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漫卷长征路

文/王令金

风雪漫卷长征路

文/王令金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红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铸就了长征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长征精神

201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当此之际，不由得想起当年红军长征坎坷不平的道路。追昔抚今，思绪万千。同时，也感到信心百倍，积蓄待发。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在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革命的军队，革命一事无成。毛泽东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P47）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军队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并先后在南昌、湘赣边界和广州等地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枪声。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实际上都失败了，中国革命依然处在两个高潮之间。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余部，披荆斩棘，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民军1万余人，来到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5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共有1万多人。在此前后，战斗在其他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也陆续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各地红军创建后，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做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这样，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震动。对此，蒋介石视其为心腹之患，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2月，调动了几倍乃至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但是，每次围剿都被英勇善战的红军粉碎了。到第四次反围剿以后，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一片，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由此，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蒋介石不甘心于军事围剿的失败，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于1933年9月，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红军所在的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重点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战略指挥上的一错再错，使得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军队都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以致不能立足于原有的根据地，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二

在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主力军团开始长征之前，中共中央在战略上作了一些准备工作。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寻淮州、粟裕等率领第七军团经闽入浙，然后到赣东北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于德兴的重溪。两军兵力近万人，组成红十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等领导北上抗日。8月，中共中央命令任弼时、王震、肖克等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作为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先遣队。9月，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等率领下，也突围远征。以上三支红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及全国红军的战略转移。

1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邓子恢等率领一部分红军约3万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同时，红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8.6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中央红军在突围长征时，“左”倾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得红军长征在开始的三个月中处处被动挨打。1935年1月，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导下，红军强渡乌江，占领了遵义城。这时，红军已损失很大，只剩下3万余人。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撤消了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长征转败为胜。对此，刘伯承回忆道：“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2］（P7）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北上。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仍然是派大军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消灭之。红军在1至5月的几个月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到达了川西南的会理地区，把几十万敌军搞得晕头转向，远远地抛在后面。随后，红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川康边界上的大雪山——夹金山，进入四川懋功地区。6月16日，中央红军与从川陕根据地退出的由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恃枪多势众，与党闹独立性。经过党中央的批评教育，张国焘勉强同意中央意见。会议通过了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议。7月，红军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翻越了3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即毛儿盖会议。经过严肃斗争和耐心教育，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北上抗日的方针。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等率领。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过草地，到达了四川阿坝地区。这时，张国焘的狂妄野心膨胀，拒绝中央要他北上的指示，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四川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决定脱离危险区，率军继续北上。张国焘的阴谋破产后，率军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逃跑。

9月1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决定发给中央委员。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党员、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北上，在川甘边界，攻克了天险腊子口。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越过岷山，脱离雪山草地，进入甘南。接着，翻越了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标志着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三

张国焘同党中央分道扬镳以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3］（P397-398）由此走上了右倾分裂主义道路。

由于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积极斗争，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在退却中遭到了严重挫折，至1936年2月中旬，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天全、芦山，退却到西康甘孜一带。6月，由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出来的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司令，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党中央一再耐心教育，由于朱德、任弼时等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抵制和斗争，1936年6月11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并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径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东南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等地。至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的左权、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随之，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至此，真正出现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可喜局面，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四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年的时间里，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以胜利告结，这是天下之奇迹。

在长征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追剿，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根据地损失了90%，共产党活动范围大大减小，而且大都转入地下。

对于长征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总结道：“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4］（P149-150）中国工农红军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华，为日后中国革命奠定了必要的条件。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枢纽，使全国人民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长征的胜利促使抗日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征这一惊风雨、泣鬼神的壮举，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5］（P726）这种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中华儿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至夺取胜利。

80年来，中国人民时刻不忘长征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解放并发展了生产力，尤其是这些年来的改革开放，增强了综合国力，提升了国际地位。上述一切，都与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分不开。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精神财富，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告慰为长征胜利而献身的英灵。

［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树军.万里长征亲历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王令金，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姜杰

K264.4

10.13784/j.cnki.22-1299/ d.2016.05.003