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美援朝大后方

罗信善，1936年出生，湖北黄陂人。曾在中南军区第五预备医院（187医院前身）任护理员、护士、护士长、助理军医、主治军医，303医院主任医师等。师从吴孟超教授。

上“前线”

1951年3月参军那天，我们新兵发军装了，新军装与我去年在邹家湾看到解放军穿的衣服一模一样。没想到，时隔半年之后，我参了军，竟然也穿上了套筒服，实现了儿时参军的梦想。一打听，老同志说这是苏联哥萨克式的套筒服装。领到新军装后，大家非常高兴，赶快拿回宿舍试穿。将衣服往身上一套，天哪！这根本不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又宽又长，穿起来活像唱大戏的，怎么看也不顺眼，而且这套筒服穿脱很不方便。新兵蛋子第一次穿上新军装，相互觑视，大家不禁都傻笑了。女兵们则穿上苏联的“布拉吉”裙子，戴上大檐帽，穿起枣红色皮鞋，既威风，又神气，比我们男兵潇洒多了，但她们却有点不会走路，显得很别扭。

一天下午，班长开会回来对大家说：“从现在开始，大家准备待命，不得请假外出，还要轻装，随时准备出发。”这简短的几句话，老兵们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而我们新兵听了有点儿茫然，也不知该如何准备和轻装。这时，有个叫塔明学的老兵，主动来到我跟前，热情地对我说：“阿（俺）们部队可能有行动，阿（俺）们各个要做好准备，干哈（啥）都要给班长请假，心里不要紧张，也不要想家，更不要‘哭鼻子。”我问什么叫待命，他说：“待命，就是部队要做好随时开走的意思。”接着，班长叫大家打背包，只见老兵们个个胸有成竹，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铺开雨布，叠好被子，很快将一个方方正正的背包打好了，最后将鞋子别在背包后面，拿起来结结实实，背起来精精神神。可是我看到我的一堆东西发了愁，真是“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口”。还是那个老兵塔明学过来了，说：“小罗，俺来帮你！”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很快就把背包打好了。他接着说：“小罗，你来一遍！”我说“好”。将背包拆开，按照老兵说的要领，一步一步地将背包重新打好了，虽然不如老兵打得那么标准，但他看了后鼓励我说：“不错，只是动作慢些，还不够熟练，多练几次就好了。”听老兵这么一说，我心里充满了信心。

塔明学是东北人，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有浓厚的东北味，有些土旮旯话我还听不懂，但他热情、诚恳，使我第一次深受感动，体会到战友亲如兄弟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又过了几天，4月12日刚吃过早饭，班长回来说：“大家马上做好准备，听哨音集合。”只见大家马上紧张地忙碌起来，打背包、灌开水……不大一会儿，集合哨响了，大家背起背包，挂上水壶，扎上腰带，每个班还配有一条枪由副班长负责背着，紧急向集合地点跑去，按班、排、所集合站好队，并报名清点人数。

按医院直属机关和一、二、三所顺序列队，全院人员几乎站满了一条大街。我们第一所有医生班、护士排、护理排、勤务班和炊事班等，等待出发命令。

随着总指挥的一声“立正，向右转”和“齐步走”的命令，大部队排成三列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威风凛凛，精神焕发，一路高歌猛进地行进在武昌的大街上。首先是我们一所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还未落，二所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三所也不甘落后，唱起“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这嘹亮的歌声，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回荡在武昌的大街小巷，响彻云霄。人民群众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有男有女，年轻、朝气蓬勃的队伍，都投以赞叹、羡慕而信赖的目光，又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临近中午，大部队来到长江边，分乘多艘轮渡，从武昌抵达汉口，然后又排着队，朝汉口的循礼门火车站前进。到了火车站，大部队几乎占满了整个站台。吃完自带的晚餐后，大家就在站台上互相拉歌、跳舞、讲战斗故事，说说笑笑非常热闹。晚上9点多，我们登上一列敞篷列车。这时，在人群中的骆教导员叫我：“罗信善，你家有人来看你！”我心中猜想，在这关键时刻有谁来看我？于是我赶紧挤到车厢旁边，在微弱的灯光下，看见是大哥来了，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我们要开走的消息，也来不及说更多的话，他递给我一个小包，打开一看，竟是几件新汗衫短裤，并问我：“你们去哪里？什么时候走？”我说：“不知道。”他又叮嘱：“不管到哪里，都要来信。”我“嗯”了一声，他就走了。

