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

荆永鸣



较量

荆永鸣

一

这天上午，钟志林很郁闷。早晨上班他迟到了十分钟。按说这没什么，甚至很正常。普通人的生活琐琐碎碎，一地鸡毛，两眼一睁，谁家还不许有个大事小情？即使家里没事，也保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现在的马路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多乱啊，任何一种突发事件都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节奏。作为城市里的上班一族，谁敢保证不迟到？迟到就迟到了，只要领导不给你难堪，又不扣发你的奖金，大可不必为此而郁闷。

问题是，钟志林的迟到不是家里有事，也不是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而是在一些常态化的生活细节上，他把自己搞乱了。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六点钟准时起床，依次处理了几项自身问题之后，开始做饭。通常情况下，家里的早餐都是由妻子做，妻子值夜班的时候，他就得亲自下厨。其实下厨也简单。这天早晨，他给自己做的是一碗热汤挂面，面里揪了几叶小油菜，同时还卧了个荷包蛋。

挺好。一清二白，吃吧。

刚吃一口，便皱起了眉头：咸了！

这时他想起煮面的时候曾打过一个愣儿：加盐了还是没加？当时他是觉得没加。现在他可以断定，这盐无疑是加重了。他只好把那碗面进行二次处理：滗出一部分汤，再加入一点老陈醋，这样就可以减轻面的咸度了。不料却恰恰相反，尝了一口，比原来更咸了！这时他才发现，加到面里的不是什么陈醋，而是老抽儿！如此的错上加错，把钟志林的情绪彻底搞坏了。结果，这顿早餐他只吃了一个荷包蛋，剩下的面，则一赌气倒进了马桶里。心烦了一会儿之后，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便赶紧收拾自己，出门，上班。

走到楼下，他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还烧着水呢？反身爬上五楼，进门一看，水壶正在燃气灶上喷着白色的水蒸气，吱吱啸叫。幸亏想起了这事，否则麻烦就大了！他关掉燃气，把开水灌入暖瓶，以便给值夜班的妻子备用。然后转身出门，下楼。到了底楼，有个邻居正背着身子锁门。他心里又生出个疑问：锁门了没有？想了想，没印象。他再次返回五楼，用手一试，像昨天的情况一样，门锁了。这扯不扯！

第三次走下楼梯，钟志林脑门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走出小区，马路上满是车辆和急匆匆的行人。他下意识地一摸兜，竟然没带手机。说起来奇怪，过去没手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现在不带手机就像和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联系。人就是这样，不能逆转，有许多东西你可以一直没有，不能有了之后再失去。钟志林返回小区，正要上楼，屁股上突儿地一振，响起了熟悉的铃声，这时他才知道手机装在了屁兜里。

电话是赵淑芬打来的，问他中午吃什么菜，下班后她顺路到菜市场买回去。

随便！钟志林只说了两个字便挂断了电话。知道时间紧了，他只好加快步伐。走到小区外边的那条狭长的胡同里，见前后没有行人，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年龄与身份，很不自重地小跑了几步。尽管这样，到了单位，他还是迟到了十分钟。

一进办公室，他便撞上了苏丽娅略显吃惊的眼睛：

咦，主任没去开会啊？

钟志林一怔，恍然想起昨天的通知，他竟把科室负责人例会的日子给忘了！

会议已经开始，谈生正在讲话。钟志林来到自己平时的位置坐下。平时，虽然他认为这种每月一次的工作例会很无聊，还是每次必到。坐在会议室里，他总是无奈地想：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是在各式各样的会场里浪费掉的呢。

谈生讲话的声音很洪亮，依然是那种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无非是增强紧迫意识，提高竞争水平，千方百计地争取各项经济指标和全员效益的最大化。听起来，他好像不是一所公立医院的院长，而是一个雄心勃勃唯利是图的企业家。可环视左右，所有的人都似乎听得聚精会神，有人深受鼓舞的样子看着谈生，脸上呈现出一种献媚般的虚伪激情，有的还装模作样地做着笔记。钟志林却一句都听不进去。他神色安静地坐在那里，思绪却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OCD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是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性精神疾病。其特点为：有意识的强迫和反强迫并存。在生活中，一些毫无意义甚至违背自己意愿的想法或冲动，反反复复侵入患者的日常生活。患者虽体验到这些想法或冲动是来源于自身，极力抵抗，但始终无法控制，二者强烈的冲突会使患者感到巨大的焦虑和痛苦……

正是为解决这种“焦虑和痛苦”，钟志林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和努力。现在，出于职业经验与敏感，从近期发生在自己身上一连串的事情上看，他意识到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虽不能说就是OCD或是强迫症，至少也是一种神经质了。一个曾经治愈过无数患者的精神科专家，自己却遭遇了神经质，这简直就是讽刺！

散会后，钟志林回到病房，查房时间已经结束，几个医生正在给各自的患者下着医嘱。作为科主任和主任医师，钟志林还是去查看了昨天新入院的两个患者，一个是脑梗死，一个是癫痫。还好，各自的病情均有所稳定和缓解。他又翻看了几个医生的医嘱，对个别患者的用药与用量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一天中最为紧张忙碌的时间过去之后，钟志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像往常一样，他首先给自己泡了一杯茶。茶不错，是信阳毛尖，翠绿的芽叶在透明的水杯里舒张开来，根根倒立，又慢慢沉入杯底。这时他却发现杯子没有洗净。他来到盥洗室，把茶水倒掉，冲洗了两遍。回到办公室重新泡了一杯，还是不对。只见杯子里浮起一层淡淡的油脂，仔细一看，似乎仍然漂着一些微小的浮尘。钟志林渐渐皱起了眉头。他没再把茶水倒掉，而是把杯子放在一边，强制自己不去看它。他知道，注意力越是集中在某个地方，感觉就越是敏锐，强迫性的思维也就越是严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追求完美，对自己和他人高标准、严要求……过分谨小慎微，责任感太强，凡事都希望尽善尽美……处理不良生活事件时缺乏弹性，内心矛盾、焦虑……在近三十年的从医生涯中，钟志林总是用以上的推论帮助患者寻找病因。

心情放松，不要紧张，顺其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总是这么告诉患者。

大学期间，钟志林曾系统地研究过森田正马的理论体系。那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医科大学教授认为：神经质症状属于主观范畴，而非客观产物。造成这种症状的根本原因是，患者总想以主观愿望控制客观事实，愿望越是迫切，由此引起的精神拮抗就越是加强，最后只能通过强迫性的症状表现出来。因此，这位教授在当时曾创立了一种“森田疗法”：凡事做到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矫正，强迫观念就会自然消失。

多年来，钟志林一直把“森田疗法”用于最基本的诊疗实践，确有疗效。现在，同样的症状落到自己头上，他对这一理论第一次产生了怀疑。他承认自己的性格中有完美主义倾向；同时作为神经质患者的其他人格因素，他也几乎全都具备……可是，森田正马所说的“纯属主观问题，而非客观产物”——这一结论，似乎值得商榷。至于“凡事做到顺其自然”，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由主观说了算。事实上，钟志林医生比谁都清楚，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神经质症状，完全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说白了，就是被谈生给折磨出来的。

二

谈生的绰号“谈大拿”，也叫谈“一刀”。作为他的手下，钟志林曾和他在同一个科室工作过三年。记忆中的谈生，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性格豪爽，人也有趣。虽是科主任，但没架子。在男女同事之间，爱开性方面的玩笑。口才也好，随便扯出个话题便可以滔滔不绝，偶尔还能迸出一两句充满哲理的警句。业务能力也不错，主要是雷厉风行，胆子大，敢动刀。钟志林刚参加工作时，医院实行医疗下乡，由卫生局组织医护人员定期深入到偏远地区，为村民送医看病。在一个叫葫芦嘴儿的村子里，钟志林第一次见识了谈生的胆儿大。当时有个五十多岁的村民，背上长了个瘤子，小馒头似的，把上衣支起一个很大的包。在场的医生，包括一个妇科主任全看了，也摸了，视觉和手感都一样，肉肉的，很柔软。当时谁都不敢断言那个瘤子是恶性还是良性的，只有谈生一口咬定是个脂肪瘤，并建议患者，趁这个机会赶紧把它做掉。

能做吗？

废话！

现在就做？

谈生不高兴了：不做你就背着它，比别人多一块肉倒也挺好。

那位农民被众人笑得满脸羞涩，表情渐渐严肃起来。或许是想象了一下挨刀的情景，到底有些害怕。他看着谈生，想说什么，只是脸一红，却扑哧乐了。谈生恨铁不成钢地端详着这个农民，像问一个执拗的孩子似的，做还是不做。那个农民扭捏着，觉得事情不好办了。不做，就会错过眼前的机会；做呢，又确实有些是害怕。纠结了半天他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那就做吧！

从专业上讲，这种手术本该由皮肤科医生来做，随行的一个年轻女医生有些踌躇。不是因为年轻，而是谈生的诊断有些粗暴说，眼前的手术条件也不靠谱，她没有在村委会里做手术的经验，没法做。结果是谈生一边生气，一边亲自动手，做皮试，打麻药，一阵子忙活，不到二十分钟，把那个馒头大小的瘤体完整地分离出来，并缝好了切口。谈生淡定地洗了自己的手。他告诉患者，七天后到乡卫生所拆线，又扔下两包APC，便收拾家伙，打道回府。也就是在那次回城的面包车上，同事们说说笑笑，谈生有了“谈大拿”和“谈一刀”的绰号。

不管怎么说，谈生的那次手术很成功。大约过了半年，有个农民到医院来找谈大夫，一张褶皱横生的老脸笑得像花朵，一进门就转给谈大夫一个平展展的后背。同时还给他背来了自产的十斤绿豆和十斤小米，以表谢意。这件事曾给钟志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三年后，科室分家，由统称的神经科分成了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谈生擅长动刀，自然挂帅外科；钟志林在神经病症和精神疾病研究与治疗方面颇有经验，被提拔为内科主任。此二人可谓一刚一柔，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时间把市医院的神经科搞得风生水起。

那时候，钟志林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也就是现在，他和谈生会成为水火不容的冤家对头。

如果你当了院长，谈生就个是孙子，而不像现在，处处找你的别扭。

钟志林不同意赵淑芬这种假设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况且，他也始终不认为自己不当那个院长有什么不对，否则他就不会在竞聘院长和出国深造之间而选择了后者。

当初我就说，咱不出那个国，你就是不听。

赵淑芬和钟志林在同一家医院工作。这个有着“黑牡丹”之称的女人既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也是个贤妻良母。平时在钟志林面前百依百顺，但在钟志林决定出国的时候，她却是极力反对的。这倒不是出于一个妻子的眷恋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对于赵淑芬而言，钟志林其实是个没什么情调的人。他只爱工作，不爱生活，为了医学上的权威与声誉，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乐趣。他每天在单位里忙忙碌碌，晚上还要一头扎进书房，不是查阅资料就是撰写论文。夜里，常常是她已经睡醒一觉了，身边的床铺还是空的。那种全神贯注、孜孜不倦的劲头，甚至恨不得钻进患者的脑袋里跟病魔较量个高低。在赵淑芬看来，在一个地市级医院，作为科主任和主任医师，钟志林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很权威了，可以了。医生就是医生，水平再高也有治不了的病。再说，已经五十岁的人了，还深造什么呀深造！

钟志林却不那么看，他甚至都不解释。虽说他是个神经医学的专家，但在许多时候，他自己的脑袋里却总是一根筋，只要他认定想做的事，就会一犟到底。结果，不仅赵淑芬的反对无效，就连老院长也没能把他拦住。

那是个上午。 在宽大明亮的院长办公室里，当钟志林把出国深造的想法和盘端出的时候，老院长坐在一张高靠背转椅里，一声不发，目光深邃地看着窗外，从侧面看过去，如同一尊雕像。

半晌之后，他们才有了下面的对话。

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儿子刚上大学，家里离得开了。

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

五十岁，还算年富力强吧。

我可是老了，用不了一年就该退休了。

所以，我得趁这个机会找你。

你是个人才。

院长过奖，我觉得有必要再深造一下。

我是说，我退休后，总得有人来接这个职务。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院长缓缓旋动转椅，同时转过身来，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钟志林心有所悟，他明白了。

谢谢院长！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说说理由。

我觉得，一个医生应该在职业上有所作为。

你是在影射我吗？

不是，绝对不是！

其实，不是也是。老院长原是一位出色的显微外科专家，曾成功地做过两例断指再植手术，在医学界名声大震。为此，他还获得过由省长亲自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可自从十年前当上院长之后，整天陷于行政事务之中，已经没有时间临床看病，久而久之，便渐渐地荒废了自己的专业。有一次，有个副市长指名让他给一个亲戚做个普通的接骨手术。没想到，拿起手术刀，刚做切口，他的手就发抖，哆嗦。没办法，只好换了别的医生。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他还整天被人告来告去。说他贪污，说他受贿，说他在购买药品上吃拿回扣……因此，动不动就被上级纪委叫去谈话。有一次还被检察院收进去好几天，出来的时候，本来很有风度的“博士头”竟然白了一半。只是不管怎么折腾，他毕竟还是院长，那种有权在握的感觉，让这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儿依然很是受用。在钟志林看来，这简直就是个谜。

