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在“满洲”

文马克·奥尼尔

译　张跃伟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祖父在“满洲”

文马克·奥尼尔

译张跃伟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马克·奥尼尔

19世纪中后期 爱尔兰长老会开始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东北。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科特·奥尼尔 中文名字倪斐德 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1897年来法库 1942年离开 居留中国法库长达45年。倪斐德虽以宗教传播为初衷来到中国 但他对当地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化却起到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他协助沈阳九君子展开国联外交 揭露日本侵略真相 在中英人民联合反法西斯的历程中做出重要贡献。不久前 “《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与倪斐德之孙马克·奥尼尔进行会谈 马克所讲述的祖父的故事是我们了解国际友人倪斐德的别样视角 遂邀请其记述成文。——“《TRUTH》史料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张洁

红茶、爱尔兰式糕点、一封信和一份电报

祖父在中国生活了45年——这个有着上千种品茶方式的茶文化发源地 尽管如此 他仍然继续喝着印度红茶 这种茶他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喝了。这是我从祖父的厨师赵先生那里了解到的其中一件事。1986年春天我第一次参观法库并且十分荣幸地见到了赵先生。我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 很早就来到了赵先生工作的面包房。我发现他在窗台板上熟睡着 于是 我用肘轻轻碰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醒了。我告诉他我是倪牧师的孙子 他很快抑制住惊讶之情 随后我们在边上的小桌旁坐下来。我询问他是否还记得祖父的饮食习惯 并且给了他一支钢笔和一张纸来记下这些习惯。他写下祖父喜欢吃的和他为祖父做过的菜式。赵先生说 “他喜欢喝那种在爱尔兰很常见的红茶 但这种红茶在法库是买不到的 所以每隔3个月 我就得去沈阳买立顿茶 以供红茶喝完了的那段时期喝。”沈阳是满洲最大的城市 并且有一个很大的外国人群体。那里有很多售卖外国产品和食物的商店 包括立顿茶。赵先生要先坐马车穿过路况不佳的小道到达铁岭 然后再从铁岭乘火车抵达沈阳 这可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爱尔兰人是世界上饮茶最多的群体。根据2014年的数据显示 他们每人每年平均要喝3.22千克的茶叶 在世界排名第三。而土耳其以每人平均7.54千克牢居第一 摩洛哥以每人平均4.34千克名列第二。这两个城市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伊斯兰教禁止饮酒 因而许多穆斯林教徒放弃饮酒。另一方面 爱尔兰人可以饮酒 但不包括我的祖父和大多数把饮酒视为坏习惯的传教士们。因此 茶是他们主要的饮料。并且牧师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教会里的成员或和相遇的牧师交谈 与中国人一样 出于一种礼貌 牧师们也喜欢邀请客人一起喝茶。我没有问赵先生我的祖父喝茶时是否喜欢添加牛奶或方糖 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添加了 因为这一直都是爱尔兰的饮茶习惯。但对我的中国友人来说 这却是难以想象的 加奶或方糖或两者都加会破坏茶的原有醇香 并且会将其转变成其他味道的饮品 我希望中国友人能够宽恕我们这种坏习惯并将其归因为我缺乏教养。

赵先生说 为祖父工作是一段富有挑战性的经历。他得研制新菜谱并且烹饪他从来没做过的菜式。和其他爱尔兰人一样 祖父喜欢蛋糕、奶油小面包和饼干 这些大多是由面粉制成。可是满洲人却不吃面粉 所以赵先生就得学习如何用面粉制造这些小甜品。当祖父到中国居民的家里做客时 什么菜式摆在他的面前他就会吃什么 这是出于礼貌必须做到的。但是 当他在家的时候 他喜欢吃之前在爱尔兰常吃的西餐。和赵先生谈话让我十分感动 他是曾经为祖父工作过并且和祖父一起生活的人 他能够直接跟我讲述和祖父生活的经历 我是多么的幸运能够找到赵先生啊 我对他的友好及他对祖父起居习惯的详细记忆表达衷心的感谢。

步入婚姻殿堂

祖父只身来到满洲。他的工资微薄 200英镑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五年后 教堂把他的工资提至300英镑 如今他有能力供养两个人 也可以结婚。就像其它新教教会、长老派允许牧师结婚成家 而天主教会规定神父必须是独身者。在法库县 祖父就认识一位外籍天主教神父。对祖父而言 这是个难做的决定。当时 外籍传教士所遵循的惯例是与自己祖国的女士结婚 而不是与中国人。祖父深知妻子未来的生活将会非常艰难 她必须克服此前他曾经历过的种种困难 学习汉语 慢慢适应这陌生、艰难 甚至有时还带着些许恶意的新环境。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这样的生活。他甚至在想是否应该效仿法库县的牧师 终其一生为教徒服务。祖父收到了远在爱尔兰的女友——安妮的来信。安妮是爱尔兰一所著名中学的教师。在信中 她写道 他们在爱尔兰已经一起走过了五年 他在满洲也有五年了 整整10年了 是时候决定他们要不要结婚了。