这趟列车，原是一列拉煤的敞篷车厢，车厢四壁和地板都是黑乎乎的，又是在夜里，谁也看不清谁的模样。大约晚上10点，只听火车头“嘟”的一声，这声音划破了武汉宁静的夜空，火车慢慢地启动了。随着火车的加速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我们的列车离开了大武汉，飞速地向着北方开去……

列车在黑夜中向前飞奔，伴随着飕飕的凉风。开始车厢里的男男女女都很兴奋，叽叽喳喳，不时传出阵阵欢笑，气氛非常活跃。快到武胜关时，因为这段铁路有一个坡度，火车头加煤后喘着粗气，铆足劲向上奔爬。这时从火车头烟囱里喷出的煤烟灰夹杂着水蒸气，不断地洒向列车后的每个车厢上空，然后又像雨点般落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面部和身上，眼睛都睁不开，大家只好面朝列车的尾部，簇拥和蜷曲在上无遮盖的车厢里。当火车进入武胜关隧道时，煤烟灰、煤气味加上水蒸气更加浓烈，简直是铺天盖地。这种强烈的刺激，足令我们有一种窒息和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等出了武胜关，大家才舒了一口长气，幸好武胜关隧道不算长，否则真要憋死人。

列车进入河南境内，东方开始发白，天亮了，本来十分困倦的男男女女，这时又活跃了起来。借着初升的太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个个活像从锅底钻出来的灰老鼠。用手一拍打，身上灰烟四起，脸上像涂了一层黑脂膏，鼻孔变成两个黑洞，一颦一笑一眨眼，只见露出两个白眼珠子和一口的大白牙，把大家活脱脱变成一群“非洲兄弟”。

河南不像湖北的丘陵地带，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田野里的麦苗，在微风吹动下，展现出一派滚滚绿浪，预示着今年的丰收景象。我们的专列继续向着北方前进，看来没有停下的迹象。于是领导告诉大家，就在车上开早餐，吃自己带的干粮和水。中午过后，专列到达河南漯河，火车终于停下了，领导叫大家背好背包准备下车。于是，我们在站台上列队走出了火车站。

院部和一所的人马，排着队在漯河唯一的一条大街上朝西头行进。院部人员向街边一座耶稣教堂大院内走去，一所人员则开进附近的一所中学大院，二所人员开向火车站东面的农村，三所人员则开往郾城县。

后来听说，我们医院原本是准备去朝鲜的，但因为朝鲜战场第一次停战，大批志愿军伤病员乘专列回到国内，于是上级命令我们医院就在漯河市安营扎寨，并准备收容志愿军伤病员。因此，我们就在祖国的大后方，展开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救死扶伤的战斗。

后方战斗

漯河市由于刚刚解放不久，在连接火车站的那条主要街道上，除了一间平房式的火车站，还有一间小百货商店、一家储蓄所、一个邮局、一家书店和一座四面漏光的木板电影院外，其他大都是低矮的泥土小瓦房和草房，显得破旧而萧条，百废待兴。但漯河市的人民淳朴善良，热烈欢迎解放军，并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就在祖国的大后方，军民共同打响一场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的战斗。

与此同时，武汉、长沙和广州地区的医疗队也陆续到达。他们中有主任医师、主治医生、年轻的医生、护士长和护士，都是富有临床经验的医疗护理骨干。他们的到来，无疑给医院增添了新的技术力量。