实话实说，你的业务能力已经可以了。

我知道自己的不足，还需要学习。

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我只能自费了。

一定要去？

一定。

那年秋天，在北京的一位大学同学的帮助下，钟志林终于接到了美国圣约瑟夫医疗中心的邀请函，准许他赴贝洛神经医学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临行前，老院长慷慨地为他举办了一场送行晚宴，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摆了三桌酒席。院领导和中层干部悉数到场，气氛热烈。作为主宾，钟志林被安排在老院长和当时已是副院长的谈生中间。钟志林不抽烟，不喝酒，是一个讨厌各种娱乐活动的人，虽然是宴会的主角，人却显得有些木讷。其他同事则群情欢乐。不管心里是羡慕，还是嫉妒，都说了许多祝福的话。特别是谈生，酒桌上尤其活跃，他不时地搂着钟志林的肩膀交谈上几句，同时还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到了美国之后放心学习，家里有什么事，只管让赵淑芬吱声，他绝对帮忙，并特别强调，包括任何事！一句话，让几个会意的男女哈哈大笑。在整个宴席上，还是老院长最真诚，他白发苍苍地凝视着他：今天我以院长的名义给你饯行，至于你回国的时候，谁给你接风，我就不知道了。一语感慨，意味深长。

一年后，给钟志林接风的人是谈生。当时谈生已经当了三个多月的院长。在酒桌上，他欢迎钟志林学成归来，并语重心长地提醒钟志林：院里拿出十几万派他出国深造，回来可得多拉几个粪蛋啦！听语气，好像他钟志林以前没有好好工作，好像派他出国学习的不是老院长，而是他谈生。

有意思的是，院里的一些同事也好像早就盼着钟志林回国似的。一见面，就有了倾诉的愿望，又是惋惜又是埋怨，说他本来就不该出什么国，如果他不出国，他谈生算个屁呀！好像谈生当上院长，钟志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起来也怪，此前一直盼着老院长赶紧下台滚蛋的人，仅仅过了几个月，对谈生这个新院长开始失望了。他们甚至怀念老院长，回忆他的种种好处，说谈生不能和老院长相提并论的人也有。

对于人们七长八短的议论，钟志林只报以平静的一笑。他不愿参与这样的话题，没兴趣，也没有时间。通过在美国一年的访问学习，贝洛神经医学研究所多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诊疗技术，令他踌躇满志，他只想把学到的新知识投入到自己的诊疗实践，同时继续做他已经确立好的研究课题。至于谁当那个院长，对他来说都无所谓。谁当那个院长，他不都得用人？

钟志林想得没错。他回国之后，谈生对他是不错的。毕竟曾在同一科室里工作过，而且曾做过他的下属。过去他一直管钟志林叫“伙计”，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称他“老伙计”。他不仅把科主任的职位一直保留到了钟志林回国，没多久，便想提他当副院长，让“老伙计”做他的左膀右臂。当时钟志林婉言谢绝了他，就像他当初谢绝老院长的理由一样。这件事让谈生很不高兴，但也仅仅是不高兴，并未因为钟志林的不给面子，不领情，或不识抬举而上升为矛盾。

两个人的真正矛盾起源于改革。谈生喜欢改革。上任后，他先是按部就班，不动声色，也不作为。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之后，才抓住人们的“求变”心理，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当然，改革没有错。不改革，你就会被认为和前任一样平庸无能；不改革，你就会被人说成“去了个朽木，换了个柳木”，没有新鲜感，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关键看你怎么改，改什么。在钟志林看来，谈生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胡改。比如，他在全院实行绩效工资的同时，还要和“返诊率”挂钩。所谓的“返诊率”就是让病人重复就诊，次数越多越好，说到底就是让病人多花钱。这怎么行呢，公立医院历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谈生不但把它的公益性质改了，他还改药价。区区的一个市级医院，有的药品价格竟然比美国都贵。再说，现在看病已经够难的了，每天到医院看病的人比去商场的人都多，他还一个劲地强调经济效益，提高“返诊率”，“返诊率”越高，拿的奖金就越多。钱多当然好。钟志林不是不爱钱，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总觉得这种在病人身上刮金揩油的行为，不仅违背医德，欺骗生命，也有愧于做人的基本道德与良知。可你不按着他的改革思路来，他就会立刻给你眼罩戴。中秋节，医院发过节费，别的科室每人发五百，而钟志林所在的神经内(含精神)科，每人只发二百元，结果科里的人对钟志林这个科主任很有意见。于是借科室负责人例会，特别是在一次全院的职代会上，钟志林对院里的一些改革措施与方案，提出过许多不同意见，为此惹得谈生大为不满。有一次，他甚至用一种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他：钟主任，我发现你去了一趟美国之后，怎么变得这么多事儿呢！

就这样，“老伙计”变成了“钟主任”。两人的关系由最初的随随便便，到后来的相敬如宾，再到后来的越整越拧，摩擦不断，乃至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既消耗着钟志林的心力与精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他的工作积极性。一晃三年过去了，钟志林不但在专业上没搞出什么名堂，反而把自己弄得焦虑重重，神经兮兮。

三

你找三根橡皮筋儿，套在右手腕上，一旦出现不可克制的强迫现象时，就立即拉弹它。记住，要反复拉！拉弹力度以手腕皮肤稍有疼痛感为宜，同时数着拉弹次数。一般情况下，拉弹二十到三十次，你的强迫现象就可以减弱，甚至会消失。

俗话说，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但为了对付自己的强迫意念，钟志林还是在苏丽娅那里找到三根橡皮筋儿。他用平时教给患者的方法，把皮筋套到自己的手腕上。一旦有了强迫意念，便不断拉弹。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实践，卓有成效。

上午十点，查完病房后，钟志林回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他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很正常。那种没有洗净杯子的感觉消失了。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品上一口，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是院里的纪委书记刘然，告诉他局纪委找他，让他下午抽个时间到卫生局去一趟。

放下电话，钟志林突然想起了那封举报信。

两个多月前，钟志林和谈生之间曾发生过一次不快。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患者因为小脑损伤，走路没有平衡感，老是栽愣，跑偏。据小伙子自己描述，最初是往左偏，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了神经阻断术。出院不久，又开始往右歪。平时上街，走着走着就上了马路牙子，特别是拐弯，经常往墙角上撞，而且越来越严重，每次出门，只好在手腕上系一根小绳，让妻子牵着走，不时地往正道上拉一下，很麻烦，也很痛苦，为此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抑郁症状。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钟志林建议患者到第一次手术的医院进行二次治疗，并开了转院手续，但谈生不予签字。

去就去呗，我签什么字？

现在这里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了吗，没有转院手续，回来不给报销。

既然是定点，为什么要转院呢？

是钟叔建议我转院的。

谁是你钟叔？

就是钟主任，钟志林。

谈生接过转院单，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一个电话把钟志林叫到了院长室。

钟主任，这个患者有必要转院吗？

必须转。

本院不能治？

谈院长，这个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多年前，科里住进一个年轻的患者，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从症状上看，倒也不怎么严重，就是思维奔逸，说大话，吹牛皮，说得口干舌燥、嘴角起沫也毫无倦意。那时候神经科还没分什么内科外科，包括精神方面的疾病全都是一勺烩。经过会诊，钟志林和谈生一致认为患者属于躁狂型的精神分裂症。但在治疗方案上，两个人的意见却产生了分歧。在钟志林看来，导致小伙子精神分裂的直接诱因是失恋，应该保守治疗，以心理疏导为主。谈生却不那么看，他认为诱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灶已经形成，如果不把病灶做掉，就有可能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还讲了个例子，说几年前他治疗过一个同样的病人，当时他的方案是必须手术，可家属死活不同意，住了几天院就回家了。结果怎么着，养虎为患！回家之后，患者的病情越来越重，不仅出现了冲动和攻击行为，见人就打，还乱性，有一次竟差点把自己的亲妹妹强奸了。说完，他让家属好好想想，自己看着办。这是多大的教训！结果几番权衡之下，患者和家属经过商量，最后还是同意了谈生的治疗方案，并由谈生亲自操刀，对患者实施了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那个躁狂的小伙子立马就老实了，既不狂言乱语，也不声嘶力竭了，老实了，安安静静地在病房里住了几天，便办了出院手续。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的父母连同好几个亲属一起又把小伙子带到了医院，说你们怎么把人给治傻了呢？

这也正是钟志林所担心的。实际上，这种手术就是用一种破坏的方式，切断患者的一部分脑组织，中断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通道，起到调整脑功能的作用，达到清除精神症状的目的。钟志林知道这种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做不好，就会矫枉过正，使病人变得过于温顺，感情淡漠，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甚至造成精神障碍，出现记忆力和智力下降等等。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医学界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这种手术。后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虽说这种手术又悄悄在回到了临床实践中，但不到万不得已，却很少使用。当时谈生却不管那一套。他认为所谓“万不得已”，无非是因为之前就错失了良机，医生最可贵的就是三个字：快、准、狠！

其实，谈生的学历很一般，他是“七·二一”毕业的。那种大学，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葩，其目的是“学以致用”，为本单位培养急需人才，学员从工人中选拔，入学和毕业施行开卷考试，没有正规学历，基础课水平也不高。但谈生是个上进之人，毕业后，他深感自己的不足，在钢铁厂职工医院工作期间，又读了一个本科函授，边工作边学习。期间人际关系搞得也不错，函授没毕业，人便调到了市医院。当钟志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神经科工作的时候，谈生已经当了一年的科主任了。

作为科主任，当时谈生如此坚持自己的方案，钟志林只好保留意见。他只希望手术能够成功。可结果，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患者家属七嘴八舌的质问，谈生开始还半信半疑，甚至还烦了，他严肃地提醒那几个家属，别嚷嚷！在医院要保持肃静，这是常识知道不？然后他友好地拍拍小小伙子的肩膀，试探性地问这问那，不管咋问，小伙子只是温顺地看着他，咧着嘴，光是乐。可不是傻了咋的！

这下麻烦大了。几个家属拉着那个傻小子，像示众一样，在医院里一连闹腾了好几天。讨不到说法，后来，就去了卫生局。根据当时医学界对这种手术的保守规定，局里认定医院确有过度治疗之嫌，应该对患者负有一定责任。好在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患者又是来自偏远的山区，胃口不大，更主要的是那时候的医患关系还不像现在那么尖锐。最后，医院对患者支付了五万元赔偿金，总算把事情摆平了。

在钟志林看来，谈生过去的行医和现在的执政风格差不多，就是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特别是实行医改之后，作为院长，他总是强调“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要抓住个患者就不放手。

我觉得应该转院。

钟主任，我知道你和患者可能有亲属关系，但对于转院这件事，不管谁，院里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钟志林哭笑不得。他和患者哪有什么亲属关系，他们只是一栋楼上的邻居，因为年龄上的差别，又出于礼貌，小伙子才一直叫他钟叔。

钟志林解释说，他和患者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才同意他转院的。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前期手术是在北京做的，他认为必须回到那家医院去治疗……他还想说下去，谈生用一个果断的手势制止了他。

行了行了，没有那么多的“必须”！现在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把患者转到神经外科去，至于怎么治疗，你可以不参与，由外科决定，你看好不好？

从职称上说，谈生比钟志林的主任医师低一级，但院长的权力却把他架到了另一种高度，让他仍然处于上位。

你是院长，你说了算吧。

可院长说的，患者不同意。那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财政局工作，是一位副局长的司机。由于在一次车祸中小脑受了伤，司机当不成了，走路还老是跑偏，本来就够糟心的了，没想到转个医院治病都不行。其实这也是谈生有失策略的地方。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视为弱者。恰恰相反，有许多人因为忍受着某种病症的困扰与折磨，他们反而会比正常人更偏激，更暴躁。结果那个小伙子一怒之下，情绪突然失控。他不仅掀翻了谈生的茶几，混乱中，又一个耳光打在了谈生的左脸上，特别响亮。

就是那个耳光，把谈生打恼了。后来，在对方几乎要拼命的情况下，为避免真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虽然不得不在转院单上签了字——事后，却把那一记耳光之辱，记在了钟志林的账上。

大家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很不好。作为医护人员，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化解这种紧张的关系而不能像有的人那样，故意挑唆和激化医患矛盾，除非是别有用心！

此后，谈生不止一次地在一些公开场合旁敲侧击。更气人的是，谁都知道他指的是钟志林，可他就是不把名字说出来，而是说“有的人”。有几次，在众人斜瞟过来的目光中，钟志林都是差一点拍案而起。但他忍住了。既然谈生不指名道姓，就说明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就像泼妇骂大街，明明骂的是你，你一旦搭茬儿，人家却说我没骂你！这岂不是自取其辱，自讨没趣？可面对谈生的指桑骂槐，钟志林又咽不下那口气：你不明说，我也暗来。不信你谈大拿还真是一手遮天了不成！结果他一封举报信把谈生告到了市纪委。