Grandmother and sons

接下来的事便是我从家里得知的故事。祖父思量了很久 决定还是选择独身。在法库县的生活对安妮来说太苦了。于是他给她回信 告诉她 他们还是不结婚为好。那时候 一封从法库县到爱尔兰的信需要历经数月才能送达。正当这封信在世界各地辗转时 祖父改变了心意。他想起以前的岁月 满洲严寒的冬天 想着如果没有爱与妻儿的陪伴 他能否独自面对这一切。结论是 他并不能。于是他又发了一封电报 让安妮来中国与他结婚。电报是当时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接着 一天早上 邮差把那封信送到了安妮家。她满怀失望地读完了信。随后 就在同一天早上 邮差再次来到她家 给了她那封电报。她转悲为喜 这十年来的等待没有白费。其实 她非常适合传教的生活。她的父亲是贝尔法斯特一座大教堂里的牧师 她的家庭里也有好几位传教士。她很清楚身为传教士的妻子会有怎样的生活等着她 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1903年8月 她乘坐一艘德国汽船离开贝尔法斯特。10月7日 她和弗雷德里克在上海一座教堂成婚 并在杭州度过了短暂的蜜月。到达法库县之后 安妮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祖父说 如果不会这门语言 她对他来说将毫无帮助。因此 她每天早上花3个小时学习汉语 晚上则更多。

安妮生了5个儿子 其中两个夭折了 葬在法库县。其他3个儿子在法库县生活了几年后回到贝尔法斯特接受教育 和亲戚朋友们住在一起。这就是传教士妻子的生活 就如安妮一般 这正是她生活的矛盾所在。她和丈夫都在法库县生活、工作 而儿子们与其他家人则在世界的另一端。没有互联网 没有网络电话 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信件 情况紧急时则用电报。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何才能与孩子有亲近的关系 没有你在身边 他们还会健康成长吗 在成长路上 当他们遭遇痛苦和挑战时 你却不在他们身边。这就是那些选择在国外成为传教士的人所做出的牺牲。我从未见过祖父。他去世于1952年10月7日 那是他和祖母的第四十九个结婚纪念日。我只见过祖母一次 那是在我去贝尔法斯特看望我父母的时候。父亲形容她是一位善良、温和、善于交谈的女子。如果没有她 很难想象祖父在法库县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艰难的归途

我的祖父跟祖母于1942年6月离开法库。可这并非出自他们的真实意愿。在当时的情况下 作为“敌国公民”这一特殊身份 他们由日本警方护送 途经大连、横滨和洛伦索马克斯 莫桑比克城市 等城市历经千辛回到贝尔法斯特。这更像是身不由己而又被迫无奈的返乡之旅 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舍得离去。他们几乎所有的成年时光都在辽宁的法库度过 他们生活的痕迹深深烙印在曾经承载他们青春梦想的校园 共度欢乐时光的家庭 供灵魂歇息的教堂 以及缓解身体疼痛的医院 还有与他们历经生死的挚友间。这些珍贵记忆的承载地才是他们心灵的归属之隅。我真正能够觉察体会到 祖父母对“故土”的依恋之情 是源自我一次在香港欢乐跑马场的基督墓地附近散步的偶然经历。在那片区域 我发现了许多来自欧洲、北美、菲律宾等国家的一些天主教和新教的神父、修女及牧师的坟墓。他们大都是20几岁或30几岁的时候来到香港 继而在香港度过一生。即使后来他们身体情况日渐恶化 并因年老身体反应也随之渐渐迟钝 他们仍然选择留在香港与他们的朋友、同事共度余生。我有幸见过他们其中的一些人 他们告诉我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们与居住在家乡的朋友亲人 日渐疏远 而与这异国他乡的一切却日渐熟络融洽。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与家人谈论起在香港和在大陆的生活经历 也很少有人会感兴趣。因此 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老家”观念就显得十分贴切了 它指的是——你过去居住的故乡 非现在想居住的地方 。当祖父母回来后 所有家庭成员跟教会社区的人们都热烈欢迎他们。但是 我想 祖父他应该很难一下子适应吧。谁会跟他讲中文呢 除了极少数曾和祖父一样去过满洲的人 他又能跟谁讲起在那里的工作与生活呢 一个儿时常与祖父玩耍的表妹曾经跟我说 “当他生气的时候 常常用我们听不懂的普通话（汉语）斥责我们。”也许这是祖父练习普通话的一种方式吧 孩子既听不懂 也不会因此生气 。

二战时期 祖父不可能有机会再次重返满洲了。战争结束后 其他的长老会派成员也纷纷回国。但是 在1945年的时候 祖父年龄也已经高达75岁 又不幸正值中国内战。因此 教会做出决定 不再允许祖父回去。他和祖母居住在贝尔法斯特南部一条漂亮街道上的一间舒适的房子里 而且对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公园 同时房子又毗邻安妮父亲曾任职过的教堂。他们房间里收藏着能够从法库带回的仅有少数物件 他们大多数的财产都不得不留在那里 因为他们只能带他们能带的东西 。

我的父亲曾跟我讲过祖父晚年的故事。通常午饭后 祖父都要在卧室里午睡。一天下午 家人到房间里寻找祖父 但是发现床上无人 而且衣柜敞开。这下他们慌了 所以急忙跑出去寻找祖父 他们沿着街道找去 最终还是找到了祖父 只见他穿着套装 带着帽子 拎着手提箱 此时的祖父 正欲坐公交车赶往火车站 打算乘坐火车回法库去呢

该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TRUTH〉〉史料研究”（13@ZH006）之一 译者张跃伟为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