在我们医院到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指定的房屋全部腾空并打扫干净。上级命令医院迅速做好收容治疗志愿军伤病员的准备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院人员积极行动起来，以各所各连为单位，日夜奋战，建立病房、医护办公室、手术室、药房、化验室、供应室、治疗室、绷带交换室和伤病员伙房及厕所等，并迅速搬运物资和摆设病房床铺，铺上崭新的被褥及生活用的水缸、水桶、脸盆、小水壶、碗筷等。一所150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准备就绪，并随时迎接志愿军伤病员的到来。

几天之后，我们一所住的大院出现供水不足的大问题，虽说有河流从漯河市旁经过，但“远水不解近渴”呀。当时漯河市没有自来水，院子里的井水很快被掏干，于是所里决定，将男护士排和男护理排搬出大院，这样，就减轻了水井用水的压力，保证了所部机关、医生班、女护士班和炊事班的生活用水需要。因此，每天早操时，我们就带着毛巾和牙具，排队跑步到西城门外的沙河边，在清澈的河水里刷牙洗脸和洗衣。

这天，上级通知：志愿军伤病员专列即将到来。一场“军民联合”救治志愿军伤病员的战斗，就在祖国的大后方打响了。在院部的统一组织下，各所各连严密分工，车站迎接组、伤病员分类组、民工担架运送组等在有关人员的指挥下，奔赴各个战斗岗位。

当时，我分配在一所五连当护理员（也叫看护）。在所部和各连领导指挥下，只见医生、护士身穿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端着换药盘等候在各连病区前。我们护理员在班长的带领下，将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床铺铺得整整齐齐，热水瓶、小茶壶灌满开水，碗筷和勺子一应俱全，崭新的脸盆摆放在洗脸架上排成一溜，并备好冷热水，大小便器干干净净整齐地摆放在新建的厕所里，各连伙房热气腾腾，饭菜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中午时分，第一列满载志愿军伤病员的专列开进了漯河车站，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的医护人员和民工担架队，迅速进入闷罐车厢，热情地迎接志愿军伤病员，并小心地将他们抬下专列。他们的伤势都很重，加上在列车上几天几夜的饥渴劳累，多数伤病员不能自理，经医生分类后，由民工担架队迅速将伤病员送至各所和各连病房。在祖国的大后方，开展一场声势浩大、救死扶伤的“人民战争”。

收治伤病员

伤病员进入病房后，医生、护士马上进行检诊、换药，并拟定治疗方案。我们护理人员则尽快地将伤病员安置在病床上，端来开水让其解渴，并给每位伤病员洗脸、擦澡、更换衣服。接着，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让每位伤病员吃饱吃好，对双手残缺的伤病员我们就喂水喂饭。然后，让伤病员好好休息，消除连日乘车的伤痛和疲劳。三天后，第二批志愿军伤病员乘专列从朝鲜下来了，同样被迅速收治到各所各连病房。

前后两批共一千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将一、二、三所住得满当当的。这些伤病员的伤情都非常重，不少伤病员缺胳膊少腿，有的严重烧伤面目全非，成了无耳、无鼻的伤残病人，有的成了无眼的盲人。大部分伤病员不能活动和自理，除了繁重的治疗任务外，其护理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每个伤病员的一切生活，刷牙、洗脸、吃、喝、拉、撒、睡都得要人护理照顾。一会儿这个叫“看护，我要大便”，一会儿那个喊“看护，我要尿壶”。当时，在护理员中流行着“饭碗菜碗，护理员管”和“大便器，小便器，护理员的好武器”等顺口溜。有的伤病员不习惯在床上大小便，我们就将他抱着或背着去厕所，并为他擦屁股。这些又脏又臭的工作，我们都细心、耐心、热情地做好。这对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种工作的青少年来说，开始非常不适应，心想还不如去前方冲锋陷阵痛快呢。但一想到，这是在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是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贡献时，又感到无上光荣。因此，我们这帮“新兵蛋子”在革命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为了改善伤病员的生活，除了一日三餐普食和重伤病员的流汁外，还规定每个星期吃两顿饺子。伤病员大多是北方人，一听说吃饺子都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大多手脚不健全，无法包饺子啊。因此，包饺子的重任就落在我们护理员身上。