钟志林之所以这么做，与其说是一种无奈，倒不如说是一时冲动。事实上，当他把那封举报信投进邮筒之后，就开始后悔了，他意识到这种事情根本就是扯淡，没用，弄不好，还会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臊。老院长就是个例子。他在位时有人说他以权谋私，拿药品回扣，好几个人曾联名告他，可直到退休他都是安然无恙。倒是那几个告他的人，有的被免去了科主任，有的被调到了行政部门，再没有得到好果子吃。钟志林后悔不该写那封信。而等待结果的过程更是难挨，乃至构成了一种折磨。前思后想，各种推测。在一种难以摆脱的焦虑中，他甚至希望那封信没落到纪委人员手里，而是被那种不负责任的临时工投递员弄丢了，扔了，或者烧掉了更好(这样的投递员不是没有，报纸上就曾经报道过)。果真如此，就等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事实却不是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就在钟志林几乎把那封信忘掉的时候，卫生局纪委却通知他去一趟。

四

下午，钟志林来到了卫生局。找他的是一位姓王的纪委的同志，长得粗糙，一脸皱纹，看不出准确年龄。人倒是挺逗的，喜欢眨眼，常被人误认为是一种含意不明的暗示。确定了钟志林的身份之后，他从一个文件夹里拿出了那封举报信，眨着眼睛告诉钟志林，说市纪委转来的举报信他们看了。首先，他的动机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但信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比如说，王纪检看着手里的举报材料：“独断专行，一手遮天，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这应该是组织部门的事。再看这条：“医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作为院长，谈生却总是强调利益最大化，在奖金分配上，实行什么绩效考核，用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的办法，确定各科室的奖金，由此引导医护人员有意提高返诊率。本属一次看好的病，却让患者两次三次往医院跑，也就是说，能一百块钱能治好的病，非得让患者花上一千块……”王纪检快速地眨了眨了眼睛说，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然后，他抬起头，微笑地看着钟志林，可话得说回来，自从医改之后，所有医院不都是这样吗？

一个在专业上卓有成就的人，在别的方面则往往不太机灵。钟志林坐在那里，听着王纪检一条一条地点评他的举报信，他窘迫得就像个做错了作业的小学生，可他又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按你的意思，这些事，纪委都不管吗？

也可以这么说。

那经济上的问题管不管？

当然管。但是你反映问题必须有证据，光嘴上说不行，否则对方一旦说你诬告，你得承担责任。

钟志林顿时蔫了。平时他常听院里的同事背后议论，说谈生当上院长之后，看起来很正直，很廉洁，其实比老院长还要贪，只不过是他更狡猾，更高明。就拿采购药品这件事来说吧，过去老院长总是亲自出马，用哪个厂家的药品他说了算；谈生上台之后没那么做，他改革了。所有的药品采购，都一律招标。明知道他和中标的药品商之间有猫腻，可你上哪去找王纪检所说的证据？至此钟志林才知道告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某种角度上说，甚至比治疗一种疑难病症还要难。

从卫生局出来，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钟志林没再去单位，而是直接回到家里。这让赵淑芬有些吃惊，问他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到街上办了点事，就直接回来了。

办什么事啊？

……修修表，最近老是不走点儿。

他撒了谎。他不想把举报信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他守住了这个秘密。

他想扭转话题，问赵淑芬晚上做什么饭。

你想吃什么？

那就吃饺子吧。

赵淑芬快乐起来。其实在吃的问题上，钟志林向来都是很随便。她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很少有过自己的建议。那种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候让赵淑芬觉得做什么都特没劲。

包饺子的过程中，钟志林也上了手。他擀皮儿，她包馅。在一种默契的配合中，两个人同时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温馨。

还记得第一次在我们家吃饺子吗？

当然记得。

他下乡后的第三个春节。作为点长，他一个人留在了青年点。除夕夜，他和老支书一家五口守着火炉说闲话，嗑瓜子。老支书一生没儿子，但三个女儿都很俊。大女儿赵淑芬已经高中毕业，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包饺子的时候，钟志林也动了手，擀皮儿，包馅，他居然样样都行。支书的老伴啧啧称赞，对着他包好的饺子左看右看，说一个人包的饺子上有几个褶儿，将来就会有几个儿子。说得钟志林很不好意思。吃饭时，他给老两口敬了酒，又象征性地和三个女儿碰了杯。其乐融融，如同一家人似的温馨。离开老支书家的时候，他竟忘了那顶心爱的棉军帽。走出大门外，赵淑芬叫着“林哥”追出来，她没把帽子递给他，而是用双手戴到了他头上。就在那一瞬间——突然，他拥抱了她，吻了一下。非常突兀，毫无道理——在人家的家门口，在这个寒冷寂静的除夕夜。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拳头在他胸上无力地捶了一下，扭身便走。几个月后，他实在想见到她，便借故到她的学校去。见办公室里没别人，他又一次吻了她。这次她回应了他，并紧紧搂住了他的腰。那种贴心贴肺的感觉，就像是要融化进他的身体里去。也就是在那一刻，他觉得找到了可以终生相伴的妻子。

许多年以后，赵淑芬曾问过钟志林，他上了大学之后，如果不是她尾随其后也考入了卫校，他会不会甩了她？钟志林想象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奇怪，他说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会有另外的家庭，生活可能幸福，也可能相反。

吃完了饺子，钟志林主动收拾碗筷，让赵淑芬赶紧上班，她是夜班。赵淑芬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你放心，我一夜不去，那个小王八都会替我顶着。新官上任，劲头足着呢！

赵淑芬说的“新官”叫孙驰，是妇产科里唯一的男医生。他四十多岁，长得胖，胖得喘气的声音都很粗。平时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甚至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很胆怯，很羞涩。就是这么个二货，前不久竟然当上了科主任。

在方老太太退休之前，科里所有的人都说过，无论讲资历、论水平，接替方老太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赵淑芬。当时就连赵淑芬自己也觉得非她莫属，她甚至还问过钟志林，如果让她当科主任，她干呢还是不干。

让干就干呗。

钟志林的态度很明朗。在他看来，赵淑芬的情况和自己略有不同，她是妇产科医生。在他看来，那个专业其实就是个熟练工种，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她对助产接生那一套早已了如指掌，用不着再去搞什么高深的研究，当一个科主任，协调一下科里的行政事务而又不离开临床，这没什么不好。

没想到，后来接替方老太太的却不是赵淑芬，而是孙驰。经过反思，钟志林知道赵淑芬是吃了自己的挂落儿——他和院长整得那么僵，作为他的妻子，赵淑芬怎么可能当上科主任呢。他只能安慰赵淑芬：爱谁当谁当吧。就孙驰那个样的，他当了科主任，也没人觉得他高一截，你不当科主任，照样没人小瞧你。

对此赵淑芬也是心知肚明，她没有埋怨钟志林。只是一旦说到工作上的事，她就会借机贬低上几句孙驰，孙驰这样，孙驰那样……这次，她连孙驰都不叫了，干脆叫他小王八。

钟志林不喜欢这种耿耿于怀，不仅没用，还特别庸俗。

他告诉赵淑芬，这种外号不能随便叫。

我没随便叫。你知道他是怎么当上科主任的吗？

领导决定的事，我哪知道。

我听人说了，人家是用老婆换来的！

五

大约十年前，钟志林和谈生分别在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当主任的时候，老院长曾给他们调换过两个护士。调过去的是个老护士，业务平庸，不爱言语，是个丢了几天也不会有人想起来找的人。换过来的人叫苏丽娅，三十岁出头，眉眼清秀，长脖颈，眼睛漂亮。初次交谈，钟志林便发现了她的直率。

为什么要调到内科来？

想换个环境。

护士的工作性质不是一样么？

人可不一样呢……直说吧，我讨厌那边的领导。

谈主任挺好的啊。

我受不了他的好，烦人。

谈话至此，钟志林已基本上明白了什么。

苏丽娅是个整齐干净的女人，也是个优秀的女护士。她声音柔软，体形窈窕，极具白衣天使的审美特征。专业技术也可以，打针啊，输液啊，都很娴熟。交接班日志、护理表格都写得好，详细工整，字体清秀有力，不像出自一位女性之手。总之苏丽娅是一个很聪明、有教养并带有一点艺术气质的年轻女护士。他后来了解到，上卫校的时候，苏丽娅曾一度迷恋过文学。她喜欢托尔斯泰，喜欢泰戈尔，也喜欢琼瑶，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连读过三遍。她还写过诗，并因此陷入过痛苦，走路的时候经常会咯噔一下站住，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想一个句子。结婚后，她渐渐打消了想当女诗人的念头，只是在没意思的时候，读读诗歌，或看一点闲书。不须说，能用诗歌和闲书作为消遣的人，自然有着不一般的气质。钟志林还记得，那年护士节，在全院举办的联欢晚会上，苏丽娅曾亮丽登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爱之灯》。

灯火，灯火在哪儿？

用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点燃它吧！

这儿有灯，

但没有一丝火焰——这就是你的命运，我的心啊！

还不如死了的好！

悲痛在扣你的门，她带来口信，说你的主醒着呢，

他召唤你穿越慢慢黑夜，奔赴爱的约会。

乌云漫天，雨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心里激荡着什么——我不懂它意味着什么。

电光一闪，我进入黑暗的深渊。

我的心摸索着前行，前往那夜之音召唤我的地方。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

用熊熊的欲望之火点燃它吧！

雷声在响，狂风在啸。

夜像黑岩一般黑。

不要让时光在黑暗中逝去。

用你的生命点燃爱之灯。

苏丽娅非常敬佩钟志林的修养与学识。他身材挺拔，风度翩翩，成熟，稳健，是个儒雅而有学问的人。他说话从不带脏字，不吸烟，不喝酒，身上永远带着一种新鲜健康的药味。这一切都被苏丽娅当成一种“迷人的魅力”。工作上有什么事，她都喜欢和钟志林沟通，交流，哪怕属于个人隐私，也毫不避讳。

有天晚上，钟志林值夜班。半夜时分，他正在阅读一本医学杂志。她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说想跟主任聊点私事。他们聊起来，就在那天晚上，苏丽娅向钟志林坦率地表达了她内心里的痛苦。

说起来都难以启齿。当然了，除了主任，我和谁也没说过。孙驰知道吧？对了，是我老公。不怕主任笑话，我和他一点都不和谐，他对那事儿特冷淡。他身体倒是没问题。怎么说呢，你知道，他一直在妇产科工作，对女人的身体和生理肯定都了如指掌了，可能都麻木了。他自己也说对夫妻生活有影响。我曾建议他换个科室，但他不换。他说他喜欢妇产科的工作，说是观察胎儿的生长，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可我们俩，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让主任说说，什么人呀这是！不瞒主任说，有时候我都想跟他离婚，就是觉得太丢人了，说不出口。主任，你想想，说到底，人生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吗？我是个女人，才三十多岁啊。

说着，苏丽娅流泪了。钟志林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有说服力。 他只是从职业的角度告诉她，造成男人性冷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所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慢性疾病、过度疲劳，都可能会导致性欲低下。他建议苏丽娅，最好让孙大夫查一查身体，如果没什么病因，就注意从心理上调节。说了半天，苏丽娅只说了一句“他胖得像个猪似的，有什么病 ”，然后坐在沙发上继续流泪。

作为医生，他曾无数次遇见过患者流泪，可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患者，是他的下属，是同事，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在哭泣自己的男人性冷淡——这种情况，让钟志林感到很为难。用一句庸俗的话说，就是“爱莫能助”。

他站起身来，递给她一条毛巾的同时，又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这样的肢体语言，似乎含有同情的意思，也有一种类似于“好了好了”的劝慰。她接过毛巾，站起身来，泪眼婆娑地看了他一眼，突然用双臂搂住他了的脖子，同时像撒娇似的用头抵住了他的前胸。一种洗发香波的味道。他觉得自己有了男人的反应，却慌乱不知所措。但他马上就稳住了身体里的情绪，一面用两只手去拆解她的双臂，一面用很低的声音叫着她的名字，告诉她“别这样”，“这样不好”……她惊讶地看着他，喃喃地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那个晚上，让钟志林不明白的是，当苏丽娅掩门而去之后，他为什么会怔怔地立在那里，怅然若失。

此事之后，两个人之间便有了一个你知我知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为彼此守住了那个秘密而感到比过去多出了几分亲近，但在平时的接触中，却更加小心翼翼。

六

周三是主任查房日。钟志林提前十分钟来到单位。头天夜里遭遇了失眠，在查房过程中，他两眼发红，浑身疲惫，精力老是集中不起来。主管医生向他报告病人的病历摘要，生命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结果，他听得心不在焉，却几次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瞟向苏丽娅。从美国圣约瑟夫医学研究中心回来之后，为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激发护士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积极性，钟志林要求责任护士在班时必须参与医生查房。苏丽娅站在病历车旁边，肃然听着主管医生的报告，无意中发现主任正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不知何故。查房结束，钟志林对医疗和护理做简要评介和指导时，苏丽娅再次察觉到了他扫过来的目光不似以往。

