性。因此，在缺乏企业管理人员数据的情况下，本文参考苏红键、赵坚（2011）的做法，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人数代替企业管理人员数量。参考文献：[1]Massey D.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J]. Regional Studies， 1979， 13（2）：233-243.[2]张建华，程文.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演变的U型规律 [J].中国社会科学，2012，（1）：76-97+207-208.[3]苏红键.空间分工理论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4]Duranton G， Puga D. Diversity and specialisation in cities：why，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 [J]. Urban Studies， 2000， 37（3）：533-555.[5]Imbs J， Wacziarg R.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63-86.[6]Kolko J. Can I get some service he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J]. Harvard University Mimeo， 1999.[7]Bade F J， Laaser C F and Soltwedel R. Urban specializ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empirical findings for germany [R]. Kiel Working Paper， 2004：1215.[8]Duranton G，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7（2）：343-370.[9]苏红键，赵坚. 产业专业化、职能专业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4）：25-34.[10]He Q， Xue C and Zhu C.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egional evidence from china[R]. BOFIT Discussion Paper， 2014， No. 12/2014.[11]孙涛，陈童. 金融抑制型发展会阻碍区域市场整合吗——基于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的经验研究[J]. 西部金融，2015，（1）：12-20.[12]Ernst E. Financial system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C].In Proceeding of the OENB Worksho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ystem： Where do we go？ Where should we go”， 2003， （1）：60-95.[13]Islamaj E.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J]. 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4， 14（1）：477-509[14]Svaleryd H， Vlachos J. Financial markets，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 49（1）：113-144.[15]张旭，伍海华. 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因素——机制、模式与政策选择[J].当代财经，2002，（1）：52-56.[16]Kalemli O S， Srensen B E and Yosha O. Risk sharing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3）：903-918.[17]杨国辉. 中国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18]李惠彬，张丽阳，曹国华. 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作用机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2011，（6）：69-73.[19]孙武军，崔意英，赵明.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自北、上、广、深、苏五市的经验证据[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54-60.[20]Sen A K， Foster J E. On economic inequal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21]Goldsmith R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22]钱水土，江乐. 浙江区域金融结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10）：62-67.（责任编辑：宁晓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