饺子，对我们南方人来说，不但没吃过，也没见过，更不知道是如何包的。开始，班长和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们和面、揪剂子、擀皮和包饺子等，因此，每次包饺子如同一场战斗，我们护理员自然也就成了“包饺子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了。包饺子擀皮是关键，我决心以边战斗、边学习的精神，去迎接包饺子和擀皮的重任。开始学着擀饺子皮时供不上包，在提高擀饺子皮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擀饺子皮的速度，于是试着一次擀两张，后来一次擀三张皮都成功了，不但质量很好，而且可供五六个人包。因此，我管的病房和伤病员往往是最先包完，除此之外，我还学会了下（煮）饺子，使伤病员最先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而感到高兴。这就是从不会到会，从外行变内行，在“后方战斗”中显示出我们护理员的风采。

那时，漯河市电力奇缺，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的病房、医护办公室就靠煤油灯来照亮。因此，值夜班的护理员在上夜班之前，将马灯和几十盏煤油灯灌满煤油，用盘子端着将煤油灯送到办公室和每个病房，并询问伤病员的情况，处理好大小便事宜及晚间护理工作，给伤病员放好被子、掖好蚊帐，安排好他们的睡眠，并定时巡视病房。天快亮时，除了做好病房内外卫生工作，洗刷痰盂、大小便器外，还要为伤病员做好洗脸、漱口等晨间护理工作。

我们男护理员除了做好病房护理工作外，还经常轮流去抬担架，负责抬送伤病员去手术室做手术或去X光室拍片检查。那时一所各连病房离手术室和X光室都很远，手术室在所部大院内，X光室在院部大院内。我们常是四个人用肩抬着躺着伤病员的担架，一去二三里，来回奔跑在漯河的大街小巷。

志愿军伤病员在回国住院期间，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处处遵纪守法，遵守院规，服从治疗，尊重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条件很差，但他们都给予充分理解和配合。有的伤病员高兴之时，就在病床上来一段滑稽的“二人转”、评剧或家乡小调，把大家逗得前合后仰。有的伤病员虽说伤情已愈，但肢体残缺仍给生活带来不便，为了不增加医护人员的麻烦，有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自己去做。如有的双手残缺的伤病员，就将钢笔绑在伤残的手臂上，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写字写信；有的双下肢残缺的伤病员，就将鞋子绑在膝盖上，跪在地上锻炼走路。每当人们排着队步行去街上电影院看电影时，这些膝部缠着鞋子的伤病员就跟在队伍后面跪着走路。虽说很吃力，汗流浃背，但他们从不掉队，表现出身残志更坚的革命精神。当我们上前去帮扶时，他们总是笑脸相拒、婉言谢绝，此情此景让我们深受感动。他们在前方战斗不愧是英雄，在后方养伤也是模范。这种身残志不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受到全体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爱戴。

志愿军伤病员在住院期间，受到漯河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地政府经常组织慰问团前来慰问，并送来鸡、鸭、猪、羊、水果，以及毛巾、香皂、牙膏、牙刷等大量慰问品。此外，还带着河南豫剧、梆子、坠子和杂技等文艺团体来到各所各连病区慰问演出。特别是常香玉儿童豫剧团的一出《穆桂英挂帅》，深受志愿军伤病员的热烈欢迎。

1951年5月，医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5预备医院，隶属于河南军区。

转眼间已是秋天，志愿军伤病员在全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下，大部分得以治愈，并将已治愈的伤病员集中到健康连，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后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