上午十点，钟志林接待完最后一位询问患者病情的家属。苏丽娅敲门进来，问了一点业务上的事之后，微笑地看着他。

主任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

何以见得？

我感觉。

医务工作缜密周到，探幽入微，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大都天性敏感，但能说出“主任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的，却只有苏丽娅一个人。不知道是她格外注意他，还是另有原因，无论如何，钟志林都不可能实话实说。于是他豁然一笑，告诉苏丽娅他什么事都没有，并诚心诚意地表示，谢谢她的关心。

那我走了啊。

他颔首示意。

苏丽娅转身离去的时候，钟志林仔细端详着她的背影，端详着她束紧的腰肢和浑圆隆起的翘臀，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谈生，并由此调动起了各种想象，他们拥抱，他们接吻，眼前甚至出现了谈生和苏丽娅赤裸纠缠的动感画面……但很快，他就对这种恶趣味的臆想感到羞愧，恶心，同时又觉得有点对不住苏丽娅。

他和苏丽娅一起工作差不多已经十年。春来秋往，四季运行。做了母亲的苏丽娅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除了体态上稍加丰腴，几乎看不出她有别的变化。虽说她写过诗，却并不轻狂，不傲慢，作风上也不豪放。可贵的是，明知道他和院长之间有矛盾，她却一如既往地尊敬他，说起医院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她还往往会说上几句贬低谈生的话。我半个眼珠都看不上他。她贬低谈生，其实也是对钟志林示好。对此他心知肚明。有一次，苏丽娅甚至用一种怨艾的口吻和他开玩笑，说主任哪样都好，就是不会生活，不善于爱。他明白苏丽娅话里的含意，并始终保持一种警惕。从内心深处讲，他一点不讨厌苏丽娅，但也只需保持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就够了，绝不能为一个护士而毁掉自己的名誉。至于谈生和苏丽娅的传言，他也不相信他们会真的扯在了一起，而宁愿相信那个“小王八”的科主任“是用老婆换来的”——纯属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钟志林拉开抽屉。人在不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往往习惯于拉开抽屉。在抽屉里，他发现了那几根用来分散自己的强迫意识的橡皮筋儿。试了试，它们的弹性仍然很好。接着他又拿起一个笔记本，翻了翻，最后一页，已经是两年前留下的笔迹。只有一行字：非常规突发事件下产生的情绪对神经生理的干扰与影响。

想了半天，他才记起这是他回国后拟写的一篇论文题目。多年来，他致力于神经医学的临床实践与研究，特别是晋升为主任医师之后，他规定自己要每半年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如今快两年了，这篇拟好题目的论文却被搁在了时间的那边，一字没动。他已经记不起当初要写这篇论文的学理动机和依据是什么。

这两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

触及这个问题，还是无法绕开谈生。谈生是院长，也是钟志林的一个噩梦。许多个星光璀璨的夜晚，他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开满鲜花的山顶攀登，总会出现一条恶犬拦住他的去路，他怎么躲也躲不开。这种反复出现的梦境，让他在惊醒之后还愤愤不平，同时也总是让他联想到谈生。在和谈生的不断摩擦中，他曾暗自检讨自己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但是没有。想当初，他总认为一个医生就要凭借自己的能力有所作为，为此他甚至蔑视权力。正因为蔑视权力，他和谈生之间的矛盾才越来越深。假如谈生只是个普通医生，说不定他早就妥协退步，和他化干戈为玉帛也不是不可能。可谈生是院长，总是用院长的权力卡他，压他，他不可能跟他妥协，向权力俯首。

有段时间，他真想一走了之。无奈的是，他出国前曾和院里签过协议，学习期满后，五年之内不得调出本院。不能调走，又无法消除和院长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两难之中，让他萎靡不振，烦躁不安。虽然每天照常上班，却体会不到工作的乐趣，感受力越发迟钝。几天前，在一个家庭式的饭局上，有人问起他的年龄，他明明已经五十五岁了，却被他顺口说成了四十五！要不是赵淑芬当场予以纠正，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现在想起来，他心里仍然是五味杂陈。身体一天天老去，意识却停留在时间那边。这不是什么心理上的年轻，而是迟钝，是迷失，是一种浑浑噩噩的沉沦与陷落……钟志林惊讶地意识到，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人。

七

情绪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是以和他人或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形式而存在。人在与他人交往或参与接触客观事物时，在认知上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体验中产生情绪。从生理上说，大脑皮层对于调节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生物学研究发现：在间脑水平以上切除大脑皮层的猫和狗，往往会对一些微弱的刺激表现出强烈的愤怒。相反，不同的情绪，也可通过大脑皮层对中枢神经及丘脑下部——脑垂体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天下午，钟志林在电脑上聚精会神地敲打着他的论文。这些不断跳跃的文字，在他心里激发出了一种久违的力量，让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吓得他像痉挛似的一抖。

电话是刘然打来的，说有件事儿想跟他谈谈。

刘然是院里的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钟志林突然想到了那封举报信。在卫生局的那天下，姓王的纪委同志跟他谈完话之后，他本想收回那封信，把事情就此做个了断。可王纪检不同意，说即使做了回复处理，材料也必要保存、备案。离开纪委的时候，他就觉得事情似乎没有结束——果然，不到一个月，刘然又找上门来。市纪委转给卫生局，卫生局转给医院，没想到一封举报信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既然刘然要找他谈谈，那就谈呗。我敢实名举报，还怕你“谈谈”？

没想到，一谈就崩了。

愤怒的钟志林第一次拍了桌子。

其实刘然很客气。作为一个不懂医学的行政干部，在医院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特别是在钟志林这样的医学专家面前，他也不可能表现得牛皮烘烘。让钟志林愤怒的不是刘然的态度，而是刘然的谈话完全出乎钟志林的意料。

有封举报信，是卫生局纪委转回来的。

我知道。

谈书记让我找您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

谈书记就是谈生。一年前，一个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团政委，因为和谈生尿不到一壶，不到半年就调走了。空下来的党委书记便由谈生兼任，两个职务一肩挑。

你说吧，他什么意思。

谈书记的意思，就是让核实一下举报信里的情况。

核实什么，你说得具体点。

具体说，其实也就是两个事儿。一个是说您收受患者的红包，再一个就是反映您到社会某医院走穴看病的问题。今天请您来，就是了解一下这些情况存在不存在。

钟志林蒙了。至此，他才知道刘然要谈的不是谈生的问题，而是自己遭到了举报！人有两个最容易被戳中的地方：最喜欢的和最厌恶的。这猝然而来的当头一棒，把钟志林打得目瞪口呆，接着，情绪突然失控，他啪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质问刘然举报信是谁写的，他要当面对质！

刘然很淡定。他和蔼地解释说，那是一封匿名信，即使实名举报，也不可能把当事人叫出来对质，纪委有自己的原则和纪律，不像法院。刘然开始安慰钟志林让他冷静点，用不着生气，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捕风捉影，想说啥就说啥。特别是在咱们单位，你知道，历来就有喜欢告状的传统，别当回事。谈书记说了，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有则改之，没有就算了。

情况是这样的：过去在这个不大的地级市区里，只有两所公立医院。后来民营医院、私人医院应运而生，先后冒出了十几家， 规模大小不一，等级良莠不齐。有的几乎就是东拉西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其中有一家民生医院算是不错的，虽说服务好，费用低，医疗水平却跟上不去。有一次他们院里遇到一个怪异的患者，好好的一个人，全身上下，不痛不痒，也没有别的症状，就是烦躁不安，说不定啥时候，就突然烦得不行，严重的时候会用脑袋去撞墙。家里人不可思议，觉得不是真病，先后请过两个大仙儿，用过非常复杂可笑的各种办法进行扼制，没用，还是往墙上撞。没办法，只好到民生医院去就医。可医院也诊断不出这是什么病。有个叫刘之焕的医生几次打来电话，恳请钟志林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之焕原是钟志林手下的一个年轻医生，两年前跳槽到民生医院之后便当上神经科主任。过去他非常敬重钟志林，两个的人关系一直不错。钟志林能不去吗？说是疑难，其实也就是和患者简单地聊了几句，就找到了病因。

做什么工作的？

开卡车的。

开多长时间了？

快三十年了。

平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用嘴去吸油管这种情况？

太有啦！油管堵了的时候经常吸。

钟志林点点头。他退出病房之后只说了三个字：铅中毒。

后来经过多项化验，果然如此。结果是对症下药，那个患者几天后就出院了。

还有一次，也是刘之焕找他。那次是他父亲脑出血，需要做手术，他自己下不了手，便向钟志林求助。钟志林没有推辞，为刘之焕的父亲亲自做了一台手术。

就这么两次。第一次钟志林是下班后去的。第二次正好是星期天。他没接受民生医院和患者一分钱，能说是走穴吗？

关于收取患者红包的说法，就更是扯淡！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收了谁的红包，只管去查，如果有，我可以承担任何责任！

刘然点点头，表示没必要再去做什么调查，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他安慰钟志林，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别往心里去就是。

钟志林不可能不往心里去。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突然被人泼了一身的脏水——你却不知道泼脏水的人是谁。那段时间，钟志林把全科二十三个医护人员都想遍了，觉得谁都有可能，又觉得谁都不是。他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赵淑芬却言之凿凿，一口咬定，说肯定是那个小狐狸精干的！她说一个敢跟院长上床的人，啥事儿干不出来？

而且，她还明知道你跟谈生不对付。

钟志林不以为然，却不好解释。这期间，他和苏丽娅曾有过两次肢体性的接触。一次是他和苏丽娅要一个患者的病历。当苏丽娅递给他的时候，两个人的手无意地碰到了一起，就在那短暂的一瞬，他意会到了苏丽娅的手有一种磁力，有点黏糊。还有一次是两天前，他去护士站查阅一个患者的化验单，苏丽娅站在他旁边，他没注意自己的腿触碰到了什么东西，后来有了意识，是因为苏丽娅的腿不但没有移开，甚至略微有些贴近……这样的心理体验，钟志林当然难以启齿。

他对赵淑芬说，爱谁谁吧，身正不怕影子歪。

又是讨厌的工作例会。像往常一样，分管经营的副院长通报了上月全院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之后由谈生做了总结。按惯例，当谈生做完总结，再提三点要求，会议就该结束了。可这一次他却伸出两只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不要动，说有个事儿跟大家通报一下。

最近，有人向上级举报钟志林主任，说他收受患者的红包，到社会某医院去看病，走穴。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经过纪委调查，纯属扯淡，是子虚乌有！谈生停了停，声音低沉下来，当然，还不仅如此。前段时间也有人告我。我知道，医院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表面一团和气，其实背后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谁，有意见请拿到桌面上来，我有错，你骂祖宗我都可以接受，最好是不要背后捅刀子。那是小人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心术不正，没什么意思，不客气地说，那就是一种极其下流的卑鄙和无耻！

谈生的嘴里至少有三颗假牙，但假牙却毫不影响他的口才。他言语尖刻，竭尽讽刺与挖苦，声音铿锵有力，把麦克风震得嗡嗡直响，只是越讲越庸俗，甚至掺杂着一些非常情绪化的婆婆妈妈。

个别人总以为自己很高明，了不起。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什么专家不专家，浅水养不住大鱼，你可以走。实话实说，我还真是不缺你那盘菜。否则，别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也就是个医生，我是院长我说了算，有能耐你就把我整下去，你来当！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钟志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开始他还以为谈生是在为自己伸张正义呢，没想到他会突然回马一枪，而且简直就是夺刀杀人！钟志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作为一位医学专家，他熟知人的大脑约由一百四十亿个细胞组成，其储存信息的容量之大，可相当于一万个藏书一千万册的图书馆。可此时的钟志林却突然觉得一百四十亿个脑细胞不够用了。他意识到体内有什么东西要爆发，但理智告诉他，面对这样的羞辱，即使咬碎牙齿，也只能咽进肚子里。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那次会议之后，有关举报信的事仿佛成了一个事件，一时间在全院里传得无人不晓。奇怪的是，钟志林被人举报的事几乎无人提起，大多数人都在背后议论：有人把谈院长告了。同时反复猜测举报谈生的人到底是谁。这一切，钟志林毫无察觉。要不是在同一单位有自己的妻子，他可能会永远蒙在鼓里。有一天，赵淑芬一进家门就告诉他，在医院听说个事儿，没把她气死！

他问什么事儿。

有人说你写举报信，告院长。

谁说的？

我们科一个小护士。她说院里的人都这么议论，还有更难听的，说你告谈生就是想把人家整下去，你当那个院长，冤不冤呀你！

不仅是冤，分明是一种侮辱。钟志林没料到有人这么看他。他想不想当那个院长，除了妻子赵淑芬，只有老院长最知情，可老院长退休不久就得了心梗，死了。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一件事可以生出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而这种事，即使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钟志林医生的情绪又坏了。作为科主任，过去他总是强调医护人员要保持一种稳定、愉快的情绪投入工作，因为医护人员的情绪会直接传染给患者。为此他还从精神学的角度写过一篇论文，认为“乐趣和欢笑，有时候比药品更能让病人觉得活着之振奋”。可现在钟志林自己却做不到了。上班的时候，连领带都不打了。他脸色阴沉，甚至挂着几分庄严的忧伤。无论是医生和护士，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说一句多余的话。在患者面前，也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与笑脸。闲下来的时候，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事儿。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王德军。

一个月前，有位患者需要做脑CT，前后做了两次，片子还是看不清。钟志林有些恼火。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就打过报告，建议院里上一台彩色TCD，也就是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仪。作为研究颅内血管流动力学不可或缺的现代技术设备，在美国早就普遍应用了。有了这种先进的设备，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地提高诊断的准确率。为此，他还多次找过谈生。而谈生却一回一个态度，一会说那就上吧，一会又表示等等再说。老是变卦。最后一次他还有点烦了，他告诉钟志林，别老是拿美国说事儿！咱区区一个市级的小鸡巴医院，能跟美国比吗？别说国情不同，医院也有个院情对不对？实话告诉你，我倒是早就想买，没钱是真的。说到这里，虽然谈生笑了，但还是把钟志林闹了个实实在在的大红脸。后来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直到现在，检测脑血管所依靠的还是脑电图和CT片。

那天，钟志林只好亲自去找CT室的王德军，问他这片子是怎么照的。王德军却无奈地一笑，说是“家伙儿不行”。

不是新上的设备吗？

戴花的寡妇，怎么打扮也是用过的。

王德军讥讽地一笑。他告诉钟志林，那台新买的CT其实是一台翻新的旧货，当时他还找过谈院长，可谈院长说绝对不可能，也只能这么用了。最后王德军叮嘱他：钟主任，这事儿咱们可哪儿说哪儿了，不要外传。

钟志林重新想起这事，他竟然有些激动。他决定去找王德军，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想只要有人做证，不信你纪委再说我“捕风捉影”！

钟志林是个正直的人，却不是个聪明的人。谈生毕竟是谈生，是“谈大拿”，虽说在医院他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却有一套控制手下人的技巧。在医务人员面前，他和蔼可亲，甚至能称兄道弟，同时又用小小的“改革红利”让许多人尝到了甜头。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谈生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领导。钟志林没有意识到，自己举报谈生的事在医院传开之后，为了不想扯进他和院长之间的矛盾，一些人已经开始有意躲避他。结果，王德军不但矢口否认他说过的话，还双手抱拳给钟志林作了一个揖说，求求钟主任，您千万别陷害老弟！

钟志林潜心研究了几十年的人脑组织，现在他发现最琢磨不透的，是人的灵魂，人的心。

八

没事的时候，钟志林喜欢站在窗前长时间盯着一棵树，以此缓解和矫正越来越差的视力。正是夏天，三楼外的一棵老槐树显得生机蓬勃。树上有一只什么鸟，叫声婉转，十分悦耳。像是听到了召唤，不一会又飞过来一只，快速地扇动着翅膀，像个微型的直升机，在空中停了一会儿，然后才降落到树上。他饶有兴趣地观赏这两只小鸟。两只小鸟也歪着头，审视着对方，彼此欣赏。突然，一只鸟在树枝上不安地跳动起来，并伴以急促的鸣叫。另一只伏下身体，则不停地摆尾。紧接着两只鸟便摞在一起，快速地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交配。

在苏丽娅的推荐下，钟志林看过一本书。书里介绍，生物学家原以为百分之九十四的鸟类是一夫一妻制，当他们利用基因技术确定其后代的父系时，却发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小鸟，不是同一巢里那只雄鸟的后裔。这一生物界的趣闻给钟志林留下了很特别的记忆。眼前这两只鸟是不是夫妻，他无法判断。但至少它们活得充实、自在，是健康的，快乐的。他甚至突然生出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在鸟的世界里，该不会有什么神经病或强迫症吧？

钟志林想起了什么。他给护士站打电话，要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病历。那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县委办当秘书，最近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就在昨天夜里竟差点跳了楼。

苏丽娅敲门进来，把病历递给钟志林。她站在那里，像是等候什么吩咐。

没事了，你去吧。钟志林研究着病历说。

苏丽娅走出去之后，他突然嗅到一种味道。他赶紧打开窗子，让外边的新鲜空气吹进来。前段时间，谈生曾陪同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去欧洲考察，记得谈生回来之后的第二天，苏丽娅身上就有了一种外国女人的味道。当时钟志林就告诉苏丽娅，上班的时候不可以用香水。没想到没过几天，她的身上又有了那种外国女人的味道。钟志林把病历送回护士站，再次提醒了苏丽娅。苏丽娅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知道主任，昨天我休班，在家里用过。旁边一个护士笑着说，丽娅姐用的是法国香水，劲儿大。

当天晚上，钟志林值班。他是科主任和主任医师，按院里的规定没有值班义务。但如果值班的医生临时有事，又调换不开的情况下，他偶尔会替上一次。十点半钟，整个病房渐渐安静下来。钟志林去了一次洗手间，然后又到护士站，去询问值班护士病房有没有什么情况。在护士站，他又一次闻到一股香水味，鼻子一酸，禁不住打了个喷嚏。钟志林患有过敏性鼻炎，对国外香水尤为敏感。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每次上街都要戴上防护口罩。他问两个护士谁用了香水。回说她们谁也没用，是苏丽娅用过。并且解释说，她刚喝酒回来，说她身上全是酒味和烟味。

和谁喝酒？

不知道，可能有谈院长吧。

医院里的人都知道，谈院长是个喜欢喝酒的人。他当科主任的时候就喜欢，几天遇不到做手术的患者家属请客，他就会让科里的人凑份子，自己喝自己。当上院长之后，自然用不着AA制了。每天请客的人多得是，得排队。一般的人请，他还得掂量掂量，给不给面子，去还是不去。不过，只要是去了，他就会放下架子，与人同乐。往往是几杯酒下肚，他便神采飞扬，妙语如珠。他还喜欢“塑像”——用筷子在桌上一敲，啪的一声，把酒桌上所有人瞬间的举止言谈都“定”住，全场立刻哑然无声：有人张着嘴，有人闲着眼，有人伸着手，有人手指插在鼻孔里……你可以想象，一大桌男女，无论如何，都得保持着那种古怪的姿态一动不动，实在是困难。但是如果谁动了，笑了，说话了，哪怕眼球间或一轮，谁就得被罚酒。作为这种游戏的发起人，谈生首先坐庄。由他发号施令并做场外监督。规则是：如果两分钟之内没人违规，就由庄家自己喝。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几乎都坚持不了两分钟。在这一过程中，坐庄的谈生有权使用各种方式，引诱或挑逗任何一个人违规。比如，他会对所有的人发出警示：请注意，有的人马上就要憋不住了，他要动，他要说话了，他脖子上落了个苍蝇，他痒痒了，他要挠……结果总会有人扑哧一声笑出来。其实即使不想笑，也总会有人假装憋不住地笑起来。反过来，如果是别人坐庄，谈生也基本是不会挨罚。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逗，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保持着自己的神态，无动于衷。由此看来，喜欢喝酒的谈生，喜欢“塑像”的谈生，喜欢与人同乐的谈生，他毕竟还是个院长！

钟志林问那个护士，苏丽娅在不在？

回答说，她回家了，刚走，也就是一分钟。

回到值班室，钟志林在套间里的床上躺下。他想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苏丽娅的影子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记起几天前的一个星期日，赵淑芬拉着他去商场买衣服，他们在街上碰到了苏丽娅。彼此搭话的时候，她的身上不仅有一种浓郁的外国女人的味道，他还不好意思地发现，平时总是一身护士服的苏丽娅，竟然换了一件挑逗性的黑色衬衫，没袖子，低开领，露出了太多的乳沟，刺眼的白……为此，赵淑芬仿佛有了进一步的证据：我早说她是个小狐狸精，你还不信呢。钟志林没像以往那样予以否定。当时他觉得，也许自己并不了解真实的苏丽娅。现在，想到刚才两个护士的话，更是让钟志林浮想联翩。苏丽娅为什么要和谈生去喝酒？喝酒之后，为什么不回家却回到单位来喷香水？钟志林迷迷糊糊地想着，头脑里突然闪出一种灵感： 刚刚离去的苏丽娅，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谈生的办公室。这种灵感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强烈，于是一种大胆想法被激发出来。尽管这种想法是可耻的，是邪恶的，但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也是符合人性的。他要捉奸！

院长室位于行政楼的最顶层。那座独立的三层小楼，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洋式建筑，其设计，不知道是因为笨拙而刁钻，还是因为刁钻而笨拙， 每层的结构都不一样，走廊不在同一个平面，而且老是拐弯。小楼的右侧，是八十年代建的一座门诊楼；门诊楼北侧，是两年前才投入使用的住院部。这三个独立的单元楼，分别通过第二层和第三层两条空中通道拼接起来，连成一体，前前后后，上下错落，整个医院就像一座庞大的迷宫，常常把许多患者整得晕头转向。

钟志林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门诊楼通往行政楼的通道。他侧着头，往三层的院长室看了看，窗帘的缝隙处果然透着激动人心的光亮！他迟疑了一下，顺着栈道走进了行政楼。走廊里悄无声息，只有一点昏暗的灯光。他心里突然感到一种陌生的恐惧，如同历险。他害怕自己会放弃进一步探索的行动，但他挺住了。他继续向走廊的深处走去。走廊的两边全是门。在通向上层的楼梯拐角处，墙壁上的灯坏了一只，楼道里的光线更加昏暗。他摸索着走，像个幽灵似的来到三楼。他知道，向左手转，第二个门就是院长办公室。一种神秘的紧张令他浑身颤抖，就像小时候捅马蜂窝时的感觉一样，虽然害怕，可一种破坏的乐趣却使他血液沸腾，他非要捅出个乱子不可。他站在门外，屏住呼吸，热切地听着。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呻吟，连喘气的声音也没有。他壮着胆子敲了敲门。奇怪的是，他的手就像敲在棉花上，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再敲，这一次用力大了些。门突然响了。他被吓了一跳，仿佛仰面摔了一跤，他一个机灵坐起来。

当当当。敲门的声音在继续。

主任，有情况。

他听出是一个值班护士的声音。

这不是做梦吧？他转身下床，迷迷糊糊地把门打开。一个女护士站在门外，急切地告诉他：主任，有个患者倒在了卫生间，昏迷不醒。

至此，钟成林已彻底清醒过来。他跟着护士来到了卫生间，只见一个女性患者躺在地上，旁边围着几个手足无措的护士和患者的一个亲属。他问陪护的亲属，患者有没有出现痉挛或抽搐，回答说没有。他确定这是一种排尿性昏厥，由于膀胱突然排空，导致血压突然下降所致，并无大碍，通常一两分钟便可以自行苏醒。说话间，地上的患者果然睁开了眼睛，怔怔地看着周围，像是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地上。钟志林让护士把患者扶回病房，测了血压，量了体温，体征已基本正常，又开了相应的药品，让护士去取。事情就此平息。

重新躺回床上，钟志林关上灯。他凝视着眼前的黑暗，感受着墙壁和天花板的寂静，神思恍惚，竟分不清这个晚上的经历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现实。时间已是零点，病房里一派安静。但他知道，此时仍然有人没睡，他们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甚至终夜不能入眠的人也有。窗外偶尔有几声发情的猫叫，那种怪异的叫声特别夸张，像是突然受到了某种伤痛，又像是模仿着婴儿在哭。狭长的走廊里响起一串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通过值班室门外，谨慎而有节奏地渐行渐远，把深夜带向更远的深处。整个病房在短时间里变成了一种虚空。

突然，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人病逝了，正被送往太平间。太平间位于住院楼的北侧，是一排平房。闲置的时候，小院里特别安静，甚至显得荒凉。灿烂的阳光下，总有几只喜鹊和一些麻雀在两棵蓊郁的老榆树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鸣叫。太平间的西北方，隔着一条狭窄的小街，有一座幼儿园，经常传来孩子们的歌声。不过，遇到有死者停尸的时候，孩子们的歌声就听不见了，树上所有的鸟也都被惊吓得无影无踪。只有一阵阵哭声钻过老榆树的枝隙，一直飙升到七层住院大楼的顶端。住在北侧病房的患者，听到太平间传来的哀哭，往往会兔死狐悲地发几句感慨兴叹，心里涌出各种消极悲观的想法。考虑到环境对患者的精神影响，两年前， 钟志林曾建议院里把太平间换个地方，或者干脆取消，直接把死亡的患者放到殡仪馆去。只是，对于钟志林的建议，无论是谈生，还是其他副院长，个个心不在焉，甚至有些反感，好像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直到现在，太平间还是原来的样子，没人理会。

窗外，被深夜放大的哭声还在继续，忽高忽低。先是一个女人在哭，后来又有什么人加入进来，互相感染，高潮迭起的哭声，像是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听起来撕心裂肺。钟志林不知道死去的是什么人，是因为什么而死去的。在这个深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别人的哭声，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高考那一年，母亲得了脑出血，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他从母亲面部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中，揪心地感受着母亲的痛苦。那种生命弥留之际的挣扎状态，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当医生无奈地告诉他和大哥为母亲准备后事的时候，为恳求医生尽最大努力挽留住母亲的生命，他跪在水泥地上，竟一连给医生磕了三个响头。但医生已经无能为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停地测量母亲的血压；或撑开她紧闭的眼皮，仔细观察她的眼球的变化；或用一根棉球上的竹签去刺激她的脚心，而母亲总是毫无反应。那天深夜，他最后一次听到母亲从喉咙里发出的喉鸣，如同一声叹息，紧接着所有的一切都突然静止。他的血液一下子停住，怔在那里，屏声静气，试图听到母亲的再一次呼吸。而大哥大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们一边呼喊着母亲，同时像炸了锅似的哭起来。

一个人，应该凭借自己的能力有所作为。

这是母亲一生中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母亲是中学教员，她经常用这句话教育自己的学生，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要求他们要讲真话，勤劳，正直，虔诚，不自私，富有牺牲精神。钟志林接受并顺从着母亲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二十岁那年，他从煤矿中学飞向了“广阔天地”，在那里差一点“大有作为”。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知青代表，经常应邀参加市县级的各种先进人物大会。他原本是想在农村“扎根奋斗六十年”来着。可到了拨乱反正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母亲却一封电报把他催了回去，让他抓紧复习，备战高考。钟志林理解母亲。她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家里能不能出个大学生，他是母亲唯一的希望。父亲是煤矿的一名工程师，他四十八岁那年死于井下的一次落顶事故。大哥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当了矿工，并且娶妻生子，已不可能再参加什么高考。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钟志林便一头扎进了数理化，而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母亲，自然就成了他的辅导老师。那天晚上，他遇上一道该死的数学题，怎么也解不开，当时母亲已经睡了，可他不想把问题留到明天，想了想，还是去敲了母亲的屋门。母亲从炕上坐起来，没等看明白那道方程式，突然身体一歪，倒在了炕上。

母亲身体很好，一生没有住过一次医院。她的猝然而逝，深深地刺痛了钟志林。他总认为母亲的死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并为此背上了一种难以解脱的负罪感。在后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化悲痛为力量，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复习。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第一年差几分没有考中，第二年，他成功地等来了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成了一名虔诚的医学朝圣者——他是因为母亲而朝圣。

大学五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学完所有的课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老家这所顶级的医院里。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以及由医生这个职业带来的神圣感，他每天都工作得全神贯注，废寝忘食。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他个人声誉不断攀升：从主治医生，到副主任医师，再到科主任和主任医师，一步步成了著名的医学专家。患者赠送的“妙手仁心”、“良医有情解病，神术无声除疾”等大大小小的锦旗，更是耀眼夺目地挂满了办公室的墙壁。但是，他没有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经验与知识。作为一名医生，他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自己知道的东西更重要。到了五十岁，他放弃竞聘院长的机会，毅然去美国圣约瑟夫医疗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和深造。回国后，他只想有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搞临床，搞他的医学研究,没想到，后来的一切都事与愿违。

这一夜，钟志林的脑海里万水千山，直到天亮，他再也没能入睡。

九

第二天是周六。上午钟志林正在家里补觉，迷迷糊糊中他接到电话，一个高中同学告诉他，常刚出事了。这一意外的消息，让钟志林目瞪口呆。

常刚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学习一般，长得五大三粗，一直是班长。毕业后他和钟志林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回城后在煤矿当了一名外线工，每天抱着电线杆子爬上爬下。四十五岁那年，他遭遇了下岗，先后做过一些小买卖，倒过服装，卖过水果。后来得了糖尿病，就啥也不做了，每天赋闲在家，成了一个自由人。毕业后，钟志林和中学同学多年疏于往来，两年前有人牵头搞了一次同学聚会，此后才有了往来热络的联系。

半年前，常刚到医院来找钟志林,自称得了一种怪病，平时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去市场看卖的，一看就是一个上午。后来竟然有了一种奇怪的念头，总想用刀子解剖点什么。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想到过两个下手的目标，一个是他当年的队长，另一个就是整天对着他磨磨叽叽的老婆。尤其是后一个念头，把他吓坏了。他让老婆把家里菜刀藏起来，晚上让她单独住在另一间卧室里，把门锁死。有天半夜，他想跟妻子亲热了，却怎么也敲不开妻子的门，当时他由焦急到恼怒，真想把她杀了……

他问钟志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钟志林还开了一句玩笑，说他是吃饱撑的。接着他才认真地告诉常刚，这是一种轻微的精神疾病。不可忽视，但也不必紧张，并讲了一些心理干预的办法，告诉他尽量不用药物，在精神上自我调节、放松。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常刚的消息，大约过了一个月，常刚又来了。他告诉钟志林，说他整天胡思乱想，被各种念头所困扰，怎么也摆脱不了，而且越来越厉害。特别是最近，他总想把原来的队长给解剖了。

为什么要解剖他呢？

当年是他让我下的岗。

他不让你下岗，你现在不是也退休了吗？

那不一样，他让我后半生都变成了一个废人！

常刚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因消瘦而变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后来的行为更是令人吃惊：他让钟志林给他开个诊断，证明他精神上出了毛病，一旦他杀了人，有了诊断，就可以证明他不是故意杀人，而是脑子出了毛病。钟志林并没给他开什么诊断证明，而是开了一张住院单，让他立刻接受治疗。但常刚却执意不肯。他说志林，你这是想宰我呀？现在的医院和杀人有什么区别？你快饶了我吧！结果弄得钟志林哭笑不得。没办法，他只好开了两样药品，让常刚到街上的药店去买，说外边的药品要比医院便宜。常刚谢过老同学，拿着药方走了。那一次，成了两个人最后的一次见面。

钟志林万万没想到，常刚会真的走上了极端。只是，他没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去解剖他当年的领导，也没有解剖自己的老婆，而是在昨天夜里，他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常刚家在煤矿，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钟志林打车赶到了常刚家里。他掀开被单的一角，看了看被安放在地上的常刚。钟志林流泪了。他想起和常刚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有一种揪心的疼痛。那次之后，如果他能给常刚打个电话，不时地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状况，对他在精神调节上做一些指导，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常刚也许就不会这么快就出事了。但是没有，他不曾给抑郁中的常刚打过一个电话。事实上，他每天深陷于自己的琐事中，很快就把常刚的事情遗忘了。这是钟志林不仅作为医生，更是作为老同学最为愧疚的地方。

许多同学都到了，有男有女，他们开始张罗常刚的后事。在这些中学同学当中，钟志林算得上最有身份最有成就的人。以往每次聚会，他都会被众星捧月般拉到上位，这是职业给他带来的尊重。但此刻，在一个死人面前，显得最没用、最尴尬的人就是医生。钟志林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因为对许多事情不太明白，他只能站在一旁，感受着作为一个医生的无能为力。

有人买回了寿衣，在场的同学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靠前。有的说不忍去看常刚的表情；有的则从来没给死人穿过衣服，想想就头皮发麻，确实不敢。记得一年前，另一个同学去世的时候，是常刚给他穿的寿衣。常刚是个胆大的人，他什么也不怕。

当然钟志林也不怕。大学期间，他就开始接触尸体。第一次上解剖课，惨白的日光灯照着实验台上一具男性尸体，当时的情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为更好显示不同的部位而不翻动尸体，老师竟把尸体的一条腿用绳子拴起来，吊在了房梁上！当时他那种惊恐感觉，是真正的毛骨悚然。时间久了，这一切都习以为常。到了期末考试的前夕，他像其他同学一样，有时会把头颅的标本偷偷地拿回寝室，对照骨骼标本，背诵神经和血管进出的孔穴。直到睡意渐浓，懒得把它送回标本室，就放在枕头边上，与之共眠。夜里照样可以梦见家乡的山花、儿时的伙伴。

钟志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被单。他一只手亲切地托着常刚的头，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让死了的常刚坐起来。同时念念有词地和他说着话：别害怕，老同学，我给你穿上新衣服……那声音听起来即亲切，又悲凉。躲在一边的同学无不落泪。

后来，在几次抬放尸体的环节中，钟志林都是主动靠前，亲自动手。好像只有为死去的老同学多做点什么，他才会减轻内心里的愧疚。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物体都不能永久保持它原有的形状。在火葬场，作为一个把延续他人生命作为职业的人，钟志林又一次目睹了一个生命变成磷酸钙的全部过程。人是会死掉的，是会化成灰烬的。什么崇高、伟大、权利乃至于钩心斗角，尽是虚妄，最后，都会消失在一片尘埃之中。令人疑惑的是，就在这死亡的现场，在一种绝对真理的时刻，参加葬礼的人们远远站在一边，望着从高高烟囱里冲天而上的青烟，他们一面感叹着生命的短暂，一边谈论着彼此生活中的琐琐碎碎。有几个女同学则围着钟志林，问他老是失眠是怎么回事，女人是不是必须得补钙，那个安利产品对人体到底有没有作用，以及用什么办法才能预防小脑萎缩……人们对死亡的悲观和对生命的渴望，如此鲜明地并存着——难道，这就是人类的本真？

十

第二天傍晚，钟志林刚要下班，病房里送来一个脑干出血的患者。由于出血量过大，突发昏迷，呼吸停止，情况万分危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突然跪在钟志林的脚下，一边叩头一边哭喊着：叔叔，请救救我妈妈……看着眼前的女孩，钟志林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人生中的不幸竟然如此相似，让钟志林又一次感到了揪心的疼痛。他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启用呼吸机和所有的措施，紧急抢救。一小时之后，他从抢救室退出来，告诉守在门外的女孩，她妈妈已暂时脱离危险，马上转到ICU。等情况稳定之后，再考虑是否需要手术。他没等说完，女孩便紧紧地拥抱了他，一迭声地说了好几个“谢谢”。

那一天，钟志林一夜没有回家。

后来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那位患者已基本康复。出院那天，母女俩对钟志林千恩万谢。女孩还悄悄地放到他办公桌上一个红包，被钟志林执意拒绝之后，女孩再次拥抱了他，就像女儿拥抱父亲。这个细节，让钟志林对生命充满了感动——同时也是因为患者的感动而感动——他的眼眶湿润了。

钟志林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面对患者的病痛与呻吟，他似乎听到了一种呼唤般的暗示，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对于人类疾病的研究和探索之中。工作着，的确是一件美丽而又快乐的事。那段时间，钟志林的情绪特别高涨。

十月十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作为本地区的著名专家，市卫生局要求钟志林为社会做一次公益演讲。他愉快接受了这个任务。没想到，可容纳近千人的礼堂竟然座无虚席，人们对精神疾病的关注度超出了钟志林的意料，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演讲情绪。围绕“精神健康，从了解开始”这一世界性的主题，他有条不紊地展开报告，纵览古今，横贯中外，一些烂熟于心的数据，更是信手拈来，浑厚的嗓音极富感染力。

——事实上，我们人类自从摆脱了动物王国的黑暗时代，就一直忍受着精神疾病的困扰与煎熬。我国传统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上早有记载：“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为也。”再比如：“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人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窗而处。”这些症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迫害妄想”与“幻觉症状”。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共约有四点五亿人患有各类精神和脑部疾病，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某个时段产生过某种精神障碍。大家不要惊讶，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具体到我国，据卫生部门数据显示，目前，精神疾病在所有疾病中已经排名居首，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钟志林浑厚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在大厅里继续回荡：女士们，先生们，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已经无情地进入到了一个精神疾病的时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贪污，腐败，道德滑坡，人性沦丧，升学，就业，失恋，职场竞争，生存压力，人际关系紧张复杂等等，各种冲突，各种刺激，可以说是处处存在。这对于每个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地位的人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折磨。从医学角度上说，这种挑战一旦超出人的心理承受极限，大脑神经系统功能就会紊乱， 大脑疾病的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如何减少和预防各类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这已经不仅仅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而是全社会要承担的责任！

钟志林的演讲，不仅感动着听众，同时也感动着自己。他是因为听众的感动而感动。于是他越讲越来劲儿，时而如微风细雨，时而慷慨激昂。两个小时的演讲，几乎无人退场，并不时地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散场后，许多人围上来，咨询各种问题。也许是为了将来看病方便，还有一些人索要他的电话或名片。他像个影视明星似的，被围得迟迟走不出会场。

人一旦获得某种成功，这种成功就会给他带来喜悦。有天早晨，赵淑芬难得的发现，钟志林在拖地的时候，竟然哼起了歌曲。

我听你唱歌，怎么还有点不太适应了呢？

钟志林一下子顿住。真是奇怪，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在哼歌！

其实，把光阴的磁带往前倒——在做知青的时候，钟志林曾喜欢过唱歌，而且与众不同。别的知青总是爱唱“离别了家乡，告别父母，使我多心酸”之类，他一曲“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能把所有的声音都震住。当时，就连赵淑芬都从内心里感到骄傲和自豪。尽管那一切都伴随逝去的岁月留给了遥远的记忆。

到了在单位，钟志林的情绪也相当不错。他在门诊楼见到了谈生时，还冲着他友好地打了一个招呼。以至于让谈生有点错愕，人都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用警觉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仿佛他的微笑中隐含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意味。事实上，这时候的钟志林，已经从一种世俗的仇恨中净化出来，抛掉了和谈生因摩擦、争斗而产生的恩怨与烦恼， 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平衡与力量。

然而，钟志林的“平衡”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再一次陷入了与谈生的纠葛中。春节后的第一次全院中层干部会议上，谈生以党委书记的名义通报，没有经过院党委批准，任何人不得以私人名义到社会上去从事学术交流，更不能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去泄露医院的商业秘密，甚至挑拨医患关系，煽动社会情绪！否则，一经发现，无论是谁，都必将严肃处理。像往常一样，谈生在讲话中仍然只说现象不说人，其矛头所指，却众人皆知。

那次演讲之后，钟志林曾应邀到区县医院作过好几场不同主题的学术报告。在涉及医院职责和医患关系时，他确实谈到过当前医疗部门所存在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人类，是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医生的职业本来是救死扶伤，现在有许多白衣天使已经变成黑心魔鬼……有的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生千方百计地提高返诊率。这说明我们的医疗改革完全背离了原有的人文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无论什么样的时代，病人都是人群中的弱者，是最不幸的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就是要看这个社会如何对待人群中最不幸的人……医疗部门的存在，是为了延续人的生命，为了让人活得更健康，更美好，而不是让人为治好身体的疾病，而背负上沉重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在美国，医生让病人感到的是爱；在中国，医生让病人感觉到的是“宰”……这些话，钟志林的确是说过。难道他说的不对吗？

泄露商业秘密，挑拨医患关系，煽动社会情绪……再说下去可能就是否定改革，抺黑中国也未可知了吧？总之，谈生就是用这样的大棒来封杀他。

坦率地说，过去他没把谈生手中的权力当回事。你当你的院长，我做我的医生。你用当官满足你的欲望，我用医术追求我的成功。两不干涉，咱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他错了。他不知道权力是无边的，有时候还是邪恶的。从某种意义上，最单纯、最正直和最优秀的人，就越容易成为宅的祭品。

钟志林没有抗拒。封杀就封杀。我又不是什么影视明星，我是个医生，没想靠嘴皮子去出名，去捞取外快，更没想用一把手术刀去解剖社会，我没有那个野心，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是出于一个医生的人格与良心说了我应该说的话。此后，钟志林再也没去做过什么学术交流或专题报告。奇怪的是，他也没再接到过任何部门的邀请。

钟志林平静了自己的心态。只是没过多久，他的平静就被一个患者给搅乱了。他叫王二甲，是个农民，住进医院的时候的人事不懂，经过治疗，刚刚有所好转，他却不辞而别，趁着夜深人静，来了个凉锅贴饼子——溜了。一查账，他住院七天，全部费用一万八千六百多一点，扣除已交押金三千，余额一分未结。这无疑是个事故。院长谈生听说之后大发雷霆，下令必须找到患者，追回所欠全部医疗费用。

作为科主任，钟志林只好带领一个年轻医生和苏丽娅(他们是患者的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去寻找患者。找一个得了脑血栓的患者，总比找一个杀人越货的逃犯容易得多。终于在距离市区五十公里的一个偏远山村找到了王二甲的家。只是，一进门，几个人就全愣了，他们没想到这户人家会这么穷。两间土房，屋角上破了个洞，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木板箱和两口用来存放粮食的大缸。王二甲得的是脑血栓，尚未痊愈，嘴歪眼斜地躺在炕上，人已失语，见到钟志林几个人，干张嘴，说不出话，丑陋地哭着，同时还伸出一只还能动弹的手来一个劲地抓挠。他四十岁多的妻子站在地上，身边靠着两个脏兮兮的小女孩，闪着黑亮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几个不速之客。女人羞愧地告诉钟志林，不是他们想赖账，而是他们没想到看个病会用这么多的钱……面对眼前的情景，苏丽娅眼泪汪汪地看着钟志林，问他怎么办。结果，他们不但没向患者讨回一分钱，倒是每个人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凑了两千块钱，全部留给了患者。

第二天，钟志林向院长交差。谈生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大发慈悲却立刻把眉头皱起个疙瘩。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医院不是慈善机构”，“看病付钱天经地义”，不但婆婆妈妈，还义愤填膺的样子。

钟志林当时就烦了。

这么大个医院，就不能同情一下一个交不起医疗费的患者？

今天同情了王二甲，明天就会出个李二甲。

这钱必须得要？

必须。

他没钱，你说咋办？

别问我咋办，你是责任人。

我无能为力，你爱咋办就咋办吧。

钟志林突然变色，甩门而去。

谈生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按章办事。几天后，院里便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王二甲拖欠医疗费事件进行了处理，决定分别扣发钟志林和责任医生、护士三个月奖金，并在全院通报。

钟志林没感到意外，却受到了打击。他觉得不公，觉得冤枉，而这一切，都是用一个人最基本的善良和同情心换来的。同时他也觉得有愧于受牵连的医生和护士，毕竟是自己是科主任，是他许可王二甲欠费治疗，手下的人不可能不执行。尽管责任医生和苏丽娅表示责任共担，接受处罚，可钟志林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为此，他和谈生发生过几次面对面的争执，但没能达到预期目的。钟志林觉得被谈生和他手中的权力压垮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是，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安置自己。不知道是想反向操作，还是破罐子破摔，他决定辞去科主任的职务。意外的是，谈生没说一句挽留或做任何挽留却立刻批准了他的辞呈。从此钟志林便离开病房，专坐门诊。

在这个世界上，有伟大事业的殉道者，也有为一些小坏、小恶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牺牲品。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钟志林决定和谈生一斗到底！

十一

门诊工作较之于病房并不轻松。院里有规定，每个医生每天要看三十个病人，是正常的工作指标。此外多看一个病人，将会按比例给医生提成。有的医生为了多拿提成，便拼命加大自己的工作量。院里有个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是儿科医生，曾连续一周，每天看一百多个患儿，结果猝死在了厕所里。这件事在院里反响很大，并给许多医生敲响了警钟。其实没有这件事发生，钟志林也不会因为多拿提成而去拼命。每天他只完成业务上规定的指标，再不多看一例病人。他要给自己空出时间，做一点别的事情。结束了在美国贝洛神经医学研究所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之后，他给自己确立的主攻方向，是深度研究神经元特殊的细胞和分子生物特征，寻找神经系统的病发原因，从而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如今几年过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具有国际前沿性的研究课题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现在，他的课题已经改了，就是研究谈生这个人，他是如何从一个当年还算不错的人变成了今天这种样子的。结论很简单：是权力加利益，把他变成了一个随心所欲、可以用各种办法整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能让人得病”的医院院长。

这样的院长他不服！

他先是写信给卫生局，详细叙述了那个拖欠医药费的患者家庭是如何困难，医院对他本人和另两位医护人员的处罚是如何不公，必须予以纠正云云。在得不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他只好亲自出马，直接去找分管医院工作的副局长。在听完了他对谈生的“控诉”之后，年轻的副局长安静地笑了。

老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您请问。

如果你是院长，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算什么问题！钟志林讨厌这种倒过来说事儿的方式。他给不出这个结论。其实也不是给不出这个结论，他只想为此事讨个说法，这本身就是结论。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毕竟不是院长。你这个“如果”有什么意义呢？岂不是等于放屁吗？

钟志林还是不服！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不服。他开始搜集谈生的各种信息，当然是“坏的”的信息。在与那个副局长的谈话中，他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对谈生的攻击变得有力量，就不能单拿自己的私利去说事，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同事闲聊，一旦聊到谈生的方方面面，哪怕对方流露出一个不屑的眼神，都会调动起钟志林的兴趣，希望顺藤摸瓜，挖掘出一点对谈生不利的东西。奇怪的是，平时有许多人对院长谈生议论纷纷，一旦察觉到钟志林要刨根问底，却又集体性地选择了沉默，以至于像躲避一种危险似的躲着他。

多年来，钟志林专心致志地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以至于远离了现实生活。如今真正回到与常人的交往中，他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天外来客，已经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晚上，钟志林又做梦了。作为一个医学专家，钟志林并不讨厌做梦。他知道做梦是健康的一种标志。医学研究发现，人在做梦时，脑血流量和葡萄糖代谢水平都比不做梦时要高，同时还会产生一种来自骨髓和淋巴结的物质和催眠肽，它有让人延年益寿的功效。相反，一个人如果总不做梦，这倒不是一件好事。有许多时候，可能是右脑出了问题，甚至有轻度的脑出血或长有脑瘤。比如植物人和痴呆症患者，都是从不做梦的。问题是，钟志林的梦总是没边没沿，特别蹊跷。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楼顶上，下面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里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走来走去，但是看不到那些人的面孔。从头顶上俯视下去，每个人的步子都迈得很大，两条长腿夸张地拉动着矮小的身体，像幽灵似的走来走去，无声无息。他抬起头来，突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山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站在了一个孤零零的悬崖上，俯身向下，深不见底，极度的恐惧中，他脚下一滑，突然从悬崖掉了下去！在一种自由落体的过程中，脚心酥地一软……他醒了。

钟志林的性格变了。过去他一向不喜欢参加各种饭局，讨厌所有娱乐，认为那是低级趣味，甚至是一种堕落。现在他开始喜欢热闹，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有天晚上，他手下的一些人搞聚会，出于对老主任的尊重，新主任委托苏丽娅象征性地打个电话，问他去不去。他不但欣然前往，还让在场的人第一次惊讶地见识了他的酒量：半两的小酒杯，一口一个，连喝了十一杯！吓得苏丽娅一个劲地去抢他的酒杯。主任，你可从来不喝酒啊。钟志林微微一笑，不喝不等于不能喝，那不是一个概念。那天晚上，他不仅喝得痛快淋漓，后来还自告奋勇地要唱一段京剧，为大家助兴。他唱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几句唱腔拖出来，让所有的人惊愕不已，谁也没想到，以前从来不苟言笑的钟志林，竟然能吼出这么洪亮而准确的唱腔！特别是苏丽娅，被感动得差一点流出泪来，她在心里赞叹地想：这个老家伙，他的底气可真足啊！遗憾的是，没唱出几句，钟志林却突然卡住，词儿忘了。众人却有一种被吊在空中的感觉，不依不饶，便一边拍掌一边叫好：

钟主任，来一个！

钟主任，来一个！

钟志林没有再唱。他抱歉地拍打着自己的额头说，这记性，算了算了，不唱了。

看着钟志林有些尴尬的样子，苏丽娅想打个圆场。她说有个段子，不知道大家想听不想听。当时酒桌上流行讲段子，在场的人都表示愿意听。有人还要求苏丽娅讲得黄一点儿。

苏丽娅的段子并不黄，而且很简单：说是有两个人，晚饭后到附近的树林去散步，突然碰上了一只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熊就在后边追，眼看着要追上了，跑在前边的那个人灵机一动，三下两蹿到一棵大树上。后边的那个人来不及上树，突然发现眼前有个树洞，便一头钻了进去。这时候熊已经扑到跟前，看看树上，又看看树洞，不停地吼。突然，躲进树洞的那个人冲了出来，和那只熊拳打脚踢地搏斗，眼看招架不住了，便赶紧钻进了树洞里。不一会儿，他又从树洞里钻出来，和熊继续搏斗，实在招架不住了，又钻进了树洞……就这样，出来进去，再出来再进去，不停地折腾……有人小声说，有点黄了。没想到，苏丽娅却抖了个意外的包袱：这时候树上的人急了，冲着下面直喊，你躲在树洞里别动不行吗？跑出来干啥？下边的人也急了，你知道个屁，洞里还有一只呢！

一阵哄堂大笑。当时，唯有钟志林没笑，而且一声不语。那种忧郁悲伤的样子，好像在洞里洞外来回搏斗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有一天，苏丽娅到门诊来找钟志林。最近她老是丢三落四，这还不算，就在昨天早晨，她竟然把家里的垃圾袋一直拎到了单位，真让人恶心！

主任，我是不是得了强迫症啦？

钟志林笑了笑，认真地告诉她，单凭这一点也不能说就是强迫症。有时候也属于思想溜号，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正想着别的事，也就忘记了手上的活儿。

放心吧，你不可能被强迫。

说完这话，钟志林意识到有点不妥。

没想到苏丽娅却将错就错地说，就是！

两个人对视一下，那一瞬间所感觉到的一切，好像彼此都全明白。他们会意地笑了。在钟志林的眼睛里，苏丽娅还是那么漂亮，凸凹有致的体形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过去他完全有机会把她变成情人，可他没那么做……这样的想法只是一闪，钟志林便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个事儿，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有啥不好意思的，尽管问。

我听人说，你和谈院长怎么怎么着……有这事吗？

苏丽娅一点没显出意外，好像早就等着他这句话似的，她歪着头，妩媚地看着他，你说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苏丽娅笑了，我还以为你说“一切皆有可能”呢。

苏丽娅走后，钟志林怔了好久，想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他觉得这个女人越来越神秘了。

十二

还有个问题让钟志林想不明白：一个拥有近千名医护人员的市级医院，每年几亿元的药品招标、设备采购、基建工程以及人员调动，职称评定，干部提拔等等，可是作为院长的谈生，不但经济上没问题，作风上也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老狐狸！

再狡猾的狐狸也藏不住自己的尾巴。经过多方面的搜集、挖掘，钟志林还是掌握了谈生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了经济效益，他要求医生给患者用新药，用贵药，多开药，谁开出的药品越多，谁的奖金就越高；比如，新盖的住院楼验收不合格，作为甲方的法人代表，他竟然跑到监理部门去通融，就因为施工方是他小舅子的小舅子……钟志林一面向上反映他已经掌握到的问题，同时又不断补充他挖掘出的新材料。他的举报信越写越长，从而扳倒谈生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学专家，完全变成了斗士。写信不见回音，他便开始登门上访。卫生局不理睬，就去市政府；政府不管，他便一次次地去找信访局。在这场与谈生公开化的较量中，有人善意地劝他放下，也有人认为他过于较真。有一次苏丽娅则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

主任，你看过《堂·吉诃德》吗？

也不知这个娘们儿是什么意思！

在单位，钟志林与周围的人越来越格格不入。在许多人眼里，他不再是一位权威的主任医师，而是一个喜欢告状的人。在信访局，他仍然是一个异类。在这里，没有一个上访者像他那样，穿着一身讲究的西装，并优雅地系着领带；没有一个上访者像他那样温文尔雅，甚至像个领导。因此，他一旦出现在上访的人群里，就会立即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以致让一个初次上访的老太太闹了个天大的误会，一见到钟志林，竟然抱住他的大腿哇哇大哭。

最初，信访人员对钟志林也是肃然起敬的。他毕竟是个谁都有可能用得上的医生。可“敬”过几次之后，他还来，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他那点事，这个医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的价值就贬值了。结果，没多久，信访工作人员谁见到他都烦。

钟大夫，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有结果我们会向你反馈。

以往听到工作人员这些话时，钟志林没什么可说的，他会顺从地点点头说，那我回去等。可等了一次又一次，不但没等到任何“反馈”，他们还用一种厌烦的口气开导他：

不就那么点事儿么，有工夫多看几个病人多好！

钟志林生气了，他是因为对方的厌烦而生气。

这个社会都病了，我看得过来么？

他用讥讽的语气说出了他的真实感受。通过上访，钟志林发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这里，每天都聚集着一些形形色色的上访的人。他们有男有女，有初次上访者，也有一些老上访户。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见怪不怪，或者说已经麻木不仁，但为防止个别人闹事，他们还是安排了保安，叫来了警察。不予受理的一些老上访户，都被保安和警察拦在了外边。他们就在候访大厅或门外，相互诉说自己的苦恼和遭遇。

有个干巴老头，告他当包工头儿子在外边养了两个小三，却不养家，说得眼泪汪汪。一对老两口被强拆了房子，便在信访局门外的街角做了个临时的家，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像是要在这里住上一辈子。此外，有的人索要征地赔偿，有人讨要拖欠的工资，有告法院不公的，有被村主任打瞎眼的……有的拖儿拉女，有的孤苦伶仃。以前，钟志林总认为医院是人类最不幸的地方，在这里，他却惊讶地发现了另一个苦难的世界。在这些难以尽述的上访者中，钟志林吃惊地发现许多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有的颠三倒四，有的魔魔怔怔，有的傲慢骄横，有的破罐子破摔，甚至自残。

一个外号叫“尿壶”的上访者，简直就是个活宝。他坐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一个古铜色的大肚子陶瓷尿壶，就像一个造型怪异的老式茶壶一样。据他自己介绍，他在矿井里砸断了腰椎，家伙不能用了。他在网上给老婆买了个全自动仿真男性生殖器，那是一款新产品，设计逼真，外形美观，感触刺激，主要是安全。可矿长不但不给他报销，还扇了他一个耳光子……说到这里，他背过一只手，从尿壶旁边的另一个挂钩上，准确地摘下一个塑料水杯，喝了一口水，像是重新提振了精神，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远方，愤然骂道，王宝合，你个王八蛋，天天搞破鞋，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这个叫尿壶的人，如此惊人地介绍他想要报销的物品，并严肃而有力地骂着矿长，把一些旁听者包括两名保安，逗得哈哈大笑。

正乐着，眼前又出现了另外一幕：一个乡下模样的中年妇女闯进大厅，被两个保安及时拦住之后，她一屁股蹲坐到地上，号啕大哭。没哭几声，突然脖子一挺，两腿一伸昏了过去。两个保安立刻被吓成了两只木鸡，不知所措。幸亏钟志林在场，立刻上前施救，好半天，才使那个中年妇女缓过气来。或许，也就是在这次意外的施救中，让钟志林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说起来像个笑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偶尔会在信访大厅或门外给人看病。这个人就是钟志林。不知道他背景的人，还以为他是由信访部门安排的一个保健医生呢。在这里，他愿意接受上访者的各种病症咨询，并采用简单的物理方式为他们诊断。有些上访者常常围着他，问这问那：大脑短路是怎么回事呀，心疼是不是病呀……无论问到哪一类疾病，他都会一一解答。他不再限于精神方面疾病，而是变成了一个“全科”大夫。有时候，他会让人掀开上衣，露出皱皱巴巴的肚皮，把一个冰凉的听诊器按在对方的胸堂上，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对方腹腔里奇怪的喧嚣，然后做出诊断。有时候，他还扒开对方的眼皮，或让对方伸出舌头，告诉对方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最后他会从上衣兜里掏出个小处方本，用医生特有的字体流畅地开出一两剂药品，告诉对方药品的价格大致是多少，并指导你如何吃药。这时候的钟志林，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工作状态。在没人靠前的时候，他会用一双敏锐的目光去观察视线之内的人，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去揣测哪个人可能潜伏着哪一类疾病，哪个“有病”的人其实没病，而是在装病，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当然也有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注意到有个胖警察站在门口自言自语，老是嘟哝着什么“二饼、六万”……他竟然凑过去，一针见血地告诉人家，弄得对方突然一愣，然后急扯白脸地瞪着他，你才有病呢！

没几天，钟志林的行为便受到了阻止。先是信访的工作人员劝他离开。后来是医院一次次用救护车来接人。最后一次接他的是赵淑芬。那时候赵淑芬早已退休，她接受了一家民营医院的聘请，继续从事妇产工作，并当上了科主任，每天忙忙碌碌，比原来还忙。要不是接到市医院领导的电话，恳求她好好做做丈夫的工作，她还不知道，同样“很忙”的钟志林，原来每天都是在信访局里“忙乎”。

那天上午，赵淑芬在信访等候大厅里发现钟志林的时候，他正双手捧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脑袋，给人做三叉神经穴位按摩。他哈着腰，叉开两腿，平稳而有力地站在那里，做双目半合状。那种专注沉迷的神态，仿佛不是他在按摩着别人，而是在享受着别人的按摩。赵淑芬站在那里，凝神地看着钟志林，像是看了他一辈子那么久，最后她差一点哭出来。在离开信访局的时候，她像个初恋的情人似的挽着丈夫的手臂。

此后，在信访局，再没有人看见过那个医生模样的人。

十三

钟志林病了。在许多人的感觉中，医生似乎是从来不生病的。但钟志林确实病了。作为医生，他仿佛注定要在病床上接受一次别人的治疗。许多同事听说后，以为他是精神方面出了毛病。但不是，是小脑梗死。主要症状是头晕，身上无力，并出现过两次比较厉害的头痛，像有刀子在脑子里绞动。他只好住院。

说起来奇怪，病了的钟志林反而变回到了正常人。住院后，他谨慎地看了自己的MR片，梗死面积很小，从经验上说，如果治疗及时，很快便会康复。他心里有这个把握。而且，医护人员都是他的同事，是他过去的下属。老主任病了，自然会得到他们精心的呵护。特别是苏丽娅，作为责任护士，对他更是关爱有加，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会来一次病房，量体温，测血压，察看一下埋进他血管的输液针头，是否出现了回血……没什么事儿便闲聊几句。时间催人老。年轻漂亮的苏丽娅，已然失去了旧日的神采与风韵。她胖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胖。有一次，为了让钟志林开心，她讲了个很庸俗的笑话，钟志林只是象征性地笑了笑，她自己却笑得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打战。

从医三十多年来，钟志林医治过的病人无数，并常常揣摩患者的痛苦，这时他却意外地发现，如果没什么大碍，被人看病的感觉其实挺好的。住院期间，有许多同事前来探望，其中也包括谈生。尽管两个人一直矛盾重重，甚至闹得不可交，但这并不影响谈生来探望一个负病在身的下属。矛盾归矛盾。横眉冷对，剑拔弩张，面对面指着鼻子骂祖宗，早就是小儿科了。真正的高手总是那么沉稳、老练，即使与彼此不共戴天，见了面却仍然能微笑，握手，甚至干杯。总之，谈生不但亲自来看望钟志林，他还背着手，淡定的神态中浮现出亲切的笑容。仿佛他们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矛盾，或者有过矛盾也已经达成了谅解。至此钟志林才发现，他和谈生的摩擦与较量，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只是赛场上却只有他一个人在跑——他跑得气喘吁吁，疲惫不堪——而对手却只是站在原点，以微笑的姿态等着他。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可悲的事情！

钟志林正打着吊针，谈生就用右手很别扭地握住了他的左手背。他询问了钟志林的病情，嘱咐他啥也别想，好好养病，并恢复了原有的称呼：“老伙计”。一时间，两个人的内心里竟有了一点真实的温情。他们谨慎而愚蠢地微笑着，又极力装出并不愚蠢的样子。因为好久没有打过照面，更没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两个人都在对方的脸上发现了陌生与衰老，虽说尚未老态龙钟，可眼角上都有了细密的皱纹，彼此的头发都脱掉了许多，也花白了许多。不同的是，钟志林就那么花白着，而谈生却把它们染黑了。

两个星期后，钟志林康复出院。紧接着，他和谈生差不多同时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是同年同月生，都属龙。至此，两个人在职场上长达数年的较量，最终以不分胜负的方式宣告结束。

他们各回各家。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钟志林心里空空落落，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遗忘在单位，没收拾回来，同时又满脑子想着突然而来的退休。多年来他沉迷地研究人的大脑和人体机能，它们是那么的复杂！现在他却感悟到复杂的人体不过就是个简单的计时器，就像沙漏，一点儿点儿地漏尽属于你生命的时间，你却不能像在桑拿房里那样，把它颠倒过来，重新计时。那天夜里，在一种忧郁安宁的情绪中，钟志林回忆了自己的全部生活。

各种惋惜。

各种遗憾。

也许是想得太多，也许是出现了幻觉，也许是他睡着了在做梦——他看见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跪在父母的坟前——那是一面荒芜的陡坡，就像他每次给父母上坟时的情形一样，他几乎是趴伏在地上，才不致因身体失衡而滚下山去。不同的是，这次他竟然看到了母亲！母亲站在坟的左上方，就像观音菩萨站在虚空里。只是她怀里抱着一大束像扫帚一样的枯草。他问那是什么草，母亲告诉他不是草，是花。说着，她怀里的草，果然变成了一束紫红色的花，一穗一穗的，无比鲜艳！他认出了那是家乡的柳兰。小时候，每当夏天母亲总让哥哥和他到山里采回一束柳兰花，插在水瓶里，紫红色的花穗非常好看。母亲说，这种花没毒，可以入药，主治乳汁不足，气虚浮肿等……梦中的母亲还是当年的模样：美丽，慈祥。儿子，祝贺你，带着它上路吧！母亲把怀里的柳兰花向他轻轻一抛，他伸手去接，发现落在手里的却是一张纸。他惊愕地抬起头来，却看不到了母亲。

儿子，你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有所作为。

母亲的声音在山野里回荡，响彻云霄。

他焦急地呼喊着母亲，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只见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紫云一样盛开的柳兰花……这时他低头一看，手里那张纸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意识到了这是母亲在冥冥之中的馈赠。他两只手举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在花海里穿行，脚步越走越快，向着山下飞奔。有一会，他竟然飞了起来，并在空中兴奋地喊着，我考上大学了，我成功啦！蒙眬中，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你喊什么呀，吓我一跳！

他睁开眼睛，一个富有色彩的梦境突然消失，无可挽回地远去了。他想把这个奇异的梦复述给妻子。

我梦见了柳兰开花……

开什么花，快睡吧，梦是反的。

赵淑芬迷迷糊糊地说道。紧接着，他便听到了一串舒畅的鼾声。这时他才发现妻子也老了——作为女人，她竟然打起了呼噜。

[选自《人民文学》2015年第十期]

原刊责任编辑马小淘

本刊责任编辑刘晓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